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北京地区的民间佛教信仰习俗
佛教从十六国时期进入北京地区，在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与北京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交融、渗透和碰撞，伴随北京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统治者的提倡与扶持，到明清时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北京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在北京的广泛流行，潜移默化地融进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中，众多的佛教节日和纪念日已从宗教性活动逐渐变为民众所普遍接受的社会习俗和传统节日，明代出现在京城的庙会，到清代方兴未艾，在北京传统文化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一、佛俗共度腊八节
京城百姓过腊八节的习俗至迟在清代已经形成。清人富察敦崇撰写的《燕京岁时记》中记载了北京地区清代朝野上下过腊八节，吃腊八粥的习俗。
据佛经传说，释迦牟尼在成道之前，曾经苦修多年，形体消瘦，后来决定放弃苦行，他得到一名牧女供养的乳糜，食后恢复了体力，端坐载菩提树下坐禅悟道，终于在十二月八日开悟成道。这个日子便成为佛成道节。为纪念释迦牟尼成道，京城寺院多在这天举行诵经活动，并仿效牧女献乳糜的做法，取香谷和果实熬粥供佛。因十二月为我国农历腊月，故称十二月八日为“腊八”，这天所熬的粥叫做“腊八粥”。说来，“腊八”在我国古代就是一个重要的祭日，人们在年终时将猎得的禽兽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称为“腊祭”。自汉代以来行祭的日子就逐渐定在腊月初八这一天①。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僧人在佛成道节熬粥供佛的做法也传入民间，与传统的腊月祭日相结合。逐渐演化为佛俗共有的节日——腊八节。
在清代北京地区，腊八节除了寺院里煮粥供佛和僧尼自用外，宫廷中和民间也纷纷效仿。据史料记载，清代皇宫里吃的腊八粥通常山雍和宫的喇嘛熬制。《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雍和宫熬腊八粥，定制派大臣监视，腊月初一即开始备料，初二至初五将食材从皇宫陆续运到雍和宫，初六日过秤分料，每锅粥所用米、豆和果料等都有精确地数量规定。初七日上午淘米，泡干果，下午即点火熬粥。②每个过程都要由一名蒙古王公和一名内务府官员以“监粥大臣”、“供粥大臣”等头衔负责监督。通常每年要熬五锅粥，第一锅供佛，第二锅送进宫里，第三锅分给王公大臣和庙里的大喇嘛，第四锅送给在京的文武百官和京外的封疆大吏，第五锅供众喇嘛食用并舍给庙外的平民一些。
京城百姓过腊八节虽不如皇家那么隆重，但熬腊八粥的成规也毫不含糊。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载了民间过腊八节的习俗，“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圆，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民间制作腊八粥不仅用料品种繁多，而且还有诸多讲究，比之宫中亦不逊色。随着时间推移，关于腊八节和腊八粥的缘起，渐渐被人们淡忘，而过腊八节吃腊八粥的习俗则长久流传下来，腊八粥更是成为备受京城百姓青睐的传统饮食。
二、盂兰盆节点莲灯
对佛教而言，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是个涵义丰富的日子。首先，这一天是僧侣的自恣日、佛的欢喜日。每年夏天，僧侣们经过三个月的苦修，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结束，叫做“结夏”，他们云集在一起，互相检查三个月中是否戒律精严、丝毫无犯，故曰“自恣”。经过结夏、自恣，僧侣们该忏悔的忏悔，该得道的得道，都具清净戒，佛为此感到欢喜，所以七月十五既是自恣日，又是佛的欢喜日，如同出家人的重要节日。同时，这一天还是佛教的盂兰盆节，是佛教徒在寺庙里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活动而形成的佛教节日。
盂兰盆会原是佛教徒为追荐亡灵而设的一种宗教仪式。盂兰盆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救倒悬”。源于《佛说盂兰盆经》记载目连救母的传说。中国最初举行盂兰盆会的是南朝梁大同四年梁武帝于同泰寺设盂兰盆斋。此后，历代崇信佛教的帝王亦在宫内设道场举办盂兰盆会。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七月”记述了清代各朝，紫禁城中“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河灯，使小内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③。然后，“中流荡龙舟，奏梵乐，作禅诵，自瀛台过金鳌玉蝀桥，绕万岁山至五龙亭而回”。④
清《日下旧闻考》和《燕京岁时记》等北京地方文献，记载了北京民间百姓农历七月十五过盂兰盆节(民间又叫“鬼节”或“七月节”)这一天点莲花灯的习俗。佛教以莲花为法物，盂兰盆会多在河中燃莲花灯，主旨是拜祭先祖，超度亡灵，送走灾祸疾病，祈求吉祥平安。随着佛教在北京民间的传播，老百姓发现，佛教的盂兰盆节与农历七月十五祭祀祖先的中元节⑤巧合。时间一长，人们已忽略这一天究竟是盂兰盆节还是中元节，而作为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保留下来。
每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京城百姓多到寺庙参加超度亡故宗亲的佛教仪式，包括诵经法会、水陆道场、放焰口、施斋供僧等活动，并在京城各处较为广阔的水域之上燃放莲花灯，久而久之莲花灯成为了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制品。入夜，清代北京的积水潭、什刹海、二闸、水关、泡子河等处水域，飘满了星星点点的河灯。清人《京都风俗志》记述了小儿三五成群各举莲花荷叶灯，绕街巷河畔高唱“莲花灯，莲花灯，今天点了明天扔”的民谣。按照民间习俗，这一夜点的莲灯次日必须扔去，谓留则不吉：因为盂兰盆会旨在超度亡灵，莲花灯用来接引亡魂，把灯扔掉，亡魂就跟着灯走了，可以不迷路。正像《日下旧闻考》引清初《隩志》记载“燕市七月十五夜，儿童争持长柄荷叶，燃灯其中，绕街而走。青光荧荧若磷火然”。所谓“荧荧若磷火”，即接引亡魂之写照。莲花灯的造型，据清《燕京岁时记》称，“市人之巧者，以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鹤鹭之形，谓之莲花灯”。亦有制成带梗荷叶形，谓之荷叶灯。久之成为北京民间的手工艺制品和儿童玩具。莲花灯的出现也是佛教的普及对民间手工艺品和玩具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事例。
三、庙会成为本土民俗
北京的庙会，在明代即开始出现，到清代后期已相当兴盛，是京城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一种集会形式，旧京俗称赶庙。清代北京庙会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以宗教活动为主的庙会；二是以商贸、娱乐为主，宗教活动为辅的庙会，均已成为北京地区的本土民俗。
以宗教活动为主的庙会主要有大钟寺、雍和宫、黑寺和黄寺庙会等。
大钟寺庙会。每年农历初一至十五开庙。大钟寺是俗称，原名叫“觉生寺”。建于雍正十一年，因寺内有永乐大钟而名重京城。据说，撞钟一下，便可抵数遍唪经。撞击永乐大钟产生音响效果，穿透力极强，钟声可传至四五十公里。清代乾隆年间，大钟成为专门祈雨的法器。乾隆五十二年辟觉生寺为祈雨场所。每逢久旱无雨之年，皇帝亲自赴庙拈香祈雨，或由皇亲国戚轮流代替到大钟寺拈香祈雨。从此，永乐大钟除逢年过节外，“非祈雨不鸣”，这种规矩一直相沿至清末。大钟寺由于永乐大钟，平日香火极为旺盛，前来烧香拜佛、祈福还愿的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每逢庙会期间更是热闹非凡。
该寺位于城西北蓟门里，清代时称曾家庄，寺外空旷，为商品贸易、娱乐消遣提供了广阔的场所，不少商贩应时前来设摊售货，各种曲艺杂耍、民间花会等也在庙内外表演。届时庙内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庙外幡旗招展，人声鼎沸。其中最吸引人的活动是“打金钱眼”。“金钱眼”是指永乐大钟顶部一个碗口大的洞眼，据说若能把钱投入洞眼内；来年必定大吉大利。于是逛庙会者争上钟楼，用铜钱投击小孔，庙中亦投其所好提供兑换金属币的服务。每逢庙期大钟之下的石池内铜钱盈尺。
在寺外的空旷地跑快车和走马也是大钟寺庙会的一个传统项目。清人《燕京岁时记》称，“长安⑥少年多驰车马以为乐，超尘逐电，劳瘁不辞。一骑之费，有贵至数百金者”。跑车又叫“跑热车”，即赛车，不仅比试车速，还要看车的装饰、拉车骡子的形态，以及御者的装扮和驾车姿势等等，讲究甚多，成为庙会上别具一格的时尚娱乐活动。
雍和宫、黑寺和黄寺庙会。这三所喇嘛庙的“跳布扎”，也都是以宗教活动为主的庙会形式。“跳布扎”汉语意为“驱魔除祟”，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舞蹈，在清乾隆年间由西藏传到北京的黄寺，此后，雍和宫、黑寺等喇嘛庙相继举行。京城各喇嘛庙“跳布扎”的日期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清代《燕京岁时记》记有：“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打鬼日期，黄寺在(正月)十五日，黑寺在二十二日，雍和宫在三十日。”届时，喇嘛庙周围商贾云集，摊棚鳞次栉比，杂货纷呈，游人香客摩肩接踵，人们品尝着风味小吃，兴致勃勃观看异域风俗的“打鬼”乐舞。由于历代相传，沿袭成风，融入北京传统民俗中，一直延续下来。
以商贸、娱乐为主，宗教活动为辅的庙会，除了明代就已经初具规模的隆福寺庙会和护国寺庙会继续逢期开市以外，在清代北京地区又增加了慈仁寺庙会和白塔寺庙会。这些庙会是在庙宇中设定期市集，交易百物，故又称“庙市”，其开庙日期不与宗教节日挂钩。京城百姓过日子离不开山货土产，在商业设施的分布有限的条件下，庙会正好满足了人们这种需求，成为京城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慈仁寺庙会，在清初时京城小有名气，以花市和书肆为特色。每逢庙期，殿前廊下，书摊相连，寺周街巷，鲜花如云。京师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常来此地选购文玩字画、古籍碑帖，并兼买些鲜花。清代文人曾留下了不少描绘慈仁寺花市的诗篇，如王横云《杂咏》诗云：“慈仁寺里海榴红，却与江南色相同。移向小庭闲伫立，绛唇微语曲栏风。”清初名重海内的诗人王士祯、孔尚仁等都是这里的常客，曾流传一段轶事，据说有人求见王士祯，多次往访而不遇，后得人指点，逢庙期到慈仁寺的书摊上等候，果然遇到了王士祯。孔尚任《燕台杂兴》诗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说的便是这段寻访王士祯轶事。
到了清代中叶，清初实行的民族分治的限令松弛后，内城逐渐成为满汉杂居之地，隆福寺庙会与护国寺庙会再度兴盛起来。
隆福寺庙会和护国寺庙会。隆福寺坐落于北京东四牌楼西北处，护国寺位于西四牌楼之北，时称“东、西二庙”。由于地处京城腹地，周围居住着很多王公贵族、豪门大户，同时也是商贾云集之地，除了日常的宗教活动以外，两寺皆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定期开办经久不衰的庙会。隆福寺为明代敕建寺院。清代初年，随着灯市的迁移和其他原因，东四牌楼一带的商业贸易日益繁荣，隆福寺正处于这一商业区的中心。清《日下旧闻考》称，隆福寺在“本朝雍正元年，每月九、十有庙市，百货骈阗，为诸市之冠”。九、十系指每月中包含九、十数字的日数，如：九、十九、二十九；十、二十、三十等，可见实际开庙的日数为每月六天，是京城开庙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庙会。护国寺为喇嘛庙，其建筑历经元、明、清三代，拥有九进殿堂和宽敞的庭院，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庙会的地租收入。护国寺庙会的规模虽然无法与隆福寺庙会相比，但日用物品、书画古董、珠宝玉器、风味小吃、杂耍曲艺之类也是应有尽有，尤以售卖时令鲜花为一大特色，时人有谓“少妇新花插两鬓，知从护国寺中来”。每逢两庙会期，人流如潮，各种店铺、货摊生意兴隆，不仅商家经营获利，也是庙里增加经济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
白塔寺庙会，形成于清末民初，因时局动荡，寺内香火不旺，僧人便出租部分寺产，吸引来三百六十行，逐渐形成了庙市，后成为与京城东、西两大庙会齐名的传统庙会。白塔寺位于北京阜成门大街路北，正名妙应寺，因寺内有一座元代修建的大白塔，俗称为白塔寺。白塔寺庙会每月逢五、六开市，即农历初五、初六、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每月共六天庙市。届期，“沿阜成门大街迤逦三、四里，以至庙内，摊贩杂陈，举凡人生日用所需，无不具备，届时士女云集，人烟辐辏，颇类明时之内市、灯市与城隍庙市也”。⑦成为西城平民百姓购物的重要场所。
庙会作为城乡人民集宗教、娱乐、贸易为一体的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京城广大百姓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它不仅体现了佛教时北京广大民众固有生活习俗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佛教与北京传统文化的融合，使之成为北京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6页。
② 胡玉远：《京都胜迹·雍和宫和腊八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348页。
③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七月》，北京出版社，1961年。
④ 常人春：《老北京风情记趣》，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⑤ 中元节，传统民俗称“鬼节”，是给故去的亲人烧纸、添土、上坟的日子。
⑥ 长安，明代北京旧称之一。
⑦ 黄春和：《白塔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