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宗派及其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元统治者重教抑禅的政策，使大都佛教宗派的传播出现教门兴盛的状况。元代教门各派在大都的弘传主要有华严宗和律宗。禅宗在蒙古族统治者入主燕京时，仍继续保持兴盛态势，后由于元统治者重教抑禅而略显沉寂，但因其具有雄厚的基础，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仍有一定的势力。
一、华严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大都华严宗的传播，在元统治者崇重教门的倡导之下，再度出现高潮。华严宗在大都的传播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以宝集寺为中心；另一个以南崇国寺为中心。
1.以宝集寺为中心，是在辽金华严宗传播中心道场大宝集寺的基础上，大都华严宗的传播又衍生出更多的分支。据明《顺天府志》引《析津志》记载：“自拣、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泊潭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派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其中在大都就有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天源延圣寺、大崇恩福元寺这四个道场在弘传华严宗，这是大都教门重兴的一个最显著的体现。弘传者主要有志玄、行秀、圆明、知拣、妙文、德谦、德严、定演、则堂仪公等。
知拣(?—1312)，元时曾任大都宝集寺住持，其师承应为前任住持“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①。据《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条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世祖皇帝建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诏拣公开山主之”，知拣受忽必烈诏请为万安寺开山住持。万安寺是元代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而元世祖却指派知拣这位汉地教门僧人作为开山住持，主要是因为元代把藏传佛教归于教门之中，而知拣佛学造诣高深，赢得了忽必烈的尊崇，所以知拣出任万安寺住持也是顺理成章。至元二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四年(1285—1287)，他参加《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校勘编订，获“三学都坛主”之衔。受任为大都路的“释教总统”，并受赐“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大司徒”、“邠国公”等封号。作为华严宗的弘传者，知拣继承了前辈宝集大德开创的宗风，并与后继者同门妙文共同努力，使宝集寺华严法脉不断繁盛，涌现出十六个华严分刹，对宝集寺华严宗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②
妙文(1237—1319)，蔚州人。21岁抵京师，“依大德明和尚学圆顿大教”，从宝集寺华严大德圆明和尚学习华严宗，与知拣为同门，曾主持过宝集寺、蓟州云泉寺等名寺，晚年专修念佛三昧。③
德谦(?—1317)俗姓杨，宁州定平人。为知拣弟子。自幼出家，后曾周游四方，遍访名师。到京师后，从知拣学习华严圆顿大教，深受知拣器重，曾主持大天寿万宁寺和大崇恩福元寺。延祐三年(1316)曾参与了佛教界关于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延祐四年(1317)正月二十八日圆寂。塔葬于南城之南。④
德严，为知拣弟子。皇庆元年(1312)后任万安寺住持，曾荣膺大司徒和坛主职位。成宗曾“以司徒印给万安寺僧严吉祥。诏给钞五万锭，修帝师巴思八影殿”。⑤延祐三年也参与了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⑥
2.以南崇国寺为中心，在大都传播华严宗，主要弘传者为隆安善选和定演、定志师徒等。
善选(1175—1252)，俗姓刘，燕京香河县会仙乡马家里人。因自幼出家隆安寺，得名“隆安选公”或“隆安善选”。出家后拜真觉大师为师，博通华严妙旨。后到燕京，礼永庆寺正法藏大师学习清凉国师义疏。后永庆寺毁子兵火，善选重修庙宇。重建后的永庆寺更名为崇国寺，善选成为崇国寺的开山祖师。蒙元攻打中都时，一度东逃避难。政局稳定后，回到燕京，受请主持悯忠寺、崇国寺的修复，并先后担任两寺主持。其后又主持宝集寺，曾补刊残经，启建资戒大会。宋淳祐十二年(蒙哥汗二年)五月圆寂，葬于宛平县玉河乡鲁郭里。⑦
定演，隆安善选弟子，俗姓王，燕地三河人，7岁入大崇国寺，事隆安和尚。他“研精圆顿教旨，隆安付以传明之任”。世祖赐号“佛性圆融崇教大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协力兴建，化块砾为宝坊，幻篙莱为金界”，即北崇国寺。年七十四示寂。死后立塔，仁宗命翰林赵孟頫撰写《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大师演公塔铭》。⑧隆安善选门下弟子还有南崇国寺定志、悯忠寺定学、昊天寺定义等，他们在善选之后分别主持崇国寺、昊天寺和悯忠寺。他们各自弘化一方，成为元初华严宗在北京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律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元代律宗在大都的传播主要由华严宗僧人兼弘，因而律宗传播道场与前文所述华严宗的道场相互交叉重叠，也是以宝集寺为中心和以南崇国寺为中心两个支系。
1.以宝集寺为中心，后衍生出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天源延圣寺、大崇恩福元寺等道场，前期传播者有志玄，其后有行秀、圆明、则堂仪公等。⑨
志玄，由金入元高僧，据《元一统志》称：“大觉圆通大宗师司空志玄，当承安间，统领教门。暨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争趋下风，世称长公”。在大元开国统御之际，志玄“见古燕大明故刹，屋老僧残，考其遗迹，乃金正隆二年安远大将军甄孝兴所建，旧名甄乐。师以金易其地，大阐法筵，律仪为世所重”。⑩
行秀，继志玄后主持宝集寺，《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记载，志玄“一传而为领释教都总统传戒三学都坛主行秀，再传而为领诸路释教都总统三学都坛主圆明”。
圆明，继行秀之后主领祖刹，亦为释教总统，三学都坛主。其后为知拣、妙文、德严、德谦等(在“华严宗”部分已有介绍)。
则堂仪公，《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记载，“至正三年，晋宁则堂仪公被诏主寺，提纲挈维，靡不经意。缁徒孔盛，宗风蔚然”。
2.以南崇国寺为中心，后衍生出悯忠寺、北崇国寺、昊天寺、大原教寺等道场。弘传者有善选、定志、定义、定演、法闻、智学等(善选及其弟子定志、定义、定演，见“华严宗”部分)。
法闻(1258—1317)，俗姓严，陕西人，7岁从禅德辉公就学，15岁剃度，20岁受具戒后四出游历。后师从大德温公学《法华》、《般若》、《唯实》、《因明》及《四分律》。先后主持大原教寺和大承华普庆寺，获“荣禄大夫”和“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封号和爵位。后受赐辽金书戒本，王公大臣，皆仰止高风，无不从师受教。延祐四年示寂，世寿五十八岁。(11)
智学，为法闻的弟子，曾住持北崇国寺，亦得赐号“普明净慧大师”。后从法闻受传金书戒本。
3.金书戒本的流传。元代律宗弘传有一重要现象，即金元之际燕京地区一度曾在律宗与华严宗高僧中流传辽道宗刺血金书《菩萨戒本》，作为律宗正统传承的重要信物。
辽道宗书写的金字《菩萨戒本》即释迦牟尼佛所说《梵网经》，是为修大乘佛法者传授的戒律之一。戒律是佛教徒修学的重要内容，戒本是传授戒律时依据的具体蓝本。由于辽道宗皇帝金字《菩萨戒本》具备了传授菩萨大戒的实际功用，又出自帝王之手，使其备受佛教徒重视，视之为律学传承的权威象征和“镇寺之宝”。在佛教徒的虔诚护持下，道宗金字《菩萨戒本》自问世后一直传到了元末，流传了二百年左右，前后受持的律僧有十八位。《善选传戒碑》(12)中记有关于它流传的清晰脉络。据记载，定演在受命建成北崇国寺后，曾得到“昊天宿德雄辩大师，授师辽道宗刺血金书戒本”。定演受传金书戒本后声望倍增，“众咸稽首座下”。(13)从其祝发弟子数以万计，尊礼他为“羯摩首”。其后，金书戒本由定演传至法闻，法闻又传北崇国寺智学。智学受持时已届元末。其后金字《菩萨戒本》传承情况不明。
三、禅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禅宗的传播在蒙古族统治者入主燕京与元朝建立后两个时期，略有不同特征。
1.蒙元统治者入主燕京时期。蒙古族统治者于金贞祐三年(1215)攻陷金中都，入主燕京。禅宗以其在金代形成的强大势力而成为蒙古统治者笼络的主要对象，得以保持兴盛态势，占据旧日燕京一些著名寺院如庆寿寺、竹林寺、开泰寺、三学寺等，并涌现出不少名重当时的禅宗大德，如报恩寺的万松行秀，庆寿寺的海云印简，圣安寺的澄公，崇寿寺的祖朗和志奥，大万寿寺的和公、润公，竹林寺的容庵等，分别属于临济、曹洞和云门三派。时人耶律楚材有谓：“昔予在京师，禅伯甚多。”(14)其中以万松行秀和海云印简影响最大。
万松行秀(1166—1246)，由金入元的曹洞宗名僧。河内(河南沁阳)人，俗姓蔡，名行秀，自号万松，世称万松老人。早年在邢州(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四方。来至燕京，游历潭柘、庆寿、万寿诸寺。后至磁州(河北磁县)大明寺，谒雪岩如满。满公“识为法器”，付以衣偈，成为曹洞宗第十四代宗匠。他先到邢州净土寺，创“万松轩”接众自修，故有“万松”之号。金章宗时移锡中都，先后住万寿寺、仰山栖隐寺和报恩寺。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应耶律楚材之请，著《从容录》六卷。他学养深厚，儒释兼备，辩才无碍。深得北方缁素和金蒙两朝统治者尊崇。金章宗曾诏他于内殿说法，并奉以锦绮大僧祇衣。元太宗二年(1230)，窝阔台赐佛牙一颗予他，尊称其“万松老人”。1236年，元朝政府推行僧道考选制度，委其负责。元朝中书令耶律楚材奉他为师，主政后推行的“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皆源自万松行秀的主张。1246年万松行秀示寂于燕京，终年81岁。北方缁素为其建舍利塔多座，今北京西四地区“万松老人塔”即为其一。有禅学著述《从容庵录》、《祖灯录》、《请益录》、《释氏新闻》、《辨宗说》、《心经风鸣》、《鸣道集》和《禅悦法喜集》等传世。(15)
万松行秀门下得法弟子中，以雪庭福裕、华严至温、林泉从伦、千松明德和湛然居士耶律楚材五人最为著名。
雪庭福裕(1201—1275)，俗姓张，字好问，号雪庭，太原府文水人。《五灯会元续略·雪庭福裕禅师》记载，他初从仙岩寺休林老和尚受具，学有所成。后赴燕京，投万松行秀门下修学禅法，“松一见便许印可”。(16)其主要活动在蒙古族统治者入主燕京时期，是宪宗时期佛道大辩论的发起者，与万松行秀的另一位弟子林泉从伦都是佛教方面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核心人物。(17)忽必烈对他十分敬重，曾授命他总领天下释教。
华严至温，字全一，为刑州郝氏子。《五灯会元续略·华严至温禅师》称他，“六岁祝发参万松。博记多闻，论辩无碍，松命为侍者。凡松偈颂法语一闻辄了，遂得法焉”。因其与刘秉忠为同乡，“太保刘乘忠荐师大可用。世祖召见与语。大悦”。曾被忽必烈诏至和林居三年，赐号曰佛国普安大禅师。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异香三日。荼毗。舍利无数”。(18)
林泉从伦，继万松行秀之后主持报恩寺，对曹洞宗的弘传和研究尤为突出，著有《空谷集》(全称《林泉老人评唱梭子青和尚颂古空谷集》)、《虚堂集》(全称《林泉老人评唱丹霞淳禅师颂古虚堂集》)等多种禅学著述。
湛然居士(1190—1244)，字楚材，号湛然居士，为万松行秀之法嗣。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世居金中都，自幼学习汉文化，13岁攻读儒家经典，17岁举进士。金贞祐二年(1214)，举左右司员外郎。后来到中都，初从京师圣安寺澄公学佛参禅，后禀命礼谒万松行秀，参究三年，得其印可。他以入世精神辅佐蒙古扦廷朝政，官至中书令即宰相，同时，用佛教的思想影响统治者，推行万松“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主张，谏止蒙古统治者滥杀无辜，拯济众生。逝于淳祐四年，世寿五十五。(19)著有《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以及《西游录》等。
海云(1202—1257)，金元时期禅宗名僧。俗姓宋，山西岚谷宁远人，法名印简。年幼出家，拜中观沼公为师。11岁受具戒。1221年，来到燕京大庆寿寺，师从中和璋禅师，获其印可，成为嗣法弟子。此后以振兴临济为己任，先后主持了燕京庆寿寺、竹林寺、昌平开元寺等诸多大刹，所度弟子无数，深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蒙古统治者尊崇。太宗九年(1237)，获赐号“光天镇国大士”；定宗二年(1247)“颁诏命师统僧，赐金万两”，于昊天寺为国祈福；1251年，宪宗颁诏命他掌天下释教；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佛教中的领袖地位。1242年和1252年忽必烈两次诏他访问佛道。(20)1257年示寂，世寿五十七，赐谥“佛日圆明大宗师”称号，敕命在其生前主持过的七处寺庙建塔，其中燕京庆寿寺和潭柘寺就各建其舍利塔。海云一生的活动对元代临济宗乃至整个元代佛教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至元年间，忽必烈建大都城时，庆寿寺海云禅师塔处在规划中的城垣上，忽必烈为保全海云塔，下令“迁三十步许而环之”，(21)以至建成后的大都南垣西段形成一段弧形墙。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又追封他“光天普照佛日圆明佑圣国师”称号。著有《杂毒海》。
海云门下弟子有可庵朗、赜庵儇等十四人，可庵朗、赜庵儇两人的再传弟子分别是刘秉忠和西云子安。
可庵朗，海云门下弟子中以可庵朗最著名。可庵朗即智朗，为海云的法嗣，继任大庆寿寺的住持，为海云树立了《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可庵朗其人不见于《元史》，只能就零散记载略见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正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可庵朗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谥文贞)的师傅。《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中记有，岁在辛丑(1241)，燕京普济禅院宗主善琛与其僧众以状施其院为师(海云)养老之所。后普济院经海云重修，改为海云禅寺。海云示寂后，由可庵住持海云寺。同时，可庵还继海云之后任大庆寿寺住持。足见可庵朗地位不同一般。可庵朗大约卒于至元三年之后，至元九年之前。塔葬于海云塔之东，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出家为僧后，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至元元年(1264)还俗后始更今名。邢州(河北省邢台县)人。《元史·刘秉忠传》称其“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17岁时，因不满时势，到磁州武安山为全真道士。后转投佛门。1238年天宁寺虚照禅师令他掌书记。同年秋游学云中，留住云中南堂寺。1242年，受到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闻其博学多才艺，邀与俱行”。后推荐入忽必烈的幕府，“应对称旨，屡承顾问”。他博学多能，“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22)他虽位极人臣，深受忽必烈重视，仍斋居素食，保持僧人身份。他接受了海云弟子可庵朗的衣钵，曾担任过燕京大庆寿寺的第十八代住持。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令其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以显爵。(23)
2.元朝建立后禅宗在大都的传播。元朝建立后，忽必烈推行“重教抑禅”政策，对禅宗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成宗即位后，帝王对禅宗的压制有所放松，大都禅宗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主要流行临济、曹洞两系，以临济一派势力为强。
临济宗在大都传播的道场是庆寿寺、竹林寺等旧有的寺庙，传播者为海云禅师一系的法脉，如西云子安及其弟子北溪延公、鲁云行兴和秋亭亨公等。(24)
西云子安，为海云弟子赜庵儇的弟子，临济正宗第十五代传人。元贞元年(1295)，受诏主持大庆寿寺，历经成宗、武宗、仁宗三朝，使禅宗临济一派的势力有所恢复。仁宗时赐号“佛光普照明极净慧大禅师”，授荣禄大夫、大司空爵位，赐“临济正宗之印”，并特命赵孟頫撰《临济正宗之碑》立于寺中。
北溪智延，西云子安的弟子，彰德(河南安阳)人。先入当地凤林寺为僧，后北上大都，师从西云子安学法。西云子安示寂后，仁宗命其继主大庆寿寺法席，赐号“佛心皆慧大禅师”，授与荣禄大夫、大司空爵位，领临济宗事。“前后赐以金玉佛像、经卷及其它珍玩之物数十事”。英宗对其也很敬重，“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见，必赐座，访以道要”。(25)后归隐彰德天宁寺。
鲁云行兴，郓城(山东郓城)人。初于本乡乐闻寺出家，具戒后北上大都，投西云安公门下，从学三年而尽得其道。先受师命主持海云寺，英宗时又受诏住竹林寺，文宗时特降玺书，命主大庆寿寺，并赐“庆寿长老”和“领临济一宗”两方玉印，以示尊崇。主持大庆寿寺期间，禅宗一派又有所发展。
秋亭洪亨，顺德(河北邢台)人。初于本地开元寺出家。年二十北游大都，受学于西云子安。后受命往来于大都之广福寺、竹林寺、庆寿寺及江淮各地宣扬佛法。顺帝初年，鲁云行兴圆寂，秋亭洪亨继任大庆寿寺住持。晚年退隐故里旧寺，弟子显仪继主庆寿，承临济正宗之传，直到元末。
曹洞宗在大都传播的道场为大万寿寺和仰山栖隐寺。传播者有大万寿寺的佛心宝印和仰山栖隐寺的万山行满等。(26)
佛心宝印，名思慧，建宁浦城(福建浦城)人。幼年居齐鲁一带，从东平鞍山新公为师。成年后北上大都，先后拜林泉从伦和东川圆让为师。后主持大万寿寺法席达20年。其间，修寺建塔，收复寺田，重振宗风。仁宗时，特赐银印，领曹洞正宗。
万山行满，祖籍山东，因先祖到江西做官，故生长于吉州(江西古州)太和。初在本地弥陀寺为童行。至元十七年(1280)北上大都，至仰山，先后礼泽庵公、素庵琏公为师。至元二十七年(1290)得素庵付以农钵，成为栖隐寺第二十六代住持。后又参云门、临济，皆得其精要。大德七年(1303)受请主持仰山，升堂说法，声名大振。武宗对他十分敬重，未登基时便三幸其寺，施钱施物，助建佛像、佛塔，登基后对他更是恩宠有加，赐号“佛慧镜智普照大禅师”。皇庆元年(1312)，仁宗又授予荣禄大夫、司空。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如高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徒辇真吃刺思等常与他研讨佛理，结为道友，大都的王公贵族亦纷纷归敬于他。
四、其他宗派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1.唯识宗。在元朝统治者推行重教抑禅的政策下，属于教门的唯识学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时有高丽僧人惠永等来大都学习唯识宗，归国后成为高丽国著名的唯识学大师。
惠永(1228—1294)，高丽名僧，俗姓康，闻庆人。高丽忠烈五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他率领写经僧众百人来到中国元大都，受诏居大庆寿寺，用泥金写大藏经。翌年金字大藏经写毕，元帝赠与甚厚，遣使送还本国。惠永在大都期间，曾研学唯识宗，回国后，继续弘扬唯识学，得到“一国所尊之法王”称誉。忠烈王二十年(1294)去世。谥号弘真。(27)
2.天台宗。元代中期，在大都弘传天台宗的僧人主要为性澄。
性澄(1254—1331)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英宗至治元年(1321)受诏入京，得到英宗礼遇，问道于明仁殿。受命居青塔寺校勘《大藏经》，英宗曾驾幸寺中文殊阁慰劳，并赐予《无量寿经》等经若干卷。校勘完毕后，又奉旨在白莲寺建水陆无遮大会，英宗赐号“佛海大师”。(28)
3.大头陀教。又称糠禅。金末元初，在燕京城内仍有流行空间，“市井工商之徒，信糠者十居四五”。(29)士大夫中也多有信奉者。入元以后，糠禅以头陀教的名称在大都流行，甚至在宫廷中也不乏信奉者。当时京城著名的元杂剧坤伶顺时秀，是糠禅信奉者，她经常入宫为帝后贵族演出，时任宗教管理机关宣政院判官的张昱所作《辇下曲》称她：“肩垂绿发事糠禅，淡扫娥眉自可怜。出入内门装饰盛，满宫争迓女神仙”。(30)即是大头陀教在宫廷流行的写照。头陀教在大都弘传的道场有胜因寺和清安寺、兴福院等。弘传者主要有雪庵溥光、如庵溥圆和寂庵志诚和舍尘与其徒刘普照等。
雪庵溥光，为头陀教十一传弟子。蒙元初至大都，受到忽必烈赏识。至元十八年(1281)，世祖“赐大禅师之号，为头陀教宗师”，(31)并为其在大都修建大胜因寺。成宗时，授昭文馆大学士，仍掌管头陀教之事。延祐三年(1316)，溥光曾受命与集贤大学士李衍、大庆寿寺住持长老智延、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等共同翻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在大都颇有影响。溥光之后，头陀教的著名僧侣有如庵溥圆和寂庵志诚等。
如庵溥圆，俗姓李，字大方，号如庵。河南巩县芝田人。“早习头陀教，受业于藏真澄公”，他机警不群，众推为法器。后至大都，为溥光法弟，“遂学其书”。(32)溥圆亦能诗，著有《头陀师李大方诗集》。(33)
寂庵志诚，为溥光弟子，先后主常乐院、清安寺、广化寺。至元十四年(1277)，世祖令为大都路禅录。大德元年(1297)，成宗赐号“静照妙行大禅师、诸路头陀教门都提点”。志诚“自授道至入灭四十九年，弊衣蔬食，受经诵戒，持诸部咒，仡仡朝夕，未尝以寒暑废，于其教可谓无愧矣”。有弟子五人。(34)
舍尘与其徒刘普照，据元《兴福头陀院碑》记载，大都保大坊北有兴福头陀院。有僧舍尘。出家习头陀教，与其徒刘普照游京师，“刻意问道，日唯一食，……草茇安寄，束身坚忍”。至元年间，平章政事王毅、枢密副使吴硅等“始买今院地”。大德年间，平章政事贾某夫妇引见于皇后，“教出财帛，建其殿曰慈尊”，“其悉以皇后私府辅助之”。延祐五年(1318)告成，“复奉宸旨禁护，而掌其教者锡名清修妙行，以褒美之”。(35)
4.密宗。中国密教始于东汉末，而盛于中唐以后，并远播日本、韩国等。作为大乘佛教的晚期形式，密教的基本精神和成熟形式又多保留于西藏。(36)元代自藏传佛教传入大都以来，受到统治者的尊崇而势力强大。藏传佛教又称“藏密”，由于在思想仪轨等方面与密教有诸多相似之处，致使密教被藏传佛教的强势所覆盖，传播空间渐趋缩小。自元代以后，密教僧人在北京地区偶有传播活动，却终因与藏传佛教难以严格界分而未能作为独立宗派而存在，以至那些辽金时期遗存的具有传统密教特色的陀罗尼经幢，也已成为点缀在北京城乡的文物古迹。
① 黄春和：《白塔寺》，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② 黄春和：《元代大圣寿万安寺高僧知拣生平事迹考》，载《北京文博》，2001年，第4期。
③ [明]如惺：《大明高僧传》，卷2《释妙文传九》，载《中华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2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④ 黄春和：《白塔寺》，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58-59页。
⑤ [明]宋濂：《元史》卷36《文宗纪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804页。
⑥ 黄春和：《元代大圣寿万安寺高僧知拣生平事迹考》，载《北京文博》，2001年，第4期。
⑦ 黄春和：《蒙元时期燕京悯忠寺历史考述》，载《北京文博》，2004年，第1期。
⑧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4《定演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⑨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⑩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大明寺”条，中华书局，1966年。
(11)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7《光教律师法闻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5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13)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4《定演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4) [元]耶律楚材：《万松行秀评唱天童正觉从容庵录序》，见《湛然居士文集》，卷8，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5) 黄春和：《万松行秀生平事迹考》，载《佛学研究》，1992年，第5期。
(16) [明]净柱：《五灯会元续略》，卷1上《雪庭福裕禅师》，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
(17) 杨曾文：《少林雪庭福裕和元前期的佛道之争》，载《法音》，2005年，第3期。
(18) [明]净柱：《五灯会元续略》，卷1上《华严至温禅师》，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
(19) [明]宋濂：《元史》，卷146，中华书局，1974年，第3455-3465页。
(20) 同上，卷3《宪宗本纪》，第45页。
(21) 苏天钩：《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载《北京史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
(22) [明]宋濂：《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688页，
(23)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24) 见黄春和：《北京古代禅宗的传播与发展述略》，载《丛林》，2004年第4期。
(25)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北溪延公塔铭》，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6) 黄春和：《北京古代禅宗的传播与发展述略》，载《丛林》，2004年第4期。
(27) 参阅[韩国]金煐泰：《韩国佛教史概说·高丽时代的佛教》，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另见黄有福等：《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8) [明]释如惺：《明高僧传》，卷1《性澄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13，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0) 连立昌：《金元时期之“糠禅”初探》，载《圆光佛学学报》，1999年，第3期。另见张昱：《辇下曲》，载《张光弼诗祭》，卷3，载《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31) [元]阎复：《胜因寺碑略》，载《日下旧闻考》，卷155《存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32)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7，载《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 [元]邓文原：《巴西集》，卷上《头佗师孪大方诗集序》，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4) [元]程钜夫：《诸路头陀教门都提点诚公塔铭》，见《雪楼集》，卷21，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急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5) [元]袁桷：《清客居士集》，卷25《兴福头陀院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1936)。
(36) 参阅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