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依附于中国的本土文化。从印度传进中国的佛教，面对高度发达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并创造了道家文化的中国文明，表现出了高度的适应性，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长达数百年，历经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其标志就是中国佛教各宗派陆续形成。

    佛教初传中国时，首先是依附于中国的道家文化。最初，人们只是把它视为道家的一支。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人们的无知，而主要是与最初来华传教的外国僧人多附会黄老方术，注重用种种“神通”吸引信徒的做法有关。如著名的佛图澄，就善于诵神咒役使鬼神，预知吉凶，兼善医术，因此受到石赵统治者崇信。而且，早期佛教徒还在译经时攀附道家学说。如安世高解释“安般守意”禅时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祐录·安般守意经》)

    佛教对儒家文化更取依附态度。早在三国时期，康僧会在向吴君孙皓宣讲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时，他就说：“《周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高僧传·康僧会传》)这就是用儒家经典的格言来阐明佛教的道理。康僧会还用佛教的慈悲观念去比附儒家的仁爱思想，提出仁道说，以配合儒家政治伦理观念，这就为佛教在中国的合法传播创造了条件。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进一步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当时流行的老庄玄学来说明佛教教义。他们把儒家和道家的经典作为理解佛教的媒介，经常交替讲解儒道经典和佛经，以解释佛经的疑难。如用《周易》的元、享、利、贞“四德”来类比佛教的常、乐、我、净“四德”；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来类比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五戒”等。

    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佛教各派学说的先后传入和日益系统化，佛教势力日益壮大，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日益鲜明，日益激烈。这些冲突主要凝聚于夷夏之辨和伦理纲常两大焦点：

    夷夏之辨：夷夏之别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观念，产生于春秋时代，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后又衍变成“内者夏，外夷狄”的本土文化总纲，显示出一种文化的排他生。佛教自印度传来，理所必然地与“夷夏之辨”的理论相冲突。《理惑论》中有一段问难，问者引孟子“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这也”，责难牟子舍华夏而“学夷狄之术”，就正是反映了坚守夷夏大防的文化心理。东晋时期后赵石虎的中书著作郎王度声称佛是出自西域的外国神，不是我们华夏所应祠奉的，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排他性。他们认为中国人性格谦和，讲究仁义，因此孔子主张礼义教化。外国人禀性刚强，贪欲好斗，因此释氏制定五戒科条。中国为礼义之邦，不应该接受外来的佛教。在这种夷夏之争中，佛教徒多用儒家排崇的圣贤不乏出自外族之人进行反驳，如“禹生西羌，舜生东夷”等，他们还以中国历史地理的变迁来说明夷与夏非一成不变。

    伦理纲常：伦理纲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不仅构成中国政治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成为各类文化观念的出发点。然而，佛教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却“无君无父”，表现出一种逆反性，与儒家忠、孝伦理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两汉以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支柱就是事君至上、孝亲至上的政治伦理观和为国效力、扬名显祖的价值观，由此而形成儒家为代表的血缘第一、国家本位的普遍观念。而佛教徒一经出家，便成为无籍之民，既不为王法所拘，也不为礼法所及。因此，儒家认为佛教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是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的洪水猛兽。这场争论的结果就是佛教徒在唐代接受了“人王即法王”的思想，被迫放弃了沙门不敬王者、不拜俗亲的传统。

    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两者不仅在许多观念上根本对立，如佛教以“有形为空幻”，道教以“吾我为真实”；佛教以“物为空，空物为一”，道教有无两行，空有为异；佛教追求涅槃，道教追求“仙化”等。而且佛教与道教还长期争夺宗教地位，辩论佛道的先后高下。如早在东汉时期，即有老子西入狄夷为浮屠说，后增益为老子西游成佛，佛陀为其弟子的故事。而佛教则编出种种传说，谓佛陀出现在老子之前。这类争论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虽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但与佛道两家的斗争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大抗拒力面前，佛教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表现出了惊人的调适性，即积极依附于、融合于本土文化思潮，改变自身面貌，以适应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

    佛教调和儒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如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佛教就依附于神仙方术。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就以佛理附会玄学。如意远在讲经中“引庄子义为连类”(《高僧传·慧远传》)，支道林为《庄子·逍遥游》作注，并作《逍遥论》。这一时期流行的般若学各派别“六家七宗”，在教义分歧上也大体与玄学各派相呼应。“六家七宗”正是中国佛教学者以玄学的不同观点去理解、阐明般若学理论而形成的学说。

    为了消除中国士人的排拒心理，佛教学者不仅在教理上附会玄学，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模仿魏晋名士风度，口诵阿弥陀佛的僧人竟一改“乞胡”的习性，神风清潇。如支道林养马养鹤，玄风翩然。竺叔兰性嗜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卧于路旁。他们大有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味道，深得名士推崇。

    在传教形式上，佛教也注意依附中国民间信仰习俗。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宣唱形式。南朝的唱导经师非常注意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采用投其所好的手段，针对不同身份、不同修养的听众，采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若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而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俗，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几次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正是这种“知时众”、“应变无尽”的弘扬教法活动，促成了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

    佛教在改造自己的宗教哲学、传教方式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印度佛教认为“在自然律面前一切众生平等”。这种众生平等的理论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佛教学者对佛经中有关人际关系的说教根据儒家纲常名教加以调整，积极地译出或造出很多与“孝”有关的经典。如《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四十二章经》、《佛说孝子经》等。其中一些经典根本不是来自印度，而是就地取材于中国的“孝”。

    经过四五个世纪的调整适应，进入隋唐时期，佛教呈现兴盛发达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信徒人数的增加，寺院规模的扩大，更体现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纷纷创立。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和密宗。其中，长江流域的佛教宗派主要是：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