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是东晋著名高僧，是东晋后期南方的佛教领袖，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3.1.1
“儒道九流，皆糠粃耳。”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崞县东部)人。13岁时随舅父游学河南许昌、洛阳，大量阅读儒家、道家的典籍，对儒道思想有透彻的理解。(图20)
慧远21岁时想到南方去随豫章(今江西南昌)名儒范宣子隐居，由于适值战事，道路阻塞，没有如愿。当时，高僧道安在太行恒山建寺弘法，远近闻名，慧远携弟慧持前往参见。
道安正在讲说《般若经》，认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是空的。道安引用当时风行的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主张的贵“无”思想加以解释，把般若理解为“以无为本”，把佛学与玄学结合起来。慧远听后，“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认为道安“真吾师也”，遂从之出家。从此，慧远踏上了跟随道安弘扬佛法的漫长历程。
3.1.2
“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慧远钻研佛理，勤奋不懈。由于思路敏捷，理解深刻，以致道安经常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这既是对慧远佛教理论素养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慧远弘扬佛教活动的深切期待。
由于学业优异，慧远24岁时便开始讲说《般若经》。当时听众对般若学宣扬的“实相”即超时空的本体很难理解，慧远就援引《庄子》作类比来解释，使听众晓然，这是慧远融合佛、道、儒的先声。
慧远出家后，本拟前往广东罗浮山结宇，远离中原和江南，到边远偏僻的山区栖身传道，但一直为道安所挽留。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苻丕将攻陷襄阳时，道安为朱序所留，不得外出(后被苻丕送往长安)，于是吩咐弟子往各地传教。临行前，道安分别对弟子们一一给予诲勉，唯独对慧远不发一言。慧远心中不安，跪而问之。“安曰：‘如汝者，岂复相扰?’”(《高僧传·慧远传》)
慧远南下是政治形势所迫，但到庐山多少带有偶然的成分。原来道安的弟子慧永，也就是慧远的师兄，曾与慧远约定，一道前往罗浮山修行。当慧远一行数十人，前往罗浮山途中，途径浔阳(今江西九江)，到达庐山时，江州刺史陶范正在为慧永在庐山西北麓的香炉峰下建造西林寺，慧永遂邀请慧远同住西林寺。慧远见庐山清静，足以息心，就在西林寺旁筑龙泉精舍。后来江州刺史桓伊为慧远建东林寺，筑造精舍，别置禅林。于是慧远就久住于此，直至老死。(图21)
3.1.3
“慧远风流天下闻”
慧远在庐山长达33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高僧传·慧远传》)。他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使庐山成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佛学研究和佛教活动的中心，与北方的佛教活动中心长安相抗衡，自己则成为南方的佛教领袖。
3.1.3.1
“化兼内外”，周旋权贵名士，维护和广传佛教
东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经济、民族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乱世”，不少沙门因行为荒诞、涉足政治而声名狼藉，慧远则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为了维护佛教、发展佛教，应对政治采取什么态度。
慧远竭力避免趋势附利，潜遁丛林，不进都邑，送客不过东林寺门外的虎溪。慧远不仅坚决谢绝要他出山做官的一切请求，甚至在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当晋安帝自江陵回京师，路过江州时，辅国何无忌劝慧远前往迎候，慧远也称病不去。如此这般，慧远既保持了佛教徒出世的特色，又排除了官方的担心，从而赢得了上层社会的赞扬，号为“慧远风流天下闻”。当时的达官贵人如桓伊、桓冲、殷仲堪、何无忌等，文人名士如刘遗民、宗炳、周续之、雷次宗、谢灵运等，都争相与他交往。甚至使一向跋扈、有“震主之威”的擅权将军桓玄，也对他一见倾心。
桓玄在图谋夺取大权的岁月里，鉴于当时佛教的迅速发展，引起政治、经济、伦理、习俗等的变化，唯恐对封建统治不利，就竭力予以压制。桓玄进攻殷仲堪，路过庐山时，曾要慧远出山相见，慧远称病不出。桓玄只得入山。桓玄见到慧远后劈头就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答道：“立身行道。”桓玄是引《孝经》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以出家违反孝道来质问慧远。慧远也以《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回敬桓玄。慧远得心应手地引用儒家经典，敏捷机巧地回答了问题，博得了桓玄的尊敬，桓玄对左右说：“实乃生平所未见。”(《高僧传·慧远传》)
桓玄入京师自称太尉后，又致书慧远询问对于沙门不敬王者的看法，并下令沙汰沙门。在桓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大批佛寺被毁，大量僧徒还俗，佛教在南方受到一次沉重的冲击。为此，慧远撰写专文，回答桓玄的指责。慧远认为，沙门虽然不敬王者，否认三纲五常，与封建伦理相抵触，但佛教与儒教是一致的。在家信佛的人，要遵守封建礼法；出家为僧的人，要恬淡寡欲，求证佛果。慧远的主张，使佛法与名教统一起来，对维护封建统治有利，所以，桓玄采纳了他的建议。“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弘明集·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在那段时间内，庐山成了南方唯一的佛教圣地。
慧远不仅与官府、帝王交结，也与当时起义领袖卢循有往来。卢循是当时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孙恩的妹夫，于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从广州起兵北上，据江州(今江西九江)，准备进攻南京时，曾上山与慧远相见。慧远曾和卢循父亲同学，见到卢循十分高兴。当时有僧人对慧远进谏说，卢循是“国寇”，与他交厚，会引起朝廷的疑虑。慧远说，佛法对众生情无取舍，一视同仁，不区别彼此，不必为相见之事而担忧，表现了慧远比一般的僧人有更高的政治见识。慧远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掂量过政治后果的。当时，农民起义军十余万众，聚集江州，准备长驱直取南京，声势浩大，东晋的统治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慧远的政治手腕是高明的，不但有助于增进农民起义军对佛教的好感，而且能得到正在追剿农民起义军、不久将成为宋武帝的刘裕的谅解。事后刘裕派使节送书信向慧远致敬，并赠送钱米。
3.1.3.2
开展南北佛教学术交流
慧远在庐山除与名士权贵周旋外，还与鸠摩罗什密切联系，开展南北佛教学术交流。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慧远写信与鸠摩罗什建立联系。从此，南北两地的佛教学术交流活动频繁。慧远把自己的著作如《法性论》等送到长安，请鸠摩罗什指正，鸠摩罗什也把自己译出的《大品般若经》送给慧远。鸠摩罗什译出《大智度论》后，又请慧远作序。慧远用心钻研，虚心好学，除认真撰写序文外，还把遇到的问题一一提出，向鸠摩罗什请教。鸠摩罗什往返酬答，相互切磋。后人将这些问题辑成《大乘大义章》，成为研究鸠摩罗什和慧远两人佛教思想的重要资料。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约300卷，其中的《成实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法华经》等，之所以能够在南方广泛流传，实得力于慧远的倡导。在慧远影响下，庐山僧人如道生、慧观等人北上入关，到长安向鸠摩罗什问道求教，成为鸠摩罗什的重要弟子。后来，鸠摩罗什想回龟兹，慧远又作书挽留。鸠摩罗什与慧远是当时我国北方与南方的佛教巨子，两人保持联系十多年，使长安和庐山成为当时我国两大佛教中心。
慧远非常重视佛经的翻译。到庐山后，深感江东佛经不全，律藏残缺。于是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从西域取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鸠摩罗什用过这些本子，慧远则请西来的译经僧译经，所译的《阿毗昙心论》和禅法等经当时和对后世都有一定影响。
3.1.3.3
聚众讲学，撰写文章，阐发《三报论》
慧远早期从道安时，奉般若学“本无义”。后来在庐山则侧重研究修持毗昙学和禅学，其代表作是《法性论》。其主要论点是“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法性”是实有的。对此，鸠摩罗什曾坦率地批评慧远“近乎戏论”，有悖于大乘佛学“法无定性”的主张。结果，罗什的批评不但没有转变慧远的观点，反而是他因承认法性实有成全了慧远。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理论，认为众生在未达到神界之前，总是循着“十二缘起”说所指的因果链条处在生死流转、累劫轮回的痛苦中。生死福祸，富贵贫贱，都是报应。因为人们的思想行为作“业”不一样，报应也就不一样。但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有识之士对因果报应提出质疑。于是，慧远作《三报论》、《明报应论》等，系统完整地介绍，阐发了佛教因果报应理论，反驳诸多疑问和诘难。根据佛典所说，众生造作的“业”，由于呈现的形式和程度有区别，而有身、口、意“三业”。“报”也有“三报”：现报、生报、后报。慧远解释说，人是由“心”来承受报应的，而“业”也是由“心”自感、自应形成的，表现出来也就成为“三业”。“心”的感应有快慢，所以报应也就有先后。业报是自作自受的，又是必然的，“非祈祷所能移”。人既作了“业”，就还会消失，逐渐积累就导致轻重不同的报应。之所以会出现现世的善人有恶报、恶人有善报的情况，那是因为今生之报往往是前世作业的结果。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世行为应得的报应还未显现。
把主宰因果报应的力量归于个人行为的善恶，把造成人生苦难的社会原因归之于主观自身，是慧远因果报应说的特点。这种业报说，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论证了现实社会的合理性，自然受欢迎；老百姓则因为对来世寄托了幸福的希望，对报应说也容易接受。
3.1.3.4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为了超出生死报应，避免轮回之苦，达到涅槃境界，慧远急切希望死后能转生西方净土，长住极乐世界。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他和弟子刘遗民、周续之等123人，在庐山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佛国极乐世界。刘遗民代表大家作文以志，文中的大意是：立志通过学习，超脱生死轮回束缚，既不再受三恶报之苦，也不想享天宫之乐，只愿达到忘却苦乐的超脱自怡境界。每人根基不同，达到这种境界会有先后，发誓无论是谁，凡能捷足先登，定要提携后进同志，共达目标。如何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慧远认为只要口念弥陀，心注西方，修定坐禅，息心忘念，观想念佛就可死后往生极乐净土。这种成佛的方法，比较简而易行，为一般群众所接受。因此，净土法门很快在南方流行起来。但是，后世流传的有关慧远与十八高贤立白莲社的传说，据汤用彤先生考证，是虚妄无稽的伪说。净土宗推慧远为始祖，也不合史实，因为提倡专念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是从中唐以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
3.1.4
“陶潜不入莲社”与“虎溪三笑”
庐山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慧远的故事，虽然很多故事出于后人的附会，但这些故事经久不衰，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中最为风行的就是陶潜不入莲社和“虎溪三笑”。
从唐末起，就有慧远等123人成立白莲社的传说，据《庐阜杂记》记载，慧远曾以书招陶潜，邀请他参加莲社。陶潜，字渊明，柴桑人，这时正隐居庐山。据说陶潜接信后表示：“弟子性嗜酒，法师许饮即往。”慧远表示可以通融，允许陶潜喝酒。陶潜到了东林寺，慧远劝他入白莲社，陶潜不允，“攒眉而去”。明代王守仁的诗说，“远公学佛欲援儒，渊明嗜酒不入社”。慧远借重儒家以发展佛教，这是事实。但劝陶渊明入莲社，却是虚构的。慧远成立白莲社本来就没有明文记载，邀请陶潜入社更是子虚乌有。不过，这个故事有关陶潜的情节，倒是很符合陶潜性格的。从陶潜的一些诗句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等，可以看出，陶潜“攒眉而去”，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虎溪三笑的故事，是说慧远平素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次送客出寺，均以寺前虎溪为界，从不过溪。但每当送陶潜和庐山简寂观道士陆修静时，则因为畅谈义理，兴犹未尽，以致送过了虎溪而不知。这时，慧远所驯养的老虎就叫吼警告，陶潜、陆修静、慧远三人乃相顾欢笑，欣然道别。宋人李伯时绘的《白莲社图》、石恪绘的《三笑图》，都把这个故事收入画图中。后来，李元中、晁补之、叶梦得等，都为《白莲社图》作记。苏轼又为《三笑图》作赞。东林寺后来又建成三笑堂。图、记、赞、堂等，都宣扬这一故事，使它成为庐山古代口碑中又一美谈。尽管出于后人杜撰，但其意蕴和情致颇耐后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