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元代大都佛教文化艺术成果丰硕，寿安山寺的巨型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槃像，是元代佛教造像遗存中的突出实例；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和庆寿寺双塔成为北京地区的标志性建筑；佛教书画和雕塑更是名家辈出，赵孟頫、管道升、刘贯道、溥光、阿尼哥、刘元等享誉当时。
一、佛教造像
元代大都佛教造像继续承袭宋辽写实之风，造像躯体健壮，气势雄浑，造型大方，神态自然。体现大都佛像艺术特色的实物遗存也十分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其中以金铜和陶瓷造像最为突出。
寿安山寺释迦牟尼佛涅槃像。寿安山寺(香山卧佛寺)卧佛殿内供有一尊巨型铜镀金释迦牟尼佛涅槃像，是元代佛像遗存中突出的实例。造像全长5米余，铸铜达五十万斤，史称空前绝后。卧佛铸造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佛像侧身而卧，两腿伸直，左手平放左腿上，右臂弯曲托着头部，双目微闭，神态安详，造型完美，工艺精细，体现了元代高超的铸造技艺和雕塑艺术水平。
北京广济寺圆通殿里的一尊元代金铜质地的观音菩萨像，其艺术水平比卧佛寺铜卧佛更胜一筹。此像高约1米，头戴花冠，坐姿，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右手放在右膝上，其优美自然的姿势和神态，将观音菩萨自在安详的宗教气质和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一尊不可多得的元代造像佳作。
旃檀佛像供奉于京城。公元401年，龟兹国高僧鸠摩罗什首次将旃檀佛像带人了我国凉州(今甘肃武威)，之后经长安、建康、江都、汴京辗转流传供奉，到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传至北京。最初供奉在悯忠寺，之后多次迁供，金熙宗时供奉于上京储庆寺；金海陵王时供于燕宫内殿；元宪宗三年(1253)供于圣安寺；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供于万寿山仁智殿；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供于大圣寿万安寺；明宣德四年(1429)供于庆寿寺。
延祐三年(1316)，大都有多位佛教大德参与关于旃檀瑞像源流的讨论。讨论结果由大学士程钜夫撰文刻碑，名曰《旃檀瑞像记》。该碑记载：集贤大学士李衍与昭文馆大学士头陀大宗师溥光等、大海云寺住持长老某、大庄寿寺住持长老智延、大原教寺住持讲主某、大崇恩福元寺住持讲主德谦，大圣寿万安寺住持都坛主德严、大普庆寺住持讲主某，共同翻究毗尼经典，讨论瑞像源流。①这次讨论厘定了自佛陀为母摩那夫人说法，而有优填王造旃檀佛像起，直到元延祐三年(1316)共2307年时间，旃檀瑞像在印度、我因西域和内地流传经过和具体供奉地点和供奉时间。据程钜夫的记载，它在入万安寺前的供奉地点依次是：龟兹、凉州、长安、建康龙兴寺、江都开元寺、汴京皇宫滋福殿、汴京启禅院、燕京圣安寺、燕京万寿山仁智殿。至元二十六年(1289)，忽必烈幸万安寺时，敕令将旃檀瑞像迎入万安寺供奉。据此，延祐三年讨论旃檀瑞像源流时，该像正在万安寺中供奉。这次讨论大大提高了旃檀瑞像和大都万安寺的宗教地位和影响。
元大都遗址出土陶瓷造像。陶瓷造像是元大都流行的一种造像形式，在元大都遗址先后出土过一些元代陶瓷造像。现存实物如1969年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口出土的青白釉观音菩萨像，1966年昌平区出土的龙泉窑青釉释迦牟尼佛和骑吼观音像，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白釉释迦牟尼佛像等。
龙泉窑青釉释迦牟尼佛端坐于莲座之上，身穿长衫，袒胸，面部俏瘦而慈祥。胎体厚重，釉色青中泛绿，造型新颖别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元龙泉窑青釉瓷在北京地区出土不少，但立体佛像鲜见，故弥足珍贵。骑吼观音像，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头戴花冠，内穿棱形串珠纹纱裙；双目微闭，给人以宁静祥和之感。观音的脸、胸、手以及双眼，释迦牟尼佛的脸、胸和双手，均涩胎无釉呈赭红色，在装饰上是一种创新手法，使青釉与涩胎相映成趣，提高了塑雕的艺术效果。②这些陶瓷佛像虽然都不是大都所产，但它反映了大都佛教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特点，也体现了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和影响。
庆寿寺遗址出土海云禅师石雕像。海云禅师像出土于他曾经住持过的北京庆寿寺的海云塔地宫中。1955年，为拓宽长安街，庆寿寺和两座僧塔被拆除。拆除时。北京市文物部门对两座塔的塔基地宫进行了调查清理。在海云塔地宫中发现了一批金元时期的佛教文物，海云禅师石雕像就在其中。石雕像为典型汉地佛教人物雕像。通高90厘米，跏趺端坐，左手置于左膝上，结触地即，右手当胸拈念珠。双目微睁，大耳垂肩，神态安详，身着暗红色交领右衽僧袍，僧袍之外自左肩至右腋下斜披汉式袈裟。衣领、袖口、袈裟边缘饰以金边，衣纹流畅自然。佛像的面部、耳部、颈部、手部外露部分都饰以肉色，形象十分生动、写实，具有较高的造像艺术水平。③
二、佛塔遗珍
元代北京地区遗存的佛塔主要有潭柘寺塔院的妙严大师塔、宋公长老塔、慧公禅师塔、西峰寺的月泉新公禅师灵塔、凤凰岭上方寺的玲珑塔、阜成门内的妙应寺白塔、黑塔、万松老人塔、八宝山的金安选公塔、房山天开村的应公长老寿塔、万佛堂村孔水洞的龄公和尚舍利塔、大兴县于垡乡的无碍禅师塔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妙应寺白塔、妙严大师塔、月泉新公塔和万松老人塔。
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白塔，位于阜成门内大街该寺内。至元八年(1271)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设计并主持建造的大型喇嘛塔，至元十六年(1279)建成，是元朝皇室在大都兴建的重要工程之一。因塔体通白，故称白塔。塔高50.9米，通体为砖石结构，底座面积为1422平方米，主要由塔基、覆钵、相轮、华盖和塔刹构成。塔基分为三层，最上层为莲花座，其上为覆钵式塔身，塔身之上为十三层相轮，顶部是一个直径9.7米的华盖，四周悬挂36个透雕铜制华鬘和风铃，华盖之上为高约4米、重4吨的铜制鎏金宝顶，直插云霄。整座白塔造型恢宏雄伟，结构严谨，风格古朴，“制度之巧，古今罕有”。④
庆寿寺双塔，元初建。位于京城庆寿寺西，为海云、可庵二位禅师塔。海云为金末元初禅宗的首领，海云在大都住持的庆寿寺也成为弘传禅宗临济宗的中心。1257年，海云禅师圆寂，朝廷下旨在庆寿寺为其修筑一座九级灵塔，名为“海云禅师塔”，为八角九级密檐式，塔铭为“佛日圆明海云大宗师之灵塔”，塔前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一座。海云的继任住持可庵禅师圆寂后，又修了一座七级灵塔，称“可庵禅师塔”，为八角七级密檐式，塔铭为“佛日圆明大禅师可庵之灵塔”。庆寿寺因海云、可庵双塔而得双塔寺之称。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建大都城，庆寿寺海云禅师塔恰在规划中大都南城墙位置，忽必烈出于对海云塔的崇敬，下令“迁三十步许而环之”⑤，将城墙南退30步，修成半圆形绕过双塔，以至建成后的大都南垣西段形成一段弧形墙，元朝皇帝的保护文物之举，使庆寿寺双塔从此屹立不动700年，不仅成为了该寺的重要标志，更成为了这一地区的地标性建筑。后因建国后修建长安街时拆毁，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佛日圆明海云禅师塔，建于元代，坐落在门头沟区潭柘寺塔院。坐北朝南，通高约19米，为六角形七层密檐式实心砖塔，砖砌六角形二层须弥座上面是砖雕的莲台，三层莲瓣承托塔身。塔身六面雕有棂门和棂窗，上面斗拱为磨砖仿木结构。正面镌刻塔额“佛日圆明海云禅师塔”。上部为“七层密檐，刹顶为莲花托宝珠的造型。此塔造型端庄，砖雕精美。⑥
妙严大师塔，建于元代。妙严大师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女儿，修炼于潭柘寺内观音殿，拜佛虔诚殿内曾有拜砖留存。后终老于寺中，建塔于潭柘寺下塔院的西南侧，高约17米，为砖砌六角形五层密檐式塔。须弥座的束腰部分有砖雕兽头图案，塔身各面设有假门假窗，正面门楣上方嵌刻塔铭，塔刹由露盘、莲花、仰月、宝珠组成。⑦
万松老人塔，坐落在西城区西四地区。万松老人即万松行秀禅师，金、元间的曹洞宗名僧。81岁圆寂于燕京西郊仰山的栖隐寺。后修此墓塔，塔原为八角七级密檐式砖塔。清代重修时加高至九级。民国重修时辟大门并书石门额“元万松老人塔”。20世纪80年代维修中发现塔内还包着元塔，这种塔中塔形式实属罕见。塔高约15.9米，玲珑别致，与众不同。为典型金元时代风格，是北京城区仅存的一座砖塔，已成为北京的一处街景，现砖塔胡同因之得名。⑧
月泉新公长老塔幢，建于元至元二十八年，原位于在戒台寺北的西峰寺。月泉新公长老为元代京城的禅宗名僧，曾住持戒台寺。塔为汉白玉石质高约2.2米，为八面经幢式，上有华盖，下有须弥座，幢身正面刻“大都鞍山慧聚寺月泉新公长老塔铭并序”，其余7面刻有月泉和尚的生平。该塔幢民国年间移至戒台寺内，塔身上方的石檐中有8幅精美的浮雕伎乐图，伎乐人姿态奇特，所持乐器则各不相同，富有动感。石檐顶上为葫芦形塔刹。雕刻技艺高超，为石塔中难得的珍品。据张云涛《北京戒台寺石刻》考证，石檐上面的伎乐八图中段石雕件系后来所配辽(金)旧物，华盖也为后配。⑨
三、佛教书法
元代大都成为全国的首善之区，许多著名书法名家如赵孟頫、溥光、程钜夫、姚遂、陈时可等活跃在大都，他们的佛教题材书法作品多见于一些碑铭题跋。刻于元至正五年的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也有着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
赵孟頫(详见前文“赵孟頫的佛教因缘”)，为元代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信仰佛教，与其妻同为名僧中峰明本的弟子。他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⑩。后世将其列入楷书“颜、柳、欧、赵”四大家。他的佛教题材书法作品很多，如奉敕为藏传佛教领袖胆巴大师撰书的《胆巴帝师碑》、为大崇国寺定演所撰《崇国寺演公碑》、为海云印简禅师撰《临济正宗之碑》，以及为栖隐寺万山行满所撰《仰山栖隐寺满禅师道行碑》、《大元大普庆寺碑铭》等。其中以《胆巴碑》和《演公碑》最为著名。
《胆巴碑》，全称《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是赵孟頫63岁时所书，为其晚年极具赵体风格的代表作。帝师胆巴大德七年(1303)卒，元仁宗敕命赵孟頫为文并书刻石为胆巴大师立碑于元大都寺，后佚。延祐三年(1316)主持龙兴寺的胆巴弟子迭凡多次上书奏请为胆巴在龙兴寺刻石立碑，元帝准奏，命赵孟頫撰文书丹，延祐三年立石。原碑墨迹藏于故宫博物院。为纸本，楷书，书法行列井然，行笔连贯自如，遒美峻拔，为赵孟頫晚年的楷书精品。卷后有清姚元之、杨岘、李鸿裔、潘祖荫、王颂蔚、王懿荣、盛昱、杨守敬题跋，并钤有许乃普、叶恭绰等收藏印记。(11)
《演公碑》(12)是皇庆一年(1312)三月，赵孟頫奉元仁宗旨为佛性圆融大师定演塔所撰塔铭。首题：“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崇教大师演公碑铭并序”，额篆书题：“特赐佛性圜(圆)融崇教大师华严传戒演公道行之碑”；阴题名，额题：“崇国北寺开山第一代宗派”。
此外，赵孟頫所抄佛经流传于世者多达八十多册(卷)，仅《金刚经》就有十二册。《心经》、《圆觉经》、《金刚经》、《无量寿经》等他都写过多次。赵孟頫致中峰和尚的书札《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13)，也是传世书法珍品，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对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留给后人重要的启示。
释溥光(详见前文“奉诏蓄发的释溥光”)，元代著名僧人书画家。溥光的书法吸收综合历代书法名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真、行、草书皆善，尤工大字，其字遒劲有致，风骨挺卓，受到赵孟頫的赏识，并荐之于朝廷。作为御用书家，主要以楷书大字的题榜之作应用于大都宫廷中的匾额和其他官方建筑上。
溥光佛教题材代表作品，有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弟子惠临书写的《佛说八大人觉经卷》，为罕世珍品，受到书法界的高度评价，称其“笔力破余地，腕有颜柳骨，突出松雪翁(赵孟頫)上”。《草书石头和尚草庵歌卷》也是溥光罕见的墨迹。这卷草书取法怀素、孙过庭，笔力遒劲丰厚，使转圆润，字间大小错落，上下揖让，或笔势连绵，或笔断气贯，有飞龙走虺之势，笔致之雄浑显见深厚功力。(14)另有溥光泥金书写袖珍本《八十华严》，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溥光还著有《雪庵永字八法》、《雪庵字要》，在书法界享有盛誉。其中，《雪庵字要》(15)是一部系统论述楷书大字书写技法和鉴赏标准的理论著作，对后世大字书法理论与实践均有较深远的影响。另有《雪庵集帖》行世。
居庸关云台石刻。云台位于昌平居庸关南北城门之间，是元代大型过街塔的基座。过街塔建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是三座建立在高台上的白色覆钵式塔，称为“过街三塔”，元末明初毁于地震。遗存的塔座则被称为“云台”，取“望之如云端”之意。云台由汉白玉石砌筑，在云台券门内外，有高浮雕佛像及装饰，券门内劈两面有藏、梵、八思巴、畏兀儿(16)、西夏、汉等文字镌刻的经文、咒语、造塔功德记等。其中的西夏文是纪录我国古代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创于公元1036—1038年间；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命帝师八思巴创立的蒙古新字。这两种文字均流传很短时间便废弃不用，故云台保存下来的石刻文字不仅有着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同时对于研究西夏、蒙古历史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四、佛教绘画与雕塑
元朝建立不久，即广搜天下文人，一大批文人名士被罗至大都。其中有不少信佛和好佛的书画艺术大家，如赵孟頫、管道升、刘贯道、溥光、朱玉、刘元、阿尼哥等活跃在大都，遗存不少传世的佛教题材绘画，以及被称作立体绘画艺术的建筑作品。
赵孟頫，元代著名书画家，绘画自成一格，人物、山水、花木、竹石、禽鸟等各种题材，下笔多成妙品。他的绘画美学观“古意说”、“书画同源论”，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佛教题材作品，以画罗汉见长，所画《红衣罗汉图》堪称代表作之一，图中罗汉像为印度人形象。为纸本设色，画中红衣罗汉取梵相，人物的造型及表现手段取法唐代阎立本，以铁线描勾勒，用笔凝重，设色浓丽，以赭石、土黄、石绿与大红袈裟形成鲜明对比。画卷后自题：“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与罗汉像，自为有得。……庚申岁四月一日，孟书”。尾纸有董其昌、陈继儒二跋，画面亦有清内府及宋荦、朱之赤等收藏印多方。(17)
管道升(1262-1319)，元代女书画家。字仲姬，一字瑶姬。湖州(今属浙江)人。赵孟頫妻，仁宗延祐四年(1317)封魏国夫人，世称“管夫人”。她笃信佛教，与赵孟頫同为中峰明本和尚弟子。尝手书《金刚经》数十卷，施名山寺。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命她书《千字文》入藏秘书监。宋亡后随夫入京。她工诗文，善书画，画风受赵影响，尤擅画观音像。于大德六年(1302)所画《鱼篮大士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刘贯道(1270-1300)元代宫廷画家，字仲贤，中山(河北定县)人。元贞元年，以绘成宗御容而得任御居使。善画释道人物，所绘《罗汉图》生动传神，别具风格，画中二罗汉，一坐在树下岩石之上，呈侧面，巨目大鼻长耳蓄发，面貌特异；对面一罗汉长眉有须，面容温和。罗汉的衣纹采用白描笔法，岩石、树干等均极写实。图左下方有“至正十六年中山刘贯道写”小楷墨书。(18)
溥光，元代著名僧人书画家，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他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书法功力，为绘画打下坚实的基础。更难得他以书法的笔力入画，成为元代众多画家中的佼佼者。其佛教题材的绘画作品有《雪庵罗汉画册》(19)，为绢本墨画淡彩，计十九页，每页画一尊者，十九幅罗汉均以简略的笔法勾出罗汉形象，基本是因袭自李公麟、贾师古、梁楷等一系的白描画风，每图均有雪庵草书书题诗，画意与书法一致，可谓相得益彰。画册之首，有与雪庵同时禅僧雪林所写“奇古”题字；有明末隐元大师所题“国宝”二字及跋文等。
朱玉(1293—1365)，元代晚期著名佛画家，宫廷画师。所作佛画。字君壁，江苏昆山人。善绘画，为王振朋弟子，擅长山水、佛道、人物和界画(20)。曾于元至正年间奉敕绘大藏经扉画佛像。传世作品有《揭钵图》(描写《宝积经》中的故事)和《地狱变相图》等。《揭钵图》为纸本水墨，白描手法，结构严谨，构思巧妙，笔法精工；左下角钤有“姑苏昆山朱氏君璧印章”朱文长方印和“朱氏君璧”朱文方印，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地狱变相图》，为一轴巨幅人物画，树石点染笔墨简练，人物结构准确，形神飞动，呼之欲出，略有吴道子人物画“吴带当风”之妙。此图收录子日本《支那名画宝鉴》(21)。
阿尼哥(1244—1306)，尼泊尔建筑师、雕塑家和工艺美术家，元朝时期来到中国，以高超的技艺和才智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17岁时负责西藏黄金塔的修建工程，塔成后落发为僧。中统二年来燕京，在大都生活了40余年。主持修建了风格独具的佛教建筑十余座，如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大天寿万宁寺和兴教寺等，其中白塔寺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在这些佛教建筑中更是融入了大量雕塑和绘画艺术精髓。他将尼泊尔佛教造像艺术风格传入中国，使汉地佛像艺术由于“西天梵相”的传入而增添了新的艺术形式。在大都期间，曾为元世祖、元成宗及他们的皇后绘制御容织帜，将外来绘画风格和手法带到大都，这种集绘画和手工艺于一体的艺术图像，一般都供奉在名寺大刹内的“御容殿”中，如当时供奉在大都大护国仁王寺和大圣寿万安寺的世祖和顺圣皇后的御容织帜就是由他亲手制作的。阿尼哥在大都留下的诸多建筑和雕塑艺术作品，不仅为大都佛教文化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还带出了许多门徒弟子，其中就有杰出的汉族雕塑艺术家刘元。
刘元，字秉元，蓟县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等。活跃在13世纪后期。他画塑兼能，尤长雕塑。《元史·方技传》称他“尝从阿尔尼格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至元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阿尼哥监修北京护国仁王寺，并招能工巧匠来从事雕塑，刘元被举荐参加这项工程，从阿尼哥学习梵式佛像雕塑，得其真传，成为技艺精湛的雕塑大师。刘元从事雕塑几十年，作品甚多，“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其作品“神思妙合，遂为绝艺”。作为宫廷御用艺术家，刘元受到元世祖、元仁宗的特别器重和礼遇。大护国仁王寺内的梵天佛像和八大处大悲寺的罗汉像等，皆出自刘元之手。他融汇中土和梵式造像技艺和手法，并有所创新，精通泥塑、金属铸像和搏换等多种雕塑技法，尤其是在搏换技艺上贡献极大。所谓搏换，即先按设计的塑像形状，用铁丝构架，将和好的泥填入，塑出人物大致形象，于其上裹以麻布，并将漆和灰的混合物涂上数层以成其形。像完成后，把内部塑土除掉，再行细致地外观整理和彩绘。北京旧时称这种手法为“脱活儿”。刘元雕塑作品的艺术形象，个性鲜明，表情神气而生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作为元代杰出的雕塑家，刘元以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22)
五、佛教文学
元朝建立了大一统政权。南北统一对元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成就在戏曲方面，诗、词和散文等文学体裁则相对衰微。但传统诗歌在元代仍然具有其他文学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是广大文人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耶律楚材作为元代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不仅是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之一，也是元代诗坛的主要代表，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与诗歌创作，为元代文学增添了一笔亮色。
耶律楚材(1190年—1244)，由金入元，为蒙古汗国大臣。字晋卿，号玉泉，法号湛然居士。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他自幼生长于燕京、世居金中都，与这里的文士和高僧交情深厚，唱和诗文甚多。如《还燕京题披云楼和诸士大夫韵》、《过天宁寺用彦老韵二首》，以及《和竹林一禅师韵》等。他受蒙古统治者重用后，随军东征西讨，创作了大量的风土诗，形象地描写了西域的民族风情，表达了一种“不妨终老在天涯”的豪迈气概，为世人提供了欣赏西域诗的一种新的审美视角。(23)在政务之暇，他仍不忘燕京旧友，时常托寄诗文相互唱和，如《寄西庵上人用旧韵四首》、《寄万寿堂头乞湖山》等诗，被后人收入他的《湛然居士文集》一书中。耶律楚材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被认为是继鲜卑诗人元好问之后另一位成就最高的少数民族诗人。
除耶律楚材之外，活跃在元大都文坛的文人学士还有很多，佛教兴盛的影响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如范椁，历任左卫亲军教授、翰林院编修官等职，在大都生活的时间虽不长，却写有不少吟咏大都佛教寺院的诗作。如《登觉山寺》、《春日上平坡寺》等。(24)虞集，大德初年北上大都，历任翰林直学士、秘书少监、国子祭酒等职，在大都生活了三十多年，有不少吟咏大都园林景致的作品，佛教题材的诗作以《香山寺》较为著名。(25)以散曲作品名世的卢挚，籍贯涿州，早年曾在江南为官，晚年回朝，任翰林学士。他以亲身观瞻大都每年一度迎佛游皇城的经历，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迎佛会歌》(26)，生动再现了元大都这一群众性佛教活动的盛况
六、出土佛教文物
庆寿寺元代双塔出土文物。位于庆寿寺的两座元代僧塔，分别是庆寿寺海云禅师和其弟子可庵禅师的舍利塔。海云塔九级，居寺之右；可庵塔七级，居寺之左。庆寿寺原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位置上，1955年，为拓宽长安街马路，庆寿寺和两座僧塔均被拆除。北京市文物部门对两座塔的塔基地宫进行了调查清理。两座塔的地宫结构相同，其中，海云塔地宫中有瘗埋物品。海云塔地宫距地表约4米，以素面青砖铺砌，平面呈方形。地宫中央置一方形石棺，由六块磨平的青色砂岩镶砌而成，长95厘米，宽94厘米，高82厘米。经清理石棺之中的物品主要有：罗汉床各1张、楠木小供案1张、木舍利盒1个、木质须弥座式涂金小瓶2个、平金绸质僧帽1顶、缂丝残片、绡花巾l片、织金花残绸片4片、海云石塔铭1通、可庵塔铭1通、海云石像l尊、海云石墓志1通、宋钩窑香炉1个、铜钱21枚、水晶珠、蓝色小料珠各1颗等。这批出土文物对于研究金末元初北京佛教、佛教艺术，以及僧舍利瘗埋制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7)
①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9《旃檀佛像记》，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② 马希桂：《简论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载《收藏家》，2005年，第7期。
③ 参阅北京市文物局：《从石雕海云禅师像说起》，载《文物背后的故事——新首博专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171-18l页。
④ 黄春和：《白塔寺》，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10-111页。
⑤ 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载《北方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⑥ 薛增起等《北京的塔》第185页，指海云禅师塔“建于金代天眷年间[1138—1140]”，有误。海云逝于1257年，此塔应建于元代。
⑦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⑧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4-15页。
⑨ 张云涛：《北京戒台寺石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⑩ [明]宋濂：《元史》，卷172《赵孟頫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023页。
(11) 故宫博物院出版有《元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12) [元]赵孟頫：《大元大崇国寺佛性圆融大师演公塔钴》，见《松雪斋文集》，卷9，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
(13) 《赵文敏与中峰十一帖》，收入[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1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4) [元]溥光：《草书石头和尚草庵歌卷》，载《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集》第二集(1)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15) [元]溥光：《雪庵字要》，载孙毓修：《涵芬楼秘笈》，第10集51种，第66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间影印本。
(16) 畏兀儿，元、明两代对回鹘的称呼，即今为维吾尔族。
(17) 现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参阅孙亦非：《赵孟頫和他的红衣罗汉图》，载《海内与海外》，2007年，第2期。
(18) 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参阅陈清香：《论元代的罗汉画》，载《华冈佛学学报》，台北：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1985年，第8期。
(19) 现藏日本东京静嘉堂。参阅陈清香：《论元代的罗汉画》。
(20) 界画，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门类，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而得名。
(21) [日]原田种宜：《支那名画宝鉴》，日本，大冢巧艺社，1936年。
(22) 参阅宋濂：《元史》，卷203《方技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546页；另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刘正奉塑记》，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3) 李海娟：《谈耶律楚材的人生与诗歌创作》，载《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4) 王岗：《北京通史》，第五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85页。
(25) 同上，第284页。
(26) 同上，第404页。
(27) 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载《北京史研究》，第一辑，燕山出版社，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