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逻辑的复兴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佛教逻辑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太多了。个中缘由，我们已有一定的阐释，正如有的学者呼吁要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一样，而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特质决定了逻辑在中国古代始终未能独立出来，当然也就更难获得充分完善的发展。二是基于对这样的文化特征的深刻理性的分析，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文化中为什么没有衍生出形式逻辑?非不能也，乃不为也。”①作为逻辑的一种型态，在中华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其命运自然可知矣。

    要珍视佛教逻辑这样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实现佛教逻辑在当代中华文化之中的复兴，就必须在如下方面有所突破。

    首先，正确认识佛教逻辑的功效性，使得佛教逻辑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工具和方法。

    佛教逻辑的催产母机是论辩，佛教逻辑发展的助推器还是论辩，而论辩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工作、学习等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论证的能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充分发挥个人在人类事务中的言语沟通、有效交际、追求高深教育、从事竞争性较强的商业和职业活动所必须的知识技能。我们必须把论辩看作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方法，把它看成是发现真理、捍卫真理的有效工具。亚里士多德认为，论辩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性：(1)辩术可以阻止欺骗和邪恶行为的得逞；(2)论辩是一种教育公众的方法；(3)论辩是使我们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的最有效途径；(4)论辩是一种防御的手段。我们必须对佛教逻辑中所包含的论辩理论、论辩思想进行深入的挖掘、使之更好地为我们今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服务。

    佛教逻辑对论辩有一整套技术性的要求，尊重这些方法和原则，就能“辩当取胜”，否则就会在论辩中处于劣势，成为耻笑的对象。从这种强调辩胜的逻辑过程中，我们应当能汲取其有效、合理的营养：尊重论证。而尊重论证又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必须的，尊重论证可以避免武断决策，可以避免理性缺失，可以避免人云亦云等决策中的陋习，更可以避免在具体工作实际中的浪费和重复建设等现象的发生。这也就要求我们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论辩氛围，良好的尊重论证的话语环境，使得佛教逻辑的特质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次，佛教逻辑的复兴还必须依赖于中华传统文化，依赖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发扬光大。

    从佛教逻辑发生发展的历史看，佛教逻辑原本并不出自佛教，而是出自佛教以外的外道，所谓“自古九十五种外道，大、小诸乘，各制因明，俱申立破”。后来的佛教信徒把它拿过来加以改造，就成为了证明佛教教义的工具，佛教教义的合理性也依赖于佛教逻辑才能得到有效的证明，佛教教义和佛教逻辑二者相得益影，相互促进发展成就了世界上一大宗教，也成就子世界三大逻辑之一的佛教逻辑。但是，随着佛教逻辑的发展，其逻辑性的一面愈来愈得到加强，从佛教逻辑的五支论式发展到三支论式，再从三支论式发展到两支论式，其逻辑性、演绎性愈来愈得到加强，而它与佛教教义的证明也就渐行渐远，失去了其为佛教教义服务的功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论证工具，也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佛教这种宗教思想的庇护。

    所以，我们在对佛教逻辑进行研究的同时，不仅仅要看到佛教逻辑的真实面目，还必须总结佛教逻辑历史上的兴衰历程，不同地域的多种景象的缘由所在。今天，佛教文化在中国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佛教逻辑却只在藏地生根发芽，我们必须总结其中经验教训。也只有总结了这种经验教训，才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佛教逻辑复兴之路在何方。

    ①  陈慕泽：《中华传统文化缘何未成为全球化大厦担纲之梁》，《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5期，第3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