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居士佛教空前崛起长盛不衰
进入民国以后，在社会骤变、维新思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积弊日深的传统佛教出现了一时复兴的局面。清末以来出现的居士研究佛学的风气方兴未艾，持续不衰，已形成居士佛教的特有文化现象。
一、居士佛教的兴起
以往代表每个朝代佛教研究最高水平的始终是僧人，而辛亥革命以后，在佛教改革的浪潮中，一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又信仰佛教的知识精英，运用新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潜心研究佛学，整理佛教经典，广泛联系广大信众，创办佛教组织，延请佛教界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开展各种佛教活动。居士佛教强劲崛起，成为民国佛教的重要特征。
晚清时期的杨文会居士①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先驱，他刻印佛经，建立僧伽教育机构，开居士主持佛法之先河。进入民国后，欧阳渐在南京创立支那内学院，韩清净和朱沛煌等在北平创立三时学会，一时居士佛学如日中天，空前兴盛。
居士佛学主要以经典研究和教理疏理为切入点，诠释深蕴在佛教经典中的“真实教法”，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携佛学进入现代学术的殿堂，成为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主力，在知识界和教育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佛学从佛门的宗教学说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凭借学者们的努力，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
这批名流学者和居士以佛学作为研究对象，并著书立说而驰誉当时，佛学遂成为与现代社会相关的学术思想和人文科学，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创出一种新格局。
二、佛教学者居士的佛学研究与弘传活动
民国时期，北京有一大批佛教学者居士，如韩清静、朱芾煌、蒋维乔、徐蔚如、叶恭绰、蒯若木、江味农、徐森玉、张克诚、周书迦、邓伯诚、许季平、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张宗载、达蕴等，其中不乏政界要人、知名学者和教授。他们大力发起讲经会，积极创办佛学组织和宣传佛教的报刊，在高等学府开设佛学讲座，使佛教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空前的影响。
(一)发起讲经会
1915年，京城名流佛教居士发起讲经会，聘请南方名僧谛闲、月霞北上京中，讲经弘法。据佛教会调查，此前全北京城乡大小一千一百多处寺庙，没有一处聘请法师举办讲经会的。②宁波观宗寺主持谛闲大师(1858—1932)是著名的佛教教育家，为龙华寺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曾在南京创办佛教师范学校，并受聘住持宁波观宗寺，创设观宗研究社。1915年谛闲大师应北京名流居士的邀请，任北京大乘讲习会主讲，讲授《楞严经》，京中善信踊跃赴会，听讲者日达数万。谛闲大师一生讲经说法，门下弟子众多，在家弟子亦有10余万人，其中就有京城名流居士蒋维乔和徐蔚如等。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自号因是子。为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佛学家，近代居士佛学的代表人物，高等学府开讲佛教哲学的前驱，曾任民国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参事、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四十余岁皈依天台大师谛闲，倾心佛学研究，修止观法门；又与太虚交往，并从其研习因明学；五十余岁又专修密宗等。是禅净双修、显密兼备的佛教学者，所著《中国佛教史》为近代最早出版的一部佛教史。③在北京任职期间，蒋维乔结识了信仰佛教的财政部会计司长的徐蔚如，受其影响，进入佛学研究领域。
徐蔚如(1878—1937)名文霨，字蔚如，号藏一，浙江海盐人。自幼受母亲信佛熏染，礼佛诵经。先后归依谛闲大师和印光大师，谛闲赐法名显瑞。民国初年曾捐资给金陵刻经处，重刻《西斋净土诗》。1917年，北京佛教界的居士学者叶恭绰、蒯若木、梅光羲、黄幼希、徐蔚如等组织讲经会，公推徐蔚如曾南下观宗寺，迎谛闲北上讲经。1918年辑印光大师文稿书信，出版《印光法师文钞》。复又创立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毕生致力于刻经弘法的佛教文化事业，曾编《大藏提要》。由于盛弘华严，被僧俗各界公认为华严学者。④蒋维乔受到他的影响，也开始研究佛学，并虔心信佛。其时，唯识学者张克诚在北京广济寺讲经，徐蔚如曾介绍蒋维乔到张克诚处请教唯识学。
1918年3月，谛闲法师再次抵京，于江西会馆讲《圆觉经》两月余，由蒋维乔与江味农、黄幼希作笔录。此次讲经会期间，蒋维乔与徐蔚如都皈依了谛闲法师。1918年，蒋维乔建议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唯识”课，首开中国大学设佛学课之始。
1918年，由叶恭绰、蒯若木、蒋维乔、徐蔚如、江味农等北京名流居士成立“戊午讲经会”，谛闲法师再度接受北京居士的礼请进京，在江西会馆主讲《圆觉经》，讲经历时两月，由蒋维乔、黄少希从旁记录，成《圆觉经讲义》数十万言。
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号遐翁、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广州番禺人，祖籍浙江余姚。民国时期，历任路政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部路政局长、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财政部长、交通总长等职。叶恭绰信佛较早，对于佛教的弘法事业无不全力以赴。民国初年，他在北京任职期间，与京城的佛教居士共同发起讲经会，迎谛闲法师入京讲经。叶恭绰曾因北方佛法不振而希望谛闲法师留在北京办一所佛学院以培育弘法人才，谛闲法师以观宗寺工程末了而辞谢。1921年前后，欧阳竟无主持金陵刻经处，继而筹设“支那内学院”，苦于经费无着。叶恭绰即联络社会名流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院董会，进行捐助。并由叶恭绰等联名呈请北京政府，请予以拨款资助。以他们在北京政界的影响力，经北京的财政部与教育部会商，由江苏财政厅拨出基金十万元，补助支那内学院，并每月由国税项下拨款一千元，作为办学经费。支那内学院于民国十一年(1922)正式成立，后来增办法相大学特科，遂成为佛学研究基地，叶恭绰等人的护持功不可没。民国年间，在山西赵城县的广胜寺发现金代藏经，叶恭绰得知后即与北平的三时学会联络，与周叔迦居士等共同发起选辑其中部分影印为《宋藏遗珍》，对佛教经典文物的保存和整理做出重要贡献。⑤
1919年，由居士张仲仁、庄蕴宽等发起“己未讲经会”，聘请太虚大师于北京观音寺开讲《维摩诘经》。⑥
张仲仁(1867—1943)，苏州巨绅，近代著名居士。湖北汉阳人，字纯一，号一麔。清末，曾中经济特科的第二名(相当于榜眼)。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初笃信基督教，后改信佛教。民国八年(1919)，与庄蕴宽发起“己未讲经会”，在北京听太虚大师讲经后，即归隐故里，潜心深究佛学。著有《佛化基督教》、《佛学之根本原理》等。⑦
庄蕴宽(1866—1932)，近代名流居士。名思缄，号抱闳、无碍居士等。江苏武进人。晚清至民国期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学大师，曾任代理江苏都督、都肃政史。后任北京政府审计院院长和《江苏通志》总纂，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庄思缄诗词书画皆工，尤对佛教的研究造诣颇深，曾与白普仁、马冀平等发起中华佛教联合会。
此次北京己未讲经会盛况空前，吸引不少政界、学界名流前来听讲。其中曾任福建、湖南二省省长的胡子笏亦随喜听讲，一部《维摩诘经》听完，大有所悟，遂淡出仕途，皈依佛教。
胡子笏(1876—1943)，沙市人，字瑞霖，法名妙观。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福建、湖南二省省长。民国八年(1919)因听太虚大师说法后便淡出仕途，皈依佛教。此后追随太虚大师，从事弘法活动，是武昌佛学院兴办人之一。1925年，资助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后改为留藏学法团)，对促进汉藏文化沟通有一定贡献。1930年，他与北京佛教名流居士发起讲经会，迎太虚大师进京讲经。同年九月，太虚大师在柏林寺成立世界佛学苑柏林教理院，由胡子笏主管柏林教理院财政，同时兼任世界佛学苑筹备处主任。同年，他联合华北各地佛教社团和信众，成立华北佛教居士林，受推为居士林首任理事长，对推动华北地区的弘法工作做出重要贡献。⑧民国三十年(1941)，北京的佛教同愿会建立大乘佛教弘化院，延聘胡子笏为院长。大乘佛教弘化院前后办了两期，入院进修的僧侣有一百余人。为培训佛教弘化人才发挥了一定作用。
佛教学者居士的弘法活动，在京城乃至华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释东初在《中国近代佛教史》谈到华北佛教革新运动时评论说，华北经月霞、谛闲、太虚三大师，先后宣讲化导，佛教对于社会文化及国民思想启发，日渐增大。⑨民国时期四大才女之一的吕碧城，便是在北京听了谛闲大师讲经后产生佛教信仰，后半生致力于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吕碧城(1886—1946)安徽省旌德县人，中国近代史上传奇人物，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后又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居士。她少有奇慧，善诗工画。她倡导女权，曾居沪经商，并周游欧美各国，弘传东方文化，主张世界和平，致力于戒杀护生的宣扬与践履。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的总统府任秘书职，因袁氏欲自立为帝，吕碧城愤然辞官离京，奉母在沪安居。其母去世后，吕碧城原打算出国，行前至京城访旧，适逢谛闲大师在北京讲经，她前往参谒，请求开示。谛闲大师对她说：“欠债当还，还了便没事了；既知道还债辛苦，以后切不可再欠了”。她顿有所悟，由此产生佛教信仰，尽弃奢华，持戒茹素，并大力宣传戒杀和动物保护。从二十年代起，她曾两度出国周游。其间，汉译英佛典多种，并斥资印行，流通欧美。在欧洲期间，她见欧美人士崇尚物质文明，不识因果轮回，食必甘肥，残害物命，便以佛教悲悯众生的情怀，大力提倡戒杀、素食的观念，受到当地人士的认同。旅欧期间，她写有大量游记，刊登于北京《顺天时报》和周瘦鹃在上海主编的《半月杂志》上。她多方搜集欧美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辑撰成《欧美之光》，介绍欧美各国的佛教会、素食会和动物保护组织，后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使国人对于欧美佛教的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⑩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佛教，法名曼智，并与以太虚为代表的世界佛化运动建立联系，此后始终不渝地为佛法西传和中外文化交流积极奔走，以倡导“戒杀护生”的思想，来促进东西方对佛教慈悲理念的认同。佛学方面的著作有《观无量寿经释论》、《梵海蠡测》，并编有中英对照的《法华经·普门品》。(11)
1921年，北京佛教名流居士发起了辛丑讲经会，太虚大师应请在北京弘慈广济寺宣讲《法华经》，蒋维乔与夏仲膺、庄思缄、胡瑞霖、夏寿康和马冀平等参加听讲，周小如记录其讲经内容，成《法华讲演录》。讲经圆满，为听经者数百人授三皈依。法会期间，太虚大师特别在南池子夏宅，单独为蒋维乔讲授因明学。此后不久，太虚大师为扩大对华北佛教宣传，特将佛教期刊《海潮音》迁至北京出版，由史一如编辑，并得张化声、张希声、唐大图等学者投稿，遂使《海潮音》实力倍增，进一步扩大了佛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二)佛学进入大学讲坛
居士佛教的兴起，在知识界产生的影响与日俱增，一批著名学者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清华大学教授梁启超1920年旅游欧洲之后，有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系统研读了佛学经典，撰写出大量论文，汇编为《佛学研究十八篇》。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对中国佛教的研究，集中在早期禅宗史上，撰写《中国禅学之变迁》，在学术界颇有影响。许多学者教授将佛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大学讲授佛学理论，使佛学研究进入思想哲学领域，登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坛。
首先在大学哲学系中开设印度哲学而兼讲佛学课程者，始于北京大学的张克诚、邓伯诚和梁漱溟等，其后继有熊十力、梁启超、周叔迦、陈垣、蒋维乔、唐大园、张化声、景昌极、李证纲、王恩洋等步其后尘，在北京及各地大学讲授开设佛学课程。
张克诚(1865—1922)名炳桢，晚号净如居士，以字行，四川广汉人。他于光绪末年东游江汉，后至北京，年逾四十考入殖边高等学堂，学习俄、蒙文字。民国初年，任大同防护使署执法处长。一日偶读《楞严经》，有所感悟，乃弃官不为，返回北京。初居广济寺参学，后进一步参究《楞严》及唯识法相之学，撰写了不少佛学著述。居住广济寺时，他曾出己资并出面捐募修葺寺院。民国三年(1914)，他与北京佛教居士创立念佛会，并常到莲社讲经。此后移居鹫峰寺，又协助住持昌云法师修复寺院。据记载，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听说张克诚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庙里讲佛教的唯识学，蔡元培每日徒步往返去听讲，其后邀请张克诚至北大开设唯识论课程，成为早期将佛学引进大学讲坛的学者之一。他在广济寺潜修时，徐蔚如亦曾介绍蒋维乔从其学习唯识学。此外，张克诚还在中国大学开讲过“唯识学”课程。释东初在《中国近代佛教史》“华北佛教革新运动”一章中谈到当时“讲佛学者，首为北大张克诚”。
熊十力(1822—1986)，湖北黄冈人。其治学初自周秦诸子入手，后依欧阳竟无居士，潜究唯识学，颇有心得。1922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讲授《唯识概论》。该讲稿后又重新起草为《新唯识论》，梓印问世。(12)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别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晚年为清华大学教授。1918年，他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全力投入国民教育，同时开始深入研究佛学，撰写的大量佛学研究论文，皆成于此时期。(13)1921年以后，他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任教期间，曾讲授《印度佛教》，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佛教的源头、传入和演变等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运用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从哲学的角度，运用生物、物理及化学的知识，对于佛教的诸多理念如“业与轮回”、“无常与无我”等进行解释，提出了颇富创见性的见解。
周书迦(1899—1970)，原名明夔，以字行，又字志和，笔名云音、演济等，室名最上云音室。原籍安徽东至县，长期生活在北京与天津。1918年在同济大学工科肄业后，开始研究佛学，遍读汉文经、律、论，旁及其他文种经书，并受菩萨戒为居士。1928年，唯识大师韩清净与朱芾煌、徐森玉等在北京组织“三时学会”，周叔迦也加入该会，从韩清净学唯识。1931后，周叔迦来到北京，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主讲哲学，曾开设中国佛教史、唯识学、因明学、成实论、三论宗哲学、佛教文学等课程。1933年，他将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的授课讲义编著为《唯识研究》。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和校勘学等方面造诣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0年前后，陈垣曾于北京的辅仁大学讲授《中国佛教史籍》一课，介绍中古及近世佛教典籍。他的佛学著述《释氏疑年录》是研究佛教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佛学经过这批学者的努力，遂成为与近现代社会直接相关的人文科学和学术思想。故此，梁启超讲中国学术思想史，必然要涉及佛学；胡适、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也离不开中国佛学；汤用彤专治佛教史更不待说；熊十力则以佛学思想构建他反本体仁的新唯识论；梁漱溟关于东西文化的比较更不能不讲佛学。他们无论是赞扬、反对还是利用，都把佛学作为研究对象，并著书问世而驰誉当时。与此相适应的是，佛学由沙门转向居士，由丛林转向社会，由佛门专利和宗教学说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使民国佛教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格局。
(三)创办佛学研究组织
1927年，韩清净与朱芾煌、徐森玉、饶风璜等在北平创立三时学会，开展讲习、研究、译述和刻印佛教经典等活动，吸引了京城众多学者教授的参与，带动了文化界知识精英学佛风气长盛不衰。
韩清净(1884—1949)佛教学者、居士。原名克宗，又名德清，河北河间人。18岁时中乡试举人。因研读瑜伽唯识著作而不解其意，乃发愿从事研究。1921年，韩清净与研究佛学的同仁朱芾煌、韩哲武、徐森玉、饶风璜等，在北平组织佛学研究团体“法相研究会”，由清净主讲《成唯识论》。此后，他曾到房山云居寺辟一净室，闭户潜修三年，研修法相之学。1925年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宣读所著《十义量》一文，博得与会者赞许。1927年于北京创立三时学会，被推为会长。三时学会的宗旨为阐扬佛学和佛教真实教义。韩清净不仅在学会定期讲学，间或还到各大学公开演讲，所讲均以法相唯识之学为主。三时学会工作重点之一是刻印经典，内容以法相唯识为主，并以校勘审慎、印刷精美著称。其中尤以选辑金藏善本影印的《宋藏遗珍》，为佛教界所称道。韩清净毕生致力于法相唯识的研究。晚年从事《瑜伽师地论》校订工作。撰有不少佛学著述。
朱芾煌(1877—1955)，又名黻煌，四川省江津县人，中年久居北京。1921年9月，太虚大师在北京弘慈广济寺宣讲《法华经》时，朱芾煌与北京名流居士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瑞霖、林宰林等在座听讲。他于座中提出佛学研究上的七点疑问，语皆精辟，时人始知其于佛学理解之深。同年，他与韩清净等组织“法相研究会”。为从韩清净学习唯识，年长七岁的朱芾煌乃礼韩清净为师，终身执弟子礼。1927年，他与韩清净等组织“三时学会”，不遗余力推动会务工作。1934年，编纂《法相辞典》，韩清净、欧阳竟无等为之作序，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编印佛典书籍，创办佛学期刊
在研究佛学的同时，京城佛教学者居士注重编印佛典，创办佛学刊物，积极传播佛教。
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藏》，使佛教界相当振奋。三时学会会长韩清净得知后，派徐森玉前赴山西，从中选出宋代以后失传的法相唯识方面的孤本典籍四十六种，计二百四十九卷，由周叔迦与叶恭绰等共同发起，以三时学会的名义影印，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完成，共影印四十六种典籍，名曰《宋藏遗珍》，分上、中、下三集，三士二刻本，线装一百二十册，分装十二函发行。(14)周书迦为此书的整理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心力。
周叔迦于1940年在北京瑞应寺开办中国佛学院后，又与京城善信居士组建了中国佛学研究会，其间亲自主持编印佛教史志六种。与此同时，京城佛教学者也大力编辑出版佛教学期刊，运用现代传媒来弘扬佛学，大范围地向社会各界宣扬佛学义理，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对佛学的关注和兴趣，成为沟通佛教界与社会的桥梁。
民国期间，京城佛教学者居士的弘法活动还包括发起社会慈善事业，创办慈善机构，如著名的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和妇孺临时救济院等。这些学者居士的思想和实践，在北京地区特别是知识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反响，成为民国时期北京佛教传播的主要力量，对近现代北京佛教发展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杨文会(1837-1911)，号仁山，安徽石埭县人。以刻经和讲学来弘扬佛学四十年，对中国近代佛教产生重大影响。
②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③ 同上，第413-416页。
④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第464-468页。
⑤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01-504页。
⑥ 同上，第450页。
⑦ 参阅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下册，《近代学人与佛学思想·张仲仁与佛学思想》，台北：东初出版社，1984年。
⑧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50-451页。
⑨ 参阅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华北佛教革新运动·华北佛教之革新》，台北：东初出版社，1984年。
⑩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05-508页。
(11) 同上，第509页。
(12) 于凌波：《<新唯识论>作者熊十力》，载《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29-535页。
(13) 于凌波：《<佛学研究十八篇>作者梁启超》，载《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第420-422页。
(14)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