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世纪，中国佛教徒掀起了一股西行求法取经的热潮，其中成绩最为出众的是东晋僧人法显。
3.2.1
西行求法
法显(约公元337—422年)，俗姓龚，山西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他有三位兄长，都不幸夭折。父母忧心忡忡，生怕法显步三位兄长的后尘，在3岁时就把他送到寺庙当沙弥，指望他在佛光的照护下长大成人。后来父母因想念他，就把他接回家，结果他得了重病。说来奇怪，父母把法显送回寺院几天，病就好了。从此，他就不大回家了。父母去世后，法显决心出家，20岁受比丘戒。
当时，虽有大量汉译的大小乘佛经流传，但戒律却极为缺乏。由于出家人享有许多特殊照顾，不免鱼龙混杂，其中虽有虔诚的宗教信徒，但也有不少出于避徭役、逃赋税等动机而出家的人，僧众的一些不法行为引起社会非议。一些有志于保护佛教的人士，力图建立一套维持僧众团体的规章制度，以及僧人的行动准则。因此，需要有取自印度的一套戒律。正是出于寻求戒律的目的，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春，62岁的法显毅然决然舍弃繁华的长安，偕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前往印度求法。
3.2.2
“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
法显为了求法，可谓历尽艰险，备尝苦辛，九死一生。
在西行途中，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关是渡沙河。沙河又名流沙，是敦煌与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之间的一片大戈壁。据《佛国记》，“沙河中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以下所述沿途情况，均引自《佛国记》)法显一行走了l7天，才到达鄯善国。“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事后他回忆当时情景时也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据《大唐西域记》，沙行之苦，在于“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芜，无复途径”，真是寸步难行。
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是第二道大难关。“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他们幸而死里逃生，沿葱岭再往西南行，“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若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日，度梯已，蹑悬过河。”
法显一行终于到达印度中部的祗洹精舍，当地众僧问他们从何而来，法显说“从汉地来”，众僧叹道：“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在印度时，法显遍游了北、西、中、东印度，学习梵语、梵文，研究佛教经典，广寻圣地佛迹，抄得最完备的《摩诃僧祇众律》、《十诵律》等戒律。
为了在归国途中顺道朝拜更多的佛教圣迹，法显决意由南海归国。义熙五年(公元409年)，他从古时恒河入海口多摩梨帝国搭乘了一艘商船西南行，离开印度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狮子国的两年时间内，他获得了律部的《弥沙塞律》藏本和《阿含经》、《杂阿含经》、《杂藏经》等国内没有的极其珍贵的梵本。
法显在狮子国求得所需的经律后，便准备返回祖国。义熙七年(公元411年)，法显搭了载客二百余人的大商船泛海东行归国，途中遇到暴风雨，乘客们将杂物纷纷抛出船去，法显则紧紧护持佛经，一心念诵观音菩萨。在海上漂了90多天，才到达苏门答腊。法显在岛上住了5个月，于次年初夏再度搭载大商船返国，预计50天可以抵达广州。不料在越南占城(今越南顺化)海面上又遇到了台风。船上的一些商人竟认为是由于载了比丘才遭此难，想把法显推下海去。幸亏法显过去的施主挺身而出，厉声说道：你们如果把和尚推下船去，我回到中国，一定在皇帝面前控诉你们。中国皇帝是信佛的，是尊重比丘的，他一定会处罚你们。那些商人被迫打消了加害法显的打算。法显一行又继续航行了2个多月，终于在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到达了大陆海岸。原以为是广州，上岸一问，才知道是山东半岛青州长广郡的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
法显带回了当时所缺的梵本佛经，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创举。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人，有半途折回的，有病死异国的，有久留不回的，只有法显一人孜孜不倦，终于完成夙愿，求得经律。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百折不挠，勇猛精进的舍身求法精神，鼓舞着人们勇往直前。
3.2.3
译经著书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法显到金陵。在道场寺住了约四五年后，又转往荆州辛寺，最后在那里逝世。法显在道场寺期间，约同宝云，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三藏6部，共24卷。特别是他译出的《大般泥洹经》6卷，首倡佛性和“一阐提”(指贪欲很盛、作恶多端、灭绝善性的人)不能成佛说，对当时佛教思潮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法显根据旅行见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这部书只有一卷，但详细记载了西行的沿途经历，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天竺各国和狮子国的风俗和佛教状况，是研究西域以及南亚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的相当重要的历史文献。正是由于这部著作，法显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佛教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