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
元代统治者崇佛，大都佛教空前兴盛。从帝王后妃、贵族士大夫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成为大都一时风气。
一、帝王后妃的佛教信仰
蒙元统治者奉行对诸宗教优礼的政策，忽必烈以后诸帝尤其提倡和尊崇佛教。有元一代，造寺建塔，度僧作佛事，乃至帝后皇亲受戒、受法，成为常例。史载，“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崇奉，元统治者大肆兴建佛教寺院，如世祖修建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城南寺、兴教寺、大宣文弘教寺，成宗修建东花园寺、大天寿万宁寺，武宗修建崇思福元寺，仁宗修建大承华普庆寺、大乾元寺，英宗造大永福寺(青塔寺)和大昭孝寺，泰定帝修建大天源延圣寺(黑塔寺)，文宗修建大承天护圣寺等。历朝皇帝、后妃还大量赏赐寺院土地作为供养。如，中统初给庆寿、海云二寺地五百顷。大德五年(1301)给兴教寺地一百二十顷。据大略统计，自世祖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此外，凡皇室举行法会，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①
元统治者不仅生时崇信佛教，死后也将自己的亡灵托庇于佛门，如大都万安寺(今白塔寺)设置皇室的御容殿②。据记载，在万安寺设置御容殿的有世祖、裕宗、世祖帝后、裕宗帝后、仁宗和英宗等。③“诏累朝神御殿之在诸寺者，各制名以冠之”，每座影堂都有专门的名称，“世祖曰元寿，昭睿顺圣皇后曰睿寿，南必皇后曰懿寿，裕宗曰明寿，成宗曰广寿，顺宗曰衍寿，武宗曰仁寿，文献昭圣皇后曰昭寿，仁宗曰文寿，英宗曰宣寿，明宗曰景寿”④。影堂设置以后，还要“月遣大臣致祭”。祭日分常祭和节祭，“常祭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节祭之日清明、重阳、冬至、忌辰”。祭物各不相同，“常祭以蔬果，节祭、忌辰用牲”。至顺二年(1331)三月明宗命绘皇太子真容奉安于庆寿寺之东麓大殿；至正十四年(1354)，皇帝赐大庆寿寺给皇太子作功德院。从元统治者设置影堂到繁琐的祭祀活动来看，皇帝、后妃崇佛祈福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
二、文人士大夫的佛教信仰
元代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在大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具有中国化佛教典型的禅宗，更是备受士大夫阶层的推崇。其时热衷佛教的官僚士大夫以及文化造诣较高的“仕化”僧侣不乏其人，比较著名的有赵孟頫、程钜夫、姚遂、刘贯道、释溥光等，反映出佛教信仰在上层官僚和知识精英阶层中的接受与普及程度。其中尤以赵孟頫和释溥光最具代表性。
赵孟頫的佛教因缘。赵孟頫(1254—1322)，元代书画大家。字子昂，号松雪，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为宋朝宗室的后裔。元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高士于江南，将赵孟頫等十余人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赞赏其才俊，给予极高礼遇，授以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大德二年春，奉召入京书写金字《大藏经》。大德三年，任江浙儒学提举，在此期间，与江南禅僧多有往来。元仁宗即位后，仍备受重用，升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官至一品。死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⑤
赵孟頫以宋朝宗室出身而仕元，虽因杰出的才华得到世祖至英宗五位帝王的恩遇，然仕途险恶，精神上的苦闷促使他倾心于佛道，从中寻求精神寄托。作为一代书画大家，他博学多才，在诗文、书法、绘画、音律等方面皆有造诣。他的书法作品时称国朝第一，对后世影响甚大。他年轻时就喜欢抄写《金刚经》，一生中抄录了大量的佛教经卷，在长子病故和幼女夭亡时，曾各抄写一卷佛经，以回向他们得度。赵孟頫所抄佛经流传于世的多达八十多册(卷)，仅《金刚经》就十一次，有十二册。《心经》、《圆觉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他都抄写过多次，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信仰。⑥
赵孟頫的《松雪斋集》中还收录有不少为名僧撰写的塔铭，如《胆巴帝师碑》、《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大师演公塔铭》和《临济正宗之碑》等。这些碑铭塔记不仅成为传世的书法艺术杰作，从中也反映出赵孟頫对佛教的理解。此外，赵孟頫平生与高僧中峰明本和尚之间书札往来甚为密切，广为流传的《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⑦，堪称元代士大夫参禅问道的典型范本。
奉诏蓄发的释溥光。溥光⑧，大同人，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为头陀教十一传弟子⑨。至元年间至大都，受到忽必烈赏识。至元十八年，世祖“赐大禅师之号，为头陀教宗师”⑩。溥光自幼喜读书，经传子史无不淹贯，文学功底深厚，他能诗文，善书画，在书法和绘画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以楷书大字名重当时，后由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向朝廷推荐。当时大都宫廷中的匾额，有不少出自他的手笔。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赐号玄悟大师，并特封他为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溥光作为御赐高爵的名僧，于至元年间奉诏蓄发，成为跻身社会名流士大夫阶层的方外之人。仁宗延祐三年(1316)，溥光受命与集贤大学士李衍、大庆寿寺住持长老智延、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等“翻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11)在社会上颇有影响。
三、平民百姓的佛教信仰
元代大都民间佛教信仰的情况，史料直接记载甚少，难以直观了解平民百姓佛教信仰的实态。不过，从元代大都佛教僧侣数量急剧增加，以及参与大都法事活动的信奉者动辄数万等现象中，可以间接反映出在元朝佛教兴盛的时代背景下，大都民众踊跃参与佛事活动、竞相出家为僧，乃至形成浓厚的民间佛教信仰风习。
据《北京通史·元代卷》记载，金末元初时的佛教僧众，主要是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女真、契丹等各族的百姓。忽必烈即位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又从吐蕃地区将藏传佛教引入大都，并尊崇其领袖人物为“帝师”，命其统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在藏传佛教后来居上的强势带动下，促使大都汉传佛教也获得很大发展空间。其时除主要的领袖人物仍由藏僧担任外，大多数僧众系由中原地区各族的民众组成。其中由漠北入居中原的蒙古族人士中，也已有许多人开始转而信仰佛教(12)。
由于佛教在元代的尊崇地位，促使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加之元朝政府为宗教人士设立户籍制度，僧人可以享受免除差役等负担的优待等等，使得民众对于佛教趋之若鹜，踊跃出家，竞入佛门，僧尼人数呈急剧增长之势。据《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二年(1331)五月，太禧宗禋院臣奏准“累朝所建大万安等十二寺，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岁例给粮。今其徒猥多，请汰去九百四十三人”。(13)按照原额，则各寺平均二百六十二人，增加后至寺均三百四十一人。此数额仅为帝王所建皇家寺院中的僧人数量，若加上“其他官私、僧众所建之大小佛刹，又有数百所之多”。(14)这些寺院内所居僧众之多不难想象。元代大都的僧尼和信众数量更是惊人。据《海云简和尚塔铭》记载，大都名僧海云生前“度弟子千余，……士庶奔走依向者以千万计”。仅海云一人就拥有千万士庶“依向”，则元代大都名僧毕集，所从度化的弟子和皈依的信众之多更是难以估量。
还有更庞大的佛教信仰群体的记载。史称，元朝皇帝崇信佛教，经常大办法事，凡大婚、出行、祈雨、祈风、止雨、镇雷、修疫、超度等等，无不举办佛教法事活动，以至佛事名目众多，仅《元史·释老传》列出名称的就有三十余种，而实际上世祖至元年间已有一百零二种，至成宗大德年间竟增至五百余种。(15)举办法会已成为常规性活动且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佛之教，自魏以来，迄于辽、金，……燕故多寺宇，元尤尊盛，为穹寺以法会者常数万人”。(16)大都的法事活动动辄万人，这些法会的频繁参与者无疑多是普通民间信众和下层僧侣。此外，元代大都每年一度的“迎佛像游皇城”活动中，从城内到城外，巡游队伍所经之途，大都百姓扶老携幼，倾城而出，观瞻如林，成为群众性的佛教民俗活动。在这种朝野上下崇佛的浓厚氛围中，大都平民百姓佛教信仰的普遍和广泛程度由此不难想见。
① 林子青：《中国佛教史·元代佛教》，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02页。
② 御容即帝王影像，供奉御容的殿堂又称之为影堂。
③ 黄春和：《白塔寺》，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④ [明]宋濂等：《元史》，卷35《文宗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780页。
⑤ [明]宋濂等：《元史》，卷172《赵孟頫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022页。
⑥ 参阅纪华传：《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的佛学因缘》，载《天问》丙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创刊卷。
⑦ [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6《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⑧ 溥光生卒年不见史载，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元明笔记小说和诗文集中，如[清]顾嗣立：《元诗选·雪庵集》、[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元]程钜夫：《雪楼集·雪庵诗序》、[元]王恽：《有怀雪庵禅师》、[明]李侃、胡谧：《成化山西通志》、[明]陶宗仪：《书史会要》等。
⑨ 一说，溥光系中峰大师之法孙。见《雪庵罗汉画册》跋文，“临济正传三十四孙黄檗高泉潡稽首敬跋”。
⑩ [元]阎复：《胜因寺碑略》，载《日下旧闻考》，卷155《存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1)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9《旃檀佛像记》，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2) 王岗：《北京通史》，第五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328页。
(13) [明]宋濂等：《元史》，卷35《文宗纪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784页。
(14)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15) 何孝荣：《试论元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与大都敕建佛寺》，载《文史》，2009年，第3期。
(16) [明]归有光：《归先生文集》，卷13《赠峨眉寺觉义海上人序》，载《四库金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