第四节  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

    金中都遍及城乡的佛教寺院以及弘传各宗的僧侣所提供的佛教信仰资源，充分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对佛教的精神需求。作为社会上层的文人士大夫，以修习佛学作为一种风尚；社会中下层的平民百姓，则结成“邑社”之类的佛教会社，以满足他们为表达虔诚信仰而从事刻经、建寺造塔等行善积德活动。信佛修行之风渗入金中都社会各层面，共同构成金中都特有的佛教信仰特色。

    一、士大夫的佛教信仰

    佛教发展到金代，进一步与儒、道融合，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其中尤以禅宗备受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青睐。起源于唐代中叶的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发展到辽金时期，已成为士大夫阶层寻求闲适、解脱和逃避封建专制高压统治的精神慰藉领地。金中都的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阶层中，冠以居士之称的“僧化”士大夫，以及被赐以官爵而“仕化”的僧侣充斥朝野，成为金代延续不衰的一种现象。

    热衷佛教，自号居士。士大夫热衷佛教，从他们的自号中可见一斑。如金文学家刘迎(?—1180)，为大定十四年进士，授豳王府记室，后改任太子司经。他自号无净居士，擅长诗词，其诗文在当时就很受推重，著有《山林长话》词集，金章宗时曾命国学刊行。其所著《寄题蓟丘僧房》，描写了老僧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而为世人传诵。

    金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赵秉文(1159—1232)，自号闲闲居士，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明昌六年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兴定元年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赵秉文诗书画皆擅，有大量作品流传于世，如《闲闲老人滏水文集》等。他喜佛学，被黜落后常与友人流连于金中都的寺院，在他的诗中有不少反映佛教寺院的题材。金代文学家、书画鉴赏家元好问在《跋国朝名公书》中称赞他：“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

    交游僧侣，为寺院书丹。在金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书法家党怀英(1134—1211)，历任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曾出使南宋。金章宗明昌年间，为一时文坛盟主，他书法精绝，与赵沨齐名，并称“党、赵”，尤擅长篆文及籀文，平素喜欢交游僧侣，热衷为佛教寺院“书丹”，中都的许多著名寺院如庆寿寺、弘法寺、奉福寺等都留有他的书法真迹。

    为名僧墓碑撰文篆额。士大夫们为名僧墓碑撰文、篆额，更是乐此不疲。如为燕京马鞍山慧聚寺《传戒大师遗行碑》，天德四年(1152)四月十三日立，为其撰文者乃“开府仪同三司致仕上柱国郓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叁伯户韩□”；书丹者为“朝列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司计知诠骑都尉广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高稲”；篆额者为“朝散大夫充翰林待制同知制诰上骑都尉清源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王稴”，此三者皆为金初赫赫有名的文人。

    放弃仕途步入空门。弃官为僧，遁入空门，是士大夫崇佛的极致表现。如金代初期在北京地区政界和佛教界很有影响的严行大德悟闲，出家为僧前曾历官州县并任职于枢密院和尚书省。悟闲，俗姓张，名伟，字保之。43岁出家，金贞元元年(1153)示寂于中都京西鞍山慧聚寺(今北京门头沟区马鞍山戒台寺)。虽然辽金史籍中未见有关他的记述，但从《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可以窥见这位特殊僧人的行迹。该塔立于房山长沟镇甘凤池村村西山岗的林地内，为汉白玉石质六角形密檐式塔，塔记铭文经八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尚可辨识大略。

    塔铭首题“大金故慧聚寺严行大德闲公塔铭并序”，撰文者“银青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刘长言”，为金代前期著名文士，正隆间曾任尚书右丞；书丹者“玉山张楷”；建塔者“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上柱国王食邑一万户张通古”，为金初名臣，曾被赐封王爵。铭文记述：严行大德悟闲，白人①，俗姓张，初名伟，字保之。他年方十岁便到燕京天庆寺拜师受业，“日数百千言”。17岁“返亲舍，更读儒书。工辞赋，才誉籍籍，一举中进士第”。此后，“历官州县，繇北京都市令以选入枢密院通。任职六年，出补香河令。更两考，有能声”。最终促使他决定弃官出家，是在他以尚书省郎中兼榷盐官的任上，由于疾恶如仇，得罪了更多当朝权贵和“奸吏”，他感慨自己“属世多故，复不能委屈轩轾，以徇权势”，终于“抑不能忍”，乃“慨然欲求出世间，得自拔流俗”。在辞亲入山受戒之前，他“先命二妻一子相继出家”，自己随后于天会六年(1128)正月，“弃官入鞍山之慧聚寺”。从此义无反顾告别红尘，弃官入山，落发为僧，布纳蔬食，游锡四方，成为一个彻底的“逃禅”者。

    二、民间佛教信仰

    在辽代千人邑蓬勃发展的基础上，金代民间佛教信仰仍延续辽代遗风，以联邑结社为组织形式，在参与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的同时，邑社成员集资为寺院补充道粮或建置藏经以及举行各种法会等等。②以这种互助合作方式参与邑社组织，既可维持寺院的日常供给，也减轻了信众个体布施的经济负担，同时起到推广佛教信仰的作用。金代中都有不少佛教寺庙处在名山胜境之中，民间信众在参与邑社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以表达宗教感情、寻求精神寄托的同时，也借机享受游山玩水的乐趣，成为普通百姓休闲生活的内容之一，反映了佛教自辽金以来日趋世俗化的走向。

    金中都民间佛教信仰，从北京地区遗存的大量金代塔幢碑刻中可以得到更为具体的反映。《北京金代碑刻叙录》和《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金代部分)中，收录有众多民间信徒出于各种名目刻造的经幢碑刻，是为金中都民间佛教信仰的物化见证。

    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为出家奉佛僧尼德静所造坟塔碑铭《尼德净灵塔记》，为六面刻，首面刻像，下刻梵文经文，另面首行刻“大金中都报先寺尼德静灵塔记”，石在房山上方山接待庵。塔记称尼僧德静为涿州固安县固城村人，俗姓苏氏。年近40出家于中都报先寺，拜善普大师为师，皇统中受剃度。而后辞师云游四方，大定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圆寂。

    也有民间信众为亡父母或先师所造的塔幢。如大定十一年(1171)十月二十日《杨善为亡父母建密言顶幢石匣》，幢石在房山辛庄福胜寺，为八面刻，前四面为梵文真言，题记正书为“中都涿州范阳县永福乡新庄里”人杨善为亡父母所建；又有泰和八年(1208)三月十三日张百琼为亡父所建陀罗尼经幢，幢石在房山上乐村观音堂，八面刻，梵文经文，题记正书为“奉先县上乐里”张百琼为亡父所建；以及天会十年(1132)九月十五日《王阿怀为先师造塔幢》，为前经后记，位于云居寺小西天下庄塔院。天会十五年(1137)九月二十四日《张三娘为寺主造塔幢》，位于云居寺小西天南十里田中。

    还有民间信徒纯粹为做功德而建造的碑幢，如明昌六年(1193)二月二十八日《独树里苏傅氏为做功德刻造经幢》，为八面刻，前经后记，幢石在云居寺东峪寺；又有大定十四年(1174)四月十五日《刘天甫等捐资题名碑》，碑在云居寺，该碑刻在唐天宝元年四月《陈令望心经碑》的碑阴。碑文正书，九行，记录了“中都大兴府永清县合河村都维那”刘天甫一家及其他人向寺院捐资、捐物的数目，其中仅刘家一家即捐金佛1053尊。③

    从金代北京地区民间信众所刻造的各种经幢碑刻中不难看出，佛教信仰的元素已经渗透到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以及对人生“终极大事”的理解和追荐方式中，反映出佛教信仰在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已经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①  白地，见于《辽史·地理志三》所记，大定县，白霫故地。以诸国俘户居之。其为辽中京大定府之倚郭县，今内蒙古宁城西。

    ②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97页。

    ③  范军：《北京金代碑刻叙录》，见《北京文博》，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