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北京佛教的对外交往
元代是继秦汉、隋唐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作为元代都城的大都，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时有大量外国僧侣涌入大都，北京佛教的对外交往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与朝鲜半岛佛教的往来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彼此的文化交流很早就有。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中朝佛教之间的交往在元朝时达到高潮。当时，元大都与朝鲜的陆路交通非常方便，从大都东行至蓟州，向北入辽阳行省大宁路，复经大宁、驿安、沈州以及彰义、驿昌，过鸭绿江，而至高丽王京(今开城)。不少高丽僧侣仰慕中国，双方佛教往来不断。元朝时来大都的高丽僧侣前后相继，主要有惠永、海圆、慧月、天湛、普愚、慧勤、无学、智泉等人，他们佛学造诣深厚，在大都深受尊重。①
惠永，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率领百余写经僧来大都，进献给元世祖忽必烈一部金字《法华经》，因而“特承劳慰”，诏居大庆寿寺。其间惠永研学唯识学，并应万安寺(白塔寺)之请，前往讲《仁王经》。他演讲时，口若悬河，深受四众敬仰。惠永回国后主要弘传唯识宗，获得“一国所尊之法王”称誉。②
海圆，元皇庆元年(1312)，应元仁宗之请来大都。海圆为华严宗僧人，受诏住大崇恩福元寺，因其佛学渊深，被封为该寺“高丽第一代师”。他在大都前后生活了 29年，至元六年(1340)示寂，受赐“圆空国师”谥号。
慧月，元至正年间来到中国，曾于至正四年四月赴五台山朝圣归途中路过云居寺，见华严堂(雷音洞)石户毁坏，堂内石经残损，在当地官吏的赞助之下修葺了华严堂，并修补了雷音洞内的五块经板，留下了“慧月修补经石”的刻经的题记。
太古普愚(1301—1382)，高丽禅僧。俗姓洪，忠南洪州人。至正六年(1346)来大都，先住大观寺，不久赴四方参学，后在湖州霞雾山福源寺石屋清珙(1272-1352)禅师处得到印可。由江南返回京城后，元顺宗请他于永宁(明)寺开堂说法，并赐金襕衣，至正八年(1348)回国弘化。③成为高丽临济宗的开山祖师，其后法脉传承相延不断，大大振兴了高丽后期的佛教，于1371年被封为国师，著有《太古集》等。
天湛，至正七年(1347)来大都，元顺帝命其主持京西灵严寺，并特封为“海印阅明通教妙德长老大师”。④
慧勤(1320—1376)，高丽禅僧。宁海府(庆尚北道)人，俗姓牙，旧名元慧，号懒翁，与太古普愚同为传中国，庙济禅入高丽者。至正八年(1348)采华，先住燕京法源寺，参法印度僧人指空，后南下投杭州净慈寺处标禅师门下，皆蒙印可。后重返燕京，至正十五年(1355)奉敕住大都广济禅寺，开堂说法。至正十八年(1358)回国。⑤著有《懒翁和尚语录》一卷、《懒翁和尚歌颂》一卷等。
无学、智泉，高丽僧人，至正年间来华。无学，俗姓朴氏，讳自超，号无学，三屿郡人。年十八，剃发具戒。据《自超塔铭》记载，他于“癸巳(至正十三年)秋，挺身走燕都，参西天指空”。次年又参慧勤(懒翁)，受到器重。后游历雾灵、五台。慧勤移锡西山灵严寺后，无学亦随侍身边，“留数载”。⑥智泉，俗姓金，载宁人。据《智泉碑》记载，其于至正年间“与今王师无学俱入燕京”。“时懒翁先入燕，受指空印可，道誉既著。二师皆投师之，同游参访，所造益高”。后于“丙申(至正十六年)还国”，返回高丽弘化。⑦
高丽国王王璋与元大都佛教。王璋(1275—1325)，朝鲜高丽王朝第二十六代国王，字仲昂，初名源，后改名璋，为高丽忠烈王王眶和元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所生之子。王璋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来中国，元贞元年(1295)娶晋王甘麻刺女宝塔实怜公主为妻。大德二年(1298)受父传位为国王，但同年因专权又被元廷所废。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死，因拥立武宗即位有功，受封为沈王。至大元年(1308)其父驾崩，归国继承王位。不久又委国事于大臣，回到大都，三年后进封为沈王。皇庆二年(1313)让位于次子王焘。延祐七年(1320)，因参与元宫廷斗争，流放到西藏萨迦地方。至治三年(1323)回大都。是一位活跃于元朝廷和高丽王朝的重要政治人物。王璋喜爱书法和绘画，对佛教也有深厚的兴趣和虔诚的信仰。他长期生活在大都，先后多次作为功德主刻印佛经布施寺庙。如大德九年(1305)印经一藏布施与大庆寿寺，元代大学士程钜夫所撰《大庆寿寺大藏经碑》记述了此事⑧。元皇庆元年(1312)又印经五十藏布施四方梵刹。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智化寺如来殿中央主尊释迦牟尼佛的内膛中发现有“沈王府”施印的佛经《付法藏因缘记》一册，卷首有沈王王璋的序文，背面钤有“沈王府”印记十三方。⑨
元王朝征召高丽写经僧。高丽僧人素以善写金银佛经而著称，元帝王曾多次向高丽王征召写经僧人元帮助写经，以满足皇室祈福的愿望。高丽忠烈王在位时，元帝王就曾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大德元年(1297)、大德六年(1302)、大德九年(1305)向高丽征召僧人达六次之多，每次征召僧人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遣使往高丽国征写经僧，时高丽僧统惠永率领写经僧一百人入元都，居庆寿寺，用泥金写大藏经。另有一次曾聚僧俗写经者300人居昊天寺写经。同时，元廷还派人赴高丽就地督写。元帝王向高丽征召写经僧，成为元代中朝佛教中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⑩
中朝两国在佛教建筑、造像、绘画、音乐等方面，元代大都与高丽也互有交流，其中元大都的佛教文化艺术对高丽的影响尤为突出和明显。
二、与印度佛教界的往来
元代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十分繁盛，尤其是忽必烈时期，两国使节往来连年不断。那摩和指空是元朝时先后来华的印度僧人。尾麻罗室利也曾在元大都活动，并参加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
那摩，又称兰麻、南无、厨宾大师，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怯失迷儿)人。史料记载，他曾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约于元太宗时来中国，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在中原活动期间，那摩还积极投身于济世利民和中原佛教保护事业，多次劝谏蒙古帝王停止杀戮。那摩先盾经历了太宗、定宗、宪宗三朝。其中在北京的活动主要为宪宗时期。宪宗三年(1253)，奉旨南来中原，首次来到燕京，其间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他先住燕京延洪寺，并重修了该寺。宪宗四年(1254)主持正定龙兴寺，并重修了龙兴寺，使该寺面貌“粲然为之一新”。在龙兴寺期间，他先后得到阿里不哥和宪宗皇帝的赐封，阿里不哥降旨免除龙兴寺“贡赋”，并赐白金于寺内大作佛事三昼夜；宪宗颁新印大藏经一套，亦赐白金于寺作药师大道场三昼夜，宪宗特封他为“国师”、“释教大总统”，令其“总天下释教”。发起并以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宪宗朝举行的三次佛道辩论会。那摩在华活动长达30余年，有《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记其事迹。(11)
指空(1289-1363)，全称薄陀尊者指空。史料记载，指空为印度摩揭陀国王子，8岁入那兰陀寺为僧，19岁前往南印度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之后游历印度及西域诸国多年。于元中期来华，初到我国甘肃、青海地区，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随其同来大都。不久离开大都，遍游陕西、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后返回大都。途中曾于泰定元年(1324)与天子于难水(今嫩江)上讨论佛法，谓之“泰定之遇”。回到大都不久，又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倾其道风，特建华藏寺以居，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僧俗人众。不久奉诏返回大都，此后主要活动于大都。天历元年(1328)，奉文宗命于内廷讲法。至正年间，元顺帝对他宠遇有加，皇后及皇太子迎请入延华阁问法。至正二十三年(1363)冬示寂。(12)因其曾从大都赴高丽弘法，在那里留下弘法遗迹，朝鲜扬州的桧严寺《桧严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屠碑》记录了他的生平主要事迹。指空毗荼后舍利分成四份，其中两份由高丽僧达玄、达睿带回本国，至明洪武五年(1372)，高丽恭愍王命建塔于桧严寺供奉。(13)
尾麻罗室利。元代在大都活动的印度僧人，其生平事迹虽未见史料记载，但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书前列有他的名号和职务“西天板的达通五明师尾麻罗室利”，说明他曾参加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纂，并担任“证明”之职。《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是忽必烈专门召集当时汉、藏，以及印度等地一流高僧和学者共同参与校勘编纂，就连元朝的帝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不难想见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尾麻罗室利能够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佛教学术活动，不仅说明他具有高深的佛学修养，同时也反映出他在元初的佛学地位和影响。
元代时，佛教在印度本国殆已沉寂，上述几位印度僧人先后在中国大受尊礼，不仅是佛教史上的盛事，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
三、与尼泊尔佛教界的往来
北京与尼泊尔佛教交流历史以尼泊尔的建筑家、工艺家阿尼哥为开端。
阿尼哥(1245—1306)，尼泊尔帕坦人。元中统元年(1260)帝师八思巴准备在西藏地区建造一座黄金塔，特邀一些尼泊尔工匠来担纲主理工程，阿尼哥即在被征召之列。他虽年仅17岁，却身怀精湛技艺，特别擅长绘画、雕塑与铸造金像，深受八思巴赏识，被任命为工程的监工。黄金塔建成后，八思巴执意将他留下，并亲自为他剃度，收为入室弟子。元中统二年(1261)，八思巴把阿尼哥带到大都，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为考核他的艺术才能，特让他修补一躯宋室遗留下来的针灸铜像。阿尼哥修好了铜人，其技艺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委派他承担修寺、建塔、雕塑等方面的重要工程。阿尼哥不负重托，在建筑、雕塑、绘画等多方面展示他的艺术才能。今天矗立在阜成门内的妙应寺白塔是阿尼哥最辉煌的艺术杰作。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命阿尼哥负责这项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阿尼哥根据从尼泊尔带来的佛塔样式，采用古代印度原始的覆钵式佛塔为蓝本建造，八年以后，妙应寺白塔建成，由于它表面涂抹白灰，俗称“白塔”。其建造工艺之精巧，算度之准确，令人叹为观止。这座融合了中尼佛塔建筑艺术的白塔，既适应宗教活动的要求，又起到“壮观王城”的作用。至元十年(1273)阿尼哥被授予“诸色人匠总管”；至元十五年(1278)又被擢升为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大德十年(1306)逝世于大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14)元成宗特为他辍朝致哀，还按其本国风俗，将其遗体火化，身骨葬在当时的宛平县香山冈子原。阿尼哥在中国的45年中，不仅创作出题材广泛、艺术精湛、风格迥异的宗教作品，而且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对后世影响极大。为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以及中、尼两国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妙应寺白塔作为阿尼哥最辉煌的艺术杰作，也为古城北京留下了地标性建筑。
四、与日本佛教界的往来
在古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曾经起过重要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唐宋以来，日本人以中国为“佛国”，遣僧西渡，相望于途。有元一代，日本高僧西渡者，仅据木宫泰彦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二百二十多位。(15)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北京与日本佛教具有实质性的交流至元代开始出现。据史料记载，时有日本僧人古源邵元、祖庭芳、东州至道等先后至大都。
邵元(1295—1364)，号古源。又号如行道人，日本福井县人，日本国山阴道但州正法禅寺僧人。他于泰定四年(1327)渡海来华，先到福建，后北上浙江，入天台山和天目山参访；继而北上，参临济祖庭，游大都；而后南下，经五台山，至少林寺，在少林寺住了四五年，与少林寺住持息庵结下了深厚友谊。后又到当阳玉泉寺。于至正七年(1347)回国，在元朝前后参访达20年之久。邵元精通汉文，且擅长书法。息庵圆寂时，邵元正在大都游历，闻讯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写成《息庵禅师道行碑记》铭文，盛赞扬息庵禅师功德修行。此碑是两国佛教徒自古友好交往的珍贵实物。在大都游学期间，他曾被选入宫中转读《大藏经》，而后居水月禅寺，闭关阅读《大般若经》。邵元在自述其游学经历的一篇短文中提到“游大都以步康衢”、“末后一机银山铁壁”之语，说明他确实到过大都，曾在大都的宽阔的街道上游走，曾游览过位于北京昌平的著名的银山铁壁。(16)古源邵元后回日本国，传临济宗禅法。
祖庭芳、东州至道，元朝时来华日僧。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入元僧一览表》引《圣一国师年谱》和《延宝传灯录》记载，祖庭芳在元顺帝元统一年(1333)，奉其师南山士云(1254-1335)之命“至元大都大觉寺迎接东州至道入元”。据《入元僧一览表》引《圣一国师年谱》和《南山和尚行实》记载，东州至道为日僧“圆尔辨圆之法嗣”，入元后居于大都大觉寺，日本醍醐天皇元弘三年(元统一年，公元1333年)，“南山士云遣其徒祖庭芳招之”。(17)
① 参阅左芙蓉：《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第一章中《元与朝鲜》部分，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②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③ [韩国]金烘泰：《韩国佛教史概说·高丽时代的佛教》，柳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④ 《大元敕赐上方谷积山灵严禅寺碑》，引自《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第248-249页。
⑤ 《朝鲜妙严尊者塔铭并序》见黄有福等：《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⑥ 卞季良：《春亭集》，卷续1《自超塔铭》，载《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⑦ 权近：《阳村集》，卷38《智泉碑》，载《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⑧ [元]程钜夫：《大庆寿寺大藏经碑》，载《雪楼记》卷6，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⑨ 许慧丽：《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载《文物》，1997年，第8期。
⑩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
(11) [元]赵从证：《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见《常山贞石志》卷15，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大朝，为蒙古汗国国号。
(12) 李穑：《指空浮图铭并序》，见《梵僧指空禅师传考》，载《中华佛教人物传记文献全书》，第4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另见陈高华：《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迹》，载《南亚研究》，1979年，第1期。
(13) 《桧严寺薄陀尊者指空浮图碑》，载《朝鲜金石总览》，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6年。
(14) [明]宋濂：《元史》，卷203《阿尼哥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546页。
(15)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附《入元僧一览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2-460页。
(16)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53页。
(17)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2-4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