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教逻辑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联系的考察，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逻辑学研究提供如下启迪。

    首先，逻辑学的研究要给予逻辑一历史的考察，正如俄国逻辑学家杜米特留所说的那样，逻辑就是它的历史，而逻辑史就是逻辑本身。金岳霖也曾多次强调研究中国逻辑史的重要意义。我们的逻辑史研究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只把逻辑发展的结果看作是逻辑，而忽视甚至抛弃对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这样也许会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研究逻辑史有什么用”这样惊世骇俗的话语了。

    佛教逻辑曾经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是我们文化宝藏中灼灼其华的一笔。它丰富了传统文化并且弥补了其理性思辨之不足，不论是文化建设的需要，还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需要，都不能舍去对佛教逻辑的研究和历史考察，要避免“研究印度佛教在中国，研究中国佛教在日本”的尴尬局面。

    其次，佛教逻辑的研究要号准中国文化之脉。中国虽然是佛教逻辑的第二故乡，但是佛教逻辑毕竟是来自异同他乡，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它始终是游离于中国文化的边缘。如何让佛教逻辑在中国文化的殿堂中成为主人，真正地升堂入室，那就必须使佛教逻辑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就必须使佛教逻辑能够对中国文化起到互补作用，尤其是要使具有逻辑性质的佛教逻辑不要因为其特质而成为象牙塔中仅供瞻仰的“学术”、“文物”，要借助佛教研究的如火如荼的东风带动佛教逻辑的进一步复苏和发扬光大。可以说，没有佛教逻辑研究的佛教研究是难以更上层楼的，佛教逻辑的研究也要借佛教的航空母舰实现出海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