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金代中都作为当时北方文化的重镇，留下了众多佛教碑、塔、经幢，以及书画、文学作品等，是研究金代佛教所不可缺少的第一手史料，也是北京佛教的珍贵文化遗产。
一、佛教造像
金代佛教造像在艺术风格上基本承袭辽代遗绪。河北固安金代宝严寺塔基出土的一金二银三尊菩萨像，是金北京地区佛教造像的重要代表。金代造像以石雕材质最为丰富，如昌平银山塔林金代佛塔上的石雕佛像，门头沟区博物馆收藏的金大定十八年(1178)石雕天王像，以及房山白水寺的石刻圆雕造像等。此外，陶瓷、金银等材质的造像也都有遗存，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观音菩萨像，以及丰台区瓦窑金代塔基出土的青白釉反瓷观音像等。
石雕造像，重要代表是房山白水寺石佛圆雕造像。白水寺建于金代，《日下旧闻考》记载，白水寺俗名大佛寺，在房山县西北十二里。白水寺石佛为一佛二弟子圆雕造像，造型古朴，居中者为释迦牟尼，高5.8米，螺发，无高肉髻，面部丰满，两耳垂肩。两旁为二胁侍阿南迦叶身披袈裟，站在圆形莲花座上。白水寺石佛圆雕造像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石雕造像，堪称金代乃至北京历史上佛教造像的杰作。①
陶瓷造像，重要代表是1964年从丰台区瓦窑金代塔基中出土的一尊青白釉反瓷观音像。此像高30.1厘米。跏趺端坐。身着袒胸式袈裟，胸前饰繁复璎珞。面容丰腴，神态慈祥。形象生动，工艺精湛。从造像的风格和陶瓷工艺上不难看出其产自南方，是当时南北方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②现为首都博物馆收藏。
金属造像，20世纪晚期，河北固安于沿村金代宝严寺塔基出土了一金二银三尊菩萨像，宝严寺在金代属涿州固安县，塔基出土的三尊造像造型相近，皆头戴花冠，上身着袈裟，下身穿长裙，只是造像的手印、台座不同而已。塔基地宫同出土的石刻上也清晰地记载了当时永泰寺、天王寺、延洪寺多位高僧参与该塔兴建的事实，所以宝严寺塔基出土的这三尊菩萨像反映的无疑是金代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风貌。③
旃檀佛像，金代传入北京，在寺院供奉。旃檀佛像最初出自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据说，它是照着佛陀映在水中的倒影用旃檀木雕刻而成，所以它的形象也具有水中影像的特点，其衣纹呈波状即是明显的表现。佛像右手上举结施无畏印，左手下垂结施与印。4世纪时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将旃檀佛像带入我国凉州(今甘肃武威)，之后辗转于长安、江南、汴京、上京、北京等各处奉祀。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传入北京，佛像最初供奉在悯忠寺，后曾一度外祀于上京储庆寺，其余多数时间都在北京皇宫和寺院中供奉。元代程钜夫撰《旃檀佛像记》④记载了其详细的流传经过。
二、佛塔遗珍
北京地区金代佛塔遗存主要有镇岗塔、圆正法师塔、严行大德灵塔，以及银山塔林金代墓塔。⑤
镇岗塔，建于金代。位于丰台区长辛店乡云岗村东面山冈。坐北朝南，通高约18米，为砖砌实心花塔，塔座和塔身均为八角形。塔身四个正面雕有菱形格子门，其他四面为直棂窗。塔身上部有一层须弥座，座上为七层佛龛环绕而上，渐次内收，顶部有须弥座承托塔刹。整座塔造型古朴别致，砖雕精致。
圆正法师塔，建于金代，位于门头沟区金城山下。坐北朝南，为砖砌六角形三层密檐式塔，通高约12米，须弥座高约2米，其上为三层砖雕仰莲承托六角形塔身，塔身每面设有券门和假窗，东面为圆正法师塔铭，金代高僧希辨撰文。塔身之上为三层叠涩密檐，其上置覆钵承托的十三重相轮，刹预为铁制宝珠。此塔下半部为密檐式，上半部为覆钵式的组合形制，为密檐式塔向覆钵式塔形制演变的珍贵例证。
严行大德灵塔，建于金代，位于房山区长沟镇西甘池村西北。坐北朝南，通高5.53米，为六角形七级密檐式塔，全部由汉白玉雕砌。塔基为六角形须弥座，上由莲花承托塔身。塔身为六角柱形，正面镌刻楷书“严行大德灵塔”。其他几面均为铭文。塔身之上为石雕七级密檐，各层檐头雕出瓦当。塔刹为仰莲托宝珠。此塔造型秀丽，工艺精湛，是金中都建筑艺术和石雕艺术相结合的典范。
银山塔林金代墓塔，位于昌平区银山南麓古延寿寺遗址上，人称银山宝塔，是“昌平八景”之一。延寿寺建于金天会三年(1125)，银山塔林即为这一寺院中高僧的墓塔。此处古代塔群中有5座金代墓塔，如佑国佛觉大师塔、晦堂佑国佛觉大禅师塔、圆通大师善公灵塔等，这些金代墓塔形制相同，都是密檐式的砖塔，体量较大，高20—30米，塔基为高大的须弥座，须弥座上和塔身上都密布着精美的雕刻和装饰，其上密檐每层出檐都比较短。这些金代墓塔造型秀丽挺拔，浮雕精细，体现了辽金时期的建筑风格。
三、佛教碑幢
中都作为金代佛教发展的中心，北京地区遗存的金代碑刻、经幢甚多，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碑幢存世者越来越少，所幸《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金代分册以及《北京金代碑刻叙录》等文献中收录有不少珍贵的金代幢、碑拓本。
北京地区的金代佛教碑刻中比较有特色的，如银山塔林《重建大延圣寺记》碑、云居寺《谦公法师灵塔铭》石、上方山《奉先县禁山榜示》碑、云居寺《入道沙门见嵩续造石经之记》碑、云居寺《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石等。
银山塔林《重建大延圣寺记》碑，立于大定六年(1166)三月三日。碑在昌平上庄乡银山塔林，是银山现遗诸碑中，立碑年代最早的一通碑。碑额篆书，碑文正书，21行，满行38字。碑文中记载了《隐峰十咏》，这十首金诗在《全金诗》中失载，故可补其缺。⑥对于《重建大延圣寺记》碑的立碑年代以及隐峰十咏是否为邓隐峰所写，一直存在质疑之声。杨乃运在《银山塔林的古赝碑》中指出，碑文提到“大安大定中”这两个金代年号语言不详，按历史顺序应是金大定在前，为公元1161年始，前后共29年；而金大安，是公元1209年始，年号仅用了3年。若碑立于大定六年，则不应出现“先朝立碑说后朝事”。另外，刻录于碑上的《隐峰十咏》，若指唐代的邓隐峰，“他能向后世穿越几百年的时空，重到银山吊古写下这十首诗吗?”杨乃运认为，金大定六年《重建大延圣寺记》“是古人假造的碑”，他推断“此碑当立于大安其后天兴之前的20年间”。⑦
云居寺《谦公法师灵塔铭》石，石原在房山云居寺，泰和元年(1201)二月二十三日立。为六面刻，第一面镌“谦公法师灵塔”，为篆书，赵仲先撰篆额，下有梵文真言；铭文为正书，记述了云居寺提点义谦法师一生事绩和有关建寺情况，是研究金代云居寺的重要资料。该塔在清朝末年尚存，1956年全面清理该寺文物时，塔不存，石已佚。现塔铭有清嘉庆道光年间拓本，原为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五百经幢馆》藏品，叶昌炽曾亲笔在卷轴下部题字，对《塔铭》进行考证，称其为经幢中稀有之品。该拓本后由叶氏后人捐赠国家图书馆收藏，为卷轴装，共六轴，拓片高75、宽22厘米。第一轴为题名，其他各轴均为7行，行10至23字不等。⑧
上方山《奉先县禁山榜示》碑，立于崇庆元年(1212)四月二十二日，为六聘山天开寺十方禅院住持善惠大师所立。碑原在房山上方山兜率寺。辽金时期，房山区的上方山名六聘山，分布着下院、中院和兜率寺为中心的寺院群，合称六聘山天开寺，遗留有众多的辽金文物。原立于兜率寺的一通“奉先县禁山榜示碑”，碑额残，正文行书，21行，满行25字，碑阴及两侧均正书题名。碑文记载了六聘山天开寺十方禅院僧人状告周边村民砍伐山林，奉先县特此公告，不得随意砍伐寺院辖界内林木，为此立碑为凭。是北京现存较早的一通反映环境保护的碑刻。事情起因为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有村民在寺院所属的山林内砍伐树木，因六聘山是“自古名山”，而朝廷有法令“名山大川，禁其樵采”。因而住持善惠向寺院所在地的中都万宁县告状。为此，万宁县令发布公告，严禁村民在寺院所属山林内乱砍乱采。但因当年万宁县就已更名为奉先县，同时，大金王朝已日薄西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因而山林周围的村民仍肆无忌惮上山砍伐树木，山林日见凋敝。不得已，善惠大师再次到奉先县告状，奉先县为此又重申明昌二年的禁令，并且给以文据作为凭证。善惠大师据此立碑明示众人。该碑实物现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⑨
云居寺《入道沙门见嵩续造石经之记》碑，碑在云居寺，天会十四年(1136)七月七日刻。碑已残，由四块残石缀合而成。碑记为行书，额及碑阴题名正书，正面13行，阴9行，记述了当时“燕京圆福寺放大卿大师孙入道沙门见嵩”有感于隋静琬大师开创的刻经事业后继乏人，而发动众人续造石经一帙并埋于石室内的经过。⑩
云居寺《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石，原在云居寺南塔，山西奉圣州保宁寺沙门玄英、俗弟子史君庆等瘗于天眷三年四月十五日。(11)《总经题字号目录》记录了辽金两代所刻石经目录。
金代北京地区佛教经幢很多，除了上述文献中收录的拓本，还有不少遗存实物，是研究金代中都佛教的第一手史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陶然亭的金代经幢，以及云居寺的金代经幢等。
陶然亭金代经幢，幢石在陶然亭慈悲庵内，立于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九年(1131)。幢高约2米，六角形石雕须弥座，上为石筑柱形幢身，各面刻有经文咒语，正面佛龛内有佛像一尊，幢身之上为石雕伞形檐，塔刹为石雕宝珠。(12)
云居寺金代经幢，《尊胜灭罪生诸陀罗尼幢》，立于明昌二年(1191)十一月初五日，据《白带山志》记载，幢石在云居寺东峪寺，前为梵文经文，后记正书。《陀罗尼幢》，立于明昌七年(1196)，据《白带山志》，幢石在云居寺东峪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造于金大定二年，2005年在房山区大石窝镇出土。这方经幢集经文、题记于一身，为研究佛教经籍、宗教刻石、云居寺金代僧众的传承等提供了重要资料。(13)
此外，《古涿州佛教刻石》中收录有涿州地区遗存的金代民间刻造的大量经幢，如：金天会七年的尊胜陀罗尼顶幢、金天眷二年的王寿建陀罗尼顶幢、金皇统四年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金大定十一年的杨伯昌造陀罗尼经幢、金明昌三年的尚公成建真言幢等多达30通，是金代该地区民间佛教信仰的物化载体。
四、佛教书法
金代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不乏擅长书画的名家，许多文学家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如王兢、党怀英、高衍、任询、吴激、赵沨、赵秉文等，金中都的佛教文化中留有他们中一些人的书法真迹。此外，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时期所刻的石经，从书体来看，也有不少出自当时书家的优秀作品。
党怀英为中都佛教寺院书丹，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金朝中叶的文学家、史学家和书法家。大定十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故世称“党承旨”。(14)金章宗明昌年间，为一时文坛盟主，其书法与赵沨齐名，并称“党、赵”。他书法精绝，擅长篆文及籀文，曾为不少中都佛教寺院书丹。庆寿寺、弘法寺和奉福寺等都曾留有他的书法真迹。《析津志辑佚》记载，明昌四年，为崔法珍《金藏》奉敕移藏弘法寺之事，于弘法寺立碑石，由“秘书丞兼翰林修撰赵沨记，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篆额”。史家称其为秘书省碑(15)。《元一统志》记载，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庆寿寺初建时所立《庆寿寺碑》为“翰林侍讲学士李晏撰文，修撰党怀英书丹”。宣武区法源寺有大定十八年(1178)八月《礼部令史题名记》，为党怀英撰并书。
高衎、王竸为《传戒大师遗行碑》书丹、篆额。碑在门头沟区戒台寺，天德四年(1152)四月十三日立，碑文记载了辽末金初燕京马鞍山慧聚寺(戒台寺)第三代住持传戒大师的生平。书丹者高衎篆额者王竸均为金初赫赫有名的官宦文人，同时也是书法名家。
高衎：字穆仲，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人，26岁登进士第，历县丞、大常少卿、吏部邮中，大定间迁吏部尚书。工诗文、书法，是金初著名的书法家。王競，字无競，安阳人。北宋末年登科，入金后官至礼部尚书，博学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其书法在金初享有盛誉，当时两部宫榜题，多为王競所书。《传戒大师遗行碑》碑文30行，满行71字，全文近两千字，书法厚重工整，笔法精良，美学价值较高。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有该碑拓片。
五、佛教绘画
金代的佛教绘画以版画为主要代表。弘法寺藏版《金藏》的卷首扉画是佛教绘画艺术殿堂中的一颗明珠，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图书馆藏《赵城金藏》(16)来看，不仅印刷清晰，字体劲拔，而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扉页版画，绘有释迦牟尼诞生、修道、成佛、说法、入灭等佛传故事，是中国佛教版画艺术中最重要的题材。画面构图完整，表现力丰富，而且版刻刀法线条，具有豪放严整和生动有力的特点，既是优秀的佛教绘画作品，同时也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该藏现藏国家图书馆。
六、佛教文学
金代大定、明昌盛世，社会稳定，为发展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之金王朝的科举中设有辞赋科，这些都促进了金代文学特别是诗词的发展和兴盛，诗词在金中都文学领域中占有突出地位。(17)金中都活跃着不少著称于时的文坛名士，如赵秉文、赵讽、刘迎等，他们的创作反映了金代文学的发展水平。金代自章宗朝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外有北方的蒙古部族虎视眈眈不断进扰，内有野心分子争权夺势，而有识之士郁不得志，或寄情山水，或逃入佛老，与僧道交游，谈佛论道。如李屏山“居闲，与禅僧、士子游，惟以文酒为事”；(18)赵秉文被黜落后“喜佛学”，自云“谈禅吾敬万松秀、玉泉”。(19)他们的创作中不乏佛教题材的作品。此外，金代章宗和世宗两位帝王都通晓汉文化，也具有诗词才能，亦曾留下过佛教题材的作品。金末元初北方佛教界名噪一时的诗僧性英晚年也曾在栖隐寺和归义寺等京城名刹留下过印迹。
赵秉文(1159—1232)金代中期的文坛领袖，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字周臣，自号闲闲居士，磁州滏阳人。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历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五朝，官至礼部尚书。赵秉文虽官高禄厚，却自奉如寒士。他诗画兼擅，著述甚丰，其《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中的诗作就有六百余首。他喜佛学，好交往高僧，被黜落后常与友人流连于金中都和各地寺院，在诗作中有不少反映佛教寺院的题材。如《陪李舜咨登悯忠寺阁》，写下了“云山浮近甸，宇宙有高楼”的登临感受。《香山寺飞泉亭》中留有“自汲清泉扫红叶，一庵冬住白云间”的美妙吟咏。此外还有名于当时文坛的《游西山寺观谢章壁画山水》、《重九登会禅寺》、《翠微寺二首》、《镇国寺》、《香*(左山右嚴)寺壁》、《正觉院》，以及唱和诗僧性英的《同英粹中赋梅》等。(20)金元好问赞他：闲闲公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
赵沨(?—1196)，字文孺，东平人(今属山东)，自号黄山。大定进士，仕至礼部郎中。为明昌年间著名诗人，又工书法。著有《黄山集》，已佚。今存诗31首，见《中州集》及《全金诗》。其诗风冲淡简洁，清丽隽爽，多有佳句。刘祁《归潜志》卷八称赵沨尝于黄山道中作诗，因有名句“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驮我画图间”而获世号“赵蹇驴”。《全金诗》卷二十一收录其描写佛教寺院的幽静环境的《晚宿山寺》，“松门明月佛前灯，庵在孤云最上层。犬吠一山秋意静，敲门时有夜归僧”。诗中以犬吠、敲门声来映衬山寺夜晚的静谧，结句借用了贾岛“僧敲月下门”意境。是赵沨冲淡诗风的代表作之一。此外，赵沨以优美的文笔为中都不少寺庙撰写过塔铭碑记，如《金文最》中收有赵沨所撰《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记述照公于大定二十九年赴弘法寺刻印藏经之事。《元一统志》还记有赵沨曾为崔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之事撰写碑记。
刘迎(?—1180)，金文学家，字无党，号无诤居士，东莱(山东掖县)人。大定进士，历任豳王府记室、太子司经等。他以诗文名世，其《游西山记》，为世所称。著有诗文集，乐府号《山林长话》，为金章宗嘉赏，曾命国子学刊印。《全金诗》收录有其创作的佛教题材作品，如脍炙人口的《寄题蓟丘僧房》，“忘形马迹车尘外，适意山光水影前”。描写了老憎悠闲自在的生活状态。
金代帝王诗词。金代多数帝王都通晓汉文化，其中章宗和世宗还擅长诗词。作为少数民族帝王作家，具有较高的汉文学造诣，实属难得。
金章宗“游幸”佛教寺院景物诗。金章宗在位时，屡出“游幸”佛教寺院，常作景物诗。如他游仰山时作诗并刻石：“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疎林万壑风。”(21)描绘了仰山佛寺恢宏的僧舍殿宇及周围的环境。
金世宗赐悟玉禅师“减字木兰花”词。金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中，南北议和，天下太平。他喜建寺塔，优遇名僧，同时还通晓汉文化，并具有诗词才能。曾写《减字木兰花》赐玄悟玉禅师。词中写道：“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无疑。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22)词中蕴涵佛家“色空”思想，具有哲理意蕴。虽然从文学欣赏角度看，词的意境与表现手法都不算高，但作为少数民族帝王，亲自写词赐予禅僧，是十分少有的，从中也可窥见金世宗的宗教观点和对佛教的态度。
诗僧性英，金末元初北方佛教界著名诗僧，元好问称其为“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其后半生多在燕京度过，不少佛教名刹如栖隐寺和归义寺等都留下过他的踪迹。(23)
性英，字粹中，号木庵。元好问《木庵诗集序》中记有其生平。性英年少时曾“弱冠作举子”。蒙金战争爆发后为躲避蒙古铁骑，随大批难民辗转南渡黄河，“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盖”，后于宝应寺为僧。在三乡镇，常与文坛新秀如辛敬之、赵宜之等一起切磋诗艺，在诗坛崭露头角，“时人固以诗僧目之”。其后又“住龙门、嵩少二十年”。性英诗作《山堂夜岑寂》、《梅花》等传入京师后，受到文坛盟主赵秉文、杨云翼和李纯甫的关注和好评。此后声名鹊起，在文坛树立起自己的地位。
性英北上燕京后，曾住锡栖隐寺和归义寺等京城名刹。元好问《木庵诗集序》称其在“仰山又五、六年”。仰山位于宛平县西北，山中栖隐寺为金元名刹。性英曾为刘祁(1203—1250)赋诗云：“二陆归来乐有真，一堂栖隐静无尘。诗书足以教稚子，鸡黍犹能劳故人。瑟瑟松风三径晚，蒙蒙细雨满城春。因君益觉行踪拙，又为浮名系此身。”(24)此诗题款为“仰山性英粹中”，可知当时他身在燕京仰山栖隐寺。其后性英住过燕京归义寺，寺在旧城时和坊，或为性英从栖隐寺退席之后的驻锡地。据杨弘道《代茶榜》序称：“归义寺长老劝余作此诗。长老姓英(‘姓英’应为‘性英’之误)，字粹中，自号木庵”。(25)表明性英确曾住过归义寺。性英为僧数十年，不仅以诗僧名世，且道誉亦隆。对于他的师承虽然史料未载，但就其前后住持过的寺院来看，无论是嵩山少林，抑或仰山栖隐，都为曹洞名刹，可以推断性英系曹洞宗禅师。(26)
性英在燕京期间还曾为福圣院撰写重修碑记，并为耶律铸诗集《双溪小稿》作跋，二者均有“木庵老衲性英”的题款，表明性英已步入暮年。(27)性英圆寂于元初。国史院编修官、监察御史、御史中丞魏初为其塔作疏盛赞性英，“字如东晋而不凡，诗似晚唐而能雅”，是“接迹于赵礼部、李屏山之后，定交于雷御史、元遗山之间”的“一代宗师”。(28)
七、出土佛教文物
固安于沿村金代宝严寺塔基出土菩萨像。1993年，在河北固安于沿村金代宝严寺塔基发掘出土了一金二银三尊菩萨像。固安宝严寺在金代属燕京涿州固安县，宝严寺塔基出土的这三尊菩萨像可以反映金代燕京地区的佛教造像风貌(详见本节“佛教造像”部分)。(29)
丰台区瓦窑金代塔基中出土观音像。1964年从丰台区瓦窑金代塔基中出土的一尊青白釉反瓷观音像。是金代陶瓷造像的重要代表(详见本节“佛教造像”部分)。(30)
①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山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② 黄春和：《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见《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上》卷首，北京出版社，2004年。
③ 参阅金家广：《河北固安于沿村金代宝严寺塔基出土文物》，载《文物》，1993年，第4期；另见黄春和：《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见《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上》卷首，北京出版社，2004年。
④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9《旃檀佛像记》，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⑤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22-123、216-217、244-245、332-336页。
⑥ 范军：《北京金代碑刻叙录》，见《北京文博》，2000年，第1期。
⑦ 杨乃运：《银山塔林的古雁碑》，载《北京日报》，2007年10月28日，第6版。
⑧ 参见徐自强：《房山云居寺<谦公法师灵塔铭>》，载《文物》，1979年，第1期。
⑨ 周峰：《金史札记五则》，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该碑文拓本，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7册，第128页。
⑩ 范军：《北京金代碑刻叙录》，见《北京文博》，2000年，第1期。
(11) 杨卫东：《古琢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12)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3) 郑媛：《云居寺出土金代汉白玉经幢》，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5月26日。
(14) [元]脱脱：《金史》，卷125，《党怀英传》，中华书局，1975年。
(15) 《日下旧闻考》卷155称：原秘书省，今在燕弘法寺。金国文具录。
(16) 参见本书第九章之“《赵城金藏》入藏北平图书馆”。
(17) 于光度等：《北京通史》，第四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82-283页。
(18) [金]刘祁：《归潜志》卷8，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长塘鲍氏刻本。刘祁为金末元初之人。
(19) [金]赵秉文：《答麻知几书》，见《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20) [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4、7、8、9，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21) 于光度等：《北京通史》，第四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85页。
(22) 参见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
(23) 刘晓：《金元之际诗僧性英事迹考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24) [金]刘祁：《归潜志》卷14收录该诗。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长塘鲍氏刻本。
(25) [元]杨弘道：《小亨集》，卷1《代茶榜》序，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400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6) 刘晓：《金元之际诗僧性英事迹考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
(27)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境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另见[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末，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8) [元]魏初：《青崖集》，卷5《木庵塔疏》，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代宝严寺塔基出土文物》，载《文物》，1993年，第4期。
(30) 黄春和：《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见《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上)，北京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