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明代的北京佛教/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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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寺院分布格局

    明代皇室成员、宦官和僧侣士庶等在北京地区修建了数额巨大的寺院。何孝荣在《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对明代北京五城的佛教寺院进行了考证,有名可数佛寺数目达786所①,若再算上宫城和皇城中的准佛寺,则明代北京地区有名可数的佛寺达到810所左右②。这些佛寺遍布在宫城、皇城和北京五城坊巷以及附郭宛平和大兴二县之中,是明代北京佛教发展的物化载体。本节据何孝荣先生的考证,同时参考《宛署杂记·寺观》、《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以及《北京佛教之传入及佛寺之发展·北京内城·外城·四郊佛寺表》③等文献关于明代北京佛寺的记载,按寺院的地理位置,归入所在城属范围,以期对明代北京地区各城佛寺的分布格局和密度进行全景式勾勒,为考察明代北京佛教发展的宏观和局部特征提供一个观察角度。

    一、宫城和皇城中的佛教建筑

    宫城、皇城(紫禁城)是皇帝、皇室成员以及宦官和宫女等日常生活的场所,建在全城中心位置。明代北京宫城内的佛教建筑,有英华殿、德隆殿和大善殿等,是皇家供奉佛像的场所,以满足皇室成员礼佛的需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寺院,但具备佛寺的基本功能,可以视为准佛寺。正德年间建于宫城“大内西城”的镇国寺则应属于三宝齐备的佛教寺院④。

    皇城中的佛教建筑,包括举办佛教法事的场所和佛寺。如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等,是宫中举行佛教法事的场所。皇城内宦官衙署中,还建有华严寺、兴隆寺、伽蓝寺、三佛庵、双节寺、万寿兴隆寺、延寿庵、观音庵、慈惠寺等,是宦官进行佛教活动的场所。宫城、皇城内的佛教建筑约有22所。⑤

    二、中城的寺院

    中城在正阳门内、皇城的东侧和西侧,共有九坊。⑥有明确记载的佛寺29所⑦,在明代北京五城中数量最少。中城东部有佛寺9所,分布在澄清坊、明照坊、保大坊、仁寿坊之中,其中除幡竿寺、永兴讲寺以外,均为明朝新建。中城南部大时雍坊有佛寺5所,多为明代新建。西南部小时雍坊有佛寺6所,其中大兴隆寺(庆寿寺)为当时京城首刹,是明朝前、中期最高僧司衙门僧录司之所在,其余佛寺多为明朝新建。西部安富坊有佛寺3所。西北部积庆坊有佛寺6所,除保安寺、兴化寺为前朝旧刹外,其余均为明朝新建。

    三、东城的寺院

    东城在中城以东,崇文门内,街东向北,至城墙并东关外,共五坊一关外⑧。有明确记载的佛教寺院约44所⑨。

    东城南部有佛寺13所,包括明时坊有6所;黄华坊有4所,其中智化寺为宦官王振舍宅而建,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构建筑群;思诚坊有3所。东城北部有佛寺15所,南居贤坊有6所,其中承恩寺是万历年间皇室所建一大佛寺;北居贤坊有9所,多为明代重建、重修的寺院。东城东部有佛寺14所,其中朝阳门外有10所,是东城佛寺较多的区域。东直门外有1所;朝阳关外有1所;朝阳门东二十余里处郑村坝有4所。

    东城的佛寺数量分布状况与所在地理位置有关。历来僧人建寺首选景观优越之地,而东城各坊、乡村属于大兴县范围,以平原为主,缺少景致,或许是东城佛教寺院分布比例略低的原因。

    四、西城的寺院

    西城在宣武门内,街西往北,至城墙并西关外。共七坊一关外⑩。西城共有佛寺431所,是明代北京佛教寺院最集中的地区。其中,城内以阜财坊、鸣玉坊、日中坊、金城坊的佛寺居多;城外以长河沿线以及西山地区的佛寺最为密集。

    城内各坊的寺院,共有123所。(11)其中城内东部有46所,包括阜财坊有23所,除石灯庵和真如寺为前朝所建之外,其余为明朝新建。咸宜坊有4所,皆建自前朝,其中大能仁寺为仁宗重建的大型佛教寺院;鸣玉坊有19所,以明朝新建者居多,其中圣祚隆长寺为明神宗敕建。城内西北部日中坊的佛寺较为集中,有38所,其中除弥陀庵、永泰寺、弥陀寺为前朝所建以外,其余均为明朝新建。城内西部共有佛寺39所,包括金城坊有16所,其中鹫峰寺、大乘寺和观音寺建于前朝,其余为明朝新建;河漕西坊有11所,其中妙应寺、翊教寺、祝寿寺和崇兴寺为前朝旧建,其余均为明代新建;朝天宫西坊有12所,其中半数为前代旧建。城内西部的三坊中,前朝佛寺居多,与这一带在明代以前即为佛教兴盛之地有关,如妙应寺(白塔寺)、青塔寺和弘庆寺(黑塔寺)等均为元代北京名刹。

    城关至西山以东地区的寺院,有明确记载为明代修建的佛寺有72所(12)。明《宛署杂记》记载,京西有古道二,一条出阜成门,一条出西直门。(13)西直门外高梁河流域沿线,以及阜成门以西通往西山的要道两旁,是明代北京佛教寺院比较集中的地区,明代新建佛寺即达53所,如西直门西北七里一带分布着佛寺12所,均为明朝新建;阜成门以西十里有佛寺10所,除2所古刹外,其余多为明朝新建。这一区域内的前朝寺院和古刹,在明代也大多得到重建或重修。如阜成门西一里的衍法寺,在成化、正德和万历年间先后得到宦官和皇室成员的修建。此外,明代新建佛寺也不断得到增建或重修,如真觉寺在成化年间宪宗重修,并增建金刚宝座塔五座,故又称五塔寺。(14)

    西山地区的寺院,有明确记载的佛寺236所。(15)明代北京西山地区的范围大致自都城西二十余里向西蔓延至宛平县边界,为多山地带,是明代北京佛教寺院高度密集的区域,“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再次得到印证。

    都城西二十里至八十里的区域有明代修建的佛寺182所,其中明代新建佛寺有133所,其余为前朝旧刹和古刹,亦多得到重建、重修。这一带地理环境优越,且离城较近,皇室和宦官在这一区域投入高度热情大造佛寺。皇室主持或助缘修建的佛寺,如翠微山唐刹大圆通寺,仁宗、宣宗和宪宗先后重修;西湖一带的元刹大功德寺,宣德年间孙皇后、正统年间英宗先后重建、重修;寿安山的唐刹寿安寺,得到英宗、宪宗和神宗先后重修;青龙桥的慈恩寺为李太后所建;旸台山辽刹大觉寺,张太后、英宗、周太后先后重修。宦官在西山新建或重建、重修的佛寺近60所,如翠微山古刹法海寺、龙泉寺,为正统年间宦官李童重建;香山碧云寺,正德年间宦官于经拓建,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重修。宦官建寺高度密集的都城西六十里一带区域内仰山磨石口、童子山、马鞍山、军庄村等地,由宦官修建的佛寺有隆恩寺、万寿寺、崇化寺、秀峰寺、西峰寺等10所。此外,都城西三十里的旸台山一带,与高僧智光徒僧有关的西竺寺、大觉寺、广善寺和普照寺,均得到明代皇室或宦官的助缘修建。

    都城西八个里之外至三百五十里一带区域共有佛寺54所,以僧人、里民所建者居多。其中明朝新建佛寺24所,其余为重建、重修。随着离城渐远,佛寺数量及知名度也相应降低,除了都城西一百里处仰山古刹栖隐寺,为正统、天顺年间宦官重修之外,已很难再现皇室或宦官参与修建的盛况。

    有关西山地区明代佛寺的数量,历来有几种说法,如明王世贞《游西山诸寺有感》中称“西山二百寺”,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略例》中称西山巨刹“区过六百”,清朱彝尊《西山碧云寺记》中称“西山佛庐以千百计”,以及众所周知的王廷相《西山行》中称“西山三百七十寺”等等。何孝荣先生认为,诸如“西山三百七十寺”等说法,与唐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一样,应视为文学语言的描写。(16)据其在《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统计,西山地区佛教寺院总计236所。应该看到,今人对明代所建寺院的统计不可避免会有疏漏。因而,对前人“西山三百七十寺”之类的说法也不便轻易予以否定。

    五、南城的寺院

    南城在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以及新城内外,共八坊。(17)共有佛寺167所,其数量在五城中仅逊于西城,尤以南城西部宣北坊、白纸坊以及城外卢沟桥等地佛寺数量居多。(18)

    南城中部有佛寺26所,包括正东坊11所,正西坊7所,正南坊8所。其中明代新建佛寺18所,其余为重建、重修佛寺。南城中部的寺院中有皇家寺院3所,分别为英宗新建崇兴寺、陈太后新建仁寿寺,以及李太后重修明因寺。此外,也不乏宦官修建的天庆寺、报因寺、佑圣庵、观音寺和古佛庵等。

    南城东部有佛寺23所,其中明朝新建佛寺有20所,包括崇北坊11所,均为明朝新建;崇南坊有12所,除3所旧刹外,其余为明朝新建。东部两坊明朝新建佛寺蔚成风气,是明代这一区域佛教兴盛发展的物化载体。

    南城西部有佛寺49所。包括宣北坊27所,宣南坊有8所,白纸坊14所。这里曾是前幽州蓟城和辽朝南京、金朝中都所在地,三坊中建于明代以前的佛寺多达28所,其中宣北坊的天宁寺和宣南坊的悯忠寺不仅是南城同时也是北京城最有名的古刹。

    南城关外有佛寺69所。其中南城关外至都城南八十里之间有佛寺54所,以明朝新建佛寺居多。皇室和宦官在这一区域的佛寺修建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如天顺年间英宗敕建的兴善寺;万历年间李太后、陈太后重修圆通寺、海会寺;正德年间武宗助建弘善寺;正统年间驸马崔敬中重修观音寺;隆庆年间李贵妃等重修延寿寺等。由宦官新建或重建、重修的佛寺更是多达20所。都城南一百里至一百一十里一带区域,有佛寺15所,由于离城渐远,这一区域佛寺的修建中已难看到皇室和宦官的身影,而多由当地百姓所建。

    六、北城的佛寺

    北城在北安门至安定门、德胜门内并北关外,共七坊一关外(19)。共有佛寺80所,其中西部的日忠坊佛寺之多,在五城各坊中首届一指。(20)

    北城东部有佛寺15所。包括崇教坊6所,昭回靖恭坊3所,金台坊5所,教忠坊1所。其中明朝新建佛寺7所,余为前朝旧刹或古刹。皇室和宦官修建的佛寺主要集中在昭回靖恭坊和金台坊,如昭回靖恭坊有慈惠寺,万历年间李太后、神宗重建;弘治年间孝宗重建福祥寺,正德、万历年间先后重修。金台坊有慈惠寺,万历年间宦官新建,李太后等助缘;法通寺,万历年间宦官重修。唯有北城东部的灵椿坊未见任何佛寺。

    北城西部有佛寺51所。包括发祥坊7所,日忠坊44所。面积并不太大的日忠坊范围内佛寺如此密集,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日忠坊西北部有积水潭,潭水自西北向东穿流坊中,是京城内“风景这边独好”的坊区,自然为僧人建寺的首选区域,也是宦官修建或参与修建的佛寺比较集中的地区。

    北城关外有佛寺14所。主要分布在安定门外、德胜门外、土城和土城外以及都城北二十里宛平县清河桥一带。其中明代新建佛寺11所,其余为明朝重建、重修的古刹。

    除上述五城的明代佛寺外,还有数十所城属或寺址不明的寺院(21)。

    从明代北京地区各城佛寺的全景式勾勒可以看出,五城之中,东城、北城和中城的寺院数量相对较少,而西城和南城的寺院分布密集高,数量多。其中尤以两山地区的佛寺数量之庞大和分布密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堪为明代北京佛教寺院聚集中的区域。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除了上层统治集团崇奉佛教的推动作用以及宦官和僧侣士庶积极参与佛寺修建之外,北京各城不同区域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历史背景来看,南城西部的宣北坊、宣南坊和白纸坊一带区域,原是北京城的前身蓟城(幽州城)所在,辽朝南京、金朝中都亦在此地,历史上即为地区佛教发展的重心,故前朝古刹遗存多达28所,同时,明代对该区域古刹的重修和重建也高度重视,致使该区域佛寺修建蔚成风气长盛不衰。

    对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加以观察亦可发现,佛寺的数量及分布密度,与其所在地理位置的自然条件也有一定关系。自古“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城、东城和北城均为平原地带,自然景观资源贫乏,故佛寺修建较少,分布密度相对较低,而西城和南城佛寺数量多,且分布密度高,尤以西城外的长河沿线和西山地区数量最为密集,显然与这些区域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有密切关系。至于北城佛寺高度密集的日忠坊,虽无山峦景致,然其所在地积水潭一带亦为京城内难得的“水乡泽国”,也是引致僧俗人等选择在此大肆修建佛寺的考虑前提。佛寺是佛教发展的物化载体,透过明代北京地区遍布城乡的大量佛寺及其分布区域,可以对明代北京佛教发展的局部特征得到直观印象。

    ①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3页。

    ②  同上,第684页。

    ③  参阅该文中《北京内城佛寺表》,第329-346页;《北京外城佛寺表》,第316-328页;《北京四郊佛寺表》,第3295-315页。

    ④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42《皇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⑤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3页。

    ⑥  贺树德:《北京通史》,第六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73页。

    ⑦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647页。

    ⑧  贺树德:《北京通史》,第六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73页。

    ⑨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48页。

    ⑩  贺树德:《北京通史》,第六卷,第74页。

    (11)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649-651页。

    (12)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1-654页。

    (13)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5,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4)  该寺现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15)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第660-661页。

    (16)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1页。

    (17)  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74页。

    (18)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3-668页。

    (19)  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75页。

    (20)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9-673页。

    (21)  同上,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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