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民国年间北京佛教文化艺术的成果，突出体现在北平图书馆整理敦煌佛教文献的成果、国民政府刊印《龙藏》、华北居士林构建佛学图书馆、佛画研究会传播佛教文化艺术，以及《赵城金藏》入藏北平图书馆。
一、北平图书馆整理敦煌佛教文献的成果
敦煌文献，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等遗址出土的十六国、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种文字的古代写本和印本，其中有关佛教的内容占90%以上。在这些佛教文献中，以佛经居多，此外还有魏晋、隋唐、五代至宋初的佛教发展史料。由于这些文献大多已不传世，故具有极高价值，如汉文佛典“金刚般若经”系刊刻于唐咸通九年(868)的文物，为我国有明确刊记年代之最古印刷品。敦煌佛教文献是研究中古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宣统元年(1910)，北平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创立，敦煌遗书由清政府学部分两批移送该馆入藏。1911年，该馆对八千余号敦煌遗书进行了简单分类和登记，编成《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这是北平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第一次编目。1922年，陈垣先生对敦煌经卷进行全面检览、考订后，编有敦煌写经目录《敦煌劫余录》，于1931年3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出版(该书誊清稿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1924年3月，北平图书馆目录科又编辑出《敦煌石室写经残卷详细目录》，(该目录现存国家图书馆善本部)。1929年11月，北平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在善本部下设写经组，先后编辑出《敦煌石室写经皮藏目录》和《分类索引》。在此基础上，开始编辑《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先后主持及参与编写者有徐鸿宝、胡鸣盛、许国霖、李柄寅、李兴辉、徐声聪、张书勋、陈熙贤、于道泉、孙楷第、朱福荣、王少云和马淮等，于1935年1月完成。①
在写经组成立之初，佛教学者周叔迦曾受北平图书馆的聘请，负责标识敦煌写经，同时考证西夏文佛经。他以深厚的佛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做了许多细致的基础工作。写经组成员许国霖对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编目亦投入大量精力。许国霖，字雨新，湖南湘阴人，在北平图书馆敦煌写经组任职期间，撰写了《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等重要著作。北平图书以及学者们整理敦煌佛教文献所取得的成果，对敦煌学和佛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
二、国民政府印刷《清藏》于柏林寺
民国期间印刷《清藏》，是出版史上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佛教史上的盛事。《清藏》又称《乾隆版大藏经》和《龙藏》，共收书1670种，7240卷，724函，合计经版79036块，堪称中国历代最权威的皇家宫廷版藏经。《清藏》刻成后，最初经版储藏在清官武英殿内，由内务府保管，后因各地请印不便，遂由僧录司北京拈花寺住持达天和尚奏准乾隆皇帝移藏于柏林寺。
民国初年，《清藏》由内务部与柏林寺住持共同负责保管。由于长期疏于监理，尘垢充斥经库。1920年，北京著名居士叶恭绰等呈请北洋政府内政部，建议对《清藏》经版重加整理、修葺经架和登架编号。②1921年由朱芾煌、胡瑞霖、蒋维乔、释太虚和释现明等社会名流、佛教学者和高僧等共同发起组成“龙藏经板保管协会”，以协助官方及柏林寺住持“保管所有《龙藏》经板，俾无损坏”。③1931年后，《清藏》改由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仍保存于柏林寺。
印刷《消藏》起因于国民政府1935年建孙中山陵园藏经楼，鉴于《清藏》“博大精良”，拟印一部以供该楼敬奉。消息传出，国内佛教界陆续呈请随同附印，共计呈请达二十二部之多。④1936年6月，中国佛教会委托范成法师赴北平主持印刷《清藏》事宜。⑤经与北平市佛教会、社会局和古物陈列所协商，于7月1日在柏林寺成立“丙子印刷清藏事务所”。
1936年8月18日，《清藏》正式开印。内政部批准将柏林寺住持福振等拟具、范成法师修订的《清藏刊颁后变迁之考证》一文，附刊于《清藏》目录末，该文对《清藏》的由来和经版变化情况作了详细陈述。根据国民政府制订的《释藏经典领印规则》，领印一部《清藏》应缴纳500元费用，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数目。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各寺筹措领印经费甚为困难。故中国佛教会与内政部交涉，申请免于呈缴，得到批准。
最初请印《清藏》者为14户，之后不断有所增加，如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李子宽请附印1部；其后，又有太虚、叶恭绰、唐慕汾以及美国大使福开森等先后请求增印。9月，国民政府致函范成法师，表示“请求增加之四户，虽不在免费之例，但亦未尝绝对不许印刷”，但“领印费应先缴纳”。⑥范成法师为此多次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有关部门，力陈请求增印的4部均与弘扬佛法、普及文化有关，理应援照平等待遇。1937年1月，内政部同意所请增印的藏经与前已核准付印的十五部一并付印。此前，宋哲元委员长偕富占魁、邓哲熙等政要曾前往柏林寺印刷清藏事务所参观浏览已印成的经藏，随后，宋哲元又认印4部，也获得内政部的批准，实际印数共计为22部。
佛教界对此次印刷《清藏》给予高度评价：官版《清藏》“为世界文化艺术中有名之作，此次能一时刷印二十余部，流通中外，实为盛举。据闻工精而价省，不特为弘扬佛化之大助，裨益于国际之声誉，尤非浅鲜也”。⑦
三、华北居士林构建佛学图书馆
1940年，周叔迦居士将华北居士林的“三宝文库”改建为华北居士林图书馆。该馆不仅典藏丰富，同时按照现代图书馆理念构建馆藏体系，堪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佛学图书馆。
典藏丰富。华北居士林原设有储藏佛教经典的“三宝文库”，由于管理不善，所藏典籍未能得到良好的流通利用。1940年5月，周叔迦居士发起重整“三宝文库”，将其改建为具有现代功能的图书馆。华北居士林特聘北平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如编目组组长袁涌进及组员徐崇岗和刘纪泽等董理筹建事务。至1941年元旦华北居士林图书馆正式开馆，面向社会提供流通阅览。图书馆的馆藏以原“三宝文库”旧藏为基础，此外尚有部分私人捐赠的藏书，同时还有大量新购进的图书，如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刊印的《大正藏》等。除佛教典籍之外，也有普通书籍以及外文藏书，馆藏资源达万余册之多。图书馆还入藏各种佛教刊物及一般报章杂志多种，其中如《海潮音》、《北京市佛教月刊》、《佛学半月刊》、《内学》等，包括一些出版较早保存完整为世所鲜见的期刊，皆有所入藏。
便于利用。华北居士林图书馆不仅馆藏资源丰富，其采用的图书分类体系亦较为科学。普通图书采用北平图书馆的分类法进行分类编目；佛教文献的分类，除参考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之外，周叔迦居士还针对佛教文献自身的特点，量身定制佛教书籍分类法，将其类分为总论、经及经疏、论及论疏、律及律疏、仪注、布教、宗派、寺院、教化流行史、传记等十大类，类下再分子目。这种根据不同文献类型的特点而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标准来进行图书分类，不仅构建的藏书体系较为科学，同时亦便于相关读者检索利用，可谓各得其所，堪为北京地区最早的现代佛学专业图书馆。由于借阅便利，服务周到，故开馆后读者络绎不绝，在京城佛教界和学界颇有影响，是民国时期北京佛教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成果。
四、佛画研究会传播佛教文化
华北居士林为弘扬佛教文化，于1941年春创办佛画研究班，后发展为佛画研究会，通过培养佛教美术人才来普及和传播佛教文化。
培养佛教美术人才。华北居士林首先创办佛画研究班，招收学员研习佛画，培养佛教美术的人才。招生对象为艺术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以及有同等学力者，延聘国画界权威黄宾虹先生为首席导师，讲授绘画专业课程，周叔迦居士讲授佛画源流。开办不久亦将佛画研究班进一步扩展为佛画研究会，面向社会广征会员，并增聘徐石雪、李志超和王世襄等著名画家授课。所授科目有佛画、山水、人物、花鸟、画论、美术史等课程，以佛像画为必修科，山水人物花鸟为选修科，二年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颁发毕业证书。佛画研究会为提高会员的兴趣和艺术造诣，不仅广聘知名画家开设讲座，还大力添置各种画材及参考资料，仅敦煌壁画即购得大幅、小幅数十件，以供会员临摹。佛教绘画不仅是传播佛教文化的方便法门，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占有独特的地位。
传播和普及佛教文化。佛画研究会先后举办过两次会员画作展览。1943年元旦，在居士林举办为期一周的会员画作展览，一百余幅会员作品，法像庄严，取材新颖，装裱精美，受到参观者的好评。1944年10月，佛画研究会又在中央公园⑧水榭举行第二次佛画展览，为期五天。展品包括居士作品和会员画作，以及该会所藏古画佛像。其中会员画作如《普贤像》、《文殊请问图》、《传法正宗定祖图》、《朱笔钟馗》、《西方三圣》、《如来说法图》和《罗汉像》等“均见其精心杰构，有推陈出新之妙；亦可见在名师指导之下，时仅二年，故成就能有如是之速，收获如是之丰”。⑨同时展出的该会所藏古画，如《西藏二十五佛》、《藏画如来事迹》等，均为难得一见之精品。另有金、明、清各代的《水陆画》数轴，以及手卷和纸本古画等珍品佛画，令参观者眼界大开，得到社会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佛画研究会的开办，运用艺术的感染力，使人们领悟佛教的精神，在推进佛教绘画艺术发展的同时，也起到传播和普及佛教文化的作用。
五、《赵城金藏》入藏北平图书馆
《赵城金藏》系金代民女崔法珍断臂募缘所刻大藏经。全藏共682帙，约7000卷。因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此藏4700余卷，故称《赵城金藏》，为海内孤本，是稀世佛典珍品。
《赵城金藏》的发现始自20世纪30年代初。1933年，范成法师为寻宋《碛砂藏》的缺本到各地访求，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地发现了《赵城金藏》。范成法师又从附近乡村寻访到散失在民间的300余轴散卷。这一发现轰动了当时佛教界和学术界。1934年10月，名流居士蒋维乔亲往广胜寺校验，之后写成《金藏雕印始末考》，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上。
自《赵城金藏》发现后，一些坊间商贾不择手段从广胜寺得到数百轴经卷，运到北平倒卖。北平图书馆善本部意识到这些经卷的价值，陆续从私店手中收购了191卷。1935年，部分《赵城金藏》曾借到北平展览⑩。北平三时学会与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共同发起将金藏中有关法相唯识的典籍六十四种选出影印，名曰《宋藏遗珍》，对这部佛教经典的保存和整理做出重要贡献。(11)
此后，前往赵城探访经卷的中外人士纷至沓来。日本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也曾派人到赵城考察，欲重金购买《赵城金藏》，遭到僧人严词拒绝。日本侵华期间，占领赵城后，觊觎此佛典珍品，曾设法盗取，被当地民众发觉，在该寺僧人协助下，配合地方武装，将该经全部抢运出来，送安全地点保存。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报道了《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12)的消息。1946年，《赵城金藏》运到涉县温村天主教堂交北方大学保管，时任北方大学校长的范文澜，委派干事张文教负责保管事宜。
20世纪40年代末期，鉴于《赵城金藏》的价值和当时岌岌可危的保存状况，北京佛教界与北方大学、北平图书馆以及文物管理部门会商，欲将这部珍贵的金版大藏经运至北京珍藏。1949年初，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王重民与主管组主任赵万里为《赵城金藏》运北京珍藏一事，函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提出“请贵会向该主管区人民政府交涉，拨归本馆籍专门设备，得以永久保存。且收藏经前偶有散佚流出者，经本馆收购已有一百九十一卷，此时若以全藏拨归本馆整理编订，不惟保存得所，抑亦与馆藏之本获得散而复聚，实系盛幸。所以本馆拟请将赵城藏全部拨归本馆保存，以供专家研究”。(13)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到呈文后，请示华北局和华北政府，由华北政府责成太行行署将《赵城金藏》移交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保管。一个多月后，太原市政府派员将尚存的4330卷《赵城金藏》分装42箱，先从涉县用火车运至邯郸，再改用汽车，于1949年4月30日运抵北京，入藏北平图书馆保存。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名经4000余卷运抵平市——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报道。(14)
由于《赵城金藏》长期存放在恶劣环境下，不少经卷受潮长霉，擀毡在一起如同木炭，亟待整理修复。入藏北平图书馆以后，北平图书馆挑选部分经卷于1949年5月14日举办了《赵城金藏》展览和座谈会，向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咨询，以期为修复《赵城金藏》做准备。座谈会由北平图书馆馆长王重民主持，各界人士代表杨秀峰、晁哲甫、孙文淑、于力、范文澜、马衡、向达、周叔迦、巨赞、韩寿萱、季羡林、赵万里、张文教、程德清和王冶秋等出席。著名版本目录学宋赵万里首先介绍了《赵城金藏》的源流和价值；负责保管此经的张文教报告守护及运送经过；历史学家范文澜发表感言赞扬共产党重视文化遗产，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用各种方法保护藏经；巨赞法师表示要发动佛教徒捐献装裱的纸张以修复此经。会议通过了赵万里提出的整旧如旧“保存原样”的修复原则。会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撰写了座谈会综述《记赵城金藏的归来》，发表在1949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15)
《赵城金藏》入藏北平图书馆，是北京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殊胜因缘。这部稀世的佛典珍品在修复之后作为国家级文物，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库，在佛教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① 方广锠：《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勘查初记》，载《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2期。
② 陈金龙：《南京国民政府与<清藏>的印刷》，载《法音》，2005年，第2期，第24页。
③ 拙缁：《<清藏>杂谈》，载《法音》，1984年，第4期。
④ 梁玉泉等：《法宝重光——在重印<龙藏>的时候谈<龙藏>》，载《法音》，1988年，第10期。
⑤ 释范成：《修整清藏经板库架记》，载《微妙声》，1937年，第5期。
⑥ 《国民政府文官处为增印清藏事致范成函(1936年9月17日)》，载《北平佛教会月刊》，1936年10月，《印刷清藏特刊》。
⑦ 《印经因缘·湛山寺》，载《北平佛教会月刊》，1936年10月，《印刷清藏特刊》。
⑧ 中央公园原为社稷坛，1913年民国政府接管了社稷坛，将其辟为公园。1914年10月对普通民众开放，称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
⑨ 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9-311页。
⑩ 李万里：《<赵城金藏>八百年沧桑记》，见《革命史资料》，第1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11)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01-504页。
(12) 《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载《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7月6日。
(13) 国家图书馆档案室：档号053号《赵城藏》专卷。
(14) 《名经4000余卷运抵平市——卫护此珍贵遗产，八位战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22日头版。
(15) 向达：《记赵城金藏的归来》，载《人民日报》，1949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