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明代北京佛教文化成果斐然。佛教造像有碧云寺里济济一堂的五百罗汉和京西石佛村摩崖造像群；智化寺京音乐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庙堂音乐活化石；五塔寺塔是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金刚宝座塔；活跃于京城的佛教书画名家董其昌、米万钟、程南云、胡濙、汤焕书、戴进、陈洪绶等均有作品真迹遗存；法海寺壁画、智化寺壁画和大慧寺壁画是北京明代壁画的杰作；永乐大钟代表我国15世纪初叶高超的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
一、佛教造像
明代北京同时流行汉传佛教造像和藏传佛教造像。宫廷造像中，藏传佛教造像的地位和影响较为突出。明代帝王仿效元朝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制作藏式佛像，作为赏赐、馈赠给西藏上层宗教人士的宗教礼品。如明永乐十二年(1414)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来京面圣，于永乐十四年离去时，成祖便赠以佛像佛经作为礼品。由此可见宫廷造像在当时民族宗教关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存明代宫廷藏式造像主要是永乐和宣德两个时期的，一般都带有大明永乐年或大明宣德年刻款。明代北京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即在帝王们的扶持下发展起来。
随着民间佛教信仰的普及，明代北京汉传佛教造像有着庞大信仰群体的需求，遗存实物很多。由于受藏传佛教造像仪轨和整个社会审美观念下降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汉传佛教造像面相宽平，体态丰雍，造型僵板，装饰繁缛，唐辽时期造像的那种突显个性的艺术风格已不复存在，即便是碧云寺里济济一堂的五百罗汉塑像，也不过是几种典型模式的翻版而已，显得缺乏个性和生气，是明代汉传佛教遗像艺术形式趋于世俗化和程式化的突出体现。
这一时期的民间造像有不俗的表现，与同时期的官方或寺庙造像形成鲜明对照。如京西石佛村摩崖造像群是明代北京地区民间造像的实例。石佛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毗邻戒台寺，是一处因摩崖佛像造像群而得名的村庄。这里有一条古道，当年的信众就是沿此古道穿过石佛村到戒台寺进香。在村东古道旁一处几十米高的崖壁上，高低错落雕刻着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罗汉等大大小小18尊佛像①。根据摩崖造像题刻文字考察，保存最为清晰的6号龛摩崖造像“阿弥陀佛”像两侧，刻有“京都清塔寺比丘成玉造”和“南无阿弥陀佛”②。据《门头沟文物志》考证，“清塔寺”系明朝天顺初年在元代大永福寺的废墟上重建，经明英宗朱祁镇敕赐寺名为“清塔寺”。据此分析，6号龛摩崖造像系清塔寺比丘成玉在明天顺年间(1457—1464)开凿。此外，根据7号龛和8号龛之间的隔梁上的残缺不全的题刻“□靖八年十二月”③等考证，表明石佛村摩崖造像群是大致从明代天顺年间始凿，至嘉靖八年(1529)完成。此处摩崖造像群的佛像雕刻造型各异，技法精湛，细微传神，独具特色，为北京地区明代民间造像的佳作，同时也是研究明代北京佛教发展和雕刻艺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④
二、智化寺“京音乐”
佛教音乐从印度传入中国初期，称为“梵呗”。所谓“梵呗”即是以乐曲咏经，以歌唱诵经。由于印度梵乐与汉语以及中国音乐之间的矛盾，使梵乐在中国的传播遇到了困难，需要对印度的梵乐进行改造。在我国历史上对佛教音乐进行改造的先驱者，首推三国时期曹操之子魏陈思王曹植。曹植对传统音乐素有研究，同时又喜读佛经，故能将外来的印度佛乐同中国传统音乐较好地结合起来。除了改造佛乐之外，中国僧人还创造了许多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音乐，可以称为“中国梵乐”。中国梵乐在佛教世俗化的进程中，与传统的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不断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如智化寺的“京音乐”，就是佛教音乐与民间音乐相互融合的产物。
智化寺在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东口，为英宗正统八年司礼监太监王振所建。初为宦官家庙，后赐名报恩智化寺，是明初著名佛教寺院。智化寺佛教音乐属汉传佛教的庙堂音乐。明成祖朱棣曾搜集唐、宋、元以来流行于南北地区的佛教音乐曲调四百多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问世，权倾朝野的大太监王振将深藏宫中的佛教古乐谱据为私有，携出宫外。智化寺成为北京地区佛教音乐的传播中心，素有“京音乐”之称。京音乐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宋代古乐甚至更远的隋唐燕乐遗音，为国内现存十分罕见的完整、真实的古代音乐资料。五多年来，智化寺“京音乐”传承未断，在演奏技巧与方法上，始终保持着历史原貌。智化寺京音乐有明确纪年的工尺谱本，有特色的乐器、曲牌和词牌，有按代传承的演奏艺僧。它与西安城隍庙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五台山青黄庙音乐及福建南音一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被称为庙堂音乐的活化石。
三、佛塔遗珍
北京地区明代佛塔遗存很多，比较著名的有：五塔寺金刚宝座塔、渗金多宝佛塔、太古化阳洞石塔、姚广孝墓塔等。⑤
五塔寺金刚宝座塔，俗称“五塔寺塔”。建于明成化九年，位于北京海淀区白石桥长河北岸真觉寺内，该寺现为北京石刻博物馆。明永乐年间，印度高僧班迪达向明成祖进献五尊金刚界金佛和金刚宝座塔的建筑形式。成祖即敕建“真觉寺”，并为金佛建塔，成化九年(1473)竣工。塔通高17米，由汉白玉石和砖砌筑而成，分塔座和五塔两部分。宝座正方形，高7.7米，前后有门，内有阶梯可达宝座顶部。顶部有琉璃罩亭和五座石塔，中间的石塔高8米，十三层密檐之上是铜制覆钵式塔刹，四隅各有一石塔，高7米，为十一层密檐，上为石雕覆钵式塔刹。五塔的须弥座、塔身和塔檐上布满雕饰，中央石塔塔座南面雕有佛足一对，托在莲花之上，象征“佛迹天下”之意，旁边刻有佛教八宝图案。相传五尊金刚界金佛分别埋在五座石塔之下。此塔为我国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金刚宝座塔，塔的造型仿照印度佛陀伽耶精舍而建，同时也融进我国古建筑的传统风格，并以精美的雕刻艺术而著称。
长椿寺渗金多宝佛塔，建于明天启年间，是以铜为主要材质铸造的塔，外层用金子完全熔化后渗透在塔面上。塔高6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须弥座束腰部位雕有佛像。塔身八面各设门窗，棱角处雕有守护神像，塔身以上为十三密檐，各层密檐之间均铸有佛像，塔刹为铜制宝珠。整座塔共铸有佛、菩萨、罗汉等四百余尊。塔原在长椿寺内，有明代著名书画家米万钟所撰《长椿寺礼多宝塔偈》。此塔后迁至万寿寺。
太古化阳洞石塔，位于门头沟区极乐峰下太古化阳洞口。建于明嘉靖年间，塔高约6米，为青石砌筑八角形十一层仿木结构实心密檐式。塔基为八角形须弥座，束腰部分雕有狮、虎等动物图案，塔座上檐雕有佛像，座顶为双层仰莲，塔身雕有四门、四窗，上方雕刻佛、菩萨像，八个角柱浮雕有莲花座佛像8尊，共计64尊。上端额枋浮雕八条蜿蜒飞动的云龙。塔身上部为十一层石雕密檐，檐下雕仿木斗拱，檐部的勾头、滴水和角瓦雕饰逼真。塔刹部分石件已损毁。此塔造型优美，比例和谐，雕造手法精湛，是北京地区明代同类石塔中的杰作。
姚广孝墓塔，位于房山区常乐寺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为八角九级密檐式实心砖塔，高约33米。须弥座塔基束腰部分雕寿字、万字和花卉，四正面砖雕假门，四侧面有砖雕假窗。塔身之上是九层砖砌密檐，各角都悬铜铃。铁制塔刹建在三米高的通天柱上。塔前立有明成祖朱棣“敕建姚广孝神道碑”。墓塔十分巍峨壮观，体现了明成祖对姚广孝这位有功之臣的颂扬，是明代北京佛教史的重要见证。
四、佛教书法
我国传统书法艺术在佛教的弘传中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样，佛教的传播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明代北京佛教书法艺术留下不少传世之作。
董其昌为云居寺藏经洞题额“宝藏”。董其昌(1555—1636)，晚明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明万历十六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他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在书画理论方面也颇有造诣，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在《画禅室随笔》中，他高扬“天真烂漫是我师”，“一超直入如来地”的见解，与禅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宗旨相呼应。董其昌书法，初学米芾，后学唐人，上溯魏晋，形成自己的独特书风，对明末书坛影响很大。其作品闻名于世，以至“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⑥。
董其昌晚年崇信佛教，在京为官期间，曾于崇祯年间游云居寺，登上石经山，在吴兴沙门真程募劝下，与葛一龙、王思任、赵琦美、冯铨、李腾芳、黄汝亨等在京南方籍官僚、居士一起共同参与了云居寺恢复刊刻石经的计划。先后刻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等十余部，并为云居寺刻经写作题记。由于石经山上洞穴都已藏满封闭，于是又在雷音洞左边开凿一新洞贮藏经碑，董其昌挥毫题写了“宝藏”二字，碑刻于藏经洞额，俗称“宝藏洞”，成为云居寺的一件书法瑰宝，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此外，北京地区遗存的董其昌佛教书法作品，还有万历二十七年九月董其昌手书《达观说韦李柏偈》，刻于《圆通寺碑》之阴，碑在永定门外圆通寺，国家图书馆藏有该碑拓片。
米万钟撰并书《水斋禅师传》。米万钟(1570—1628)，明代书画家，宋代大书画家米芾后裔。祖籍安化(今属陕西)，后居燕京，字仲诏、子愿，号文石居士、石隐庵居士。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先后任永宁、铜梁、六合县令，后任江西布政使。米万钟自幼随父入居京师。一生喜山水花石，工书画，长诗咏，行草得米家法。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谓米万钟“行得南宫家法与华亨董太史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誉。尤擅署书，擅名四十年，书迹遍天下”。⑦世称米万钟、董其昌、邢侗、张瑞图为“明末四大书家”。
明代长椿寺的镇寺之宝中有万历年间米万钟书所撰的《水斋禅师传碑》一通，万历四十六年立秋日，米万钟撰并书，首题：“敕建大祚长椿寺赐紫衣水斋禅师传”。国家图书馆藏有该碑拓片。据《帝京景物略》记载，万历中，归空和尚(水斋禅师)自伏牛入京，孝定皇太后闻而创寺供其居。神宗赐额曰长椿，并赐紫衣金顶。⑧长椿寺另一件镇寺之宝是渗金佛塔，米万钟在瞻礼多宝佛塔后，当即作《长椿寺礼多宝塔偈》一首，对渗金多宝佛塔的铸造缘由、工艺以及塔身上听铸的佛教造像，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程南云书丹《智光塔铭》等。程南云，明代著名书法家，程钜夫之孙。字清轩，号远斋。擅长书法，尤精篆隶。永乐中被召赴京城，以善书法授中书舍人。北京的佛教寺院有不少他的碑刻书法真迹遗存，如宣德十年十二月《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塔铭》，塔铭原在北京市海淀区大觉寺旁西竺寺塔下，为程南云篆额；正统二年四月《敕赐崇化寺记》，碑刻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为程南云篆书碑额；正统二年四月《法华寺碑》，碑刻原在北京市昌平县上庄乡银山，为程南云篆书；正统三年九月《敕赐净明禅寺记》，碑刻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圈门，为程南云书丹；正统三年《故禅师底哇达思塔铭》，碑刻原在潭柘寺，为程南云撰文、书丹和篆额；正统八年十月《敕赐崇化禅寺藏殿记》，碑刻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子，刻于《崇化寺敕谕碑》之阴，为程南云书丹；正统十四年四月《弘庆寺碑》，碑刻原在北京市西城区秀洁胡同，为程南云书丹；景泰一年五月《崇福寺碑》，碑刻原在北京市宣武区法源寺，刻于《颁崇福寺大藏经敕谕碑》之阴，为程南云书丹；成化九年四月《道孚大师行实碑》，碑刻原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戒台寺，为程南云书丹。程南云的书法工整规矩，圆润流转，颇具庙堂气，均为北京碑刻的稀世珍品。以上各碑在国家图书馆均藏有拓片。
汤焕手书《广济寺碑》和《能蠲行略碑》。汤焕，字尧文，号邻初，斋号五桂轩，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隆庆四年举人。为江阴教谕，后征为翰林待诏，转郡丞。善书法，兼工篆刻。汤焕书法兼善各体，曾为万历皇帝钦选的书法高手，专门教授潞王朱翊镠书法，潞王府收藏有大量汤焕的作品。明代著名书法家詹景凤称，“焕书楷学虞，行学赵，草学怀素，并入能品”，《江阴志》称，“焕工翰墨，持缣素索者应之无倦色，吴越间比之文待诏(征明)”。汤焕曾为北京的佛教寺院和僧人书碑，如明万历九年九月《广济寺碑》，欧大任撰，汤焕行书，首题“敕赐广济寺重修碑记”，额篆书题“敕赐广济寺重修碑”。万历九年九月，汤焕还曾为《能蠲行略碑》篆额，该碑首题“明广济寺立禅能蠲修行纪略”，额篆书题“广济寺立禅能蠲修行纪略”。这两通碑刻原在旧鼓楼大街双寺胡同广济寺，国家图书馆均藏有拓片。
胡濙手书《宝藏寺碑》和《普照寺碑》。胡濙(1375——1463)，字源洁，号洁庵，江苏武进人。建文二年进士。《明史》记载胡濙历事六朝，历任兵科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和太子太师。“垂六十年，中外称耆德”。年八十九卒，赠太保，谥忠安。⑨居官期间曾为北京不少佛教寺院撰写并手书碑刻铭文，至今仍有不少其书法真迹遗存。如明正统四年三月的《宝藏寺碑》，道深撰，胡濙正书，朱勇篆额，首题：“皇帝敕赐金山宝藏禅寺记”，额题“道大德洪仁慈义胜显蜜融通因圆果证”。碑刻原在海淀区青龙桥老府村，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明天顺五年八月的《普照寺碑》，道深撰并书，胡濙篆额，首题“敕赐普照寺记”，额篆书题“敕赐普照寺重修碑记”。碑刻原在海淀区大觉寺旁，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
五、佛教绘画
明代时，统治者不断征召天下画工入京，为宫廷绘事服务，北京佛教绘画艺术也得以有所发展。从碑刻资料和现存佛画实物看，当时活跃于北京的画家中擅长佛画者，如戴进、陈洪绶、王忠等多有画作传世，收藏在北京佛寺、博物馆，以及外省市一些博物馆中。
戴进(1388—1462)，明代著名画家，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他绘画功底扎实，擅长人物、山水、花果、翎毛、走兽等，风格多变，无所不工。宣德初年被召入京，以擅画名于京师，为宫廷画院待昭，入直仁智殿。后因被同僚妒忌而受到排挤。佛教题材作品主要有《伏虎罗汉图》、《禅宗六代祖师像》等。⑩其中《禅宗六代祖师》描绘的是初祖达摩、二祖神光、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幅作品将六代祖师并行分置在一个画面上，各代祖师刻画精细，情态各具，其间以松石、泉水等相隔，过渡自然，把佛法庄严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别号小净名、晚号老迟、悔迟，又号悔僧、云门僧。浙江诸暨市枫桥镇人。为明末富有独创风格的画家，崇祯间召入内延供奉。他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与北方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他的作品中，高僧、罗汉、观音、佛像、和尚等题材更是屡见不鲜，其绘画的地点很多出自寺庙，主要佛教绘画作品有：《真佛图》、《古观音像》、《弥勒佛像》、《白描罗汉图》、《四子朝佛》(戏婴图)等。(11)民国年间在北平嵩祝寺的佛教美术展上曾展出其《婴儿礼佛图》。(12)
王忠，汉经厂掌坛坛主，万历时期的内官。绘水陆画14幅，画长约140厘米，宽约70厘米，绢本设色，画的左上角书画名，右下角兰签金书“汉经厂掌坛弟子王忠虔诚绘供”款。首都博物馆收藏。
此外，首都博物馆收藏有明万历十三年(1585)慈圣皇太后懿旨所绘大型水陆画，共60余幅，画长约150至200厘米不等，宽约90厘米，绢本设色，左上角钤慈圣皇太后印，印上墨书“大明万历乙酉年慈圣皇太后绘造”。这些勅造或官式的释道人物作品都有确切纪年，同时具有鲜明的皇家特征，刻画细腻，工笔重彩，风格富丽，在继承唐宋释道人物画传统的基础上，突显世俗化的倾向与装饰性效果。
明代北京地区佛教壁画以寺院壁画为主，主要有法海寺、智化寺、大慧寺等寺的大型壁画。壁画是绘制在建筑物墙壁上的艺术品，佛教壁画可分为寺院壁画和石窟壁画两部分，内容题材大致可归纳为六种类型：经变、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佛教诸神图像、供养人像、装饰图案等。
法海寺壁画。法海寺建于明英宗正统四年，以大雄宝殿内保存完好的十铺明代壁画闻名中外，所绘内容为佛教世界的二十诸天、飞天仙女和动物、花卉等。
法海寺壁画集中在大雄宝殿内，面积共236.7平方米，由明代宫廷画师苑福清、王恕等十五人所绘，采用工笔重彩卷轴画法，具有构图严谨、笔法细腻、技巧纯熟、用色考究等特点，在人物的璎珞、铠甲、兵器及裙带等部位大量采用“沥粉贴金”、“堆金”和“描金”等手法，使整幅壁画呈现一派金碧辉煌的效果，在现存古代壁画中极为罕见。其中水月观音的披纱，线条匀称、精细、工整，薄纱上的图案为六菱花瓣，每个花瓣由48根金线精心描成，细如蛛丝，根根清晰，显示了高超的技艺。法海寺壁画的艺术水平、绘制工艺、制作工艺及保存完好程度等方面堪为我国明代壁画之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为现存少有的由宫廷画师所作的精美壁画，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在壁画方面的杰出代表，堪与敦煌的宋元壁画相媲美。(13)
智化寺壁画，建于明代的北京智化寺，保存有一幅壁画《地藏菩萨说法相》。壁画宽4.7米，高3.14米，总面积为14.76平方米。壁画位于智化殿内正面石质须弥座后方，由两根木板支柱作支撑，壁画即绘制在木板的板壁上，木板上贴有麻布，其上涂是草泥，草泥层上有粉底层，然后是壁画表面的颜料层。壁画采用对称式构图，画面有13个人物。正中央为地藏菩萨，右脚盘起，左脚下垂，右手拿锡杖，左手握如意宝珠。面颊丰满，慈祥庄严。菩萨两侧是闵长者、道明和尚和辅助地藏菩萨救度众生的冥府十王。整幅壁画构图严谨、笔法细腻、技巧纯熟、用色考究。
对于智化殿的壁画是否为寺中原物，尚无定论。查阅史籍对智化寺的记载，未见提及壁画；著名古代建筑专家刘敦桢20世纪三十年代对智化寺的建筑进行调查所撰写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14)，也只字未提殿中两柱之间的壁画。现存殿中的壁画是否为明代创作和寺中原物，有待继续考证。
大慧寺壁画，大慧寺在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村。明正德八年创建。主体建筑现仅存大悲宝殿。寺中的二十八诸天泥塑和壁画，是明代雕塑和绘画艺术的杰作。山墙上有彩绘的大型佛教题材壁画，采用工笔连环画形式描绘一世俗之人终生为善、超生得道的故事。壁画精细传神，工笔勾勒，色彩绚丽。(15)
六、永乐大钟
永乐大钟是永乐皇帝朱棣定鼎北京后，为追荐阵亡将士，命国师姚广孝监造的，因铸造于永乐年间，故名“永乐大钟”。大钟通高6.75米，钟口最大直径3.67米，重达46.5吨，它造型古朴精美、雄浑凝重，反映出我国15世纪初叶高超的冶炼水平和铸造工艺，是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品。该钟通体内外铸有汉文和梵文经咒一百多种，是世界上铭文最多的一口佛钟。它采用我国传统工艺“泥范法”铸造，钟身光洁平整，绝少气孔砂眼，凝聚着我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能。这口钟的悬挂，全凭在钟钮处的一根铜质穿钉将沉重的钟体与钟楼木梁柱联结，其精巧卓绝的力学结构使永乐大钟得以安然悬挂了数百年。永乐大钟作为国之瑰宝，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勤劳智慧的结晶，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先进的冶炼铸造和雕刻技艺，对明代佛教经籍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① 张云涛：《北京戒台寺石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卷前插图“石佛村摩崖造像”。
② 同上，第303页，上图。
③ 同上，第303页，下图。
④ 孙克勤：《京西石佛村摩崖造像群》，载《北京档案》，2006年，第10期，第48-49页；另参阅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文物局：《门头沟文物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⑤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98-101、106-107、212-213、258-259页。
⑥ [清]张廷玉：《明史》，卷288《文苑四》，附载《董其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396页。
⑦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9《书法》，载《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影印本。
⑧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3《城南内外·长椿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⑨ [清]张延玉：《明史》，卷169《胡濙》，中华书局，1974年，第4534-4537页。
⑩ 参阅单国强：《戴进》，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
(11) 参阅黄涌泉：《陈洪绶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王璜生：《陈洪绶》，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
(12) 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
(13) 参见金维诺：《北京法海寺壁画》，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14) 参见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3期。
(15) 张连成：《北京的佛寺与佛塔》，载《北京文物古迹旅游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