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

    “不得参与世事，好结贵人”

    佛教从创立之日起，就以超脱世俗、了断生死的个人解脱为最高境界，而政治恰恰是妨碍个人解脱的系缚，因此，早期原始佛教有摆脱政治的倾向。

     佛祖释迦牟尼因悲怜人生，视人生为苦海，富贵为浮云，王位如粪土，毅然放弃王位，入山修清净。其所传弟子，多有王公贵族，但他们都不恋世情，不慕荣华，以出世解脱为高尚目标。为了尽量放弃物欲的累赘，避免世事的烦扰，有利于忘情绝俗，专心修道，佛教徒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不染世间俗务。如佛门弟子都必须剃须除发，身披袈裟，以示割断尘俗，离情绝世。所穿的衣服，不过三衣。甚至拣人们抛弃的旧布和破布，一条一条的拼凑成衣服，故称“粪扫衣”。所吃的食物，只以维持生命为限。所住则是随遇而安，屋檐、树下、旷野均是栖身之地。行则赤足或芒鞋，除此之外，随身所带最多是一个净水瓶供喝水盥洗之用，一个钵盂作吃饭之用。

    在古代印度，豪门权贵甚至国君皈依佛门者为数甚多，但佛教徒涉足官场、干预朝政的事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原始佛教极力避免与官方发生联系，甚至为了避免这方面的瓜葛，在僧徒出家之前，还要询问他们是否是由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才出家的。在佛道与王道的关系上，印度原始佛教认为，“天下多道，此中王法最大，佛道为至上道”(《般泥洹经》)，一定程度上把佛道凌驾于王道之上。至于佛陀与王公大臣的关系，原始佛教规定，出家的僧人高于在家的俗人，各地的国王大臣凡觐见佛陀时都必须除去冠冕，跣足礼拜直至五体投地，起身之后若佛不命坐则不敢坐，即使有座位其高度不得高出佛座或说法者的座位，否则，不能为之说法，违之则犯了“波罗提木叉”的“应当学”小戒。佛陀在世时，凡国王大臣欲以国事咨询时，佛陀只给以道德的、宗教的启示，从不直接干预军国政事，取舍完全由国王自己决定。直到临终之前，还在谆谆教诲弟子：“不得参预世事，好结贵人。”(《佛遗教经》)佛陀这种远离政治、超脱尘世的作风，后来一直为其弟子所继承，成为原始佛教的一大传统。

    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宣传佛祖慈悲救世，普度一切众生，把出世和入世融合起来。所谓“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也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奠基人龙树深受当时宝行王的支持，曾作《宝行王正论》和《劝诫王颂》，专门对宝行王讲述如何治理国家，对待臣民，如何信奉三宝，支持佛法，不亲近、崇奉外道。这种专门对统治者的说教，表达了大乘佛教的政治观点。后来的笈多王朝一度不重视佛教，佛教就作《王法正理论》，要求国王给予保护，常与沙门咨询政事，反映了大乘佛教喻伽行派对王朝的依赖。但是，由于这种思想在整个大乘佛教思想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所以，印度佛教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以远离、超脱为传统。

    4.1.2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时，大小乘经典同时传入中国。印度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它既能适应中国本土的固有文化，又能不断适应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因此，中国佛教对待政治的态度与印度佛教的超脱、清净就有了很大的区别。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皇权高于一切，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政治权力。皇帝不仅对臣僚百官、黎民百姓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就连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多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在古代中国，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想得到长足发展，就必须为王道政治服务，取得统治者乃至皇帝的支持。反之，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受到统治者的反对特别是皇帝的反对，那么它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历史上一切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意识形态，大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既隶属于王道政治，又为王道政治服务。

    印度佛教一传入中国这片土地，就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化，开始主动去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否则就不能得到发展。早在东晋时期，道安就深有体会地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道安传》)这句话可谓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中国佛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许多名僧和宗派都认为，出世法与世间法不应该分离，更不应该对立，而应该统一。只有把世间法修好，才能作为出世的资本。所谓“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原是要济度众生的。特别是大乘佛教，更以慈悲为怀，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中国佛教徒常常以释迦牟尼舍身饲虎、割肉喂鹰为例，以佛陀所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唯入地狱，且常住地狱；不惟常住地狱，而且庄严地狱”，以及地藏王所说的“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等说法为依据，提出一整套出世即入世的理论，为他们混世入俗、参与政治寻找根据。

    纵观中国佛教史，佛教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非常复杂，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佛教为封建统治服务。或为封建王权的合理性提供神学论据；或是一些名僧走出山林，投身社会，乃至涉足官场，干预朝政；或是麻醉人心，通过宣传一切皆空、超脱尘世、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容忍调和和恭顺柔驯等教义，使老百姓安分守己，不起来造反；或是为一些在宫廷失宠或在仕途失意的贵族、官僚提供出路，起到一种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二是以一些抽象的佛教思想如理想、希望、道德、平等、慈爱、普救众生、自我牺牲等，以及一些传说故事，为古代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宗教的外衣，成为其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具，还被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用来作为宣传改革的理论和思想，鼓舞改革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