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北京地区的佛经刊刻

    由于元代诸帝崇佛，凡建大佛寺，必置经藏，故佛教经典的刻印在元代较之辽金二代更为普遍。《弘法寺大藏经》和《元官版大藏经》先后问世。《元英宗铜版大藏经》，虽为史料记载元英宗在位时确有镂铜板刊行人藏经之议，但没有发现实物遗存。以雕造石刻大藏经闻名的云居寺在元代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却没有官方续刻石经的记录。元代云居寺刻经，仅有高丽僧人慧月于至正年间所补刻的华严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

    一、《弘法寺大藏经》

    又称《弘法藏》。相传是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在大都弘法寺刊刻的一部大藏经，至今尚未发现流传的印本。佛教学者蒋维乔撰《金藏雕印始末》一文认为，《金藏》经版运至燕京后储存在弘法寺，后经元初补雕，从而形成了元代的官版藏经《弘法藏》。此观点至今仍为学界沿用。《弘法藏》的内容，从现存《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里所引的《弘法入藏录》可以了解。

    二、《元官版大藏经》

    简称《元官藏》，约开雕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完成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是版本认定和定名都较晚的大藏经种类。据考，全藏收经至少有6500余卷。对于《元官版大藏经》，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曾在万历年间所撰《嘉兴藏·刻藏缘起》中提到元版藏经不下十余副，却没有说明这十余副元代的版刻藏经到底是些什么藏经，存放何处。以往虽然有《弘法藏》、《至元录藏》、英宗《铜板藏经》种种说法，但由于未见实物，故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确实存在。直到1979年云南省图书馆在整理馆藏佛经时，清理出13册版本不明的元刻藏经，经过有关专家的再次清理、鉴别与考释，认定云南省图书馆的这13册与另外19册佛经属于一部未见著录的元代官刻大藏经，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元官藏》的藏名。该藏的版式特点为一版七个半页，四十二行，半页六行，行十七字，边栏为上下双边。有的经卷正文前附有至元二年太皇太后发愿文，末附僧名录。《元官藏》存世实物极少，国内以云南省图书馆的收藏最多；国家图书馆、上海华龙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一些私人手中也有少量收藏。②

    三、《元英宗铜版大藏经》

    为元代官刻大藏经。据《北溪延公塔铭》记载，元英宗曾“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刊三藏，将搂铜板以传后”。③另据《补续高僧传·法祯传》记载“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冶铜为板，而文多舛误，诏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校，师与湛堂，西谷五人为总督”。④两文所记均表明，元英宗在位时确有镂铜板刊行大藏经之议，但由于没有实物遗存，无从证明当时是否实施了刊刻。

    四、云居寺石经续刻

    元代云居寺石经续刻，为高丽僧人慧月于至正年间所补刻的华严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

    大元一统后，有着雕造石刻大藏经传统的云居寺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延祐二年(1315)，元仁宗降旨，在涿州举行盛大的佛教法会，朝廷官员明里董阿奉旨前往涿州代仁宗进香。他听说白带山藏有石经，于是顺便到云居寺视察。明里董阿回京后，奏请元仁宗赐经律论一大藏，藏于云居寺内。时为“归源云公”任云居寺住持时期。

    至正元年，高丽僧人慧月来到中国，在赴五台山朝圣归途中路过云居寺，目睹小西天华严堂(雷音洞)石户毁坏，堂内所嵌石经残损，于是发愿修葺经堂，补刻经碑。元《重修华严经本记》⑤记载，慧月向前来云居寺的资政院使资德大夫高龙卜和匠作院使申党住二位官员陈述自己意欲修堂补经的心愿，得到二人鼎力相助“布施净财千余缗，命慧月施劳董工，修石户经，不月余而俱修”。⑥慧月共修补了雷音洞内的五块经扳，分别是：雷音洞右壁《弥勒上生经》四块经板中的两块，《胜鬘经》四块经板中的一块，前壁《维摩经》三十三块经板中的两块，并留下了“慧月修补经石”的刻经的题记。⑦在云居寺石经刊刻史上，留下了由外国僧侣主持修葺寺院并补刻经版的生动记录。

    ①  蒋维乔：《金藏雕印始末》，载《国风杂志》，第5卷12号，1934年12月；另参见宿白：《赵城金藏和弘法藏》，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②  方广锠：《元代官刻大藏经的考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另见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载《文物》，1984年，第12期。

    ③  《北溪延公塔铭》，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④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⑤  《重修华严经本记》在杨卫东：《古涿州佛教创石》中记为《重修华严堂经版记碑》，元至正元年。

    ⑥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1《京畿·房山县》，引《重修华严经本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⑦  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