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宦官崇佛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佛教，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群体，他们以宫廷势要和佛教檀越的双重身份，积极在北京大举营建佛寺，促使佛教势力不断发展和膨胀，佛教僧团也呈现趋附宦官势力的倾向，在明代北京佛教史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一、宦官崇佛的形成原因
宦官又称为太监、中官、中贵、内官等。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司礼监居于总管和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是整个宦官系统中势位最高者。其他还有：内官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等。四司是：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和混堂司。八局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从明代二十四衙门的组织机构和规模可以看出，明代宦官的职权已渗透到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各方面。
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其中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是一个重要原因。明代诸帝，除世宗、思宗以外，崇佛风气长盛不衰，在北京地区大力兴造佛寺，仅神宗万历时期，帝王、后妃在北京修建的佛寺就达二十七所①。皇帝、后妃崇佛建寺的各项举措，大多通过宦官经手操办。如宫内设立为帝王后妃服务的汉经厂和番经厂，均以宦官司掌香火，佛事活动也多由宦官操办。在统治者崇佛的示范作用下，效劳于帝后身边的宦官自然直接受到影响。
宦官崇信佛教，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悲剧命运，迫使他们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归宿。佛教教义中的四圣谛说、十二因缘说、业力说、无常说与无我说等学说，以及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等观念，对于企图摆脱痛苦的命运，追求精神寄托和人生归宿的宦官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同时，宦官基于自己生理上的特殊性，虑及晚年出宫后的养老和安葬，也从佛教中寻觅出路。正像刘若愚所说：“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有权有势的上层太监，自可大兴佛寺作为出宫后的养老之所。那些地位低下的宦官，乃发起养老义会，以寺院为基地建立公共坟茔，以解决年迈出宫后的养老和安葬。许道龄在分析明代北京佛寺发达的原因时曾指出，宦官“作为刑余之人，生理上既有所缺陷，心理上当失了常态，平素郁郁索居，孤帏独宿”，以故他们“迷信之心都较一般人深笃”②，同时，“又因为他们多出身微寒，不知不识，原来就很迷信”，“一旦受了宠幸，升官发财之后，金钱作祟，迷信更深”，所以“都很愿意拿出九牛一毛的剥削来的金钱，以修建寺院，而祈神保佑现世平安及来生的幸福”③。宦官生前崇佛，死后葬于佛寺，一生都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佛教成为他们解决生前和身后的大事的“不二法门”。
二、宦官成为北京佛教的重要檀护力量
宦官崇佛之举，主要表现为布施寺院和斋僧、建造佛寺，以及上层太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怂恿帝王度僧和建寺等许多方面。
宦官向寺院布施和斋僧，在明代成为司空见惯之举，如太监兴安“每岁饭僧，率以为常”。正德年间，禅僧满起至京，居庆寿寺，宦官姜、贾二公为其供养主。宦官在北京所修建的佛教寺院，多在风景秀丽的西山一带。明人王廷相《西山行》有记：“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④正统以后，绝大多数帝王不仅听任宦官崇佛建寺，还赐额保护；同时，有不少当朝名臣显宦，包括首辅、大学士等亦热衷为太监建寺撰写碑记，大加颂扬，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宦官除了自己布施、斋僧和建寺之外，明代有权势的上层宦官还利用接近帝王的便利条件，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如正统中期以后，太监王振“请帝岁一度僧、道”，且数额庞大。正统年间，王振唆使明英宗修大兴隆寺，壮丽甲于京都。景泰年间，太监兴安请帝建大隆福寺，恢宏可与大兴隆寺媲美。
明代笃信佛教的宦官，以其宫廷势要和佛教檀越的双重身份，通过向寺院布施、供养僧人，建造佛寺，为不少出家人提供了修行场所和生活供养，在客观上成为北京佛教重要的檀护力量。
三、宦官成为佛教僧团依附的对象
明代宦官崇佛，因而与佛教僧团有着广泛的交往结纳，对佛教僧团产生深刻影响甚至成为左右丛林事务的力量，以至呈现出佛教僧侣依附于宦官势力的倾向。
在明代京城，寺院僧团的重大事务往往有宦官主动参与并力促其成。如，明神宗亲政后，京师僧团欲重开被世宗封禁之戒坛，即由“大珰辈屡屡力为之请”。⑤僧人借由宦官创造条件而得以受皇室礼遇者也不乏其例。如万历年间，蜀僧遍融初入京时，即得到宦官的礼重，“御马监杨君用以其名荐之于司礼监冯公保，随贸地于都城乾隅，御用监太监赵君用杨宅也。将建梵刹，迎遍融主佛事”，继之又上闻于后宫“圣母皇太后，捐膏沐资，潞王、公主亦佐钱若于缗，即委杨君董其役”。⑥由此而得到皇室的厚待。
在宦官施造的寺院中，“凡属中贵供奉者，皆以中贵为主人，僧反客焉，见中贵则膜拜敬礼”。⑦甚至有僧徒自命为宦官的“门僧”，表现出寺僧与檀越施主之间主从倒置的现象，以及对宦官刻意趋附的心态。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作为阉人的宦官，与同样禁绝淫欲的僧人之间，似有某种本能的心理趋同感。同时，宦官的日常生活也与僧寺、僧人存在着不解之缘。史料记载，宦官有到僧寺休憩沐浴的日常需求。虽然皇城内有专供宦官沐浴的混堂司，但宦官还是宁愿到佛寺澡堂中沐浴，“凡内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沐浴”。⑧这些也是促成僧人与宦官来往密切的重要因素之一。
明中期，游走于权贵阶层的僧侣也不乏其人，通过攀附宦官而得僧官，以宦官“传奉”授官或升官者，充斥于成化、弘治和正德诸朝，体现出佛教僧团对宦官已逐渐形成一种从属、依附倾向。纵观明代僧侣的入世或入仕，无论是出于利益驱使，还是以光大佛法为目的，其攀附宦官的现象不可避免会影响当时丛林风气和僧人处世态度。如宪宗时的僧人继晓，通过勾结宦官梁芳，以邪术进上，而受宠于宪宗帝，被世人斥为“妖僧”，列入正史的“佞幸传”，是僧侣攀附宦官的突出事例。⑨
明代宦官集团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群体，他们以宫廷势要和佛教檀越的双重身份，与佛教僧团建立了长期交往结纳的紧密关系，成为影响并左右佛教僧团事务的重要力量，对北京佛教在明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四、宦官在北京大力营建佛寺
明代宦官崇佛对北京佛教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寺庙营建的高度热情。从明朝永乐帝迁都北京到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北京地区有名可数的佛教寺院八百一十所左右⑩，其中属于宦官兴建者占很大比例。根据何孝荣考证，明代宦官在北京地区共新建佛寺78所，重建佛寺B3所，重修佛寺84所，合计245所，这无疑是相当大的数额。还有不少名义上为敕建的寺院，实际上也是太监所修，区别只在于向皇上讨个名号而已。宦官所建佛寺虽然在气派上无法与皇家佛寺相比，但数量却远超其上。
宦官在北京营建寺院，由于受明太祖时规定“其原非寺额，创立庵、堂、寺院名色，并行革去”(11)的法令制约。总体上是以重建重修旧刹为主，新创寺院相对较少。在宦官营建的佛寺中，以为皇帝祝延保佑或应寺内僧人的恳请建寺以及为自己身后归宿而营造坟寺这三类居多。(12)
为报效皇恩而建寺。如宦官金英永乐年间入宫中为宦官，正统年间官至司礼太监。他以报答皇帝恩宠为名，于正统元年二月，用所获赏赐的钱财以及募捐所得，在仁宗所赐田舍上建造了一座佛寺。英宗赐名为圆觉禅寺。(13)宦官张定安、姚铎等于正统元年重建弥陀报恩禅寺，声称“念朝廷之恩大，无以报万一，欲就故址建寺，以为祝釐之所”。(14)宦官以报效皇恩、祝延圣寿为由建寺，固然有其信仰成分在内，但更多还是为迎合明皇室对佛教的崇信以邀宠。
应寺僧之请而建寺。如正统年间，宦官宋文毅等应寺僧相瑢之请重建悯忠寺；成化年间，宦官郭觉智等亦应寺僧如从之请而重建崇庆寺，以及宣德、正统年间，高僧广霖募诸中贵重修寿安山昭孝寺等等，不胜枚举。由于宦官特定的身份背景，其所施建佛寺更容易获得皇室的眷顾与优待。明陆容《菽园杂记》称，京城佛寺中凡是有赐额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明显提升了寺院的地位。
为身后归宿而建寺。是明代宦官造寺的突出的特色。明代宦官普遍葬于佛寺，称为坟寺，是指在坟墓旁建立佛寺，或在现有佛寺内修建坟墓。明代宦官所建的坟寺，多为生坟寺，也称“寿藏”，即在生前自为预置坟寺，死后就“以僧为子孙”，为之供奉香火。(15)在明代宦官所营佛寺中，生坟寺类寺院占有很大比例，与一般佛寺相比，坟寺类寺院由于得到宦官长期而固定的檀施供养，大多比较富有。
大量品级低下宦官多以寺院为基地，组织养老义会，联合购田捐地建立公共坟寺。入会者出宫后，即可入寺养老，“死亡有棺，为作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16)。宦官普遍组建养老义会是在嘉靖中期以后。如嘉靖十四年(1535)内官监太监署惜薪司事特玉与同僚景福等数十人，游览都城南宣武关外管头村，见“秀水而山明”，众宦官乃“蓄金而购之”，建义会寿藏，其所立《义会寿藏碑记》碑阴题名记有特玉、景福等二十六名宦官。(17)万历以后，宦官组建义会更加普遍。有明一代，北京西山和城郊其他地区也都有大量属于宦官坟寺性质的寺院。宦官选择佛寺作为身后葬地，不仅是寻求归宿的无奈之举，也是其崇佛的重要体现。
明代宦官在北京修建了大量的寺院，客观上对北京佛教的发展无疑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大量资源用于修建寺院、经营佛事，导致社会财富的消耗；佛寺兴造所带来的僧尼数量增加，导致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寺庙享有特权逃避赋役，影响国家收入等等，对明朝统治的稳固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① 参见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5-331页。
② 许道龄：《北京佛教之传入及佛寺之发展》，载《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第371页。
③ 同上，第373页。
④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20《志遗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⑤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释教盛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⑥ [明]杨守鲁：《千佛寺碑记略》，载《日下旧闻考》，卷54《城市·内城·北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⑦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8《宽念小师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⑧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⑨ 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4-245页。
⑩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4页。
(11)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 董毅然：《从石刻拓本材料看明代京城宦官的崇佛之风》，载《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15卷，第3期，第37-38页。
(13) [明]金英：《圆觉禅寺新建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5页。
(14) [明]王直：《抑庵文后集》，卷5《弥陀寺记》，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5)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20《志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6)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17) [明]白冈：《义会寿藏碑记》，碑在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北管头村；碑拓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