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清代北京地区佛教文化艺术成果遗存丰富。北海白塔成为古都北京著名的地标性景观；碧云寺金刚宝座塔代表着清代建筑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书画名家励宗万、梁诗正、翁同龢、沈荃、汪由敦、张照和傅雯等为北京留下众多佛教题材作品真迹；灵光寺招仙塔出土珍藏佛牙舍利的石函，以及白塔寺出土清代初刻版《龙藏》等，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一、佛教造像
清代北京佛教造像以藏传佛教造像独领风骚。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宫廷设“中正殿念经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并兼办塑造佛像。其后的乾隆皇帝不仅在宫廷专门设立“造办处”制作佛像，还亲自参与造像的图样设计、造像工艺程序的监督。受乾隆帝特别礼敬的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土观活佛也参与宫廷造像活动，充当佛教顾问和艺术指导。从《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档》等清宫档案中可以反映乾隆时宫廷造像的庞大规模。
康熙和乾隆两朝清宫制作的佛像，受到中原传统艺术的影响，带有明显写实艺术倾向。从造型样式和工艺水平来看，康熙造像工艺精细，整体水平优于乾隆造像。如保存在首都博物馆的一尊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药师佛像，造型挺拔，结构匀称，工艺精细，是康熙佛装造像的典型代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尊铸造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臂观音菩萨像，手法细腻，每个细小部位的工艺都很精细，是康熙菩萨装造像的代表。
乾隆七年(1742)，内阁总管仪宾的工布查布编译出《造像量度经》，乾隆与三世章嘉国师又合作编订了《三百佛像集》，乾隆时造像是严格按照这些佛像量度的规定和既定的图像范式进行塑造。乾隆时期佛教造像造型大方，结构匀称、躯体光洁、用材讲究，但造型姿势较为呆板，工艺也不如康熙造像精细。
乾隆造像目前主要集中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有一些流入民间。其中大部分署有“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其造型规范，铸胎厚重，造型风格统一，署款均带有明显的部类标记，当时应是成套铸造供奉于皇宫内苑佛堂中的佛像。
除了宫廷制作佛像外，清康熙和乾隆时北京民间也有制作。民间造像多为仿宫廷造像样式制作，一般不署年款，造型样式与工艺特征与宫廷造像非常接近。①
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内，供奉一尊缅甸玉佛，为清末中国僧人明宽在缅甸募化而来，1898年明宽回到中国，将玉佛献给晚清慈禧太后而供奉在北海团城承光殿。玉佛神态慈祥端庄，头顶及衣褶上镶嵌着红、绿宝石，“高六尺二寸，重二千四百斤，周身袈裟，各色宝石庄严”。②由于是刻在光泽清润的白玉石上，因而没有石雕佛像的庄严气氛，只有单纯的线和面，显得通体光洁美丽。具有缅甸、暹罗等南洋地区上座部佛教造像的风格。
二、佛塔遗珍
北京地区清代兴造的塔幢中比较著名的有北海白塔、雍和宫绥成楼方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景泰蓝三塔、法海寺过街塔、玉峰塔、妙高塔、圣缘塔、多宝琉璃塔、金发塔，以及颐和园万寿山后的石幢双塔。③
北海白塔，位于北海琼华岛上，建于清顺治八年，塔高35.9米，为覆钵式喇嘛塔，因塔身为白色，俗称白塔。已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雍和宫绥成楼方塔，建于清代，为方形木雕七层密檐式塔，塔身雕有三座佛龛，雕工精巧，造型优美，是北京古塔中的珍品。
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清乾隆十三年，全部为汉白玉砌筑，由基座、金刚宝座和塔这三部分组成。金刚宝座顶部为方形塔台，前方左右各有一覆钵式喇嘛塔，正中有一座汉白玉罩亭，罩亭的顶上，四隅各立一座覆钵式喇嘛塔。塔台后部有五座十三层密檐式方形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是我国现存金刚宝座塔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整座塔上布满了大小佛像、天王力士等雕饰，雕刻精美而别致，反映了清代乾隆时期中国建筑艺术和雕刻艺术的水平。
景泰蓝三塔，制作于清乾隆年间，是乾隆皇帝专为佛事而造。景泰蓝又名珐琅，起源于元朝的大都，盛行于明景泰年间，因其釉料颜色主要以蓝色为主，故称为景泰蓝。是我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品。三塔高约3米，做工精致，造型美观。分别为六棱镜塔、四方佛塔和喇嘛塔，现收藏于北京法源寺大殿内，为中国传统的手工艺精品。
玉峰塔，建于清乾隆年间，塔高33米，为砖石仿木结构八角形七层楼阁式，坐落在玉泉山上静明园的制高点，有“玉峰塔影”之景致。
妙高塔，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玉泉山北侧山峰上，原在妙高寺内，寺宇早已不存，只有孤塔立于山冈。塔高17米，为砖石结构金刚宝座式塔，塔下为方形台座，其上分建五塔，中间一大塔为喇嘛式塔，四隅各有细长小塔。形制较为奇特，堪为清代建筑艺术的杰作。
圣缘塔，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玉泉山西南坡圣缘寺内，为八角形阁楼式与密檐式结合的琉璃塔。塔身全部用五色琉璃砖瓦镶砌，各面均布满佛龛，四个正面皆雕有佛像，塔刹铜制铃铎式。位于颐和园万寿山后山坡上的多宝琉璃塔，与圣缘塔相似，都属现存清代古塔中的珍品。
金发塔，是清乾隆四十三年专为收藏崇庆皇太后生前的头发，以107.5公斤黄金铸成的覆钵式金塔，塔高1.45米，造型典雅华贵。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
经幢双塔，位于颐和园万寿山后，建于清乾隆年间，塔高10米，均为八角形阁楼式与密檐式结合的形制，全部由汉白玉雕成。塔身第一层各面均刻有经文，其他各层雕有佛龛，龛中雕有佛像。经幢层次多而轮廓秀美，雕刻精致，显示了清代建筑艺术和石雕的较高水平。
三、佛教书法
清代活跃在京师的著名书法家很多，如励宗万、梁诗正、翁同龢、沈荃、汪由敦和张照等，为北京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人书写了许多塔碑铭文和楹联，留下了珍贵的书法作品真迹。
励宗万手书《文海塔碑》、《普觉寺碑》和潭柘寺楹联。励宗万(1705-1759)清代著名书法家。字滋大，号衣园，又号竹溪。静海(今河北静海)人。康熙六十年进士，入翰林，历官刑部侍郎。以画供奉内廷。励宗万书法圆劲秀拔，与张照齐名，称“南张北励”。他为北京的佛教寺院书写过不少碑文塔铭。如清乾隆二十年二月六日，励宗万撰并书《文海塔碑》，首题：“敕赐慧居寺律师文海和尚塔碑铭并序”，额篆书题：“宝华分秀”。原碑刻在北京丰台区岳各庄小井村，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清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普觉寺碑》，清世宗撰，励宗万书，首题：“御制十方普觉寺碑文”，额篆书题：“御制”，原碑刻在香山卧佛寺，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此外，潭柘寺毗卢阁殿内的楹柱上有励宗万手书的楹联，“寺枕龙潭七祖分支传妙法；山连鹫岭九峰环翠拥诸天”。
梁诗正书丹《万寿寺碑记》。梁诗正(1697—1763)，清代书法家。字养仲，号芗林，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探花，官至东阁大学士，赠太傅，卒谥文庄。擅长文学、书法，曾与沈德潜同修《西湖志纂》，并受命编辑由乾隆钦定《三希堂法帖》。其书法初学柳公权，续参赵孟頫、文征明，晚年师法颜真卿、李北海。梁诗正佛教题材书法作品主要有：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万寿寺碑记》，清高宗撰，梁诗正书丹，首题；“敕修万寿寺碑记”。原碑刻在海淀区万寿寺。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碑阴为乾隆亲笔《万寿寺瞻礼诗碑》。
翁同龢书丹《重建万寿寺碑》。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工诗画，尤以书法名世。其书法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晚年沉浸汉隶，他的书法遒劲，天骨开张。翁同龢佛教题材书法作品有清光绪二十年十月《万寿寺碑》，载湉撰，翁同龢书丹，首题“重建万寿寺碑文”。原碑刻在，海淀区万寿寺，国家图书馆藏有该碑拓片。
沈荃手书《重修长椿寺碑记》和《重修宏慈寺碑记》。沈荃(1624—1684)，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华亭人。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他工书法，宗法米芾、董其昌，是康熙年间最重要的书法家。圣祖经常召入内殿论古今书法。凡制碑版、殿廷屏幛及御座箴铭常命沈荃书写。沈荃存世的书法墨迹较多，楷、行、草书都有，以楷、行书最多。在担任康熙皇帝起居官时，曾为多所北京佛教寺院书写过碑记，其中有清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重修长椿寺碑记》，宋德宜撰，沈荃书丹，徐元文篆额，首题：“重修长椿寺碑记”，额篆书题：“重修碑记”。原碑刻在宣武区下斜街，国家图书馆藏有拓片。此外沈荃行书还有《重修宏慈寺碑记》等。
汪由敦手书《耶律楚材墓碑记》。汪由敦(1692-1758)，清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安徽徽州人。字师茗(一作师敏)，号谨堂，又号松泉居士。雍正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乾隆间，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端，加赠太子太师。他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兼工书法，篆、隶兼擅。他去世后，高宗命集其书为时晴斋帖十卷勒石内廷。汪由敦佛教题材的书法作品，有清乾隆十五年四月为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墓碑撰文并手书《耶律楚材墓碑记》，原碑刻在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东岸，国家图书馆南区善本阅览室藏有拓片。此外还有为北京雍和宫照佛楼题书，以及汪由敦手书乾隆《圆明园四十景图题诗》中“日天琳宇”和“慈云普护”景图题诗的佛教题材书法。
张照手书《重修盘山云罩寺舍利塔碑记》。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亦号天瓶居士，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乾隆七年，历官至刑部尚书，供奉内廷。曾参与《大清会典》及《一统志》的修篡。张照能诗，善画，通音律，精鉴赏，尤工书法，初学董其昌，后又兼参王羲之、米芾、赵孟頫等诸家书法，卓然成家。楷书字体秀媚婉丽，平正圆润，为清代“馆阁体”代表，草书笔画转折多变，结字聚散适宜，气势贯通，浑朴雄健。备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喜爱，曾书写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被镌刻于岳阳楼上而闻名天下。乾隆七年，张照扈跸登盘山，跻于峰巅，入云罩，攀灵塔，得览山川诸奇。乾隆谕旨对云罩寺“葺修其垣墉，新其楝字”。对舍利塔“重加甃石，卫护神物，标灵兹山”。其后命张照撰并书《重修盘山云罩寺舍利塔碑记》，后又“蒙恩勒贞石”而立。④
康熙手书匾额和楹联。康熙手书遗存很多，如潭柘寺有康熙御笔的“岫云禅寺”寺匾；戒台寺大雄宝殿“般若无照”的横匾和“禅心似镜留明月，松韵如篁振舞风”的楹联；万寿兴隆寺的山门匾额和殿额等皆为康熙手书。
乾隆手书匾额、碑记及佛经。乾隆遗存手书真迹，如法源寺大雄宝殿“法海真源”牌匾；白塔寺具六神通殿“具六神通”金字横匾；雍和宫的天王殿、法轮殿、太和斋等均有乾隆的题词。此外，北京的不少寺院留有乾隆手书的碑记和诗碑，如北京广济寺内的《广济寺诗刻》即为清乾隆十二年清高宗弘历撰并书。
乾隆还亲手抄写了大量佛经，如首都博物馆所藏乾隆手书《心经》，是1978年在白塔寺塔刹中发现的。据记载，乾隆在每月的朔日和望日、每年的元旦、浴佛日、上元日都要书写《心经》，并亲定御笔心经的面签、套签，及袱子带签式样。故宫博物院现存清代档案中收有原藏于慈宁宫东斜廊红油金龙大柜的乾隆帝御书金塌《心经》三十六册、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四十九册、御书墨刻《心经》并绘大士像五十卷、御书墨刻《心经》一百卷、御书《心经塔》十轴以及大量的《清净经》、《护命经》、《金刚经》等等。乾隆皇帝的书法，楷书规正端丽，圆润丰满；行书飘逸劲健，豪放流润，形成了与宫廷环境相协调的端庄、富丽、圆润、典雅的特色书风。
四、佛教绘画、版画
清代北京佛教绘画和版画均有不少名作。佛教绘画方面，有遗民画派、宫廷画派、扬州画派和文人画派等不同画派流行，有专画佛教题材的画家，也有兼画佛教题材的画家，如宫廷画派的丁观鹏、高其佩、傅雯，扬州画派的罗聘、金农，四僧画派的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弘仁等。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北京广化寺，以及外省市的文物和佛教部门都有收藏。佛教版画方面，《龙藏》中的佛教版画，堪称清前期北方佛教版画的代表作。
(一)佛教绘画
高其佩指画《石崖弥勒佛图》，高其佩(1660-1734)，清代著名画家。字韦之，号且园，又号南村，别号颇多，如创匠等。铁岭(今属辽宁)人。官至刑部右侍郎。以指头画名擅一时。清代前期，画坛兴起了一种新的表现方法，即用指头代替毛笔作画，称为“指画”。指画相传在唐代已萌芽，但这个画种在以后未获多大发展，直到清康熙年间，画家高其佩才将指画的技法加以完善，凡花卉、鸟兽、山水、人物都能表现的随心所欲，故画史称，以指为画，始于高铁岭使君韦之。他指画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面部用尖指甲细勾，简练传神，画衣纹指尖指甲并用，顿挫自如，衣冠等用指掌涂抹，墨色浑然。其所绘指画《石崖弥勒佛图》，曾在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保存过。
傅雯指画《胜果妙音图》。傅雯，清代著名画家。字香嶙，又字紫来，号凯亭、凯头陀，奉天(辽宁沈阳)镶红旗人。乾隆甲子，供奉内廷，寻以旗员补用。善指头画，得高且园(即高其佩)之传，尤长于盈丈佛像。他诗画皆敏捷，题识亦不作寻常语。尤好从僧游，故其得意之作，僧寮中多有之。京师法源寺内曾藏其所画《现身说法应真像》三十余立轴。傅雯与郑板桥亦有往来，《郑板桥集》中有诗赠傅雯曰：“长作诸王座上宾，依然委巷一穷民。年年卖画春风冷，冻手胭脂染不匀。”诗前有小注云“傅雯，字凯亭，闾阳布衣，工指头画，法且园先生”。⑤其指画作品以《胜果妙音图》最为著名。
《胜果妙音图》高6米，宽11.3米的巨幅指画，现存广济寺大雄宝殿内，三世佛像后影壁的背面。是傅雯奉乾隆皇帝御旨为皇太后祝寿所绘。在画的右下角题有作者署款：“胜果妙音图，乾隆甲子九年清和月八日，奉敕沐指画墨恭摹尊像，臣傅雯”。指画内容为释迦牟尼佛灵山说法图。图中释迦牟尼佛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神态庄肃，为大众说法，佛的左有分别有骑狮文殊菩萨和骑象普贤菩萨，佛的上方是护法的天龙八部，下方是全神贯注听法的菩萨、罗汉和众弟子，中国的布袋和尚和三国时期的关羽、周仓、关平等人也进入了图中，充当听众或护法。整幅图画气势庞大，人物众多，形象生动，色彩素雅清淡，具有指画鲜明的艺术特点，是目前国内罕见的佛教巨幅指画。这幅指画原供于大内西苑万善殿，后迁供善果寺，乾隆五十一年又迁供慈仁寺，清嘉庆六年曾经过一次修裱。“庚子之乱”时流入民间，约在1935年时入供广济寺。
清代《十二位历代禅师画像》，首都博物馆藏清雍正十一年石头希迁等十二位历代禅师画像，以及清代顺治、康熙年间所绘水陆法会图多幅。
(二)佛教版画
清前期，佛教版画刊梓颇为兴旺。清嘉庆后，国力日衰，佛教版画亦见颓势。道光年间以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渐被新式印刷方法所取代。⑥
《龙藏》中的佛教版画。清官刻大藏经《龙藏》，每函经第一卷经首皆有《释迦牟尼佛灵山说法图》，最后一卷卷未有护法韦驮立像。绘镌精细，纸墨上乘，堪称清前期北方佛教版画的代表作品。⑦
五、编纂寺志和佛教名山志
清代学者僧侣编纂的佛寺志和佛教名山志，为研究北京的佛教寺庙和佛教名胜古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主要有：《弘慈广济寺志》三卷，释湛佑撰、释然丛辑，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潭柘山岫云寺志》七卷，神穆德撰、释义庵续撰，清康熙四十年刊本。《盘山志》有版本三：一是释智朴纂辑的康熙三十年刻本14卷；二是蒋溥等纂辑的乾隆二十年刊本16卷卷首五卷；三是李江在智朴基础上纂辑的同治版《盘山志》，新增编绘盘山图，及卷后附《盘山志跋》。清代《上方山志》有两个版本：一是释自如纂辑的《上方山志》5卷卷首末各一卷，乾隆二十九年刻本；另一是释达闻纂辑《上方山志》5卷，光绪十三年聚珍本。
六、出土佛教文物
灵光寺招仙塔清代发现佛舍利。灵光寺始建于唐，初名龙泉寺，金代重修，改名觉山寺，明代再次重修后改名灵光寺。辽咸雍七年，辽国宰相耶律仁先之母，命工匠在燕京西山灵光寺建招仙塔供奉佛舍利。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招仙塔砖砌八棱十层，绕塔基有铁灯龛十六座，塔四周雕刻有佛像和佛塔图案，故又称“画像千佛塔”。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对灵光寺和招仙塔疯狂炮轰，使宝塔和殿宇变为一片废墟。招仙塔被毁后，僧人清理塔基时发现有一珍藏佛牙舍利的石函，函内有一沉香木盒，上书题记：“释迦牟尼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963)五月二十三日记，善慧书”。善慧为五代时北汉僧人，天会为北汉年号。据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考证，灵光寺所供奉之佛牙确为佛陀涅槃后存留世间的两颗佛牙之一，故极为珍贵。⑧
白塔寺出土清代佛教文物。20世纪70年代，北京市房修公司协同市文物工作队对白塔进行大规模修缮，打开塔顶铜塔刹时，发现了清代佛教文物。从佛物上铭刻的文字看，是乾隆十八年(1753)修缮白塔寺时所置，用以为镇。这批佛物有：清代初刻版《龙藏》一套(724函)、黄檀木整雕观音菩萨像、铜镀金三世佛、五佛冠与补花袈裟、楠木描金银佛经函、五彩线密封册。其中，楠木佛经函内还奉有赤金长寿佛一尊、乾隆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藏文《尊胜咒》各一份、哈达、佛珠等。这尊清代赤金长寿佛，置于一个满刻《尊胜咒》经文的铜鎏金小龛内，佛像高5.4厘米，头戴五佛冠，面容慈祥，全身镶嵌44颗红宝石，工艺严谨精致，技巧娴熟，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批佛物的发现，对研究清代佛教历史和佛教文化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佛教文物均收藏于首都博物馆。⑨
① 参阅黄春和：《元明清北京宫廷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及特征》，载《法音》，2001年，第1期。
② 单士元：《团城玉佛》，引清内务府奏销档案(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五日奏折)，载《文史资料选编》，1985年，第24辑。
③ 参阅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3、27、102-103，37、83、87、89、31、94-95页。
④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16《京畿·蓟州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⑤ 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第1057页。
⑥ 参阅周心慧：《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载《中国佛教版画》，第1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⑦ 同上，第3册。另：《龙藏》有近年文物出版社影印本。
⑧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
⑨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虽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第120-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