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

    “黑衣宰相”慧琳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政治和尚，其中名声最著者，首推刘宋的慧琳。

    据《宋书·慧琳传》记载，慧琳俗姓刘，秦郡秦县(今江苏六合北)人，少小出家做沙弥，住在建业冶城寺。他很会写文章，能作俳谐笑语，善谈《老》、《庄》，颇得士林好感。宋武帝刘裕的二儿子刘义真对他特别垂青。刘裕病重时，几个儿子都在暗地里摩拳擦掌，准备夺取皇位。刘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和慧琳“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都督”。可见，慧琳是个身披法衣的政客。

    等到刘裕的三儿子刘义隆夺取皇位之后，慧琳见风使舵，转而投靠宋文帝刘义隆。他曾写了一篇名叫《黑白论》又称《均善论》的文章，其中“颇贬裁佛法”。此文一出，众僧谓其贬损佛理，有辱沙门，群起而声讨之。宋文帝拿来一看，觉得“但知六度(佛教所谓六种超脱方法)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耳。殊途而同归者，不得守其发轮之辙也”，诸如此类的说法颇合自己的统治方针，十分欣赏，就让他参与朝廷机要。

    由于《黑白论》仅存部分章节，所以对慧琳是如何呵佛骂祖的不得而知。但有一件小事可以透露出慧琳是如何行教的：谢灵运的族兄谢弘微因为守兄谢曜之丧，整天哀戚过度，又长年食素，弄得面黄肌瘦，一点人色也没有。丧服除去，还是不肯吃鱼肉。这时，慧琳热心劝道：你既然体弱多病，除丧之后，便应该多吃点鱼肉。如此伤身，难道是在乎佛理吗?不食荤是佛教的“五戒”之一，身为沙门的慧琳却劝人吃鱼肉!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涉世很深的僧人。

    周旋世俗的时间一长，慧琳也学会了狗眼看人低。慧琳本来性格就傲诞，好矜伐自标。在朝廷得势后，更目空一切，连老师道渊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回，道渊去拜访权臣傅亮，恰巧慧琳比他捷足先登。当道渊走进客厅时，慧琳竟然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连个招呼都不打，道渊勃然大怒。傅亮一看不妙，就当了一次和事佬，惩罚慧琳，“杖二十。”

    宋文帝元嘉(公元424—453年)中期，慧琳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朝廷要人。据《南史·夷貊列传》记载：“(琳)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辏，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方筵七八，座上恒满。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权侔宰辅。会稽孔觊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凉而已。觊慨然叹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

    4.3.2

    佛教与农民起义

    4.3.2.1

    “宗教的外衣”

    关于宗教与下层群众政治运动的关系，恩格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恩格斯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宗教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历史原因，指明了宗教在其中的历史作用，而且把二者的关系概括为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宗教的外衣”。

    中国佛教与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正好为恩格斯的这段名言作了最好的注解。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对下层民众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逐渐成为农民起义军的宣传组织工具。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的弥勒菩萨成为起义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旗帜。

    弥勒相传为佛教的菩萨之一。《弥勒菩萨上生经》说他住在兜率宫，《弥勒菩萨下生经》则说他从兜率宫下生此世界，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佛。到南朝齐梁间，佛教的“弥勒下生”说开始演化为一条通俗化、现实化的教义，即释迦牟尼涅槃后，世界陷入苦境，一切罪恶次第显现，至弥勒佛自兜率宫降世，在龙华树下绍继佛位后，世界将变为天堂，人间充满光明，到处是奇景异色，五谷丰登，民众长寿多福，只有享乐，没有痛苦。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多在上层社会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封建王朝服务，因此，“弥勒下生”说一经出现，立即受到下层群众欢迎，他们感到弥勒十分亲近，可以期待，就把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想象与弥勒出世联系在一起。同时，弥勒出世就是佛祖更替、改天换地的时代，其中隐喻了造反的含意，所以弥勒下生继释迦牟尼成佛的说法，适应了下层民众借以取代封建王朝的宣传需要和政治需要。因此，自南北朝以后，佛教寺院的弥勒石像和弥勒壁画越来越多，弥勒信仰逐渐普及，深入民间，弥勒降生成为下层民众救苦救难的福音。佛教净土宗中信奉弥勒佛的教派就叫弥勒教。

    隋唐以后，农民因不堪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多次打着弥勒出世的旗号，起来造反，尤以元末农民起义最为典型。

    4.3.2.2

    元末红巾军起义

    元朝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即使是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仅在江南地区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有400多起，有的起义军甚至达到几十万人。通过长期的严酷军事镇压，直到忽必烈统治末期，才将农民起义暂时平息下去。人民群众不易举行公开的武装起义了，他们就转而采取秘密结社的方式，进行武装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

    元末农民大起义所利用的“宗教的外衣”就是弥勒教和白莲教。白莲教最初叫白莲社，是公元5世纪初出现的，它来源于佛教中的净土宗，供养阿弥陀佛，代表光明，就是所谓明王。12世纪，又加入了佛教另一流派天台宗的格言，不吃葱，不喝酒，不杀生，发展成为白莲教。它们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佛下降”，天下太平。宗教中的明与暗、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斗争，反映了现实世界中阶级或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散布“明王出世”和“弥勒佛下降”，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和光明的幻想，迎合了贫苦人民急切要求改变黑暗现实的心理，激发了贫苦人民为“明王出世”、“弥勒佛下降”而战斗的热情。所以，这种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为下层人民所信奉。宗教首领通过宣传教义，用宗教的语言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因而也就一身而二任，自然而然地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

    红巾军起义的重要组织者韩山童，他的祖父曾是北方白莲教教主，在白莲教中很有地位和影响。到韩山童时，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斗争目标方面都有了重大的进展。韩氏一家早期传教，正是农民起义处于低潮的时候。到韩山童时，则不仅已拥有一批有能力的骨干，而且已有广泛的影响。这样，就为农民起义在江淮一带大爆发准备好了条件。

    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决口，成为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在元朝军队的鞭打和盘剥下，河南、河北15万民夫怨声载道。聚集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的韩山童及其弟子刘福通等人抓住这一时机，派人在黄河故道中埋下了一个独眼石人，造谶语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果然，石人被挖出，韩山童等人乘机鼓动，一下子点燃了成千上万民夫胸中反抗的怒火。在民夫奋起的大好形势下，韩山童乘机召集起义骨干3000人在白鹿庄誓师，准备发动推翻元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虽因消息走漏，韩山童被捕牺牲，但刘福通率众苦战，打败元军，占领颍州，立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改元龙凤，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因这些起义军都头包红布，所以叫红巾军，简称红巾。又因为他们多数信仰白莲教和弥勒教，烧香拜佛，因此又叫香军。红巾军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力和中坚，人数最多，组织最严，贡献最大，因而元末农民大起义又简称红巾起义。

    韩山童、刘福通点燃的反元烈火，立即燃遍全国，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首先是南方的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协助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起义，并推举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建都蕲水，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徐寿辉的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武昌、江陵、沔阳、江州(今江西九江)、饶州(今江西波阳)各地，在今江西、安徽、浙江一带与元军进行了反复的激战。接着，徐州李二、邓州王权、襄阳孟海马和濠州(今安徽凤阳西北)郭子兴也率众起义，均称红巾军。河南江淮地区迅速成为红巾军遍地的世界。

    从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开始，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为止，在短短的15年内，南北两支红巾军发挥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横扫了元朝在大江南北的统治势力，从根本上摧毁了元朝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重建地主阶级政权扫清了道路。

    4.3.2.3

    朱元璋背叛红巾军，建立明朝

    朱元璋，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公元1344年，淮北大旱，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因瘟疫相继死亡，17岁的朱元璋无法为生，入皇觉寺当和尚，过了三四年的游方僧生活，周游淮西一带，备尝艰苦，饱经世故。这既锻炼了他的深沉机警的性格，又使他染上了游民的习气。公元1352年，濠州人郭子兴起兵响应韩林儿，25岁的朱元璋前去投奔。朱元璋起初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由于屡立奇功，逐渐受到郭子兴的信任和重用，成为他的爱将和养女婿。朱元璋从小没有机会读书，缺乏文化知识，但在参加起义后，非常重视学习，经常向刘基等精通兵法的谋士们请教作战方略，勤奋读书，并命令部下收集古今书籍，加以保存，以便随时阅读。由于他读了不少古代兵书，学到很多知识，因此他的军事才能越来越高，渐渐锻炼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家。

    公元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将郭子兴的部下全部收归自己掌管，成为独当一面的领袖。他接受冯国用的建议，趁元朝无暇南顾之机，于1356年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称吴国公。从公元1356到公元1359年间，朱元璋以集庆为据点，先后攻占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等战略要地。在南北红巾军与元军鏖战之际，他审时度势，表面上尊奉小明王韩林儿，暗地里却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先是利用南方红巾军内部矛盾，先后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统一了南方红巾军务部，接着又乘北方红巾军失败之机，设计沉杀小明王。他转而公开咒骂红巾军，骂他们是“妖贼”、“群盗”，把自己参加红巾军说成是“被妖人逼”，从而背叛农民起义，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公元1367年，派兵北伐。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同年8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随后又出兵东北、西北及西南各地，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对佛教的认识十分复杂，既看到了佛教可供利用的一面，也看到了佛教有危害封建统治的一面。因此，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一方面宣传明朝的建立是佛的旨意，在立国之初年年举行法会，求佛保佑，为国祈福，神化王权，麻痹人民。又选高僧侍诸王，以佛教的慈悲、戒杀等教育子孙，以防止内讧和造反，巩固明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担心其他的和尚也会像他一样利用“弥勒下生”为号召起来造反，害怕秘密结社对明朝有政治上的潜在危险，所以他对弥勒信仰的流传进行了严厉的禁止和镇压。明律规定：凡妄称弥勒教、白莲教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他甚至亲自制定僧制，要求僧尼深入危山结庐以静性，僧尼不干预民，使佛教与社会脱节，竭力从政治上防范佛教危害明朝的统治。

    4.3.3

    佛教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运动

    近代以来，一大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呼唤社会改革，他们当中的一批人真诚地从佛学中寻找社会改革的武器，从而使佛教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运动也发生了联系。

    4.3.3.1

    “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庭。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他从传统旧学转向新学，广泛研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力主变法以图强，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身份回湖南筹办新政，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和武备学堂，编辑《湘学新报》和《湘学报》。次年，创办南学会和《湘报》，积极推行维新变法宣传。1898年6月，光绪帝下诏变法，谭嗣同以候补知府权充四品军机章京，参议新政。同年9月，慈禧发动政变，维新变法运动失败，有人劝谭嗣同出走回避，他一概拒绝。最后，他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气概，英勇就义。

    谭嗣同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提倡佛学、崇信佛学的人物，他的佛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其代表作《仁学》一书中。谭嗣同崇信佛学，并不是消极地逃遁空门，取得精神安慰，以求个人成佛，而是想以佛学为思想武器，从中吸取力量，奋发图强，改造社会。正如他自己所说，写《仁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畅演”佛教的“宗风”，“敷陈”变法的“大义”。也就是说，既是为宣传佛学，也是为维新运动提供理论依据。那么，他到底从佛学中为维新变法运动找到了哪些有用的武器呢?

    首先，谭嗣同吸取佛教华严宗“一多相容”和“三世一时”的相对主义思想，提出了“日新”理论，认为“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迅速向前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变化又是有规律的，任何人要想违反这一规律都办不到，所谓“势终处于不及”。将“日新”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也就应该不断地变化、更新，从而为维新变法运动拢到了理论依据。他说：“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若不实行变法，必将亡国灭种。为此，他无情地痛斥嘲讽那些反对维新变法的封建顽固派，断言他们是“极旧极敝一残朽不灵之废物”。

    其次，谭嗣同吸取佛学中的平等观念，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佛教最讲平等，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比之原始佛教时期的印度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现象，特别是要打破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凭借佛教中的平等思想。从佛教的平等观念出发，他提出反对君权、反对封建礼教和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主张，用以推进维新变法运动。虽然他的这种平等思想没有多大的实际效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揭穿“君权神授”的迷信，打击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威，瓦解封建伦理纲常的理论基础，冲决一切封建罗网，却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次，吸取佛学中的“无我”思想，养成“为人不为己”的人生观。中国唯识宗认为，世界的一切，无论是人类的自“我”，还是客观世界的万“法”，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一种内识变现出来的，不是实有的。这本是一种极端的唯心主义，但谭嗣同却从中吸取了“无我”的思想，养成一种“为人不为己”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躯壳的变化，因而不必对死产生畏惧感。一旦把生死置之度外，就应该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正义的事业，一切为了利人、救人。而为了利人、救人，也必须具备佛教所说的“无我”精神。这种“无我”思想体现在他的行动中，就是一生追求变法事业，甘愿为真理而牺牲。

    最后，谭嗣同认为佛教的精华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而这种勇猛、精进、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是实行维新变法运动不可缺少的。因此，只要信仰佛教，就能培养这种大无畏精神。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谭嗣同在变法失败的时候，庄严宣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监狱中，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还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显示了他对反动势力毫不畏惧和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

    总之，谭嗣同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以佛学思想为武器，发挥佛教中的积极因素，向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维新变法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他最后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为维新运动谱写了最悲壮的一幕，客观上成了否定改良、导致革命的桥梁，具有重大的意义。

    4.3.3.2

    “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年)，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因慕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为人，曾更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幼年读四书五经，23岁时入杭州从著名经学大师俞樾学习经学。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激发了章太炎的爱国之心，加入强学会。1897年，他离开杭州，到上海参加维新派的变法宣传活动。变法失败后，避难台湾。在台湾期间，他逐步意识到维新不能解决中囤的问题，思想开始向革命转化。1899年，他离开台湾前往日本，与孙中山会面。1900年，剪辫立志革命，与改良派分道扬镳。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名声大振。他号召大家起来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同年7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与邹容一起入狱。1906年出狱后，被孙中山迎至日本，参加同盟会。在日本任革命派机关报《民报》主编期间，章太炎与改良派展开论战，写下了许多排满革命、驳斥改良的文章，为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08年10月，《民报》被查禁，章太炎在东京聚众讲学，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国学大师。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在思想上逐渐与孙中山发生分歧。五四运动后，思想渐入颓唐。1936年病逝于苏州。

    章太炎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当时，在革命阵营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革命的现象。如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或功名利禄心严重，道德败坏；或害怕斗争，害怕牺牲等。针对这种实际情况，经过比较研究，章太炎认为既不可以用西学，也不可以用儒学，而应该以佛学为宣传革命、推动革命的思想武器。

    1906年出狱后，章太炎赴日本。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公开提出要“用宗教(即佛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每一位革命者都应具备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明确指出：“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就不能有富贵利禄的思想，“如果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他号召人们，要像华严宗一样，为了“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要把富贵利禄视为唯识宗所说的那样，“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他认为对富贵利禄没有丝毫的留恋，才是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道德，“要有这种信仰，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还把佛教思想与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直接联系起来，说：“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为了寻找推翻满清政府的理论根据，他引用了佛教大乘戒律中说的“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以及“杀了一人，能救众人，就是菩萨行”等说法，用以证明主张革命、要求民主是符合佛教教义的。

    同时，他还用佛教思想鼓动和激励人们去进行革命斗争。他根据佛教中“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思想，提出在革命中要具备一种“依自不依他”的主观能动精神。这种精神“可用于艰难危急的时刻”，它的作用是“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惴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也就是说，只有具备这种精神，人们才能去掉奴隶思想，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干革命。

    虽然佛学思想不是革命思想，但章太炎阐发佛学思想的言论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他那“依自不依他”的民族自尊心，“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勇猛无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战斗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鼓舞人们去反抗清朝的黑暗统治，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起到了教育作用。很多爱国青年就是在读了他的文章后，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的。

    章太炎之所以能“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太炎先生二三事》)，这与他笃信佛教应该也有某种关系。纵观章太炎的一生，从1900年“解发辫”到1908年《民报》停刊这段时间，是他革命宣传活动功绩最为显赫的年代，也恰恰是他笃信佛教的年代。佛学的某些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