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流行于民间，以致出现了“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的景象。但是，下层人民不可能像知识分子那样去研究佛教教理，他们只能接受通俗易懂的道理，采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完成宗教实践，这样就形成了许多佛教习俗。同时，佛教对民间原有的一些习俗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图56)

    7.2.1

    烧香拜佛

    烧香拜佛是中国民间最普遍的佛教习俗之一。在印度的原始佛教时期，并不需要建立佛像来顶礼膜拜。只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才主张通过对佛像的礼拜来体认自己的宗教感情。由于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主要是大乘佛教，所以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礼拜诸佛像。

    礼拜佛像时必须焚香敬礼，按照佛经上的说法，香为信心之使。凡夫俗子与佛隔绝，所以要烧香遍请十方菩萨前来接受供养。东晋以后又有一种行香的习俗，即燃香薰手或把香末撒在经行之处。善男信女礼佛时必须行五体投地礼，顶礼膜拜。明代以后，中国佛教徒中又出现了“朝山进香”的习俗，到名山大刹去烧香拜佛。一般教徒都以参拜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这四大名山为一生的最大愿望。

    佛教诸神中，在中国民间影响最广、信徒最多的一位是观音菩萨。观音本称观世音，是佛教大乘菩萨。按《法华经》中所说，人们有了苦恼，一心念观世音的名号，他便会及时观其音声，前往解救，使之得到解脱，故称观世音。因唐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而略称观音。观音本为男性，而汉人以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心肠，附会为一个慈眉善目、心热肠软的美艳女子，并赋予她千手千眼的奇异形象。每当人们遇到冤屈危难而又无告时，总要情不自禁地向观音菩萨求助。(图57)

    民间相传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的生日，六月十九日是观音的成道日，每当这两日，寺院僧尼都要建观音会庄严道场，以香花供养观音菩萨。各地的老百姓也要到寺庙去，参加盛大的祭祀活动。有些地方的妇女，六月十八日夜里就在观音寺前后左右，低眉合十，露坐通宵，谓之“伴观音”。浙江一些地方的妇女于头晚二更入寺，跪在观音像前，以火炙臂数处，名“烧难香”，认为可以救苦救难。观音在中国民间又是送子娘娘，杭州一些久婚不孕的妇女就在婆婆的伴随下，到天竺、灵隐诸寺向观音烧香求子。武汉的不育妇女则到归元寺大士阁烧香，在观音像前“偷”取一把筷子或一只绣花鞋，揣在怀中回家，取“快生贵子”或“怀孩子”之意。

    据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二记载，清代，苏州人每到观音生日这天，都聚集在殿前，或炷香祭拜，或施舍佛前的长明灯油，以求保佑身体健康和全家平安。也有的供奉佛幡，据说这样就可以求子得子。如果去年祈子，果然灵验的话，今年一则来庙还愿，二则把婴儿寄皈观音座下这样小孩就能平安长大了。

    近人周秋如在《忆扬州》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清末民初时扬州观音会的盛况。扬州城外西北有观音山，山上有观音寺，寺内正殿供奉着一丈余高的金身观音像，两旁为钟鼓和十八罗汉。每年从六月初一起，香客便由镇江、仪征、天长、桐城、兴化、东台、高邮、宝应诸县大批拥到，直到六月十九日为止，称作“香汛时期”。在这十九天当中，沿途所有的饭馆、客栈和各式摊贩都喧嚣扰攘，热闹非凡。香客当中，有的是曾向观音菩萨许愿而今来还愿的，他们穿着自制的红色或蓝色的囚衣，戴着木制的手烤，两腿绑着草纸，手拿小红凳，背着朝山进香的黄布香袋，一步一叩地朝山膜拜前进。有的是来朝山求子的，有的是来求财求福的，有的是来求长命富贵的，有的是来求五谷丰登或生意兴隆的……各种各样的人纷纷拥到。

    烧香拜佛往往与旅游、购物相结合，久而久之，在一些地方就形成特有的“香市”。其中，杭州的西湖香市就是南方最有名的香市之一。

    西湖香市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天竺、灵隐、昭庆、净慈等寺院，就有专供进香者住宿的香会。南宋建都以后，皇帝要在新春佳节期间率文武百官亲临各主要寺院，烧香敬佛。上行下效，四方农民特别是蚕农为祈丰收，便趁春闲之时，结队朝山进香。香客们肩背朝山进香的黄布袋，翻山越岭去进香，以表虔诚之心，同时踏青赏春。

    据清人范祖述《杭俗遗风》记载，西湖香市分天竺香市、下乡香市、三山香市三种。天竺香市最早，在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生日前后。接着是下乡香市，多为苏州、常州、无锡、杭州、嘉兴、湖州香客，以蚕农为主。三山香市即会香客于天竺山、小和山、法华山三处，香客多由苏州、杭州香会组织。(图58)

    届时，寺院附近店面装饰一新，摊铺猛增，不论珠链簪耳、碗尺刀剪、糕点果品、香烛木鱼、乃至泥人玩具、手镯拐杖，应有尽有。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西湖香市的繁荣景象时曾说：“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在西湖孤山之南)，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莲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引者按，这是临时搭的露天棚)，厂外又栅，栅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引者按，即袁宏道)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口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香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熏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吹笙之聒耳；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直到今天，在晋陀山等处观音菩萨道场仍可时常看见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们身背黄香袋，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一叩地来到香烟缭绕的佛菩萨像前顶礼膜拜。

    7.2.2

    放生

    放生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并不是佛教首倡的，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现象，《列子·说符》中说：“正旦放生，示有恩也。”但是，佛教对放生的推广和普及起着很大的作用。

    佛教讲“大悲为首”，“五戒”中的头一戒就是“不杀生”，提倡放生，认为放生可以得长命的果报。《梵网经》中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又说“故常行放生，生生受常住之法。”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普及，放生逐渐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

    南方放生习俗流行很早，萧梁时荆州已有放生亭。隋代，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左岂右页)大师更是倡导放生，对江浙一带的民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天台山麓临海的老百姓，舍扈梁63处为放生池。唐代，肃宗又下诏在全国各地设放生池8l所，由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说：“环地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依仁，飞潜爱护。”宋真宗天禧年间，下诏重修天下放生池，并以杭州西湖为皇家放生池。与此相适应，天台宗的知名学者知礼倡导在佛诞日那天举行放生法会，并撰放生文，作为放生仪规。从此以后，佛诞日放生便成了一种民间习俗，流传各地。据载，南宋杭州西湖每年四月八日举行放生会时，善男信女们就特地坐在船上，带着买来的鱼、龟、螺、蚌投放水中，终日不绝。有《西湖放生记》为证：

    “……乃结放生之会，开方便之门，啸侣命俦，自朝及夕，坐狮坐象，道参佛子之心；或龟或蛇，利获乞儿之手。鱼皆脱网，纵大壑以藏身；鸟尽开笼，任长天而鼓翼。半担青螺簇簇，顿隐旋纹；一盆红鲫鳞鳞，回看倏逝。何来螃蟹动文君关切之心，亦有蛤蟆致惠帝官私之间。了种种慈悲之愿，体恤物情；结人人欢喜之缘，宣扬佛号。盖一日之内，一湖之中，万人之所施，众生之所活，统而计之，不啻恒河沙数……”

    为了鼓励放生戒杀，佛教还编造了一些放生免灾的故事。据说五代十国时期，钱塘有一个名叫寿禅师的大德高僧。出家之前，寿禅师任北郭税务专知官。平时，他只要看到摊头上有活鱼活虾，就用钱统统买下来放生。由于不胜负荷，终于倾家荡产。为了放生，便盗用公款，不久事发，官府判他死刑。吴越王钱俶听说这件事后，在临刑之前特意派人前去观察，叮嘱说：如果这位先生和普通人一样悲惧，就执行死刑，否则就放了他。此人临刑之时，表情平静得如同往常一样，于是获释。他认为是菩萨因他平时喜欢放生，才度了他，发了个狠心，正式出家做了和尚。

     宋代，很多文人受佛教影响，都有放生之举。如苏东坡平时最喜欢吃蟹吃蛤，总免不了杀生。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关进监狱，差点死掉。幸而获释之后，便学习佛教的放生。别人送给他的鱼虾，除死者不能复活外，其余统统放入江河。再如王安石，也有放生之举。据明人周清源的《西湖二集》记载，王安石生性乖僻自用，主意一定下来，就是用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回来。变法失败，被免了丞相之职，归老钟山，因念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人民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非常过意不去，于是多买鱼虾放生。

    直到近代，民间仍有放生会组织，禁止杀生，收购鱼虾飞鸟等动物来放生，以积功德。由于放生的四月初，正是风和日丽的春末夏初．所以民间的放生渐渐地带上了较多的游乐意味。如苏州西园寺的放生池，是东南地区庙宇中颇享盛名的一处。每当日丽风和，景色清明之时，游人在九曲桥上投掷饼饵，一边欣赏倏忽往来的大小鱼群争食水面，一边又可以享受明媚的春光，体验生命的幸福和快乐。

    7.2.3

    火葬

    火葬，又称火化，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丧葬习俗。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火葬。但在唐代以前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它仅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流行。唐代以后，火葬才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并在宋元时期达到了极盛。这种现象显然和唐代以后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密切相关。

    按照规定，出家僧人死后都要火葬。于是，南朝梁僧人慧皎所撰的《高僧传》中，便有了僧侣焚身的记载。一般僧人在火化后，将骨灰用瓦罐装好埋葬在寺院里面或周围，一些高僧大德死后还要筑龛或建塔埋葬骨灰。后来，实行火葬的已不限于和尚，而且扩大到民间，甚至皇室成员也有实行火葬的。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记载：儿皇帝石敬瑭建立的后晋王朝灭亡后，他的老婆李氏和儿子出帝都当了契丹的俘虏，被迁到建州软禁。李氏病死后，出帝“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北宋，都城汴京和河东是火葬最盛行的地区。湖北也盛行火葬。四川、浙江、福建、广东、江苏等地，虽然已经出现火葬现象，可是尚未流行，一般仅在佛教徒中进行。

    南宋时期，火葬迅速在南方推广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了。两浙路是南宋火葬最盛行的地区。据《宋史·士庶人丧礼》记载：“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其实，不仅贫下之家率以火化为便，就是富裕人家也是如此。《清波杂志》卷十二说：“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浙西平江“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肉未寒而以付之烈焰，杈棒碎析，以燔以炙，余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四川自孝宗淳熙以后，火葬大盛。据统计，在已发掘的宋代火葬墓中，南宋火葬墓大约占了80％以上。当时的成都及其附近地区是四川火葬最流行的地区。此外，广东、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在南宋时期也风行火葬。

    元代，实行火葬的人更多。13世纪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了当时我国北到宁夏、西到四川、东达山东、南到浙江的广大地区内，实行火葬的情况。

     从火葬流行地区的地理分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即凡是佛教昌盛的地区，大多也是火葬流行的地区。如两浙地区早在五代吴越时期就有“东南佛国”的美称。至宋代，民间崇佛现象更是普遍。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越州知州高绅上言：“瓯越之民，僧俗相半，溺于信奉，忘序尊卑。”佛教的盛行，势必将其“荼毗火葬法”也传入民间。有的寺院不但火葬自己的教徒，而且还替一般人办理火葬，甚至有的还以此谋利。因此，宋代永亨《搜采异闻录》卷三中说：“自释氏火葬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

    由于朝廷的禁止，火葬在明清时期逐渐衰落。但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土地比较紧张的地区，火葬却从未绝迹。《明史·礼志》中记有：“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葬，而投其骨于水。”清代严禁火葬，但高邮、苏州、松江、太仓一带也还盛行火葬。当然，并非一切火葬都在禁止之列。佛教僧人火葬是不禁止的，其他不禁的火葬例证也可以找得到。在《红楼梦》中，有一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丫头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含恨死去，王夫人闻信立即传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子痨死的，断不可留!于是，晴雯被立刻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上去了。从小说记载中不难看出：下层未婚女子痨死，本应火化。而化人厂的存在，则可推知合法火葬并不限于痨死的未婚下层女子。可见，合法的与非法的火葬在明清两代仍然存在。

    7.2.4

    饮茶

    我国是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都起源于我国。大约自西汉起，中国民间就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但是，在饮茶习俗的普及和推广过程中，佛教功不可没。

    7.2.4.1

    茶叶与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由于教义和僧徒生活的需要，茶叶与佛教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根据佛教的规制，在饮食上，僧人要遵守不饮酒、非时食(过午不食)和戒荤食等戒律。另外，坐禅是佛教僧徒宗教修持生活的重要环节。而坐禅讲究专注一境，静坐思维，还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而坐禅时间长达九十天。长时间的坐禅必然会使人产生疲倦和睡眠的欲望，为此，非常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坐禅产生的疲劳和作为午后不食之补充的饮料。这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等功效的茶叶便成为僧徒的首选了。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僧人最初是仿效民间把茶叶掺和香料、果料一同饮用的方法，将茶叶和桔、桂、姜等香料一同煮成饮料，叫做“茶苏”。

    唐宋以后，禅宗发展迅速。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十分重视饮茶。由于禅宗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一些僧人嗜好喝茶，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地步。宋代禅僧饮茶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7.2.4.2

    寺院饮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皈戒集会等地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僧众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专派施茶憎数名，施惠茶水。

    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中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引者按，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引者按，下等茶)，供奉以紫茸香(引者按，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有的寺院还要“看人下菜碟”，根据不同对象用暗语命人沏泡不同的茶叶。如在浙江北雁荡山的斗室洞、观音洞，当大官僚或大施主到院时，方丈高喊“好茶”，端上来的是一杯绝好的上等茶；普通官员或施主进院时，喊叫“茶、茶”，端上来的是一杯中等茶；一般香客进院时，低喊“茶”一个字，端上的是一杯三等茶，但即使是三等茶，仍要比普通的雁荡山茶清心爽口。据传清代大书法家、大画家郑板桥有一次去某寺院，方丈见他衣着朴素，以为是一般俗客，就冷冷地说了声“坐”，又对小和尚喊了声“茶”。一经交谈，感到此人谈吐非凡，就引进厢房，一面说“请坐”，一面吩咐小和尚“敬茶”。再经深谈，知道来客乃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就急忙请到雅洁清静的方丈室，连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最后，方丈再三恳请题词留念，郑板桥略思忖了一下，含笑挥笔直书，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好茶”。方丈一看，羞愧满面。

    寺院茶按佛教规制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叫“奠茶”；按受戒年龄的先后饮茶，叫“戒腊茶”；请所有僧俗喝茶，叫“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叫“化茶”。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诗僧皎然，善烹茶，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淌郁隽永的香气和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

    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被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认为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就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神”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几乎也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今湖北天门县)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收养。积公大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游遍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结识善于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于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如我国的名山寺院中，早就有煎茶敬客的习惯。到宋代，举办茶宴，已成为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动。建于唐代的浙江余杭径山寺，宋开禧年间(公元1205—1207年)，宁宗御笔赐额“兴圣万寿禅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殿宇楼阁，瑰丽庄严，自宋至元，成为江南禅林之冠。极盛时，僧侣达千人。不但国内四方僧侣云集，日本禅僧也慕名而至。径山寺所在地是著名的茶区，泉清茗香，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还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茶芽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我们现在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宋元明清各代，到径山寺游览、进香的人们，不仅饱览了径山的美景，还品尝了清香的径山茶。明人王洪等人作《夜坐径山松源楼联句》云：“高灯喜雨坐僧楼，共话茶杯意更幽。万丈龙潭飞瀑倒，五峰鹤树湿云收。碑含御制侵苔碧，径启昙花拂曙秋。还拟凌霄好风月，海门东望大江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的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喜爱。

    7.2.4.3

    寺院与茶叶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又有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寺都种植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江苏吴兴)的山桑、儒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二寺；常州的圈岭善权寺，钱塘的天竺、灵隐二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枕山岗，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有条件种茶树的地方，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峡谷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清·郭柏苍《闽产录异》)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将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安徽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西湖“龙井茶”，雁荡“毛峰茶”，庐山“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贡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茶树喜温湿，耐阴。为了创造茶树良好的生长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

    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

    诗中提到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工艺处理，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寺院中就已经产生了。

    7.2.4.4

    佛教与茶叶传播

    公元4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12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的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朝鲜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然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一直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习俗。总之，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