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道生是我国东晋南朝时代的著名佛学家。其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般若学与涅槃学熔为一炉，着重宣扬涅槃佛性论。这是我国佛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标志着中国佛学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是佛教中国化的一座重要里程碑。由于竺道生的杰出成就，当时人们称他为“涅槃圣”。
3.3.1
“关中僧众，咸谓神悟”
竺道生，一般称为生公，俗姓魏，钜鹿人(今属河北省钜鹿县)人，寓居彭城(今江苏徐州)。据说竺道生从小就显得聪颖过人，文章诗词过目成诵。父亲认为儿子不是凡器，十分宠爱，把他送到高僧竺法汰门下，在京都建康瓦官寺出家，并随师父之姓，改姓竺，取名道生。15岁时，竺道生开始登台讲经，深析经义，善于言辩。当时不少宿望学僧，也常常被他说得虑挫词穷。受具足戒后，竺道生在僧俗中已很有声望。
为了增加阅历，吸收各家各派学术思想，竺道生在其老师竺法汰去世后，开始了游学生涯。晋安帝隆安时期(公元397—401年)，竺道生入庐山修行，向慧远问学，见僧伽提婆，后同慧远一起从僧伽提婆学习小乘一切有部教义，这是当时从印度传来的重要佛学理论之一。隆安五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抵长安，译经传法。道生与慧睿、慧严、慧观等慕名北上长安，受鸠摩罗什的般若实相学。
当时，罗什的译经任务非常繁重，而道生才思敏捷，“关中僧众，咸谓神悟”(《高僧传·道生传》)，是协助罗什译经的著名弟子之一。其学问人格，很快就赢得了关中人士的钦佩。当时罗什门下几乎集中了中国思想界最优秀的一批人才，其中最杰出的几个，如僧肇、道生等人，被人们呼为“四圣”，后来，又加上其他几人，称“八俊”、“十贤”。由于道生名声日重，后秦王姚兴还在逍遥园中接见过他，请他和罗什的弟子道融辩论一些疑难问题。道生往复问答，讲说无不中肯，姚兴大为赞赏。
3.3.2
孤明先发“一阐提人皆有佛性”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道生南下，经庐山，把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带给慧远、刘遗民，随即回到建康。所住寺院是在以前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叫青园寺。道生在青园寺讲经传法时，为朝野所重，宋文帝、名士王弘、范泰、颜延之等都曾从之问法。竺道生所大力提倡的，是涅槃学说。
涅槃，旧译泥洹，意译为灭、灭度、寂灭等，或称为般涅槃、般泥洹，意为圆寂。传说释迦牟尼80岁于印度北部拘那迦城郊外的莎罗树下去世，佛教称之为涅槃或般涅槃。小乘佛教认为这是灭除一切苦恼，摆脱生死轮回的最高修行结果。随着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大乘佛教各种学说的出现，对涅槃的解释也越来越多。《般若经》将涅槃等同于法性、法身、实相、佛性等，而稍后出现的《涅槃经》则着重论述涅槃佛性问题，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南朝传入中国的佛涅槃类经典是小乘《涅槃经》，没有涉及法身佛性问题。只有法显译的6卷《大般泥洹经》和昙无谶译的40卷《大般涅槃经》才是宣传大乘涅槃佛性学说的基本经典。
道生的杰出成就在于，在《大般泥洹经》和《大般涅槃经》传入中国之前，他就反对固守经文，束缚于旧说，用他所熟悉的儒学、玄学与他的宗教心理去理解佛教义理，提出新解，建立于自己的涅槃学说。概而言之，道生的涅槃学说主要包括两个内容：
3.3.2.1
佛性论
道生在般若实相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佛性论，把法、法性，佛、佛性，理、实等融通起来，认为它们的名虽不同，实则不异，都是真如的体现，即“万法虽殊，一如是同”。
道生在接触《泥洹经》之前，就对佛性进行探索，写出《佛性当有论》。由于他的见解冲出了旧佛学，虽有人支持，但已引起那些拘守教条、甚至断章取义的僧徒反对。如《高僧传·道生传》所说：“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
法显译出《泥洹经》后，道生立即深入研究，对《泥洹经》确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又强调一阐提(断灭善根的恶人)不具佛性、不能成佛的观点表示怀疑，认为法显所译《大般泥洹经》的经义不够圆满。道生不滞经文，孤明先发，认为既然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那么，一阐提也属众生之列，应该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由于此时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还没有传到建康，他的“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引起了轩然大波，被佛教界斥为异端邪说。道生因此当众受到佛教戒律开除处分，被逐出京师。道生不服，坚持已说，立誓说：“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
此后，道生入吴中的虎丘山。公元430年再次投迹庐山，受到当地僧人热烈欢迎。不久，昙无谶译的40卷本《大般涅槃经》传至京师建康，果然称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霎时间，佛教界都钦佩竺道生的佛学卓识，为之心折，竺道生遂成为佛教学者的崇拜对象。此后，竺道生曾一度回建康。后来又上庐山，为众僧宣讲《大般涅槃经》。宋元嘉十一年(公元434年)十月，在讲经结束之际死于讲座之上。(图22)
后来，佛教学者甚至编造他在苏州虎丘时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曾聚石为徒，讲《涅槃经》，说到阐提有佛性，群石皆为之点头的故事，是为：“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图23)
3.3.2.2
顿悟说
道生的顿悟说是与其佛性论密切相关的。在他的涅槃学说体系中，佛性是解脱的内在依据，顿悟是实现解脱的方式。
大乘佛教认为达到觉悟成佛为最高修行目标。那么，是分阶段由浅入深地达到最后觉悟(渐悟)呢，还是一次达到觉悟(顿悟)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佛经都主张前者，认为菩萨成佛必须经过从欢喜地到法云地的十地。十地也译为十住，是由低到高的修行阶位，其名称在不同的佛经中有不同的译法。
从东晋以来，在道生之前，中国一些佛教学者在探讨十住时，提出了顿悟说。如东晋支道林和道安都认为修行到七住，就可以达到顿悟。也就是说七住之前是渐悟过程，此后进小飞跃、大飞跃，而后悟道成佛。
道生认为，这种悟道方法是不对的，在十住内根本不可能悟道，只有在十住之后的一念“金刚道心”，才可一下子断绝妄念，得到正觉，这才是真正的顿悟。道生的顿悟说是建立在所悟理不可分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理者是佛，乖则凡夫。这个理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道生所说的“理”，实际上就是般若类经典中所说的实相，是真如本体的又一说法。如果以为渐修可以成佛，便是将佛性条块分割了，渐修不是渐悟，而是达到顿悟的必要准备，佛性必须整体悟得。
从道生起，中国佛教徒开始对印度佛教思想自由发挥。这种发挥不同于以往的格义，不是用儒道思想去理解佛教，而是在佛教思想理论体系内的创造和革新，从而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