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这既有经济与政治的背景，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关于这一时期印度的社会性质，学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①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变化剧烈，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由于铁器开始普及，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劳动向深层分工，特别是恒河中下游地区，因天时地利之便，农业的发展特别显著。人们区划土地，建造人工灌溉设施，种植水稻、棉花、豆类等作物，品种相当繁多。此时手工业也很发达，出现了许多分工细致的专业，如冶金、纺织、制陶、制革及木材、象牙、宝石加工等，工匠中有建筑师、石匠、制箭者、画师、驯马师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业往来，不仅内地的商品交换比较频繁，对外贸易也十分活跃。陆路、水路商队东到缅甸，西和西北抵阿拉伯、波斯，南到斯里兰卡，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织物、香料、药草和金银加工品等，输入的有金银、宝石、珊瑚、金刚石等。当时的货币有金、银、铜三种，除国王外，富商及行会均可铸造。
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繁荣。在吠陀时代，印度只有村落；吠陀末期出现规模略大的聚落，后来才逐步形成周围建有围墙的城市。在佛陀时代，据说著名的大城市有八座，即王舍、吠舍离、舍卫、波罗奈斯、阿踰陀、瞻波、憍赏弥、呾叉始罗。国家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统治，兼控周围的聚落、村落等农牧业地区。王权由此而日益巩固和扩大，国王被认为是“人中最上者”，具有很大权势，地位空前提高，有些智者也为之倾倒，说什么“智者下劣，有权者优越”。当时北印度各国大多已演变为世袭的君主制，少数保留有传统的贵族共和制，释迦牟尼所在的迦毗罗卫国就是其中之一。城市也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富商大贾正在成为社会新贵，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各种行会纷纷涌现，佛经中就有十八种行会之说。行会的首领和富有者被称为“长者”，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上也有很强的影响力。从恒河中下游的总体局势看，国王与上层工商业者，即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是社会上最活跃的等级，并占据统治地位。
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各国王权的上升，促使争霸战争不断发生。仅恒河、朱木拿河流域即分布有十六个国家：鸯伽、摩揭陀、迦尸、拘萨罗、跋耆、末罗、支提、跋沙、拘娄、般阇罗、阿湿婆、阿般提、婆蹉、苏罗婆、犍陀罗、剑洴沙，史称“十六国”。最初是迦尸和拘萨罗兴起；接着是摩揭陀、拘萨罗、跋耆、阿般提四国对峙；然后摩揭陀与拘萨罗争夺；最后是摩揭陀凭借自己占有矿山、肥沃土地等经济优势，及强大的军队，击败拘萨罗，确立了霸权地位。
佛陀开始活动的年代，正值摩揭陀与拘萨罗、跋耆等国逐鹿炽盛时期。拘萨罗位于恒河中游，建都舍卫城。传说该国的波斯匿王(又称胜军王或胜光王)与佛陀处于同一时代。跋耆国位于恒河下游北部，是曲八九个部落联合组成的贵族共和国，统治中心在吠舍离城。摩揭陀国的首都是王舍城，从频毗沙罗王(约前544—前493)统治开始，国势日强，曾武力吞并东方邻国鸯伽。其子阿阇世王(约前493—前462)弑父登位，更积极拓展疆域，先后向拘萨罗、跋耆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战争。阿阇世王以后的四个国王(约前462—前430)，迁都华氏城。这里水陆交通便利，对摩揭陀国以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约公元前430年，大臣希苏那伽利用人民起义登上王位，并征服了阿般提国。公元前364年左右，在摩揭陀地区出现了难陀王朝。至此，恒河流域从诸国分立的局面走向了统一。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佛教的直接发源地。
长期的兼并战争，使刹帝利王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的痛苦。很多国王十分残暴，为所欲为。在早期佛教经典中，把“国王之难”与“盗贼之难”相提并论。不少人为躲避战乱和残暴统治而逃亡到山林及边远地区，或者出家。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讲，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相应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西北部，逐渐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混合同化；以吠陀为代表的雅利安文化，也与西北印度的土著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为标志，主张用“四种姓”制度规范社会各个等级的社会职责，其中执掌宗教和文化权力的为“婆罗门”(意译“清净”)，执掌军政大权的为“刹帝利”(意译“武士”)，从事生产活动的是“吠舍”(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为这三个等级服务的奴隶是“首陀罗”。“四种姓”是神造的，不可变更；婆罗门是“人中之神”，居世界之首。婆罗门教力图用这种说法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但婆罗门教传入恒河中下游佛教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则是相当晚的事，约在公元前8世纪。它的到来，给原有的社会结构以极大的冲击。这里的居民有的接受了婆罗门教文化及其社会模式，有的则取激烈反对的态度。反对者形成强大的社会潮流，反馈到婆罗门教的源发地印度西北部，引起了连锁反应。但婆罗门教仍继续向南流传，为一些权势者所接受，持久不衰。
大约与此同时，婆罗门教内部发生分化。不少人对祭祀万能产生怀疑和不满，有人公开否认梵天(婆罗门教信仰的创世主)的存在。于是一种新的思想——《奥义书》思潮在婆罗门教内开始孕育成熟。《奥义书》主张世界万物是超言绝象的精神本原“梵”的产物，以实现“梵我如一”为最高的人生目标。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思辨哲学正在挣脱“祭祀万能”的宗教外壳呈现出来，为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提供新的思路和材料。
总之，由于恒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兼并战争造成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敏锐的反应，加上婆罗门教文化同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交汇激荡，以及《奥义书》哲学的兴起，终于在公元前6世纪形成了以婆罗门教为一方，以诸沙门团体为另一方的两大思潮。沙门，意译“息恶”、“修道”等；由沙门组成的团体成分复杂，观点繁多，耆那教称共有“三百六十三见”，佛教则称有“九十六种外道”或“六十二见”。依《沙门果经》等佛典归纳，除佛教之外，当时有六大流派，称之为“六师外道”，或曰“六师”。
(1)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a)。“顺世论”的先驱。顺世论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他们从感觉经验出发，主张唯有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即“四大”)才是独立常存的、世界统一的物质基础，也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最终原因，从而否定梵天创世等天神创世说。他们还主张肉体与精神的统一，就像各种有关的原料合在一起发酵造酒一样，人的意识也是由四大和合而生；人死之后，四大分散，意识消亡，不存在永恒的灵魂；世界万物都是自然产生，自然消亡，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如棘刺针无人作、孔雀等种种画色皆无人作，自然而有，不从因生”。他们反对婆罗们教的三大纲领，说《吠陀》的作者是小丑、无赖，是妖魔的言论；讥笑祭祀行为，说如果“苏摩祭”(婆罗门教的一种大型祭祀)中的杀牲都能上天堂，那祭祀者为什么不杀死自己的父亲呢?同时反对婆罗门至上，认为所有的人血管流出的血都是红的，人生来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否认有来世，否认有业报轮回、天堂地狱。他们认为唯一可信赖的是自己的认识，是感觉经验，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能寻求与实现自己的幸福；主张乐观积极地入世，反对苦行、禁欲和一切虚伪的道德。
(2)尼乾陀·若提子(Nigantha，Nātaputta，意译“离系亲子”)。“耆那教”创始人，本名筏驮摩那，耆那教尊之为“大雄”。传说他出身于吠舍离王族家庭，长大后结婚生子，28岁双亲俱亡，30岁出家做沙门，专修苦行。12年后在一棵婆罗树下悟道，此后30年内，他的足迹遍及摩揭陀、鸯伽、弥湿罗等地，到处传教，创建耆那教团，72岁死于白瓦。耆那教(意译“胜利者的宗教”)提倡“七句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有两个：“命”与“非命”。命的本质是一种绝对精神，一团意识，有“受业束缚的命”和“不受业束缚的命”两种形态。后者是命的本原状态，它无限清净与圆满，处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妙乐之中。“受业束缚的命”，即是在三界中轮回不已的个体灵魂，普遍存在于人、动物、植物乃至地、水、火、风等一切自然物中。所谓“业”，则是一种细微不可见的物质，命只要从被束缚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回归其清净、圆满的本原状态，这就是解脱。非命是世界的物质性本原，它除了物质本身(由原子构成)外，还包括物质存在的条件，如“法”(运动的条件)、“非法”(静止的条件)、时间、空间等。当命由于贪欲等原因，作出不符合耆那教道德规范的思想言行时，业就会包缠到潜藏于人体内的命中，犹如雨水通过漏房流到人的身上，所以称为“漏”。业一旦包缠在命上，就会依据业报轮回法则，使命在三界中轮回流转，这种作用称为“缚”。为了超脱轮回，首要的是防止业漏到命上，这就需要把命保护起来，与业隔绝，称之为“遮”。遮的方法就是严守耆那教戒律，按耆那教要求的生活规范行事。其中特别禁止杀生。杀生所造罪孽最大，所得罪报也最大。但要获得真正解脱，必须设法消灭已经束缚命的业，这叫作“灭”。灭的方法是修苦行、做禅定等，苦行愈烈，解脱越速。佛教也称其为“裸形外道”等。
(3)删阇夜·毗罗伲子(Sanjaya Velatiputta)。据说是毗罗伲部族的思想家。他认为诸如“有无他世”、“有无化生之有情”、“有无善恶业之异熟果”、“有无沙门果报”等一系列当时争论中的重大问题，既可答“此事实，此事异”，亦可答“此事非异非不异”，故被喻为不可捉摸的泥鳅。对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说，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取存疑态度，但反对梵我转化世界的主张。佛教称他为“不死矫乱论”，耆那教称他为“怀疑论”。
(4)迦罗鸠驮·迦旃延(Krakuda Kātyāna)。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地、水、火、风、苦、乐、灵魂等七种元素，佛教称之为“七士身”或“七争身”。它们是永恒自存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创造；它们互不接触，互不作用，互不干扰。世界万物只是这七元素机械堆砌的产物，比如用刀剑杀人，其实刀剑只是穿过七元素的间隙，并不能伤害人的生命。同理，任何行为都只是通过元素间隙的运动，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与影响，自然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果报。因此，人也完全处于被动无力的状态，所谓“无力，无精进入，无力无方便。无因无缘，众生染著；无因无缘，众生清净。一切众生有命之类，皆悉无力，不得自在；无有冤仇，定在数中”。
(5)末伽梨·俱舍梨子(Maskārī Gosāliputra)。相传他是个奴隶的儿子，出生在牛舍中。一说他所领导的沙门团体原是耆那教的一个分支，后因坏戒被摈出。该派主张世界万有由12种基本元素构成，即灵魂、地、水、火、风、空、得、失、苦、乐、生、死。这些元素的组合完全是机械的、偶然的：但一旦组合成功，即按照自己的必然规律运行。据此，该派认为一切都是命定的，个人意志无能为力，无所谓自作他作，无所谓努力解脱，无所谓祭祀及轮回，也无所谓行善与作恶，只要经过八百四十万大劫，无论智愚善恶，所有的人统统得到解脱。就好比站在高山上抛线球，待到线尽，球自然停止。该派相信冥冥中已定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因而特别热心于对命运及未来的占卜。按《沙门果经》等介绍，该派还有强烈的虚无主义倾向：“无施无与，无祭祀法，亦无善恶、善恶报；无有今世，亦无后世；无父无母，无天无化无众生，世无沙门婆罗门平等行者……诸言有者，皆是虚妄。”
(6)富楼那·迦叶(Pūrana Kāsyapa)。他主张善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过因社会习惯而得名。对一切宗教及社会道德都表示怀疑和否定，认为无论杀人或被人杀，吃苦或让人吃苦，都不会产生什么报应，布施、祭祀统统无效，不会有福报，作恶也没有罪过，无业报轮回，寿终人死，一切归于无。因而他劝王者说：“若自作若教人作，研伐残害，煮灸切割，恼乱众生”，以至“杀生、偷盗、淫逸、妄语”，及劫夺、焚烧、断道为恶，“行如此事，非为恶也”；反之，“为大众施，施一切众，利人等利，亦无福报”。佛教称之为“无因无果论”。
上述六师，尤其是后四师的学说，均系后人追述，而又支离破碎，时有相互混淆之处，但从总体上表现出一股强大的怀疑、批判的思潮。六师之间观点不同，也有互相争论和责难，但都反对婆罗门教，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佛教也属沙门思潮。从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考察，佛教的产生主要受如下一些因素的影响：
(1)释迦族部族宗教的影响。释迦牟尼出生于释迦族聚居的迦毗罗卫国，佛教传说中的所谓“过去七佛”、“贤劫四佛”，可能就是该部族宗教的领袖。从佛教史上著名的提婆达多反悉达多事件，及其以后提婆达多教团的活动情况看，以佛立宗的不只是释迦牟尼一个僧团，有可能是释迦族的传统信仰。然而过去诸佛说，目的在建立所谓“八相成佛”的统一格式，或者就是对释迦佛一生经历的总结和推论，是佛教向多佛主义发展的一种表现；提婆达多事件则说明佛教僧团分裂发端很早，不足以说明就是释迦族的传统信仰，此二说均待进一步研究。
(2)土著文化的影响。这儿的土著文化，与流行于西北印度并被吸收到婆罗门教中的土著文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释迦牟尼并非雅利安人，他长期活动在摩揭陀和拘萨罗等国，也不是雅利安人的统治区，而是土著人的王国，终其一生，没有到婆罗门教的根据地——西北印度去过。但是，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西方学者多视释迦牟尼为雅利安人，并称他创立的佛道为“雅利安道路”，这也是释迦牟尼研究中的问题之一。
(3)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的影响。释迦牟尼成道前曾参学过其他一些沙门教团的领袖，在其后建教传道的漫长岁月中，亦经常与其他沙门教团往复辩论。他的思想中有许多主张同六师的观点接近或相通。
(4)婆罗门教的影响。释迦僧团是反婆罗门教的重要力量，但婆罗门教对佛教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其中业报轮回即与佛教所说十分接近，尽管在本体论问题上二者完全对立。
①主要有封建制、奴隶制和原始社会末期等三种说法。实际上印度社会一直发展不平衡，五印差别是比较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