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
“皇帝菩萨”梁武帝
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是梁朝的开国皇帝，在位长达48年之久。他既是博学多艺的学者，也是虔诚狂热的佛教徒。梁武帝统治期间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他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手段提倡佛教，把佛教几乎抬到国教的高度，既使佛教成为他统治国家的一个重要工具，也使佛教成为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4.2.1.1
梁武帝对佛教的支持和提倡
1.舍道归佛
梁武帝最初信奉天师道，后来改信佛教。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梁武帝在即位的第三年正式宣布舍道归佛。他亲率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制《舍道事佛文》，带头示范，并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仰佛教，几乎把佛教钦定为国教。
2．三次舍身寺院
在梁武帝的迷信佛教活动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就是他曾三次舍身同泰寺。所谓舍身，按照佛教的说法，一是舍资财，即把个人所有的身资服用全部舍给寺院；二是舍自身，即自愿入寺为僧众执役。据《梁书·本纪》，梁武帝第一次舍身是大通元年(公元527年)，时年64岁；第二次是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第三次是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时年84岁。这三次舍身，在佛寺停留的时间，分别是4天、16天、37天，一次比一次长。梁武帝这种故作惊人的表演，其目的是多重的：一是表明自己信佛极其虔诚，并不留恋皇帝的宝座；二是带头兴起信奉佛教的热潮，扩大佛教的声势，抬高佛教的地位；三是通过群臣用数亿万钱赎他这个“皇帝菩萨”回宫，可以充实寺院经济，并借机把国库的支出转嫁到人民头上，变相地榨取人民的血汗；四是还可以检验王子亲信、群臣百官对自己的忠诚程度，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威。
3．严格戒律，制断酒肉
梁武帝非常重视戒律，他曾亲赴无碍殿受佛戒，法名冠达。为严格戒律，还拟自任僧正，后因僧人劝阻而止。在梁武帝之前，佛教僧徒可以吃三种肉，即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肉可以吃。梁武帝根据大乘佛教的经文，作《断酒肉文》的长篇论文，反复地、多方面地阐明断禁肉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以大菩萨的慈悲心肠劝导和严令僧徒遵守，从而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徒吃三净肉的习惯，这对后来佛教徒的生活影响极大。
4．建寺造像、举办斋会、讲经说法
梁武帝大事营造寺院佛像。除亲自敕建同泰、大爱敬、大智度、法王、仙窟和开善等寺院外，他还强买江南世族王骞在钟山的田产八十余顷，施赠给大爱敬寺。这些寺院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雄伟壮观。唐朝诗人杜牧描写南朝佛教中心建康佛寺之盛时曾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实际上，南朝的寺庙远远不止480所，仅梁武帝时建康就有佛寺500多所。而在梁朝统治的江南地区，寺院则有2846所，僧尼人数达82700多人，寺院和僧尼数都为南朝各朝之冠。
梁武帝还消耗大量的物资和人力，大造金、银、铜、石佛像。同泰寺的十方金铜像、十方银像，光宅寺的丈八弥陀铜像，爱敬寺的丈八旃檀像、铜像，立像高十丈、坐像高五丈的剡溪石像等，都是梁武帝下令铸造的。在这些庄严美妙的佛教艺术光彩中，隐藏着梁武帝为了希求功德、造福来生的贪婪与狂热，包含着忍受繁重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辛酸。
在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并不安宁的情况下，梁武帝执迷地做斋做法会，动员数万人参加。更有甚者，他还多次在同泰寺高升法座，为僧俗讲解佛经，以皇帝的特殊身份，宣扬佛教神学思想。
由于梁武帝的狂热倡导，在他统治时期，建寺成风，造像成风，做斋会成风，讲经说法成风，佛教信仰弥漫江南。在频繁的佛事活动中，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挥霍，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苦难。
5．重视译经
梁武帝即位不久，就命来华的扶南(今柬埔寨)沙门曼陀罗、僧伽提婆共同译经，有时还亲临法座，笔受其文。著名的佛经翻译家真谛也从扶南应梁武帝的邀请前来译经，他译出的一些经典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6．撰写佛教著述，宣扬神学理论
梁武帝还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佛学论文。其著作已大部分佚失，现存的主要保留在《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
梁武帝在著述中阐发的佛学思想，具有独创性的主要是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论。所谓三教同源，就是指儒教和道教都同源于佛教。他认为，老子、周公、孔子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他还把佛教比作黑夜里的明星，把儒教、道教比作众星，三者之间既有高低之分，又相互烘托。他认为儒、道之所以比佛低，是因为儒、道只能求世间的善，而佛能使人成为出世间的圣人。儒、道与佛是世间与出世间的区别，是凡圣的区别。这样，就可以佛为主，把三者结合起来，在理论上相互贯通，在实践上相互补充。所谓真神佛性论，就是讲成佛的原因、根据和主体。梁武帝认为人的精神本体是成佛的原因，对成佛有决定意义。他宣扬神是轮回果报的主体，是永恒不灭的。梁武帝宣扬的神不灭论，引起了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批评。梁武帝即位后，就竭力用皇帝的地位、权力，制造批判无种论的强大声势，想把范缜的无神论压下去，以捍卫佛教的理论基础。
4.2.1.2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梁武帝既在政治、经济方面全力支持佛教，又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全面带头，可以说，梁武帝提倡佛教的活动，是一贯的、全面的、不遗余力的。由于这种倡导借助于无上权利，因此，其影响是巨大的。近十万僧尼在香烟缭绕的殿宇中，匍匐在偶像面前，诵经礼忏。佛教依恃梁武帝的支持和倡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显赫程度。
梁武帝曾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事实的确如此，梁武帝之死实际上标志着梁朝的灭亡。而梁武帝极度迷信佛教正是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梁武帝迷信佛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减落国家户口；影响社会生产；加重人民负担；败坏社会风气。社会的苦难最后都转到老百姓头上，他们苦于赋税力役之苛重，不得不到处流亡，转死沟壑。这样就削弱了梁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加速了梁朝的灭亡。导致梁朝崩溃的转折点是“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与梁武帝支持佛教所造成的恶果就有一定的联系。
梁武帝提倡佛教本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是佛教的兴盛却又反过来加速了梁朝的崩溃。
4.2.2
“总持菩萨”隋炀帝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其兄杨勇原已立为太子。杨广被封为晋王坐镇扬州时，为了夺取太子地位，苦心经营，周密计划，竭力利用佛教经典和天台宗创始人智*(左岂右页)来神化自己，讨好尊崇佛教的父母，最终果然取代了太子。
4.2.2.1
江南尽叛和晋王移镇扬州
开垦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受到陈朝两代君主极高礼遇的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左岂右页)及其僧团受巨大打击，52岁的智*(左岂右页)在混乱中溯江西去庐山。
隋朝结束了中国400多年的分裂局面，为了巩固统一局面，文帝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把六朝故都建康夷为平地。为了加强控制，任关陇人士为总管。又对陈境原有的郡县进行省并，地方官一律改派北人，对乡里的基层组织也按北方的编制进行整顿，表现出明显的“关中本位”倾向。
武力征服之余，文帝也试图利用当时中国民众已普遍接受的佛教来消除南北地域在社会心理、文化风俗上的差异。但是，由于他对南方的佛教表现出明显的歧视，加之隋朝的一些地方官员随意凌辱江南人，终于激起了江南人的反抗。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即陈亡不足二年，一场反隋的叛乱在旧陈全境爆发，参加叛乱的有江南各阶层人士。
为平定江南的叛乱，文帝命令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调集大军前去镇压。同时，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代替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坐镇江都。如此调度，使江南叛乱很快就平息下来。
4.2.2.2
晋王杨广对佛教的尊崇及其对天台智*(左岂右页)的拉拢
1.师事天台智*(左岂右页)
杨广移镇扬州之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感化旧陈民众，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促进文化交流，巩固统一局面。为此，他到江南之初，就对原先的关中本位高压政策进行调整，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杨广生在佛教之家，他深知佛教有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作用，也深知佛教的兴盛离不开封建帝王的支持。因此，杨广一到扬州，就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居，把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全部推到叛乱分子头上，表示江南佛教需要他的保护。为收买人心，他极力拉拢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智*(左岂右页)。
杨广在致智*(左岂右页)的《初迎书》中，言辞十分诚恳，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左岂右页)为师，竭力尽敬迎智*(左岂右页)来江都，开始，智*(左岂右页)推诿不赴。杨广再三恳请，执弟子之礼甚恭，智*(左岂右页)终于答应前往江都。不过，智*(左岂右页)提出了四个前提：一是恳请杨广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二是要求保有自己的人格独立；三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是声明自己有来去自由。这四个条件表明智*(左岂右页)对隋朝抱观望态度，力图在政治上与隋朝保持一定的距离。杨广一一答应。于是，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广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左岂右页)。会上，智*(左岂右页)为杨广授菩萨戒，取法名“总持菩萨”。杨广奉智*(左岂右页)为“智者大师”。
2．江都四道场的设立
为了加强对江南宗教思想界的直接控制，杨广在江都建了四道场，即佛教的慧日、法云两道场和道教的玉清、金洞两玄坛。四道场中收罗了很多高僧道士。他们的一切供应都由官府提供，不属州县，从而成为晋王的“家僧”、“家道”。此外，杨广还在江都组织僧人整理佛经，在慧日道场内设立“宝台经藏”，将收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整理，还亲自撰《宝台经藏愿文》。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定新本，共612藏，29173部，903580卷。修治故像111000躯；铸刻新像3850躯。
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教，与灭陈之时文帝对江南佛教的严厉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使江都四道场与文帝在长安设立的大兴善寺、玄都观交相辉映，成为全国性的宗教中心，江南佛教界的活动，全部归于皇朝的严密控制之下。
3．耐心拉拢智*(左岂右页)
杨广力请智*(左岂右页)主持慧日道场，智*(左岂右页)坚辞不受，反而提出要先回庐山东林寺，并于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二月，函请杨广做庐山东林、峰顶两寺的施主，杨广当即复书答应。三月，在江都城外住了几个月后，智*(左岂右页)回到庐山。
智*(左岂右页)入江都仅四个月就远走荆湘，对于怀有政治图谋的杨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无限的遗憾。但杨广也知道强夺人意只能适得其反，为了最终能驯服和利用这位高僧，必须从长计议。于是，杨广颇有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施之以惠，竭尽全力拉拢，希望软化智*(左岂右页)大师，使之感恩就范。
智*(左岂右页)离开江都时曾给杨广写信，希望杨广营造治葺庙宇，杨广立即复信表示同意。七月，杨广又派人往庐山探望智*(左岂右页)，希望他回心转意。但是，智*(左岂右页)却于八月到了南岳衡山。杨广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于十月给智*(左岂右页)写信，再次表示请智*(左岂右页)主持扬州慧日道场。十一月，杨广又致书潭州，迎请智*(左岂右页)。但是，智*(左岂右页)未加理会，并于十二月回到自己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荆州，并于当阳县玉泉山建立精舍，重修十住寺，打算在此长住久居。
智*(左岂右页)我行我素，傲慢地多次拒绝晋王杨广，虽然使杨广大丢面子，但杨广并未被激怒，而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极高的政治素养。况且，智*(左岂右页)远离江都而入荆湘意在摆脱晋王的控制，但终不能摆脱大隋政权的监视，远离晋王也使智*(左岂右页)难以得到晋王的政治庇护。因为当时隋文帝在荆州等地设有总管府，虽归晋王节制，实际上直接听命于朝廷，杨广的号令所达地区仅限于扬越一带。果然，智*(左岂右页)入荆湘弘法遇到了麻烦，遭到当局粗暴干涉。为了寻求政治庇护，智*(左岂右页)写信给杨广请他做玉泉寺的大施主。杨广再次表示同意，并写信给荆州总管，请他对智*(左岂右页)及所修的玉泉寺多加关照。
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二月，晋王杨广入朝，途径陕州，又遣使致书荆州，迎请智*(左岂右页)。五月，智*(左岂右页)派弟子晋见杨广，送上“玉泉伽蓝图”，并献上相传是外国奉献给梁武帝的珍贵的“万春树皮袈裟”给杨广。杨广收到礼物后立即写信表示感谢，并附上一份丰厚的礼物以示回报。八月，杨广还在朝见文帝时奏告了自己为安定江南政局而拉拢利用智*(左岂右页)的意图，文帝十分重视，赐智*(左岂右页)所创办的精舍名曰“玉泉寺”。皇帝御笔亲题金字，对正遭到麻烦的智*(左岂右页)来说，真是巨大的恩惠。于是，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春天，杨广自京师回扬州，又遣使迎智*(左岂右页)，智*(左岂右页)再也不好意思推辞，就遵命东下，止于扬州禅众寺。六月，杨广两次致书智*(左岂右页)，求学禅慧。七月，智*(左岂右页)以所著《净名义疏·初卷》奉送杨广，并请杨广为荆州玉泉、十住两寺施主。杨广当即致书荆州总管，令其检校。又致书智*(左岂右页)，劝留栖霞。九月，杨广迎智*(左岂右页)入金城。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春，智*(左岂右页)回到天台山。杨广企图利用智*(左岂右页)的政治图谋再次受挫。但杨广是不会甘心的，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四月，遣使入山参问智*(左岂右页)。十月，又遣使入山迎请。智*(左岂右页)随即下山，却病死途中。
智*(左岂右页)死后，杨广不改初衷仍然与天台教团保持密切的关系，他遣使往天台山设千僧斋，建功德愿文，表示“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并多次召见天台僧团，资助寺庙营建，并不因智*(左岂右页)已死而放弃利用大师的影响来统一江南佛教界的努力。
智*(左岂右页)去世后，杨广转而极力延揽江南另一高僧吉藏。吉藏是三论宗的宗师。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陈亡时，40岁的吉藏与智*(左岂右页)一样离开了建康。智*(左岂右页)西去，吉藏则东走会稽山禹穴嘉祥寺，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因而被称为嘉祥大师。他也多次谢绝了杨广的致书累请。至开皇末年，终于被杨广召到江都，主持慧日道场，所受礼遇与智*(左岂右页)相上下。后来他又随杨广徒居长安日严寺，声振中原。杨广即帝位后，吉藏即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首领人物。
晋王杨广对江南佛教首领极有耐心的反复拉拢，表现了这位20多岁的青年皇子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杨广的不懈努力和成功不仅使他有统兵北御突厥、南灭陈朝的卓越武功，又取得安定江南的文治政绩，终于在朝臣中声名鹊起，为夺嫡继统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4.2.2.3
晋王杨广尊崇佛教的原因
1.尊崇佛教是杨广阴谋夺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广追求的目标是皇权，他耐心地做江南佛教界的工作是与他夺嫡阴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杨广在江南的佛教事业为他的阴谋夺嫡增加了有利的筹码。
杨广坐镇江都10年，江南是他的政治根基。为夺嫡他很早就组建了阴谋集团，卑词厚礼，交结王公大臣。但夺嫡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父母的好感，那么，如何讨好父母呢?
杨广的父母都崇信佛教。父杨坚有佛名那延罗，是金刚不可摧的意思。母独孤氏小名伽罗，也是一个佛名，是沉香木的意思。他们给儿子杨广也取了佛名，希望儿子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文帝常说“我兴由佛法”，他生于佛寺，初为尼所养，至13岁才还家。登位后称“皇帝大檀越(大施主)”，大兴佛教。但由于关中本位的政治偏见，文帝鄙视亡国之余的南朝佛教界，而专崇北方的高僧。文帝和独孤皇后尊北方高僧昙崇为父，迎入禁宫供养，比杨广尊智*(左岂右页)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为了讨好父母，杨广向昙崇所居寺庙“前后送户七十有余”。当了扬州总管后，“为造露盘并诸庄严，十四年内，方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精耀太虚，京邑称最”。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广请智*(左岂右页)授菩萨戒时，“戒名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亲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杨广虽然远离父母，但他有密探随时向他汇报京都的动向。太子杨勇虽也有佛名，但其行为举止实在不像佛教徒，姬妾成群，生活放荡，逐渐失爱于父母。杨广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终日只与正妻萧氏相守。他的这种矫情饰情，首先赢得了菩萨母亲的好感。江南四道场的开办以及对江南佛教人物卓有成效的延揽，也最终获得了文帝的赞许。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晋王杨广终于被立为皇太子。
杨广被立为太子后，天台僧团智*(左岂右页)弟子上首智越立即派人入京称贺，向太子呈谢天台新寺建成，请太子赐名。智*(左岂右页)的弟子们又编造智*(左岂右页)生前曾指示：“王家造寺，陈齐俱灭，隋方代周，此三中成一是也。”(《佛祖统记·四祖天台智者》)杨广即赐名“国清寺”，应验大师“三国成一”的预言。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杨广即皇帝位，是为炀帝。天台僧团又遣使入京称贺，与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九月，炀帝巡幸扬州，天台僧团再次遣使入行在所。十月，炀帝命人为智*(左岂右页)制碑。天台僧团在隋炀帝的大力扶持下，最先形成独立的佛教宗派。
2．智*(左岂右页)的佛教学说适合隋朝建立大一统皇朝的政治需要
隋代的佛教是从南北朝佛教发展过来的。当时南北佛教学风因南北长期分裂而各偏执一方。北方僧讲究坐禅、修行、造像等宗教实践，南方僧则偏重义理玄谈。单重坐禅不讲义理，难免堕于无知；只讲究义理不重实践止观的修行，亦会失去持久的求道心。天台智*(左岂右页)及其师南岳禅师慧思深鉴时弊，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强调“教观双运”，“定慧双修”，以补求均平。智*(左岂右页)提出了“方便法门”的“三谛圆融”学说，对佛教经典和其他学说都以方便圆融为名，任意加以解释发挥，甚至把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法也纳入佛教，并与儒家的人性论相调和，消融了几百年的南北偏见，树立起独创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天台宗。对智*(左岂右页)独创的佛教学说，杨广深有体会地说：“智者融合甚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乎大海。”(《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统一的皇朝正需要这样的学说。
杨广称帝后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扩建道场，集中南北各地名僧，力图建立反映时代需要的最高神学。江南名僧因此大批涌入中原，在炀帝的支持下压倒北僧。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经统一南北佛教，受到炀帝赞许，三论宗则以“空”为中心统一各派佛学，也符合隋朝的要求。吉藏的影响力虽不及智*(左岂右页)，但二人的学说都符合隋统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一切教派以建立最高神学的主旨。杨广亦不因二人是南朝亡国之余而心存偏见，而是在政治上大力扶持。在“王途既一，佛法重兴”的局面下，三论宗也和天台宗一起成为中国最早形成的佛教宗派。
起于北方关陇地域的隋朝，虽以强大的武力吞并了南方佛国陈朝，但在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宗教思想上，南学却以其精深的思想反客为主，融合北学，成为统一王朝的最高神学，使大一统的局面更加巩固。杨广虽因行暴政导致亡国，但其政教方针却为后来的唐朝所继承，佛教也因其发挥了社会整合功能而这于极盛。
4.2.2.4
对晋王杨广尊崇佛教的评价
隋灭陈，巩固统一的事业复杂而艰巨。隋文帝无视南北社会四百年分裂后呈现的巨大差异，一味推行关中本位的高压政策，导致旧陈全境的全面叛乱，使新的统一王朝的稳定受到危害。
晋王杨广临危受命，在江南尽叛的严重形势下移镇江都，负责安定江南政局。他及时地调整了文帝鄙夷南人的政策，进用江南人士，尊崇六朝文化，特别是延揽江南宗教人物，利用宗教政策收买人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也使江南成为杨广的政治根据地，为日后的夺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智*(左岂右页)到死也没有依附隋朝，但他的门人弟子们在他死后则积极主动地向隋朝靠拢，天台宗在杨广的政治扶持下终于最先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成为统一皇朝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