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犹如雨后春笋，有刻经处的建立，《大藏经》的刊印，佛学院的创办，以及佛学刊物的出版等等，它们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中心在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昌、杭州等地，特别是上海。

    1.7.1

    刻经处的建立

    刻经处是近代编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随着佛教的衰落，佛教典籍逐渐散失。但自1866年起，南京、长沙、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广州、福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佛教典籍重新得以流传。而创始最早、贡献最大的，首推金陵刻经处。

    1.7.1.1

    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是杨仁山。杨仁山(1837——1911年)原名文会，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前后从政30余年。杨仁山27岁时，大病一场，病后其他书都看不进去，信手取来《大乘起信论》一卷，读后觉得趣味盎然，开始信仰佛教。1866年，他在南京工程界工作时，找到数种佛经，约好友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人一起讨论佛学。由于连年战争，很多佛书被焚，连明刻书本藏经《嘉兴藏》也毁于兵火。唯一留下的北京《龙藏》，又是梵夹本，不便阅读。为了更好地研讨、弘扬佛学，杨仁山于1866年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事业。

    为了发展刻经事业，杨仁山于1897年将自己的南京延龄巷住宅捐献给金陵刻经处，并于1901年专门为子女立了一张分家字据，其中注明：“金陵城内延龄巷”，“屋宇一所”，“专作刻经处公业”，“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儿孙，“均不得认为己产”。故址今存，唯一不同的是当初的大门在延龄巷，现已改为淮海路35号。

    金陵刻经处成立后，杨仁山更热心搜求佛教亡佚经典。他先在国内寻访古刹，搜求佛典，但所获不多。当得知日本流传着很多中国早已佚失的佛经后，杨仁山于1889年从日本购得小字藏经全部。次年，他又请日本友人广求中国失传的古本佛经。后来，他从日本寻回多种我国久已佚失的隋、唐古德注疏，总数达三百余种。他听说日本寺庙还有一些不能卖的珍本佛经，就托人抄写下来再寄回国。从这些佛书中，他挑选出一部分刊行，编入《大藏辑要目录》。早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初，杨仁山就规定有“三不刻”：“凡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杨仁山居士遗著·等不等观杂录·与郭月楼书》)这表现了他对刻经事业的严肃认真态度。杨氏临终前笔告同仁，要继刻《瑜伽师地论》等佛经。

    金陵刻经处的建立，不仅使一些久已亡佚的佛教经典重新得以流传，而且也为后来研究佛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目前，金陵刻经处是我国唯一保存下来的木版印刷场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它至今仍在翻刻佛经文献，为佛学研究、佛书流通和传播佛教文化起着它应有的作用。

    1.7.1.2

    上海佛学书局

    上海佛学书局成立于1929年，它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设有流通、出版、翻印、代办四部。与刻经处不同的是，佛学书局出版流通的佛典中，既有木刻版佛典，也有铅字排印本佛学著作；既有从汉文大藏经中辑录出来的佛典(经、律、论)和各宗撰述，也有中国近代佛教学者撰写的佛学论著。同时，全国刻经处和书局出版的佛典和著作，它都代为流通。此外，上海的佛书出版和流通机构还有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世界佛教居士林佛经流通处、弘化社、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般若书局等。这些佛典出版发行机构，为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促进作用。

    1.7.2

    《大藏经》的重印

    随着岁月的流逝，《大藏经》大部分已散失。近代佛教人士有鉴于此，开始重新印刷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大藏经》的重印，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佛教在中国的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贡献。

    1.7.2.1

    上海铅印《频伽精舍大藏经》

    清末，上海哈同花园女主人罗迦陵(哈同夫人)崇信佛教，于园内设“频伽精舍”，作为弘扬佛法的场所。1909年，她礼请镇江金山寺僧人宗仰前来主持刊印《大藏经》。宗仰即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刷藏经》为底本，改以四号活字排印，于1913年完成，称《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简称《频伽精舍大藏经》，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铅字排印的大藏经。

    1.7.2.2

    上海影印日本《续藏经》

    日本《续藏经》是日本藏经书院在前田慧云的主持下，广泛搜集中国和日本历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汇编而成。它保存了一些濒于失传的中国和日本的佛教著作，非常珍贵。1905—1912年印行，共收入950余人的译著，多数为中国人的撰述。《续藏经》全部印就之后，存书不幸破焚，故流传在世的并不多。1923年，我国学术界、佛教界人士丁传坤、史一如、梁启超、蔡元培、韩德清、蒋维乔等64人，共同在上海发起，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日本《续藏经》500部，使日本《续藏经》得以在中国流通。

    1.7.2.3

    南京编刻《大藏辑要》

    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编刻《大藏辑要》，原计划雕印大小乘经论460部，3320卷，可惜还差五分之一未能刻齐即逝世。

    1.7.2.4

    南京辑印《藏要》

    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和吕徵，鉴于我国从印度和西域翻译过来的佛经卷帙浩繁，编次混乱，错讹之处甚多，给后人学习和研究带来种种困难。于是，他们从1927年开始，即选择要典，勘校文字，辑印《藏要》。后编成3辑，共收经29种，律11种，论34种。《藏要》是对藏经空前规模的整理，深受国内外学者好评。

    1.7.2.5

    上海影印《宋版碛砂大藏经》

    宋版《碛砂藏》由江苏平江府碛砂(今江苏吴县)延圣院比丘尼弘道、法尼二人发愿，约在南宋宝庆至绍定年间开始雕印，到元朝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才全部竣工。全藏编次从天字至烦字共591函，1352部，6362卷。1931年，朱子桥在陕西西安市开元、卧龙两寺发现南宋《碛砂藏》孤本后，即到上海与叶恭绅、狄葆贤、蒋维乔等商议，共同发起影印宋版藏经会，会所设在上海威海卫路714号。原拟将西安开元、卧龙两寺的藏经原本运回上海摄影，后恐途中有损，遂派摄影师携照相器材，前往西安，摄取底片运回上海印刷。虽然《宋版碛砂藏》已略有残缺，但因宋藏字体古雅，刻工精美，错讹较少，而卷端所刻佛像也庄严美丽，为我国古版藏经所罕见。

    1.7.2.6

    上海影印《宋藏遗珍》

    1933年春，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的释范成，偶然在山西省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四大橱古板藏经，经查对，是金代所刻的大藏经。因在山西赵城县发现，故取名为《赵城藏》，也称《赵城金藏》。该藏系金代民间劝募，在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刻成。发起人为潞州崔进之女法珍，相传她断臂劝募刻经，很多佛教徒为之感动，纷纷捐资协助，甚至有破产应募者。大约在金皇统九年(1149年)以前，于解州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开始刻造，于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完工。金末元初，《赵城藏》部分毁于兵火。约在元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主持以半官半私的名义，发动其所属的官兵协助并在民间劝募，同时召集各地寺院会刻字的僧人到弘法寺补雕缺损经版。释范成在山西发现的《赵城藏》，共计4957卷。其中300余卷是我国其他各版藏经所缺少的。因此，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的叶恭绰等，特选出其中独有的孤本佛教经籍46种，249卷，编为上中下三集，缩印成32开本，线装成120册，题名为《宋藏遗珍》发行流通。

    1.7.2.7

    上海编印《华严经疏钞》

    《华严经疏钞》是唐代清凉国师以毕生精力发挥八十卷《华严经》要义的一部著名著作，但在刻印流通中错讹甚多。1912年，徐蔚如居士曾与上海佛教界人士蒋维乔等商量，决定重编《华严经疏钞》。1937年徐蔚如逝世后，蒋维乔等继续进行重编的准备工作。1939年5月18日在上海成立《华严经疏钞》编印会。会址设在上海威海卫路714号。编印会汇集了中国的汉译本、藏译本和日文译本以及其他流通本共十多种，考订异同，纠正错讹，补正缺失，至1941年冬全稿编辑完成。1944年春，全书校印完成。重编的《华严经疏钞》，汇集古今中日《华严经疏钞》诸版本，校订而成，恢复了清凉原本的面貌。

    1.7.2.8

    上海刊行《普慧大藏经》

    1943年，普慧在上海成立《普慧大藏经》刊行会，旨在汇集南传、北传诸经籍，校刊前代经本之漏误，改订历代翻译名义之异同，广事搜集各藏未载之重要典籍。会址初设在静安寺，后迁到法藏寺。经过数年经营，出版了第一期单行本50种。内容包括部分其他各版藏经未收的经、论、疏释等。此后即未能继续编印，刊印会也于抗战胜利后结束。

     1.7.3

    佛学院的创办

    佛学院是近代培育佛学人才的专门学校。(图6)戊戌政变后，以湖南僧人笠云1903年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为嚆矢，全国各地办起了各种各样的佛学院。当时，规模较大而成绩显著的佛学院主要有：

    1914年月霞在上海、杭州、常熟等地连续举办的华严大学，1914年谛闲在宁波举办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1917年月霞在常熟兴福寺创设的法界学院，1919年杨仁山在高邮放生寺创立的天台学院，1922年欧阳竟无在南京正式成立的支那内学院，1922年太虚在武昌主办的武昌佛学院，1922年常惺在安庆迎江寺主办的安徽僧学校，1925年守培在镇江超岸寺创办的玉山佛学院，1925年静波在常州清凉寺创办的清凉学院，1928年霭亭在镇江竹林寺创办的竹林佛学院，1929年九华山佛教协会在九华山化城寺主办的九华山佛学院，1931年常惺在江苏泰县光孝寺创设的光孝佛学研究社，1931年宽道等在普陀山法雨寺主持的南海佛学院，太虚于1932年在四川北碚缙云寺创办的汉藏教理院，1934年智光在镇江焦山创立的焦山佛学院，1942年震华在上海玉佛寺创办的上海佛学院。此外，还有上海静安寺的佛教学院，法藏寺的佛学社，圆明讲堂的楞严专宗学院，湖南宁乡沩山的佛学院，浙江杭州的武林佛学院，江苏苏州的灵岩山佛学院，常州的天宁寺佛学院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佛学院，先后为各地培养了一大批僧伽和佛学研究人才。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南京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

    1.7.3.1

    南京支那内学院

    为了弘扬佛学，培养佛学研究人才，1914年，欧阳竟无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发起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学，兼刻佛经。最初只有四人进研究部学习。后来，随着求学者的增多，欧阳竟无就和当时著名的学者沈子培、陈伯严、梁启超、熊秉三、叶玉甫等，于1918年共同发起以金陵刻经处为基础，筹建支那内学院，并邀请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吕徵到筹备处工作。

    经过四年多的积极筹备，支那内学院于1922年7月17日在南京半边街(即后来的公园路)正式成立。欧阳竟无任院长，吕徵任教务长。“支那内学院”意即“中国佛学院”，因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而佛教徒称佛学为内学，故名“支那内学院”。学院分学、事两科。学科包括教学、研究、译述、考订等；事科包括藏书、刻经、宣传、视察等。院长总揽全务，教务长负责学科，各部均采用主任制。内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办学和编印佛教著作，体现了研学和刻经并重的原则。

    教研方面：先于研究部分设正班和试学班，于1923年9月开学，学制二年。主要学习法相、唯识要典，采用讲演、讨论、指导、研究的教学方法。从1925年起，研学组织改为问学部、研究部和法相大学部三部分，全部教务工作由吕徵负责。欧阳竟无亲自立院训，曰“师、悲、教、舍”，倡导在家居士可护持佛法之说。同时主讲《唯识抉择谈》，弘扬唯识学说。1927年，法相大学因故停办，仅存问学、研究二部，规模亦大大缩小。1937年，日军入侵，内学院迁至四川江津，设立蜀院，仍然聚众讲习，由欧阳竟无和吕徵轮流讲演佛学。1943年，欧阳竟无病逝，吕徵继任院长。

    内学院除了办学、讲学之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佛学研究，其最大贡献就是编辑《藏要》。欧阳竟无鉴于以往佛教经籍卷帙浩繁，编次混乱，给后人学习和研究带来了种种困难，遂从1927年起，在内学院组织人员，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藏要》。原计划分为六辑，后来实际上编成三辑，共收佛典74种，400多卷。这是一次对藏经空前规模的整理，其主要负责人吕徵为此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此书发行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各佛教大学作为课本使用，还有一部分被印度国际大学作为研究资料。

    刻经方面：内学院成立后，欧阳竟无即组织师生，编刻唐代法相、唯识要典和章疏，先后约刻成100多卷，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法相、唯识之学的宝贵材料。从1927年开始，内学院的刻经重点即转移到刻印《藏要》方面。

    总之，南京支那内学院在成立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于欧阳竟无和吕徵等人共同努力，在办学和刻经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近代佛学院。1952年内学院停办。据统计，先后在内学院学习过的有数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后来在佛学研究领域中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1.7.3.2

    武昌佛学院

    1922年9月11日正式成立的武昌佛学院，是近代中国另一所最著名的佛教学院。1922年春，闻名中外的近代佛学高僧太虚在汉阳归元寺讲《圆觉经》。当时前往听讲的，除了归元寺僧人和湖南、湖北各地的僧众三四百人外，还有男女居士一百余人。因太虚早有创办佛学院以培养新型佛学研究人才的宿愿，故于讲经之际，即与陈元白等居士多次商议创办佛学院，并得到许多护法居士的赞同。同年四月初，以1500元买得武昌通湘门内黎少屏的住宅，作为院址，太虚任院长。农历七月二十日(公历9月11日)，举行开学典礼，武昌佛学院正式成立，共录取学生80余人。

    武昌佛学院成立后的第一期为专修科，学制为三年，依照禅林规范设学校功课。每日上课5—6小时，自习3—4小时。此外，早诵坐禅与晚诵各1小时。一日三餐，亦采用丛林斋堂制。1924年夏，武昌佛学院招收第二期学生40名。与此同时，佛学女众院也招生开学。1926年秋，因国民革命军围攻武昌，院屋十之八九被军队所占，武昌佛学院停办。

    1928年，太虚出游欧美，在法国巴黎发起筹组世界佛学苑，并建议将总苑设在中国的武昌佛学院。经过多年的努力，太虚于1932年夏，在武昌佛学院筹备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集研究员于其中从事佛学研究。同年9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后，由于经济充裕，故成绩非常显著。据1934年7月统计，当时已拥有图书总计22428种，24230册，111000卷。1938年全面抗战开始，武汉失守，武昌佛学院所有房屋损失大半，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研究工作全部停顿。1948年，武昌佛学院自动停办。

    武昌佛学院在中国近代僧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最大的特点是倡导思想自由，不拘一宗一派的独特学风。在该学院，学者可以自由地学习和研究各宗各派的佛学，大小显密，性相空有，台贤净律，无不启发，互相融贯，平等发扬。同时，还尽量灌输科学、哲学和外文等新知识。它注重打破旧宗派的固执己见，革新中国佛教思想，又吸收新思潮、新方法，来发扬中国佛学。在实践方面，则重视清净律仪，和谐合理，以期培养活泼健全的宏法僧才。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武昌佛学院蜚声全国，佛教徒闻风向往。从武昌佛学院出来的一些高僧大德及其弟子辈，至今仍有一部分在海内外主持着一些名山大刹和各级各类佛学院。

    1.7.4

    佛学刊物的出版

    佛学刊物是指宣扬佛教思想、研讨佛学义理的报纸杂志。过去，我国的高僧大德弘扬佛法的主要方式是聚众讲经说法和撰写佛学著作。近代以来，一些佛教界人士除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外，主要是创办各种各样的佛学刊物来弘扬佛法。

    从1912年第一个佛学刊物《佛学丛报》出现起，至1948年最后一个佛学刊物《学僧天地》止，前后30多年，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大城市如南京、杭州、汉口、镇江等地，办起了各种各样的佛学刊物，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可谓空前绝后。这些佛学刊物办刊时间或长或短，内容或丰富或贫乏，主办单位或僧界独办或僧界与大学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合办，发行量或多或少，发行面或广或窄。但它们都是中国近代佛教文化蓬勃发展的标志，对于宣传佛教教理，发展佛教文化，加强中外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开展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表明中国近代的佛教已冲破了千百年来经院式佛教文化的藩篱，走上了现代化佛教文化发展的道路。直到今天，一些佛教刊物所保存的佛教史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外佛教文化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最著名的有：

    1.7.4.1

    上海《佛学丛报》

    这是创办最早的佛学刊物，属综合性月刊，1912年10月创刊于上海，主办人狄平子(楚青)，编辑濮一乘，上海佛学丛报社出版，有正书局发行。主要内容有图像、论说、学理、历史、专件、记事、传记、问答、文苑、杂俎、小说和佛教新闻等。作者为高僧、居士、学者。印光、谛闲、蔡元培等，都曾在该报上发表重要论著。日本岛田墨池、生田得能合著的《三国佛教史》也在此报上发表。版式为书本式报纸16开本，每册180版。1913年改刊名为《佛学丛刊》。因经费不支，只出了12期，于1914年停刊。

    1.7.4.2

    杭州《海潮音》

    这是办刊时间最长的佛学刊物，属综合性月刊，1920年1月创办于杭州。初由太虚任编辑，其后二十余年编辑迭经更换，出版发行地址亦屡有变迁。篇幅最多时为180版，最少时仅有16版。内容宏富，举凡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一律弘扬。并倡导整理僧制，介绍西藏佛教和泰国、缅甸、斯里兰卡、日本、欧美的佛学论著。此外，还编有佛教春秋、僧教育、现代佛教史料等专栏。该刊发行至十周年时，曾将十年来所刊行的学术论文和资料，分类编成《海潮音文库》，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内容分为4编34种，是研究近代佛教发展史的重要资料。该刊到1949年4月止，出至30卷第4期。5月，由编辑大醒迁至台湾台北善导寺继续出版。

    1.7.4.3

    南京《内学》

    这是学术价值最高的佛学刊物，属年刊，1923年创刊于南京，为支那内学院院刊。欧阳竟无主编。共出四辑。主要刊登内学院的佛学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欧阳竟无、吕徵等人的讲稿和论著。学术性强，理论水平高，受到当时佛教学者的好评。1972年，台湾国史研究室曾将该刊1至4辑全部影印出版。该刊所保存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为国内外的佛教学者所引用。

    1.7.4.4

    上海《中国佛教会公报》

    这是历史资料丰富、文献价值很高的佛学刊物，又名《中国佛教会月报》、《中国佛教会会报》，月刊，1929年在上海觉圆寺创刊，圆瑛主持，仁山任主编。共出68期。主要内容为报道中国佛教会会务和历届佛教代表大会情况，刊载中国佛教会向全国僧团组织颁发的整顿条例、寺院和地方的诉讼、佛教会和民国政府往来的公文，转载民国政府发布的有关寺院、僧界的法令、规定等。

    1.7.4.5

    上海《佛教半月刊》

    这是近代发行量最大的佛学刊物，属综合性期刊，1930年10月16日在上海创刊，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先后由范古农、余了翁等任主编，太虚、满智、慧舟等为撰述员。主要内容有传记、论说、文苑、佛学问答、医药问答、消息杂载、琐录报告等。1935至1940年间，订户过万。

    1.7.4.6

    上海英文版《中国佛教杂志》

    这是国内首创的英文版佛教杂志，主要是向当时在华的欧美人士介绍佛教，1931年由上海佛教净业社创刊，黄茂林主编。内容有佛教的赞美诗(偈颂)、禅堂生活和坐禅笔记等。主编黄茂林于1931年2月赴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学习巴利文和梵文。1932年在锡兰学习期间，仍负责校对英文版《中国佛教杂志》。黄茂林于1933年病逝，该杂志随之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