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的社会和佛教、禅宗
一 宋代社会
五代后期，后周逐渐强大，有统一全国之势。然而，在公元960年，掌握后周军权的赵匡胤在陈桥驿(在今河南省开封东北封丘县陈桥镇)发动兵变，废除后周，建立宋朝。
北宋建立后，吸取唐代藩镇割据造成国家衰弱并分裂的教训，解除藩镇兵权，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致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振兴文教事业，使中国出现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王朝。
然而，北宋先后面临来自北方兴起的辽、西北的西夏和东北的金三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威胁和军事进逼，朝廷疲于应付。朝廷为保持政权的延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每年要花费巨额钱财输送给这些政权，然而在与它们接壤的地方仍经常处于战乱状态。
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朝廷政治腐败，内争不断，国力急剧衰弱，社会危机四伏。金朝依靠迅速增长的军政实力乘机节节向南进逼。在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攻入京城开封，次年徽、钦二帝一起被掳。北宋灭亡。
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是为宋高宗，迁都于临安(今杭州)。南宋建立后长期面临来自北方金的威胁和侵扰，后又受到新兴起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的威胁和侵扰，终于在1279年被元所灭。
在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宋代是划时期的时代，一直影响到明清的道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道学，也称理学，以继承孔孟“道统”自任，探讨“天道”、“性命”之理，借助哲学思辨来论证儒家纲常伦理和名教的合理性，代表人物先后有周教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道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佛教的影响，同时它也反过来对中国佛教的思想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宋代的古文运动、文学、史书等都对佛教产生一定影响。
佛教在继唐五代之后于两宋时期继续繁盛，然而情况有所发展变化：一是佛教诸宗中最盛行的是禅宗，其次是天台宗、净土宗；二是诸宗会通融合深入进行，禅宗逐渐成为融合型的中国佛教的主体；三是佛教文教事业空前发展，主要表现为：朝廷主持翻译佛经，诸宗著述特别是禅宗著述数量大增，继续实行和修订丛林清规，编著各类佛教史书，刊印公私版大藏经。
二 宋朝的佛教政策
宋代继隋唐民族化的佛教格局形成之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总的来说，在北周严加限制佛教之后，宋代历朝皇帝在维持儒家正统地位的同时都对佛教采取信奉和支持的态度。宋赞宁《大宋僧史略》所载宋朝僧道“每当朝集，僧先道后；并立殿廷，僧东道西，间杂副职；若遇效天，则道左僧右”，大体反映了宋朝对佛教的态度。按照中国传统，表示吉庆则尚左(东)，表示凶丧则以右边(西)为上。看起来宋朝对佛道二教采取对等态度，然而实际是对佛教采取稍为优待的政策的。
两宋皇帝中有不少人撰写文章或诗歌赞颂佛教，甚至注释佛经，提倡三教一致。著名的有宋太宗著，《妙觉集》，宋真宗著《崇释论》、《御制释典法音集》、《御注四十二章经》、《御注遗教经》，南宋孝宗撰《原道论》，并注《圆觉经》等，对朝野儒者士大夫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朝廷组织译经及其影响
宋代朝廷效仿唐朝将佛经翻译作为国家的事业，在朝廷的直接管理和资助下进行。在唐元和六年(811)译经中断170多年之后，再次在皇帝的名义下设立国家译场翻译佛经。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设立译经院(后称传法院)开始，中经真宗朝，至仁宗朝的景祐四年(1037)的半个世纪是宋代译经最辉煌的时期，译出大小乘佛典243部574卷，此后直到徽宗政和三年(1113)仍陆续有少量佛典译出。除译经外，还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等经录刊印大藏经，并且将新译佛经陆续入藏。
虽然宋代所译佛典仅接近唐代译经的1/4，然而它是构成宋代佛教和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当时社会和后世佛教有一定的影响。重要译经僧有印度僧法天、法护、天息灾(后受赐改名法贤)、施护、法护，较晚的有慈贤，汉僧有惟净、绍德，此外还有西夏僧日称、智吉祥、金总持等人。
宋朝所译佛经虽在佛教史上影响不大，但是任命高官主持译经的做法在社会上却产生很大影响。宋朝译经设置润文官制度，早期只任命朝廷官员担任润文，到宋真宗晚年开始任命身居“宰辅”的高官担任“译经使兼润文”(或称“译经润文使”)的官职，以此显示译经的崇高神圣的地位。润文官是从正四品、从三品最后提高到从二品以上，前后担任润文官者有汤悦、张洎、杨砺、朱昂、梁周翰、赵安仁、晁迥、杨亿、李维、王曙、宋绶、高若讷以及冯京等人。以宰相身份任译经润文使的先后有丁谓、王钦若、吕夷简、章得象、陈执中、庞藉、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人。其中晁迥、杨亿、李维、王曙、文彦博、富弼、曾公亮等人，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皇权至上，重视师承、门第的氛围中，皇帝重视译经并任命高官主管译经的做法，在客观上增强了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在朝野各阶层民众中的影响。
(二)宋代对僧尼的管理和僧尼数目
宋代虽支持佛教发展，然而也有限制。正式剃度受戒须有祠部下发的度牒、空白戒牒，否则只能作为童行(必须于寺院的户籍登记，称系帐童行)或长发沙弥，待朝廷按比例下发州府一定数额的度牒后，通过考试(诵读一定数量的佛经)合格才能正式剃度为僧。
佛教在中央朝廷和地方州府的管辖下设立僧官，管理全国僧尼。京都有左右街僧正、僧录、副僧录、讲经论首座、鉴义等僧职；地方的州府设有僧正、都僧正等职。(详见《宋会要辑稿·道释》)
据《宋会要辑稿·道释》，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有僧397615人，尼61239人，约占当时总人口2.3%。①
(三)宋徽宗对佛教的贬斥和恢复
宋代虽没有发生如同历史上“三武一宗”那样的灭佛之举，然而发生过宋徽宗时短期尊崇道教贬斥佛教的事件。
宋徽宗在政和六年(1116)听信道士林灵素编造的虚妄神话，称徽宗是“上帝之长子”神霄玉消王下凡，号“长生大帝君”，翌年下诏全国改天宁万寿宫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在殿上设长生大帝君像，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重和元年(1118)诏宰相蔡京、枢密使童贯等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同时大兴道经之学。宣和元年(1119)甚至正式下诏废佛，改佛为大觉真仙，菩萨为大士或仙人，僧改称德士、尼称女德士，改变服饰，寺改为宫，院改为观。此年十一月林灵素骗局败露，遭到罢斥流放，接着被赐死，这场闹剧才得以收敛。
宜和二年(1120)六月、九月先后下诏恢复寺额、僧称，然而宋徽宗称教主道君皇帝、祠神霄官如故。②六年后金兵攻下京城开封，翌年宋徽宗与刚即位不久的钦宗一同被金兵俘虏北去，死于东北黑龙江畔。
宋徽宗贬斥佛教时间很短，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没有造成很大损害。
三 天台、华严、净土和律宗
宋代佛教大致可分为禅、教、律三教，宋人也称之为“三宗”。“禅”是禅宗，最为流行，有云门、临济、曹洞三宗；“教”指禅宗外诸宗，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净土宗(作为净土信仰寓于诸宗之中)；律是律宗，实为律学。寺院也大致分为禅寺、教寺和律寺。然而，由于佛教各宗互相会通融合，在实际上彼此之间并非壁垒森严。
天台宗自唐末以来虽然日渐衰落，然而在五代时期的江南吴越统治地区，因为得到皇室的支持，也有新的发展。北宋时期，在江浙一带仍相当盛行。宋仁宗时，诏许天台宗典籍入大藏经，对保存和流通天台宗有很大帮助。
宋代天台宗由于先后从日本、高丽传入已经佚失的教典，对天台宗的中兴有一定影响。另外，由于发生所谓山家、山外之争，对天台宗的教理发展有很大促进。天台宗第十四祖高论清竦的门下有两大弟子：一是螺溪羲寂，一是慈光志因。在羲寂的法系出了四明知礼(960—1028)和慈云遵式(964—1032)。知礼是山家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十不二门指要抄》等，有《四明尊者教行录》传世。此外，他的法系的著名人物有尚贤、本如、梵臻、继忠、从义、如湛、宗晓等人。在志因法系出了慈光晤恩、奉先源清、灵光洪敏、梵天庆昭、孤山智圆等人，是山外派的代表人物。
原来隋代智*(左岂右页)口述，由门人灌顶笔录的《金光明经玄义》有两卷(载《大正藏》卷三十九)，为天台五小部之一，是对北凉昙无谶所译《金光明经》所作注释，论说其玄义，共立释名、出体、明宗、论用、教相五重。然而，自五代末年以来，此书出现广、略两种。广本在释名下有“观行释”，而略本则无。宋代慈光晤恩撰《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对略本进行注释，称广本是后人伪作，然而遭到山家的反对。由此开山家、山外两派论诤之端。此外。尚有洪敏《金光明经玄义义记》、智圆《金光明经玄义表微记》等。山家派首领知礼撰《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六卷，对山外派之说表示反对。此外，两家还围绕知礼《十不二门指要抄》、智圆《请观音经疏阐义抄》、知礼《观无量寿经疏妙宗抄》等进行争论。从教理上看，山家派维护传统天台宗教义，主张性具善恶、(理)具三千、相即不二，所观之境是“妄心”(第六识)等教义，反对山外派接受华严宗的教理，主张真如缘起(性起)，所观之境是“真心”(清净真如之心)。从发展趋势看，最后以山家派占了优势。
唐代在宗密之后，华严宗长期传承不明。宋代，在北方出现著述《金师子章注》的五台承迁，南方有长水子璇著《起信论笔削记》，其弟子晋水净源著《仁王经疏》、《华严疏注》等，宋末出现道亭、观复、师会、希迪四家，撰述《集成记》、《复古记》、《义苑疏》、《折薪》等，使华严宗一时出现振兴的景象。有人认为，宋代华严宗的振兴也许是受到天台宗山外派的影响。③
宋代的律宗也有振兴的景象。自道宣南山律宗成为中国律学正统后，深入研究者并不多。到宋代，在江浙地区出现了如元照、允堪这两位著名律僧。他们与天台宗都有较深的关系。元照以天台宗旨注释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允堪注释并发挥道宣律学著作，撰《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南宋时敕将南山律宗道宣的三大部及元照的《资持记》等入藏流通。
宋代天台宗与禅宗虽有争论，但也相互吸收。从发展趋势看，最后禅宗成为佛教主流派。天台宗、禅宗与净土宗(净土信仰)关系也很密切。天台宗高僧在江南发起念佛结社，受到僧俗信众的欢迎。诸宗会通，特别是禅、净二宗的融合在不断进行着，有的禅僧在“唯心净土，本性弥陀”的口号下将净土念佛法门吸收到禅宗修行方法中。
四 禅宗概况
宋初佛教界最有影响的是华严宗、法相宗和律宗，禅宗尚未盛行。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或谓皇祐元年至1049年)，太监李允宁奏请将自己在京城的第宅改建为禅寺。宋仁宗有意扶助禅宗在京城传播，赐此寺名“十方净因禅寺”，批准欧阳修奏请召请云门宗圆通居讷入京任住持。居讷以疾辞，改由怀琏代替。由于皇室和儒者士大夫的理解和支持，禅宗在京城和北方开始兴盛起来。
此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下诏将相国寺六十四院改建为八院：二禅院、六律院。这两所禅院是慧林禅院、智海禅院，是相国寺东西两序寺院中最大的寺院。宋仁宗诏云门宗僧宗本为慧林禅院住持，临济宗僧常总为智海禅院住持，但常总以年老辞不奉诏，后诏云门宗僧本逸为智海禅院住持。英宗的三女、神宗之妹历封冀国、泰国、越国大长公主，与驸马都尉张敦礼在元丰五年(1082)奏请建成法云禅寺，神宗诏云门宗僧法秀入住传法。
此后，禅宗越加兴盛，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中的主流派。在禅门五宗中，沩仰宗在宋代以前已经衰微不传。进入宋代后，相继传播的禅宗派别是法眼宗、云门宗、临济宗，最后是曹洞宗。现略加介绍。
(一)延寿和法眼宗
在唐末五代先后成立的禅门五宗当中，法眼宗成立最晚。法眼宗创始人文益在立宗传法过程中得到南唐国主的大力支持，在门下弟子中最有名并且影响最大的是天台德韶。德韶受到吴越国主钱弘俶的崇信，被封为国师，门下有著名弟子49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永明延寿。
延寿生活在五代后期和宋初，禅宗在南北方十分盛行。延寿是法眼宗的学僧，对禅宗发展不同阶段的传法特点和当时禅林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病是十分了解的。他虽然在接引教导弟子时仍经常采取回避正面说法和回答的做法，然而，同时也撰述了篇幅很大的《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心赋注》等从正面阐述禅法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一方面系统论述以南宗为主体的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宗旨，同时又详细引述其他宗派的心性理论和修行方法，主张将两者结合，做到禅教会通，理事双修。
重视考察和论证心性问题是两宋社会的时代思潮。延寿的心性论在两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较大，同时也为两宋儒道学者考察心性问题提供便于查阅的思想资料。延寿关于心性问题的论述是带有综述性的，当然他的分析和论述是在奉禅宗为基本宗旨的前提下进行的。宋代也是佛教诸宗融合和三教会通、互相吸收进入更高阶段的时期。延寿继承唐代宗密的思想，强调以禅、华严二宗的心性理论为基础会通禅、教，并且也笼统地提出三教会通的思想，应当说也是时代思潮的反映。
另外，德韶的弟子之一是苏州承天道原，以编著《景德传灯录》著称于世。
在法眼下三四世之后，法眼宗逐渐在社会上湮灭无闻。
(二)云门宗在北宋的兴盛
云门宗由五代时期韶州云门寺(在今广东乳源县)的文偃创立，因为得到十国之一的以广州为都的南汉政权的支持，曾十分兴盛，门下弟子和参禅者有时达千人之多。
进入宋代以后，云门宗传播迅速，到云门下四、五、六三世的时候，大体相当于仁宗朝中期至徽宗朝初期(约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得到空前的发展，著名禅僧有属于云门下四世的佛日契嵩、天衣义怀、圆通居讷、育王怀琏、居山了元(1032—1098)；五世慧林宗本、法云法秀；六世法云善本、法云惟白。他们或在州县形胜之地的寺院传法，或奉诏入京在皇家寺院担任住持，与当时在中央或地方担任军政要职的儒者士大夫有着密切的交往，经常就天道、性命等问题进行对话，并且发挥寺院具有的多种宗教文化的功能继续在普通民众中扩大影响，从而使云门宗进入极盛的时期。
进入南宋以后，禅宗传播中心南移，随着临济宗的兴盛，云门宗逐渐衰微，趋于消亡。
(三)临济宗在北宋后期开始走向兴盛
在禅门五宗当中，临济宗成立最早，在进入北宋以后曾与云门宗相并盛行，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也较大。
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义玄(?—866)，长期在镇州(治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聚徒传法。临济宗主要是通过弟子兴化存奖的法系而流传繁衍后世的。
存奖(830—888)以魏府兴化寺为传法中心④，有弟子慧颙，生活在唐末五代，在汝州(在今河南汝州)宝应寺(南院)传法；延沼上承慧颙，生活在五代末和宋初，在汝州风穴寺传法；延沼的弟子中以省念最有名。首山省念先后在汝州首山、广教寺、宝应寺传法，门下著名弟子有汾阳善昭、叶县归省、谷隐蕴聪、广慧元琏、三交智嵩等人。他们属于临济下五世，主要活动在宋真宗和仁宗初期。当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日趋繁荣，佛教在中央朝廷和各州县政府的支持下比较盛行。他们多数在北方传法，迅速将临济宗推向振兴之路。然而到他们弟子的时候，即临济下六世时，已有很多禅师到南方传法，将临济宗传播范围迅速扩大到全国。
在省念的弟子中汾阳善昭的影响最大。善昭在传法中重视语言文字的运用，不仅经常引述以往禅师的语录，而且有时以所谓代语、别语、诘语等禅语表达形式加以评论和发挥，还从流传于丛林之间的禅语公案中选择出一百则以偈颂的形式加以评述，编撰成《颂古百则》，对宋代文字禅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培养出十几位才智出众的弟子相继传法于大江南北。自从进入北宋后期以后，传布于各地的临济宗几乎皆属于善昭的法系。
在善昭弟子石霜楚圆以后，临济宗分为黄龙派和杨岐派。从此，佛教史书往往将禅宗派别统称为“五家七宗”，即：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和临济宗的黄龙派和杨岐派。
临济宗黄龙派在黄龙慧南下的二三世是最繁盛的时期，慧南弟子晦堂祖心、东林常总、真净克文；祖心的弟子灵源惟清、死心悟新及草堂善清，克文的弟子兜率从悦、泐潭文准及惠洪等人，都是在丛林乃至社会上十分活跃的著名禅师，极大地推进了临济宗在江南的传播，与他们有密切交往的王安石、谢景温、苏轼、黄庭坚、张商英等士大夫，都是或在政治上，或在文学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由此也可以说，北宋后期临济宗黄龙派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写下了色彩斑斓内容丰富的一章。
临济宗黄龙派兴盛虽比杨岐派略早，然而到杨岐方会下二世五祖山法演以后，杨岐派迅速兴起，法演弟子圆悟克勤、佛眼清远、佛鉴慧勤、开福道宁、大随元静等禅师生活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在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安徽、江苏、湖南、四川等地传法，将临济宗杨岐派推向各地。他们在禅法上主张佛性本有，见性成佛，提倡修行不离生活日用，传法方式生动活泼。随着黄龙派的逐渐衰微，杨岐派成为临济宗的主流。南宋后期，临济宗几乎全属杨岐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属于圆悟克勤弟子大慧宗杲和虎丘绍隆的两大法系。
(四)曹洞宗在两宋之际兴起
在禅门五宗中，曹洞宗是仅次于临济宗的一个流传范围广和影响大的宗派。
曹洞宗在进入五代之后直到宋初，教势长期不振，可谓不断如缕。宋初洞山下五世大阳警玄(真宗时因避讳改警延)传曹洞宗，到年老甚至找不到继承人。他在死前托付临济宗省念下三世浮山法远的弟子投子义青代为传曹洞禅法。宋代曹洞宗以随州大洪山(在今湖北随州市)为基地得到很大发展。义青弟子大洪报恩为大洪山第一世，此后是义青另一弟子芙蓉道楷，对曹洞禅法有较大发展。道楷的弟子中以丹霞子淳最有名，门下出了宏智正觉，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提倡默照禅，有《宏智广录》传世；另一弟子是真歇清了，三传至长翁如净，在天童寺传默照禅，有《如净和尚语录》传世。日本道元入宋求法，回国创立日本曹洞宗。
由于宋代朝廷重视译经并委派高官参与译经，积极扶持佛教，在朝野上下儒者士大夫中形成尊重佛教、探究佛教和接近乃至信奉佛教的风气。在著名的儒者士大夫中，曾经拜相和出任执政(枢密使、参知政事)的高官如吕蒙正、富弼、赵抃、范仲淹、王随、张方平、王安石、吕惠卿、张商英、李纲、张浚，及朝廷大臣杨亿、李维、王曙、李遵勖、杨杰、苏轼、苏辙、黄庭坚、徐俯、张九成等人，都曾与佛教有密切关系，有的甚至是居士，其中有不少人与禅僧保持密切的交往。儒者与佛教、禅宗的交往和在佛教义理、传统文化领域的互相切磋交流，对正在形成发展中的理学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对佛教适应时代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① 《文献通考》卷十一载，天圣七年(1029)全国主客户人口为26054238人。
② 参考《宋史·徽宗纪》、《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至卷九十三、《佛祖统纪》卷四十六。
③ 以上主要据笔者特请在日本的大学任教的林鸣宇博士所写的《宋代天台宗和华严宗》，顺致谢意。关于日本对华严、天台二宗的研究，请参考林鸣宇《日本的宋代华严、天台二宗研究概况》，载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2003年《佛学研究》总12期。
④ 关于兴化存奖，请见拙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唐五代禅宗史》第八章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