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宗派及其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清代佛教各宗派在北京地区的弘传，教宗的影响胜于禅宗，教学各派中以律宗之势为盛。北京城乡的名刹多为律宗一派的道场，有广济系和悯忠(法源)两系在北京递相传授，法脉不断。清代北京地区弘禅的名僧，基本上都是从江南北上者，以拈花寺、觉生寺、善果寺和海会寺等为道场。清代华严宗在北京有达天通理、慈云等继续弘传。净土宗在清代中叶以怀柔的红螺山作为弘传道场。
一、禅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清代前中期禅宗在北京有一定的影响，顺治和雍正都好结交禅僧，先后诏请过不少江南禅僧入京主持名寺。在北京弘传禅宗的主要有海会寺的憨璞性聪、善果寺的旅庵本月、圣感寺的海岫、拈花寺的超善、十方普觉寺的超盛，以及顺治时诏请入京的玉琳通绣、筇溪行森和木陈道忞等。其中，憨璞性聪、玉琳通绣、筇溪行森和木陈道忞对清代前中期禅宗在北京弘传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清代后期禅宗的发展渐趋式微。
憨璞性聪(1610—1666)，福建延平顺昌人。初参鼓山永觉元贤，后得法于杭州太平寺百痴行元。①顺治十三年(1656)“住京师城南海会寺”，宗风大振。次年，顺治“驾幸南海子”，途住海会寺，对性聪“召见嘉奖”，当年十月，“延入万善殿，奏对经旬”。据陈垣先生考证，“顺治之知有佛法，自憨璞聪始”。②顺治十五年“复延入万善殿结制”，并应顺治之请开列了一份南方尊宿的名单奏进，遂有顺治逐一召见问道之举。顺治十六年敕封“明觉禅师”，对禅宗在清代北京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顺治十七年八月出京，南还至邵武安国寺。康熙五年示寂。遗有《明觉聪禅师语录》十六卷。③
木陈道忞(1596—1674)，广东潮州人。于天童密云门下得法。顺治十六年(1659)应召入京，受到清世祖礼遇。④曾与顺治问答禅机，甚相契合，所著《百城北游集》记载了他与世祖谈禅的全部内容。⑤顺治帝倾心向佛，与木陈道忞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玉琳通琇(1614—1675)，江苏江阴人。19岁出家，嗣法天隐圆修禅师。玉琳悟道甚早，继天隐修出住报恩时，年23岁，故与门徒多年岁相仿。顺治年间几次奉诏进京，顺治对他十分礼敬，封为“大觉禅师”，后又加封国师，并赐以金印。康熙十五寂。
筇溪行森，广东惠州人。初参龙池派雪峤圆信，并从其得法。圆信圆寂后，投在通琇门下。于顺治十六年(1659)受诏入京，与世祖问对机缘，深得顺治赏识，居京长达15个月之久。顺治对他宠重有加，曾让他为自己剃度，后因玉琳以烧死筇溪相要挟，“上闻，遽许蓄发，乃止”。⑥其后，顺治又令他主持董妃和自己乳母死后的火化仪式，临终时还“遗诏清筇溪秉炬”指定让他为自己主持火化仪式，顺治对他的崇信以及他对顺治的影响由此可见。于康熙十六年示寂。有《敕赐圆照筇溪森禅师语录》六卷，康熙杭州圆照寺刊本。
大博行乾，达州(四川达县)人，为临济宗名僧，清初，自江南得法后北上京城，弘法于盘山。于顺治十四年(1657)建正法禅院，深受士庶崇仰，名闻燕蓟。其传法弟子有超正、超见。⑦
超正，扬州人，初上五台山，后至北京，拜大博行乾为师，从至盘山修行。于康熙十六年(1677)在正法禅寺开堂传法。超见(?—1687)，河北宝坻人，于龙泉寺剃度，圆具于悯忠寺，后南下参学，有所得，复回北京，拜在大博行乾门下，得其真传。遂至京城，弘传禅学，其后复归盘山，住中盘寺，亦开堂传法。⑧
雍正之后，禅宗在北京的发展日渐衰落，呈现式微之势。雍正在位时也曾诏请江南禅僧住持京城名寺，如派迦陵性音主持大觉寺；超永主持八大处圣感寺；超盛主持卧佛寺；超善主持拈花寺；超鼎主持万寿寺；元信主持觉生寺等。但是，雍正不满禅宗那些有违王纲的言论和思想，借口禅学弊端、禅僧腐败严重，直接干预禅宗内部事务，结果造成了对禅宗的沉重打击。⑨
二、律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清代律宗在北京得到较大发展，多数寺庙为律宗道场，如城内法源寺、广济寺，城郊潭柘寺、戒台寺、万寿寺等。分为广济系和悯忠(法源)系两派，其后又衍生出潭柘一系。清代律宗各派系在北京传授，各有重要代表人物。
悯忠(法源)系形成较早。初祖为明万历时永海律师，其后依次为性满、秀岩、无还、常修、授玺、海潮、心宗、雪林、洪修、体德、师礼、慧宽，共传十三代。雍正十二年(1734)敕改悯忠寺为法源寺，并命江苏宝华山文诲律师为法源寺住持，遂开法源系律宗传承，文海为第一代，第二代性实；第三代圆林、圆升；第四代明眼、明铭、明宽；第五代定明、定诚、定龄；第六代慧成、慧贵；第七代昌涛；第八代海祥；第九代道阶。悯忠(法源)一系在清代较有影响的律僧有秀岩、授玺、文海和昌涛等。⑩
秀岩，悯忠系第三代律师。顺治二年，受具戒于悯忠寺，为悯忠寺太空之弟子(11)。对清代悯忠系律学的举扬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授玺，悯忠系第六代律师。“依常修座下，精研律部”。多次受诏进宫，“频蒙嘉奖”，圣祖书“存诚”二字赐之，并赐宝珠一颗。康熙二十九年示寂。(12)
文海(?—1765)，出家于上方寺，后赴江苏宝华山从闵缘律师受具，之后遍参尊宿。雍正十一年(1733)受诏入京，受赐紫衣，并受命传戒于法源寺，为清代法源寺第一代律祖，受戒弟子千余人。乾隆三十年(1765)圆寂，其弟子曾为之建寿塔和舍利塔各一座。(13)著有《南山宗统》、《瑜伽补注》和《施食仪规》等行于世。
静涵(1816—1893)，名昌涛，法源系第七代律师。道光二十五年(1845)奉诏主持广济寺，同治八年(1869)又奉诏主持法源寺。其“主广济二十四年，法源十五年，传戒者八，济度者千八百余人”。(14)主持两寺期间，大力修缮寺宇，为两寺在清晚期的重兴作出重要贡献。其间曾六度开坛传戒，受戒弟子1800余人，宗风大振，名重京城，社会名流多与之交往。曾自撰并正书《虚心图》一幅，醇亲王、白山麟、张之万题额；肃亲王、张之洞、翁同龢、荣禄等20人赋诗题赞。(15)
广济一系始于清初广济寺的玉光律师，其后有万中海禄、德光湛祥等相继传承。
玉光(1582—1661)，名宽寿，字玉光，山西洪洞县人。顺治五年(1648)受广济寺恒明大师之请入主广济寺。每年升座说戒三次，十余年间“出其门者数千人”。受到清世祖顺治崇重，延请入宫至广善殿问法。曾奉旨说具足戒，顺治皇帝“赐衣钵七百五十人”。其后每年升座说戒三次，11年间“出其门者数千人”。(16)律宗广济一派由此大振。
万中(?—1671)，名海禄，字万中，顺天府大兴人，幼时在兴隆庵带发出家。顺治五年，玉光大师在广济寺开坛说戒，万中遂投奔广济寺，从玉光受戒。以戒行精严深得玉光赏识，升为教授。玉光示寂后，主持广济讲席。(17)著有《持戒科要颂》、《正法经》5卷。
德光(1613—1677)，俗姓赵，字德光，号湛祥，顺天府人。少年时在五泉山二圣庵拜恒明和尚为师，顺治初年随恒明来到广济寺。顺治三年(1646)出任广济寺监院，曾为世祖“结制二期，说戒一期”。康熙二年，协助恒明在广济寺建大藏经阁，其额为宫詹太史沈荃题写。(18)
潭柘系从广济系衍生。因广济寺震寰律师奉旨主持潭柘寺，而使潭柘系发扬光大，到清代中后期影响甚至超过广济系。代表人物有震寰、洞初、恒实、静观、静海等。
震寰(1634—1699)，顺天府大兴人，35岁于广济寺万中律师圆具，后继万中讲席。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旨主持潭柘寺。专精戒律，主持丛林17年，八坐道场，被奉为清代潭柘寺第一代律祖。(19)清圣祖康熙曾多次临幸寺中，赐予甚丰。大大提振了潭柘寺律学的地位，被奉为清代潭柘寺第一代开山祖师。
洞初(1666—1728)，为震寰的弟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主持潭柘寺讲席。他精研律部。悉心传授弟子《四分》、《毗尼》和《梵网》等律仪。载弘扬律学的同时，也涉猎禅学，为当时禅、律双修之名僧。(20)
恒实(1698—1765)。河北东光人，初入潭拓寺，拜德彰道林为师，学习律学。后曾出游参禅。雍正九年(1731)归故里。其后又赴北京潭柘寺龙华大会，历任引礼、教授、羯摩等职。乾隆六年(1741)继主潭柘法席。乾隆八年，因装裱朝廷所赐《大藏经》盛举完毕后，大办法事广为宣扬。其后，又建安乐延寿堂，收养老病。颇受高宗及皇室崇重，受赐甚多。撰有《律宗灯谱》，记述律宗高僧的行实，传于世。(21)
静观。济南历城人，受具戒于潭柘寺洞初座下，依止学律。其后遍游京中名刹。雍正年间世宗重修《大藏经》，静观入选藏经馆，参与整理《大藏经》。康熙十三年(1674)复归潭柘寺，历任引礼、尊证、教授、阇黎等职。恒实示寂后继主潭柘法席，对潭柘寺道场之兴盛，起到重要作用。(22)
静海(1721—?)顺天府蓟州人，圆具于潭柘寺恒实座下，在静观圆寂后继上潭柘寺讲席。在精修戒律的同时，又弘传净土之学。专以纯修净业，广阐毗尼为己任，得度弟子多且贤。(23)
三、华严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清代华严宗在北京续有弘传，以达天通理、慈云为著名代表人物。
达天通理(1701—1782)，俗姓赵，河北新河人。为清中期著名的华严学者。20岁出家，在京西潭柘寺受戒。其后精于研华严，兼擅律部。一生创寺多座，如兴光寺、香界寺、三山庵、嘉兴寺和拈花寺，名重京师；同时致力于弘传经纶三十余会，传戒七中期(24)。雍正十一年(1733)，曾奉召入圆明园校勘藏经，因得研《华严大疏》。乾隆十八年(1753)，任职僧录司。清字经馆(25)成立后，又助章嘉国师校译满文藏经。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喇嘛进京为清高宗祝七十岁万寿，通理奉命和六世班禅谈论佛法大义，受封为“阐教禅师”。撰有《楞严指掌疏》11卷、《法华指掌疏》10卷、《心经合释》1卷、《金刚新眼》2卷、《盂兰摘要》1卷、《圆觉新义疏》4卷、《普门品别行疏》1卷、《五教仪增注》5卷等佛学著作。(26)
慈云(1827—1884)顺天府大兴人，初师从奇峰学习佛法。后至潭柘寺拜西峰印吉为师。又从翊教寺海然大师学华严宗，任为贤首宗第三十四世。同治六年(1867)继为潭柘寺住持。对寺院重加修葺，并将两处下院奉福寺和翊教寺一并重修，以重振寺院昔日雄风。(27)
四、净土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清代在北京弘扬净土的名僧，以盘山百忍和红螺山彻悟二人为著。
百忍(?—1673)，山东人。早年参学四方，后入京师至盘山法藏寺，结茅而居，白天劳作惟勤，夜晚环山念佛，经年不辍。康熙十二年(1673)坐化，葬于法藏寺普同塔。(28)
彻悟(1741—1810)，讳际醒，号梦东，京东丰润人。初从隆一法师听《圆觉经》，又依慧岸法师学习法相，后于遍空法师座下听讲《法华经》等大乘经论，乾隆三十三年(1768)参广通寺粹如禅师学禅宗之法，得其印可，曾主寺中法席。后弃禅入净，专弘净土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受请主持觉生寺。嘉庆五年(1800)，移锡红螺山资福寺，四众弟子闻风归向，使红螺山成为京城弘扬净土的道场。嘉庆十五年(1810)示寂，葬于资福寺西侧普同塔内。有《梦东禅师遗集》传世。因其修持、弘传净土宗影响极大，被尊为我国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嗣传弟子有瑞安、印光等。(29)著有《彻悟禅师语录》2卷(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同治十年[1861]刻本)。
瑞安(?—1864)，字悟和，住红螺山，专修净土。时任高邮知州的著名史学家魏源在京时曾向他问法，后应魏源之请至高邮弘传净土，信众甚多。印光，(1861—1940)，字圣量，号常惭。初随彻悟学净土于红螺山，后于光绪十九年(1893)南游，居普陀山法雨寺专心修习。晚年居苏州灵岩山。寂后门弟子尊其为莲宗第十三祖。(30)
①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② 陈垣：《汤若望与木陈忞·顺治出家问题》，载《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③ 陈垣：《语录与顺治宫廷》，载《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④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25页。
⑤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⑥ 陈垣：《语录与顺治宫廷》，载《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⑦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⑧ 同上。
⑨ 雍正对禅宗的态度和言论，集中反映在《御制拣魔辨异录》和《御选语录》中。
⑩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11) 罗桑彭错：《北平法源寺沿革考》，载《佛教杂志》，1935年12月，第14-18页。
(12) 同上。
(13)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第56页。
(14) 同上。
(15) 参见王巽文等：《法源寺贞石录》，载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法源寺》，法源寺流通处，1981年。
(16) [清]释湛祐：《弘慈广济寺新志》，中卷《传记》，清康熙四十三年大悲坛刊本。
(17) 徐威：《广济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137-138页。
(18) 同上，第140-143页，124页。
(19)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5-126页。
(20)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21) 同上。
(22) 同上，第127页。
(23) 同上。
(24)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9-60页。
(25) 清字经馆：将大藏经翻译成满洲文字的机构，位于西华门内。
(26)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129-130页。
(27)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8页。
(28)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第61-62页。
(29)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
(30)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127-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