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北京佛教是指公元1644至1911年在北京地区传播的佛教。清朝前中期帝王对佛教实施既尊崇利用又管理控制的政策，北京佛教在清王朝的掌控之下兴盛发展。清廷在皇宫御苑中广造佛教建筑，极显皇家气派，为古都北京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皇室和达官贵族对佛教的护持，居士佛教的兴起，对北京佛教和佛学研究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北京佛教各宗派传承相续不绝，教宗的影响胜于禅宗。北京城乡清代建造和修复的佛寺之多，达到空前的规模。官刻大藏经《龙藏》的雕造，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译著和历代流传佛典之集大成者。佛教文化遗产丰富，北海白塔成为古都北京的地标性景观；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代表着清代建筑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灵光寺招仙塔出土佛牙舍利；白塔寺出土清代初刻版《龙藏》等，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书画名家励宗万、梁诗正、翁同龢、沈荃、汪由敦、张照和傅雯等为北京留下众多佛教题材作品真迹。北京佛教与东南亚和尼泊尔佛教界互有往来。清代后期，国势日衰，朝廷无暇顾及佛教。清末“庙产兴学”政策对佛教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威胁和隐患，使北京佛教发展步履维艰。

    第一节  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清朝定鼎北京。清代前中期帝王对佛教实行既尊崇利用又管理控制的政策，北京佛教在清王朝的掌控之下兴盛发展。清代后期，随着国势逐渐衰落，帝王对佛教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前，清末制定的庙产兴学政策，对北京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影响和隐患，一直持续到民国初期。

    一、北京成为清朝国都

    清王朝于顺治元年(1644)入主中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进入了空前强盛的时期。定鼎北京后，清王朝为了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不断调整完善国家的民族政策。北京作为大清国都，对于全国各民族凝聚力增强，发挥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清代北京及近畿地区的行政区划，分为京师、京县和顺天府。京师主要为城区，也包括一部分郊坰。京师有城和坊的行政区划，城分内外，内城为五城，外城亦为五城。共有十个坊，多数的坊兼辖有内、外城区。京县，包括大兴和宛平两个县，其辖境分别位于京城之东、西。顺天府，除了辖有两京县外，还包括京师周边的其它二十二个州县。①

    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国都北京，汉传佛教作为清王朝进行思想和精神统治的支柱之一，其发展也随着国势的兴衰而起伏跌宕。

    二、清前中期帝王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清朝经历了十代皇帝，统治了二百六十八年。清代帝王在崇奉藏传佛教的同时，对汉传佛教也给予同样的重视，其中尤以清朝前中期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为突出代表。

    清世祖顺治，6岁登基，24岁去世，在位18年。他一生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清初开国君主，顺治热衷佛教，对清代诸帝崇佛开领风气之先。

    顺治对佛教的政策分前后两个阶段。清廷入关之初，由于反清的活动在各地尤其是江南一直不曾平息，故顺治初年对佛教采取严格控制措施，如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不许私度僧尼等。②同时，顺治几度诏禅僧憨璞性聪入宫，并让其开列“南方尊宿”的名单，其间又先后诏见木陈道忞和玉琳通琇等禅僧，目的是通过笼络佛教界上层人士以达到控制佛教的政治目的。当大清政局稳定以后，顺治即提倡佛教，在京城兴建佛教寺院，如顺治八年在皇城内的西苑兴建永安寺，山顶建有白塔，塔前复有琉璃佛殿，为全城所瞩目③。为了留居来京的达赖喇嘛，又重新修葺普静禅林，改称黄寺，并在黄寺的西侧建造西黄寺④。顺治十五年，在修复南苑后，又于苑中建德寿寺⑤。顺治崇佛礼僧，在位期间广召天下禅僧入京，讲经说法。封玉琳为国师，赐以金印，并选僧侣1500人从其受戒。又赐木陈道忞“弘觉法师”，大大提高了禅僧的社会地位。顺治参禅礼佛对朝野上下起了导向作用，讲经说法之风盛于京城。顺治对律宗亦加以扶持，顺治十六年冬，广济寺律宗高僧玉光宽寿奉旨说具足戒，盛况空前，顺治帝“赐衣钵七百五十人”。⑥同年，顺治皇帝“从广济寺结制二期、说戒一期”。⑦顺治在位期间的崇佛礼僧之举，对清初北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圣祖康熙，相沿世祖崇佛之习，对顺治时期的名僧优礼有加，曾迎请道忞入京城供养，并封其为“弘觉国师”。在崇佛敬僧的同时，康熙也重视对佛教加以管理，仿照明代的制度建立佛教管理机构，如康熙十三年，在京师设僧录司、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各府州县亦分别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等，以加强对佛教事务的管理。康熙三十六年，在宫中设立“中正殿念经处”，这是清代帝王在宫廷中第一次设立官方佛教机构。

    康熙在位期间，多次赴山西五台山、北京香山参礼佛寺，以示对佛教的尊崇。对于北京的佛寺也给予关注，康熙四年将皇城之内的清馥殿改建为弘仁寺，供奉著名佛宝旃檀佛像，并御制《旃檀佛西来历代传祀记》。对京郊古刹潭柘寺更是格外眷顾，特命震寰律师住持潭柘寺，还将佛像和自己亲手抄写经书颁赐震寰律师，并为山门题额“敕建岫云禅寺”，以及为多处殿堂、庭院等建筑题写匾额。康熙三十一年，又赐金重修潭柘寺。康熙对潭柘寺的恩顾，奠定了潭柘寺在清代数百年政治上和宗教上的显要地位。康熙在北京地区重修前朝的古刹也很多，如妙应寺(俗称白塔寺)、柏林寺、承恩寺等，并亲自为重修庙宇撰写碑文，以及为寺庙题写匾额，对北京佛教寺院的修建和振兴起到了推动作用。⑧随着佛寺的大量修复和新建，僧尼数量也迅速增加。据康熙六年(1667)的官方统计，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各省，共有僧十一余万人，尼八千余人⑨。北京佛教发展十分兴盛。

    清世宗雍正，继承前朝利用佛教以维护统治的政策，雍正尊崇禅宗临济一派，自号“圆明居士”，还宣诏名僧超盛、超善等人至皇宫，参研禅宗之法。雍正不仅重视佛教，还直接参与到佛教宗派的学术论争中，亲自撰写了《拣魔辨异录》。为了宣传“正宗正论”，雍正亲自选编了众多佛教大师的语录，同时加上自己的《圆明语录》、《圆明百问》编成《御选语录》并作序刊行。雍正在位期间，对北京地区佛寺的兴修不遗余力。如雍正元年(1723)创建西华门外的福佑寺，并御书寺额与佛殿之匾。雍正十一年(1733)，在京城西郊创建的觉生寺，命名僧文觉禅师元信为住持，并御制《觉生寺碑》。雍正年间重修的古刹，如前明旧刹千佛寺，重修后赐寺额“拈花寺”，命名僧超善为住持；京西古刹卧佛寺重修后，赐名为“十方普觉寺”，并御制寺碑，命名僧永觉禅师超盛为住持。雍正在提倡禅学的同时，也不忘鼓励律学，于雍正十一年重修了南城律宗名刹悯忠寺后，改赐寺额曰“法源寺”，成为北京佛教律宗一派的著名道场。雍正晚年对佛教典籍的整理刊刻甚为关注，曾召集天下的名僧到北京贤良寺，整理历代的佛经，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发起《龙藏》的雕造。⑩由于雍正于当年八月二十三日辞世，《龙藏》由继位者乾隆继续完成。

    乾隆皇帝，是清统治者中崇佛的最高境界者。他礼敬三世章嘉国师和六世班禅活佛，并把雍王府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即雍和宫。乾隆年间，六下江南，六上五台，四次东巡。每次出巡，大都要到沿途的寺院去拈香，以示对佛教的尊崇。乾隆对佛教寺院的修建高度关注，在位期间，对北京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修缮，并特命内务府大臣和硕庄亲王允禄住持工程，先后普查了北京四城及城外十五里以内要路附近的所有庙宇，由内务府拨款修缮的寺院有百余座。(11)在修缮佛教寺院的同时，乾隆还在皇宫紫禁城里建造了一系列的佛堂，如紫禁城西部以雨花阁和中正殿为主体的佛堂建筑，甚至把佛堂建到了自己日常起居的地方，并供奉了许多佛像和法器，而且频繁举行佛事活动。不仅如此，乾隆对自己的陵寝——裕陵更是精心营建成一个地下佛国。陵寝地宫内遍雕三世佛、五方佛、八大菩萨、四大天王以及三万多字的藏文、梵文经咒等，宛若一座佛教文化艺术的博物馆。(12)佛像造像在乾隆时期也受到高度重视，造像的规模很大。乾隆60岁寿辰时，王公大臣们敬献佛像数以万计，为安奉这些佛像，同时也为庆祝其母八十大寿，乾隆皇帝在北海北岸建造了万佛楼；另在圆明园的舍卫城中也安奉了众多的精美佛像。

    乾隆对佛教刻经事业十分关注，完成了由雍正发起的佛教大藏经《龙藏》的雕造。乾隆一生还亲手抄写了佛经不下数百篇，仅在慈宁宫东斜廊红油金龙大柜中就存放有乾隆帝御书金塌《心经》三十六册、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四十九册、御书墨刻《心经》并绘大士像五十卷、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卷、御书《心经塔》十轴以及大量的《清净经》、《护命经》和《金刚经》等等。此外，乾隆喜好书法，所到之处，常常御笔题咏，北京的不少寺庙中留下他的御笔题额，如法源寺大雄宝殿“法海真源”牌匾；白塔寺具六神通殿“具六神通”金字横匾；以及北京雍和宫的天王殿、法轮殿等均有乾隆手书题词。由于乾隆对佛教的高度崇奉，北京佛教的发展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

    三、清末庙产兴学政策使佛教的发展步履维艰

    清代后期，国势逐渐衰落，帝王对佛教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前中期。清末政府制定的庙产兴学政策，对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甲午战争等外患接踵而至，国难频仍，国内一些知识精英纷纷主张自强维新、创办实业和振兴教育。康有为和张之洞率先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其中张之洞作《劝学篇》上书朝廷，力主动用全国寺庙财产以解决兴学经费。庙产兴学的主张经德宗光绪帝批准后，在百日维新期间开始施行。庙产是佛教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当时全国寺庙有十余万所，经过清末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佛教寺庙本已遭到严重破坏，正处于重创后尚待恢复的状态。由于部分知识分子及政府官员对佛教缺乏了解，以及少数社会之士觊觎庙产，当维新变法鼓吹兴办教育而经费无着落时，便藉兴学之名，主张划拨庙产以兴办学校。百日维新失败后，庙产兴学曾一度被禁行，但此风已开，佛教寺院所面临的威胁始终未除。各省地方官绅假藉兴学侵占寺产的风潮此起彼伏，蔓延全国。除了学校欲占寺院为校舍外，连警察、地方军队及各种团体也都堂而皇之地占据寺庙，造成大量寺产被损毁、侵占，僧尼被勒令还俗等迫害佛教的现象。(13)直到1905年，清延才颁发保护寺庙产业的上谕，而日本僧人插手中国宗教事务也是促成清廷推出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光绪初年，日本东本愿寺僧人即在中国布教。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真宗的东本愿寺更在中国开展了积极的传教活动。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中，各地方官、绅大力推行庙产兴学之举，引起各省寺院僧人的极大忧虑和恐惧。日僧则借清政府压迫佛教为由，来华游说我国僧侣投归日本东本愿寺，以接受日本领事的保护。1905年，发生江浙一些寺院寄名于东本愿寺属下以求保护的事件。日本僧人插手中国宗教事务的举动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警惕，佛教界领袖寄禅、虚云等也在京积极活动，请求朝廷保护庙产。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清政府颁布了保护寺产的上谕，对十方寺院提留问题作了明确表态，对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给予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

    保护寺产的上谕颁布后，对遏制日本的宗教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后各省划拨寺产之举暂时得到遏制，却并未偃旗息鼓，以至庙产兴学之风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使得佛教的发展步履维艰。

    ①  吴建雍：《北京通史》，第七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102-103页。

    ②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122页。

    ③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4-115页。

    ④  龙霄飞：《北京皇宫御苑的佛寺与佛堂》，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⑤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第120页。

    ⑥  徐威：《广济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⑦  同上，第265页。

    ⑧  龙霄飞：《北京皇宫御苑的佛寺与佛堂》，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

    ⑨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⑩  龙霄飞：《北京皇宫御苑的佛寺与佛堂》，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62-63页。

    (11)  参阅吴兆波：《乾隆皇帝与佛教》，载《佛教文化》，2005年，第3期，第18-24页。

    (12)  参阅谢洪波：《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之谜·用珍宝和工艺堆出的陵寝》，哈尔滨出版社，2009年。

    (13)  徐跃：《清末庙产兴学政策的缘起和演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1-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