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北京地区的佛经刊刻
 
    金代在佛教文化事业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私刻大藏经《金藏》问世，经版送达京师弘法寺后，召集各地有道高僧对藏经进行校勘。此外，云居寺石经刻造仍在延续。

    一、《金藏》与弘法寺藏版

    《金藏》，金代私刻大藏经，是金代潞州民女崔法珍发愿刻造的一部大藏经。崔法珍自断其臂以募化钱财，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刻成全套大藏，并进献皇帝，世宗命置京师弘法寺。《元一统志》和《析津志》均记有：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之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三年赐紫衣，弘教大师。明昌四年立碑石，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记载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藏》经版送达京师后，贮藏弘法寺，后又召集各地有道高僧对崔法珍所献藏经进行校勘。全藏共收佛经1570部，6900余卷，分作682帙，千字文帙号从“天”至“几”。

    金代有记载的印经活动至少两次，如宝坻名刹大觉寺僧人善昶筹措资金自办藏经一部，以供寺僧习用。亦有泰安僧人智照，曾在济州普照寺修习佛法，大定年间，闻听京师弘法寺有藏经版，便亲至中都，出资印经，“得金文二全藏以归”。①

    二、云居寺石经续刻

    金代房山云居寺石经续刻工程，由于没有得到封建帝王的直接支持，相比辽代的刻造规模已大为逊色。金代从天会年间(1123—1134)开始刻经，历熙宗、海陵、世宗，至章宗明昌初止，持续60余年，刻经70余帙。这一时期刻经主要是地方官吏和民间人士资助，先后有涿州知州张企徽与其妻高氏、靖江军节度使刘庆余与其妻耶律氏、燕京圆福寺沙门见嵩、保宁寺沙门玄英及其俗家弟子史君庆、刘丞相夫人韩氏、女真贵族皇伯赵王、汉王等出资刻造。从《总经题字号目录》的《千字文》顺序编号可以看出，金代刻经基本上是接续辽刻经帙而进行的。②

    天会十年(1132)，涿州知州张玄徵与其妻广陵郡夫人高氏出资助刻的《佛印三味经》等，距辽代截止刻经的保大元年(1121)相隔仅十一年(辽代最后所刻《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景”字)。“景”字的后一部分以及“行”至“八”后十四帙，即为金天会十年(1132)至天眷三年(1140)涿州知州张玄徵、刘庆余和保宁寺僧玄英及其弟子史君庆等募刻。其间，天会十四年(1136)，亦有燕京圆福寺沙门见嵩，因游东峰，见大岩室，遂发心续造石经一帙，名《大教王经》(“府”帙)。金天眷三年(1140)以后，自皇统元年至九年(1141—1149)间，刘庆余、玄英及史君庆等还续刻了自“刻”字至“多”字，共三十九帙。

    皇统九年(1149)以后，历正隆、大定至明昌之初，有刘丞相夫人、皇伯赵王、汉王等施刻以《阿含经》为主，自“履”至“息”及“取”、“定”等共二十帙。此外，辽译《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和辽代新撰《一切佛菩萨名号集》等也为金代所刻。金代刻造的石经除见嵩所刻《大教王经》藏于山上的洞穴内，其余大部分经碑仍藏在压经塔下的地穴内。

    辽金刊刻的石经版中，有部分是现今大藏经未收录的绝世孤本。据陈燕珠《房山石经中辽末与金代刻经之研究》考证：“历来各种汉译大藏经所无、而独存于房山石经辽末金代刻经的同本异译经或绝世孤本经……计有十二部”。③这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而且这些石经多有序文和题记，也是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辽金两代共刻石经10082块，约占房山石经总数量的三分之二。至金末战乱以后，房山石经刻造事业受到影响而告停顿。

    ①  [清]张金吾：《金文最》，卷111，引赵沨：《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  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载《法音》，1986年，第1期；另参阅中国佛教协会编印：《房山云居寺石经》，1978年。

    ③  陈燕珠：《房山石经中辽末与金代刻经之研究》，台北：觉苑出版社，1995年，第5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