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佛教是指公元1368年至1644年在北京地区传播的佛教。明代政权建立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传佛教。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朝皇室对佛教采取既保护和提倡又约束限制的政策。明代帝王后妃和宦官崇佛，对北京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佛教各宗派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主要盛行仍为禅、教两门。皇室、宦官和僧侣士庶建造的寺院遍布北京城乡。佛教寺院协助朝廷承担社会救济职能。佛教文化成果斐然，《永乐北藏》和《万历藏》先后开雕，云居寺石经刊刻进入尾声。智化寺的京音乐为我国最古老的庙堂音乐活化石；法海寺壁画是明代壁画的杰出代表；活跃于京城的佛教书画名家董其昌、米万钟、程南云、胡濙、汤焕书、戴进和陈洪绶等均有作品真迹遗存。随着佛教世俗化的不断演进，佛教的节日或纪念日走进民间，佛教庙会成为本土民俗。北京佛教与日本和印度佛教界的往来不断发展。
第一节 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在元大都的格局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都城，居住在北京的明代皇室和供职于朝廷的大批宦官对佛教的崇奉，对明代北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北京成为明王朝的首都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称帝，定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府。洪武十三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建文四年攻下南京，夺取帝位。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升北平为北京，北京之名即由此始。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议迁都北京。次年开始营建北京工程。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①。至此，北京成为明王朝的首都。
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原有格局上，根据北京的地理条件，酌参明初国都南京的规制，以及我国历代王朝都城建筑而设计建造的一座宏伟的都城。②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宫城又称紫禁城，是皇帝及皇室成员居住之地。皇城在宫城之外。内城在皇城的外面，有明廷的中央政府各机构、王府、文武百官住宅和民居等。嘉靖三十二年增筑外城，主要为居民区和商业区。按照地理方位。明代北京城又划分为五城，即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和北城，每城包含若干坊③。
北京作为明王朝的首都，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居住在京城的明代皇室和供职于朝廷的大批宦官对佛教的态度，对明代北京佛教的兴衰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
明朝诸帝除世宗之外，大都崇奉佛教，对佛教采取尊崇倡导与约束控制并举的政策。明朝的佛教政策是在明太祖和明成祖在位时制定确立的，其后备帝在具体实施上略有微调，但对佛教的这种双重政策的基调却贯穿始终。
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的利用与控制。朱元璋年轻时出家，加入以佛教为旗号的农民起义。夺取天下后，他对佛教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深有洞察，对佛教采取既尊崇又控制的政策。
洪武前期，朱元璋对佛教加以保护和提倡。大量征召名僧到南京咨询问法，礼遇有加，当时汉传佛教的名僧几乎齐集南京。④洪武元年至五年，连年在南京蒋山寺启建“广荐法会”，以超度阵亡将士，与会僧伽常达千人。洪武五年，下令统计僧道，发给明朝度牒，罢免丁钱。太祖关注佛教经典，曾命僧“点校藏经”。太祖还诏天下沙门宣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大乘经典。在位期间，亲自撰写了《集注金刚经》、《心经序》、《佛教利济说》等著述。
洪武十四年以后，太祖对佛教的政策明显转为整顿和限制为主。如归并佛寺，限制僧人数量。诏令按照《归并条例》，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以下的悉数归并于大寺院。⑤多数寺院经归并后，即自行废圮。洪武十五年，下令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天下僧人也分禅、讲、教(瑜伽)三派，以便于分别管理，严禁混淆。洪武十五年，命置“僧录司”，负责职掌全国佛教事务，严格僧职选任。并命僧录司造《周知板册》、《申明佛教榜册》和《榜示僧教条例》等颁行天下寺观，以加强对佛教僧团的严格整顿措施。同时，还反对向佛教寺院大量施舍钱钞，并规定寺院的“常住田地”虽免杂派差役，仍有“税粮”。⑥以抑制寺院经济过度膨胀。明初太祖对佛教的政策，对于整个明王朝佛教政策的制定以及佛教在明代的发展趋势，都具有重要影响。
成祖对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明成祖即位后，对太祖时期制定的佛教政策加以继承，并有所补充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对佛教的保护提倡与整顿控制两方面。
成祖优礼僧人，即位之初便授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等职位，并给予极高规格的礼遇。得帝位后，首先在南京大力修建佛教寺院，对南京乃至全国佛教寺院的兴建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永乐年间，频繁举办佛事活动。如永乐五年在南京的灵谷和天禧二寺启建法坛和大斋。⑦永乐十八年，成祖旨刻大藏经板二副，南京一藏，北京一藏。成祖还曾编撰《神僧传》刊行，并撰有御制经序、佛菩萨赞跋等佛教文献。充分显示其对佛教的扶持。
成祖在位期间，也注意对佛教的整顿和控制。下令增设各地僧司衙门，以健全佛教管理机构。如永乐五年，先后设立四川播州宣慰司纲司、云南府僧纲司以及普宁、嵩明、安宁、昆阳四州僧正司。对于太祖洪武年间推行“三年一给度牒”的制度，重申继续实行，并于永乐五年、六年和十六年等多次颁令禁止私自剃度，并对违犯者加以严惩。⑧对完善度僧制度产生了一定作用。永乐十年，成祖鉴于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以及俗人行瑜伽法而“败坏风化”，他重申，“洪武中僧道不务祖风，及俗人行瑜伽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⑨下令对僧团加以整顿清理，并禁止俗人从事佛教法事活动。永乐十五年，命礼部榜示天下，“禁僧、尼私建庵、院”。⑩有效控制了寺院数量迅速增加的趋势。
明代佛教政策的框架是在明太祖和明成祖两朝即已确立，自成祖以后，除世宗之外，基本上延续了明初制定的佛教政策，没有大的原则性变动。
三、统治者与北京佛教的关系
明代北京佛教从明朝建立初始就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明代帝王除明世宗嘉靖外，大都崇信佛教，王室对佛教的崇信及其建造的佛教寺院，对朝野上下崇佛造寺起到了引领风气之先的导向作用，促进了佛教信仰风气的兴盛，对北京佛教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朱棣(燕王、成祖)与北京佛教。洪武年间，燕王朱棣在北平驻藩，与住持庆寿寺的名僧道衍交往密切，看到古刹天王寺遭“兵燹荡尽”，朱棣“命所司重修”。(11)成祖定都北京后，尊崇佛教，除了优礼僧人道衍(姚广孝)之外，还为超度阵亡将士亡灵，在北京铸造了著名的永乐大钟，该钟内外壁铸有《法华经》等17种佛教经文。成祖在位期间主持刻造了永乐南、北藏。其中《永乐北藏》，为永乐十九年在北京雕造，从收录藏经，到编修人员的选定、抄录的字体等环节，成祖多次下诏过问。此外还主持编纂了收录200多位历代名僧的《神僧传》(12)等佛教文献。成祖对佛教的重视，客观上推动了北京佛教的发展。
明仁宗与北京佛教。仁宗在位期间，基本执行洪武、永乐以来对佛教政策。即位后，先后多次令僧人在庆寿、海印等寺启建荐扬大斋，以“资皇考、皇妣之福”。(13)仁宗也优礼僧人，常念道衍(姚广孝)对其有辅导之功，姚广孝去世后，仁宗仍“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14)洪熙年间，仁宗还在北京重建大觉寺，赐额大圆通寺。又重建能仁寺，加赐大能仁之额。
明宣宗与北京佛教。宣宗即位后，曾下令禁止滥发度牒，限制寺庙经济的膨胀。与此同时，也继续执行保护佛教的政策。宣德初年，即对仁宗时重建的大阅通寺“严命中官经营整饰”。(15)印度密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于宣德元年示寂北京，宣宗敕命分舍利为二为其建塔，其中一塔即建在北京西部的真觉寺。宣德二年，张太后“首锡内帑之储”，重建潭柘山大万寿寺，(16)宣宗赐名为龙泉寺。同年，宣宗奉张太后“慈旨”，重建旸台山灵泉寺，名曰大觉寺。(17)宣德四年，孙皇后重建大承天护圣寺，“一切之费，悉出于中宫”，(18)宣宗赐名大功德寺。宣德九年，批准王振等奏请，大规模重修了戒台寺。此外，宣宗还重建了大隆善寺、大慈恩寺；重修了觉山寺和大圣寿万安寺等。宣德年间总计修建佛教寺院九所(19)。明中期帝王、后妃在北京地区大量修建佛寺的风气由此开启。
明英宗与北京佛教。英宗朱祁镇在位时，在北京修建大量佛教寺院。正统三年至次年，潭柘寺在皇室的资助下进行了重修和扩建，并广造佛像，越靖王还出资在寺内建了延寿坛，英宗诏改潭柘寺寺名为“广善戒坛”，又颁大藏经五千卷，并赐金额；天顺初年又救改为嘉福寺。英宗还曾赐名卧佛寺“寿安禅林”，并颁《大藏经》。正统年间，英宗重修了大功德寺、大觉寺、庆寿寺等。其中庆寿寺在正统十三年役军民万人重修，费物料巨万，寺成，改赐额大兴隆寺，壮丽甲于京都内外数百寺。正统后期，朝廷增加了发放度牒的数量，如正统五年正月，朝廷一次就“给僧童一万人度牒”。(20)明朝从洪武至永乐，朝廷规定五年一度僧、道，“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而专权太监王振“请帝岁一度僧、道”。正统七年十二月以前，英宗几乎连年度僧、道，共给发度牒达三万四千三百二十余名。(21)其数量之大，是明建国以来空前的。其时京城的僧人数量之多，也是不难想见的。
明代宗与北京佛教。代宗即位后，信用宦官兴安，兴安佞佛更甚于王振。景泰三年，代宗命造大隆福寺，役军夫数万人，耗费数十万，是与大兴隆寺并列的名寺。景泰六年，代宗重修了天宁寺。景泰年间还赐金助修广德寺。因财政窘迫，代宗首开鬻卖度牒之门，大肆度僧。如景泰二年正月，代宗的皇后汪氏即懿旨“度僧三万”(22)。四月，朝廷又度天下府、州县僧一万八千九百零二人(23)。景泰年间帝王后妃大肆度僧之举，较之正统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景泰三年九月，户部尚书金濂曾指当时“僧、道潜住京师，动以万计”，并要求朝廷驱逐游僧。(24)可以想见其时京师僧尼无数、梵刹遍地的景象。
明宪宗与北京佛教。宪宗及其宫中后妃多崇奉佛教。成化年间，宪宗和后妃在北京新建和重修了佛寺达十四所(25)。在大肆修建佛寺的同时，宪宗还撰写碑文赞扬佛教，先后撰有《御制大慈仁寺碑》、《御制大隆善护国寺碑》、《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御制大觉寺碑》、《御制大圆通寺碑》、《御制重修灵光寺碑》等等(26)，堪称明代中期撰写佛教寺院碑文最多的帝王。
明孝宗与北京佛教。孝宗即位以后，弘治初年对佛教注意限制，降遣番僧、减少僧道衙门的冗员，同时批准了一些大臣们提出的限制度牒发放、拆毁私建佛寺的建议。但受太后、皇后崇佛的影响，自弘治四年以后，便开始由限制转向崇奉和支持佛教。弘治年间，孝宗及后妃在北京修建佛寺达十一所(27)。
明世宗与北京佛教。世宗崇信道教，对佛教的整顿和限制极其严酷。他停止开度僧人，强令尼僧还俗，严厉限制寺院经济，并下令拆毁、变卖武宗所建的护国禅寺和玄明宫佛殿(28)，拆毁京师私建佛教寺院；明代中期以来的京师大寺，如大兴隆寺、大慈恩寺、大功德寺等也多被拆毁(29)。明代帝王崇奉佛教的势头在世宗朝一度逆转，对北京佛教的打击和抑制十分强烈。
明神宗与北京佛教。神宗崇信佛教，明朝帝王在北京建寺最多是神宗万历时期。此前，明朝中期的最高统治者多以崇奉藏传佛教为主，而神宗万历年间，李太后、神宗等最高统治者转而崇奉汉传佛教。神宗初即位，就在东城建造了承恩寺，任命替身僧志善为住持。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笃信佛教，《明史》称她“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神宗“亦助施元算”。(30)李太后为“保兹天子亿万斯年”，乃发内帑巨万建万寿寺，寺建成后神宗命将汉经厂的汉经移放于此，又将永乐大钟悬挂在寺内钟楼。万历四年，李太后因梦见九莲菩萨授《九莲经》，乃于西郊八里庄建慈寿寺。此外，又建造了西直门外青龙桥的慈恩寺。万历年间，帝王、后妃及宫廷上下修建佛教寺院的举动，很大程度上是李太后推动的结果。万历十四年，神宗又出帑金重修卧佛寺，并颁赐《大藏经》。戏台寺也因皇帝垂顾而得到修缮。据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考证，神宗万历时期，帝王后妃在北京修建的佛教寺院多达二十七所，其中新建寺院十四所；重建寺院二所；重修寺院十一所，占整个明代皇室修建佛寺数量的27%。(31)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描述当时的京城：“塔庙之极也，几同《洛阳伽蓝记》所载矣”。(32)此外，万历朝是继英宗正统朝后颁赐大藏经最多的一个时期。《万历野获编》记载“今上(神宗)与两宫圣母……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33)万历十二年，在李太后支持下，佛教内外组织续刻各种佛教著述36种，41函，410卷，续刻完成后，连同旧刻藏经637函全部刊印，通行颁布京师及各地寺院，对晚明时期北京佛教的兴盛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明皇室在北京修建的佛寺
明代皇室在北京地区肇建佛寺多达上百所，据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统计，帝王、太子、皇子、后妃以及藩王先后新建佛寺三十八所；重建、重修更是多达六十二所，约占整个明代北京地区佛寺修建总数的13%。(34)这些寺院既是明代皇室崇佛的见证，同时，对北京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皇室在北京地区新建的佛寺主要有：
真觉寺，宣德元年，印度密僧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北京，宣宗命“分舍利为二”建塔安葬，其中“一塔于都西，建寺曰真觉”。(35)位于西直门西四里白石桥。(36)
西竺寺，宣德十年六月，智光大国师示寂，朝廷为其兴建塔院。后英宗命“增广其塔，创寺宇，赐名西竺”。(37)寺位于都城西北三十里宛平县旸台山。弘治年间，孝宗“特赐白金若干，中宫、东宫益加宠惠，中外善信咸助其工”加以重修。(38)
灵光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寺为正统年间英宗新建。在都城西六十里宛平县黄村。
大隆福寺，景泰年间代宗建，寺在中城仁寿坊。景泰四年三月，大隆福寺工成，“费用数十万，壮丽甲于在京诸寺”。(39)有代宗《御制新建大隆福寺之碑》(40)。
承恩寺，景泰年间，黔宁昭靖王得知名僧道孚欲恢复京西马鞍山废寺，遂“以宣武门府第施为梵刹”，“赐额承恩”。(41)寺在阜财坊。
崇兴寺，英宗“天顺四年敕建。后比丘尼居之”。(42)寺在南城正南坊，“粉坊街北口崇兴寺胡同”。(43)
兴善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寺在都城西南四十里宛平县卢沟桥西，天顺年间英宗建。
大永昌寺，成化年间宪宗两次新建，“工役甚巨”(44)。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死时尚未完工。正德年间，大永昌寺旧址改建为仓，“未有名，乃赐名曰太平仓”(45)。在中城积庆坊。
福样寺，寺在靖恭坊，有明敕建碑。光绪《顺天府志》记载：“福祥寺在今蓑衣胡同前，明(宏)[弘]治十一年敕建”，寺有明碑三：弘治十一年黎珏撰《敕赐福祥寺改建山门碑汜》碑、正德戊辰侍讲沈焘碑和万历癸丑四十一年大学士赵志皋撰《重修福样寺碑记》碑。(46)寺址所在“蓑衣胡同”，据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有裟衣寺，其遗址疑当在此，蓑盖裟之讹，地以寺名也”。(47)而在清《京师坊巷志稿》中记有福祥寺胡同和裟衣寺胡同，说明二者同时并存。故光绪《顺天府志》称“福祥寺在今蓑衣胡同前”，似有误。
广济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广济寺，弘治年创，正德丁卯(正德二年)赐额。《日下旧闻考》称寺“在西直门新街口”。(48)
镇国寺，《日下旧闻考》记载，正德七年十一月，武宗“诏建镇国寺于大内西城”。(49)
仁寿寺，万历元年(1573)名僧云栖的弟子真玉卓锡于此，陈太后乃捐资建寺。“始于是年四月，明年正月赐额曰仁寿”。(50)寺在“城南数里”。(51)万历六年，又在“寺后特建巍楼，用庇毗卢大藏尊经”。(52)
承恩寺，在都城东北隅南居贤坊。万历二年(1574)李太后和神宗为名僧志善所建，命司礼监太监冯保“贸地于都城巽隅居贤坊故太监王成住宅，特建梵刹”，“赐名曰承恩”。(53)
慈寿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万历年间李太后建，“经始于万历四年二月，至六年仲秋既望落成”，神宗赐名“慈寿”。(54)
万寿寺，万历年间神宗奉李太后命“出帑储若干缗”，潞王、公主及谱宫御、中贵”亦佐若干缗”，特建梵刹。“始于万历五年三月，竣工于明年六月”。赐名曰万寿。(55)寺在都城西直门外广源闸之西。
千佛寺，万历年间，西蜀名僧遍融真圆来京。李太后“捐膏沐资”，潞王、公主“亦佐钱若干缗”为其建寺。万历九年秋落成。(56)《帝京景物略·千佛寺》称寺在德胜门北八步口。
长椿寺，《帝京景物略·长椿寺》记载，万历年间，“水斋大师”临济宗名僧明阳至京，李太后闻而创寺，神宗赐额曰长椿寺。清《重修长椿寺碑略》称寺“在宣武门之右。故明万历二十年，为水斋大师敕建”。(57)
慈恩寺，寺在西直门外二十五里青龙桥。万历二十一年李太后建，经费皆出自李太后“宫中之积”。经始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落成于二十二年。寺成，神宗“赐额曰敕赐护国慈(圣)[恩]寺”。(58)
慈明寺，万历四十四年神宗建。有“万历四十四年敕建碑一”。寺在“南驴市口”。(59)今阜成门外月坛东隅南礼士路一带。
圣柞隆长寺，万历四十五年神宗建。寺“在西四牌楼报于胡同，明汉经厂外厂，万历四十五年敕建”。(60)
重建、重修的寺院主要有：
天王寺(天宁寺)，始建于唐。洪武年间燕王朱棣重修。(61)寺在南城宣北坊。宣德十年“敕名天宁[寺]”。(62)正统七年重建。景泰六年代宗重修。(63)
大圆通寺，始建于唐，名大觉寺。明洪熙元年仁宗重建，赐额大圆通寺。寺在都城西二十里宛平县翠微山。(64)宣宗继位后，曾命中官对该寺经营整饬。成化十四年宪宗重修，“费出于内帑之资，与素蓄之材”。“经始于成化十有四年六月十九日，落成于其年十月三日”。(65)
大能仁寺，始建于元，洪熙元年仁宗重建，“增广故宇而一新之，特加赐大能仁之额”(66)。《宛署杂记·寺观》称寺在西城鸣玉坊。
龙泉寺(潭柘寺)，晋时名嘉福寺，唐改龙泉寺，金朝赐额大万寿寺。寺在都城西七十里宛平县平园村潭柘山。宣德二年(1427)张太后重建大万寿寺，以内帑之储，肇造殿宇。(67)越靖王也捐资建延寿塔于寺中。寺成，赐名龙泉寺。(68)
大觉寺，为辽清水院(灵泉寺)。寺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宛平县旸台山。宣德年间，宣宗奉皇太后命重修，并改名大觉寺以居高僧智光。正统十一年三月，英宗“命工部右侍郎王佑督修大觉寺”。(69)成化十四年，宪宗生母周太后“矢心重造，特出宫内所贮金帛，市材僦工，凡殿宇、廊庑、楼阁、舍、山门，靡不毕具”。(70)
大隆善寺，为元朝崇国寺，寺在北城发祥坊。宣德四年，宣宗重建，改额大隆善寺，“修盖佛殿、僧房”。成化七年，宪宗重修大隆善寺，“九月初八日兴工，至次年十一月初二日毕功”。增其额为大隆善护国寺。(71)
大慈恩寺，始建于元。寺在北城日忠坊。旧名海印寺。宣德四重建，改名大慈恩寺。(72)成化十九年二月，宪宗命“给修大慈恩寺官军一万人月米三斗、盐一斤”以重修该寺。(73)正德七年十一月，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武宗“许之”。(74)次年四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工完，武宗“复遣礼部官报谢”。(75)
大功德寺，为元朝大承天护圣寺。宣德四年，孙皇后“欲辍己之服用，创建梵宇一区”，宣宗“遂命创佛寺于[西]湖之北”，“赐名曰大功德寺”，“一切之费，悉出于中宫”。(76)正统十年四月，英宗“命工部右侍郎王佑同太监尚义重修大功德禅寺”。(77)寺在都城西二十里西山东麓尽处。
觉山寺(灵光寺)，为唐龙泉寺，金更名觉山寺。寺在“都城西一舍许”。宣德三年，宣宗“重修，旧额不易”。成化十四年九月，宪宗重修，“宏广旧规，一木一石之费，咸出宫帑”。次年十一月告成，“更其额曰灵光”。(78)
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为辽永安寺(白塔寺)。元朝重建为大圣寿万安寺。宣德八年，宣宗“敕修白塔”。(79)天顺年间，太监廖秀等重建，英宗赐额妙应寺。宪宗成化元年增建。(80)
寿安寺，为唐兜率寺。寺在都城西北二十里宛平县香山乡寿安山之阳。正统年间，英宗“鼎新修建”，赐名寿安寺，并颁大藏经一部。成化十八年，宪宗“营建如来宝塔一座”，又建左、右二殿。既成，“藏舍利塔中”。万历年间神宗重修。有神宗《寿安寺碑》，万历十四年立。(81)
大兴隆寺，《明英宗实录》记载，该寺“在禁城西”。为金庆寿寺。正统十三年二月，英宗“命役军民万人重修，费物料巨万”。“号第一丛林”。(82)赐名大兴隆寺。
广济庵(真空寺)，景泰初年，宛平县民郑道明、太监兴安等新建，代宗赐名广济庵。天顺元年三月，英宗“从太监曹吉祥奏请”，“修彰义门广济庵”。(83)改额真空寺。寺在宣武关外迤西十里南城宣北坊。(84)
大慈仁寺，为辽报国寺。在南城宣北坊。成化年间，宪宗为周太后祝釐重建报国寺，“令即宣武门外撤旧建佛宇而新之，……不数月而告成焉”，“名曰大慈仁寺”。(85)
龙华寺，始建于元。寺在北城日忠坊。岁久颓毁，基址被侵占。成化年间，万贵妃率父兄等赎回基址。(86)成化二年，锦衣卫指挥万贵重建。(87)成化三年寺成，宪宗赐额曰龙华寺。(88)有沙门道深碑记，万历年间又重修，有朱之蕃撰碑记。
真觉寺，宣德元年宣宗为大善国师印度密僧兴塔而建寺，金刚宝座“善果未完”。成化九年，宪宗“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以石为之基，高数丈，上有五佛，分为五塔”。十一月告成。(89)
善果寺，始建于唐，名唐安寺。寺在南城宣北坊。天顺年间重建，赐额善果寺。弘治年间，太监姚训见寺“日久倾颓，欲为鼎新之”，具奏孝宗，孝宗“既遣内官监太监邓永等总领诸色人匠，往莅其事。复赐口金，以助其用。仍谕中宫及春宫各赐金助之”。(90)重修始于弘治十六年十二月，十八年十月告成，“以银计之万有余两”。(91)
地藏寺，《宛署杂记·寺观》称寺为成化年间太监覃章建。在西直门外二里。孝宗弘治十六年(1503)，修地藏殿。
法海寺，正统年间始建。寺在都城西四十里翠微山之阳。至弘治年间，寺已衰敝。孝宗“发内帑修治”，始自弘治十七年，正德元年告成。(92)
龙泉寺，正统年间始建。寺在都城西四十里翠微山法海寺之西。明刘机《重修法海禅寺记略》称，弘治十七年，孝宗重修法海寺时，余工及之，亦皆焕然。
金山禅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寺在都城西二十五里宛平县瓦窑村，正德年间始建。正德十年武宗增建佛殿，赐名。
兴善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寺在都城西南四十里宛平县卢沟桥西。始建于天顺年间。嘉靖四十三年，奉敕重修。
净因寺，明《敕赐净因寺碑铭》记载，寺原为古刹废址。嘉靖年间，穆宗妃李氏“布金买地于阜成门中”，又有中官“倡诸净侣，共营盛事，檀施云集，殿宇焕成”。敕赐“净因寺”。(93)《宛署杂记·寺观》称寺在西城日中坊，重建始自嘉靖四十五年(1566)。
圆广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寺原为古刹。隆庆三年(1569)，太监冯保奏请敕修，万历元年落成。寺在阜门外平则关。
延寿寺，寺在崇文关南东口二十里马房营，原为古刹。隆庆五年四月，穆宗贵妃李氏“发心施舍银一千五百两，暨宫眷人等陆续施银一千两，俱命近侍官王喜董其事，重修宝刹”。万历元年八月落成。(94)
慈善寺，据明《敕赐护国慈善寺碑记》称，寺原为永泰庵。万历四年李太后、神宗重建，神宗赐名护国慈善寺。寺在北安门外靖恭坊。(95)
海会寺，据明《重修诲会寺记》称，寺在左安门外迤西马家村，始建于嘉靖年间。万历元年，李太后、陈太后等出资重修，命内官监太监周宣、尚衣监太监范江薏其工役，次年四月工成。(96)
普安寺，寺在西城河漕西坊。据明《普安寺重修碑记》称，寺为明初始建。万历二年四月，神宗奉李太后命“发帑金”，“将寺之殿宇、方丈悉皆重修”。不久，“又发帑金，盖造藏经殿五间，两廊房二十间。于万历三年二月内兴工，至本年五月内落成”。(97)
明因寺，为天顺年间所建三圣寺。万历十七年李太后“捐金重修其寺，额曰护国明因”(98)。《帝京景物略》卷3《明因寺》称，寺在南城正东坊，正阳门外三里河东。
衍法寺，为元观音寺。成化年间更名衍法寺。正德年间宦官重建，武宗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等助建。万历十九年，“仁圣、慈圣两皇太后、中宫暨宫嫔、诸贵人悉出镪，倡为修葺”。“竣于二十二年五月”。(99)《宛署杂记·寺观》称寺在阜成门西一里许平则关。
嘉福寺(潭柘寺)，始建于晋。寺在都城西七十里宛平县平园村潭柘山。万历年间，正光居士徐法登发愿重修，李太后“捐资协修嘉福寺，添设殿宇，方丈一区，计八十余楹”。(100)
圆通寺，位于南城永定门外。据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重修圆通寺碑记》记载，该寺始建不明，明朝后期已废。万历年间，李太后重修“兴之”，正光居士徐法登“实成其事”，“佛像、殿堂、门廊、庖宇，无一不备”。(101)
万佛延寿寺，据明《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碑记》记载，寺在广宁门外天宁寺西十里，原名义井庵。始建于永乐年间。万历年间，神宗助缘赐金重修，改额“万佛延寿寺”。(102)
明代帝王后妃在北京地区修建的佛教寺院，对明代北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古都北京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遗产。
① 贺树德：《北京通史》，第六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56页。
② 同上，第58页。
③ 同上，第73-75页。另参阅《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④ 何章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223页。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4《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8页。
⑥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⑦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13《仁孝徐皇后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511页。
⑧ [明]李时勉：《明太宗实录》，卷63，永乐五年正月辛末；卷80，永乐六年六月辛巳；卷205，永乐十六年十月癸卯，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⑨ 同上，卷128，永乐十年五月丙戌。
⑩ 同上，卷14，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午；卷189，永乐十五年闰五月癸酉。
(11) [明]蒋一夔：《长安客话》，卷3《郊坰杂记·天宁塔院》，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12) 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藏有明永乐十五年(1417)内府刻本。
(13) 参见《明仁宗实录》，卷2、3、4、5、6、8。
(14)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45《姚广孝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082页。
(15) 明宪宗：《御制大圆通寺碑》，载《宛署杂记》，卷16《恩泽》。
(16) [明]谢迁：《记重修嘉福寺碑文》，载《潭柘山岫云寺志·梵剃原宗》，光绪九年刻本，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1年。
(17) 明英宗：《御制重修大觉寺之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7页。
(18) [明]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3《大功德寺记》。
(19)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20) [明]柯潜：《明英宗实录》，卷63，正统五年正月辛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1)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22) [明]柯潜：《明英宗实录》，卷200，景泰二年正月甲子，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23) 同上，卷203，景泰二年四月乙未。
(24) 同上，卷221，景泰三年闰九月壬戌。
(25) 何章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
(26) 参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27) 参见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247-251页。
(28) [明]陈经邦：《明世宗实录》，卷1，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
(29) 参见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274-276页。
(30)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14《慈圣李太后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536页。
(31) 参见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332-335页。
(3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京师敕建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33) 同上，卷27，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34)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1页。
(35) [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2《大圆照寺》，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印刻社，1997年。
(36)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7) [明]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6-78页。
(38) [明]李纶：《敕建西竺寺重修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第20页。
(39) [明]柯潜：《明英宗实录》，卷227，景泰四年三月癸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0) 明代宗：《御制新建大隆福寺之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0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
(41)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5《凤头祖师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2)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1《城市·外城·北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3)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10《外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4) [明]傅翰：《明宪宗实录》，卷257，成化二十年十月丁巳，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5) [明]许缙：《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丁亥，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6) 光绪《顺天府志》，卷16《内城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47) [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引《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1页。
(48)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52《城市·内城·西城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9) 同上，卷2《皇城》。
(50) 同上，卷55《城市·外城·中城》。
(5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京师敕建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52) [明]陆可教：《陆学士先生遗稿》，卷11《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敕建仁寿寺拟撰碑记》，载《四库禁毁丛刊》集部160，北京出版社，2000年。
(53)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12《敕建承恩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54) [明]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13《敕建慈寿寺碑文(代)》，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55) [明]张居正：《张太岳集》，卷12《敕建万寿寺碑文》。
(56) [明]杨守鲁：《千佛寺碑记略》，载《日下旧闻考》卷54《城市·内城·北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57) [清]宋德宜：《重修长椿寺碑略》，载《日下旧闻考》，卷59《城市·外城·西城一》。
(58) [明]赵志皋：《赵文懿公文集》，卷2《敕建护国慈恩寺碑记》，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北京出版社，2000年。
(59)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96《郊坰·西六》引《五城寺院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60)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3《皇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61) [明]蒋一夔：《长安客话》，卷3《郊坰杂记·天宁塔院》，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62) [明]沈榜：《宛署杂记》，巷19《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63) 何孝荣引清高宗《御制重修天宁寺碑》，认为文中“正统乙亥”实为景泰乙亥，即景泰六年。天宁寺重修系由“内官监为之”，当为代宗指使。参见《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198页。
(64)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4《山川》、卷19《寺观》。
(65) 明宪宗：《御制大圆通寺碑》，载《宛署杂记》，卷18《恩泽》。
(66) [明]胡濙：《大能仁寺记略》，载《日下旧闻考》，卷50《城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67) [明]谢迁：《记重修嘉福寺碑文》，载《潭柘山岫云寺志·梵刹原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68) [清]神穆德等：《潭柘山岫云寺志·梵刹原宗》。
(69) [明]柯潜：《明英宗实录》，卷139，正统十一年三月庚辰，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70) 明宪宗：《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0页。
(71) 明宪宗：《护国寺题名碑阴记文》，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第97页。
(72)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1《京师·顺天府·寺观》，载《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73) [明]傅翰：《明宪宗实录》，卷237，成化十九年二月辛卯，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74) [明]许缙：《明武宗实录》。卷94，正德七年十一月戊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75) 同上，卷99，正德八年四月己酉。
(76) [明]朱瞻基：《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卷3《大功德寺记》，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77) [明]柯潜：《明英宗实录》卷128，正统十年四月乙卯，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78) 明宪宗：《御制重修灵光寺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79)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80) [明]蒋一夔：《长安客话》，卷2《白塔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81)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01《郊坰·西十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82) [明]柯潜：《明英宗实录》，卷163，正统十三年二月己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育研究所，1962年。
(83) 同上，卷276，天顺元年三月甲申。
(84) [明]张爵：《五城坊巷胡同集·南城·宣北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宛署杂记·寺观》称寺在白纸坊。
(85) 明宪宗：《大慈仁寺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4页。
(86) [明]朱之蕃：《重修龙华寺碑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8册，第162页。
(87)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
(88)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1《龙华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89) 明宪宗：《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记略》，载《日下旧闻考》，巷77《国朝苑圃》。
(90) [明]张天瑞：《重修善果寺碑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第137页。
(91) [明]李坤：《重修善果寺碑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3册，第144页。
(92) [明]刘机：《重修法海禅寺记》，载《日下旧闻考》卷104《郊坰·西十四》。
(93) [明]瞿汝稷：《瞿囧卿集》，卷11《敕赐净因寺碑铭》，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94) 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一年八月二十日杨博撰《重修延寿寺碑记》拓片。
(95) [明]李琦：《敕赐护国慈善寺碑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第47页。
(96) 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张居正撰《重修海会寺记》拓片。
(97) [明]葛守礼：《晋安寺重修碑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98) [明]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2《大都明因寺常住碑记》，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99) 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二月王爱撰《重修衍法寺碑》拓片。
(100) 见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孪世延撰《京析潭柘山嘉福寺正光居士徐公愿力塔碑记铭》拓片。
(101) [明]黄辉：《重修圆通寺碑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8册，第98页。
(102) 见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三年四月周锵撰《敕建护国万佛延寿寺碑记》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