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佛教对外传播与早期佛教经典
一 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和佛崇拜的发展
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促进了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传播，也为佛教走向世界打开了通道。
传说阿育王即位之初，专横暴戾。他重用酷吏，设置“人间地狱”，惩罚天下“罪人”。约公元前261年，他兴师征伐羯陵迦(今奥里萨)，遇到顽强的抵抗。战争异常残酷，人民大批死亡，这使他怀疑武力征服的效果，意识到宗教在维持统治上的作用。认为“达磨的征服乃真正之征服”，“依法胜，是最胜”。于是，战后不久，阿育王改弦更张，开始实施“达磨”(法)治国的方针。他对“达磨”的解释是：“除邪恶，多善良，发慈悲，乐施舍，重诚实，贵纯洁。”同时规定“戒除杀生”。他的“达磨”就是给他的臣民规定的一系列道德规范。他告诫官吏，忠于职守，忠于国王，这就是善行，生时能获得宠信和赏赐，死后能升入天界。反之是恶行，生时要受惩罚，死后要下地狱。阿育王就这样把因果报应的教义与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联系了起来，以维护他的政权。因此，他感兴趣的只是佛教中有利于世俗统治的部分，而对教义中一切皆苦的厌世思想、涅槃的最高目的，以及思辨性的抽象教理，都没有显示出关心的迹象。
出于同样理由，阿育王也支持其他宗教。传说他在晚年成了耆那教徒，但赞助佛教可能是主要的。据说他本人就是居士，在国师带领下朝拜过佛教圣地。著名的圣地有四处：佛陀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地婆罗奈斯，涅槃地拘尸那迦。约公元前249年，阿育王朝拜佛陀诞生地，在蓝毗尼园留下了石柱铭刻。阿育王还信仰过去四佛，证明当时已有过去诸佛的传说，释迦牟尼只被视作诸佛中的一员。阿育王大规模地供养沙门，最有影响。据说每天在鸡园寺供养的出家人就有上万，当然也包括佛教以外的沙门。阿育王宣传佛教的最得力的方式是广建佛塔。据说经他发现的佛骨分成八万四千份，为之建起同样数目的佛塔。虽然这是一种夸张，但表明当时建塔之风已经盛行。建塔标志着对佛教圣物的崇拜进入了高潮，对神化佛陀起了推动作用。
“塔”，来自梵文，音译“窣堵波”、“塔婆”等，意译“方坟”、“圆冢”、“大聚”、“灵庙”等。传说最早的佛塔是用来安置佛舍利和其他遗物的，有纪念的意思。塔形为半圆土冢，后来造型日趋繁多，大多由基台、覆钵(台上半球形部分)、方箱形祭坛、竿和伞等五部分组成。据说还有一种没有舍利安置的塔，叫作“制多”。对窣堵波或制多的供养崇拜，起源很早。各部派曾围绕这种供养可能获得多少果报，有过分歧。如化地部认为所获果少，法藏部认为获果广大。南方大众的制多部即以崇拜制多而得名。建塔之风在印度持续了很长时间，也波及到其他佛教流布的地区和民族，而塔的形式和用途也更加多样和广泛。随着对佛塔的崇拜，佛塔围栏上出现了各种有关佛陀的雕刻画面，诸如宝塔、菩提树、法轮、足迹、宝座等，以此表征佛陀的存在和活动。一头象表示佛陀降生，一匹马表示佛陀出家，宝座暗示降魔，菩提树暗示成道，轮子象征说法，塔象征涅槃，诸如此类，用实物的形象图解抽象深奥的教理。在这些雕画中，完全没有佛陀本人的整体形象，可能与早期佛教反对偶像崇拜有关。但对塔的崇拜恰巧成了通向佛像崇拜的桥梁。像著名的巴尔胡特大塔，就刻有拜佛仪式，是通过诵经、顶礼、膜拜、献花和烧香等佛徒的行为来表达的。对佛陀的神化，正在进一步变成对佛的偶像崇拜。
佛塔及其的雕刻物的出现，产生了佛教艺术。塔的结构、雕刻物和造型，反映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风貌；弘扬佛陀生平，图解佛教义理，为佛教艺术提供丰富的题材和内容。到巽伽王朝时期，佛教艺术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已达到很高的成就。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后的佛教文物中，已有波斯、巴克特里亚(即大夏)等外来艺术的影响成分。早期佛教中的神话多沿袭婆罗门教传说，而给以新意，注重于人生问题的思辨，部分注意道德。由于佛教艺术的兴起，佛教形象化的传播，更容易为广大的下层群众接受，也有了产生更多的寓言、神话的需要。佛教艺术促进了佛教更广泛的、多元化的发展。
二 佛教的对外传播
据《摩崖法敕》(第十三)记，阿育王为宣扬其“达磨治国”的德政，曾使“希腊王安条克所住之处，及北部的托勒密、安提柯、马伽斯以及亚历山大四王所住之处，南部的朱拉王国、潘地亚王国和锡兰，皆得法胜”，总计八处。此中安条克住处，指塞琉古国(今小亚细亚西岸，西亚和中亚的一部分)；托勒密住处，指埃及国；安提柯住处，指马其顿国；马伽斯住处，指西林尼国(今利比亚北部昔兰尼加)；亚历山大住处，指伊庇鲁斯国(今希腊西北)；朱拉、潘地亚，则是印度南端的两个小国；锡兰，即今斯里兰卡。阿育王宣扬的“达磨”、“正法”或“法胜”，当包括他支持的佛法在内。
又据南传佛教①传说，阿育王第三次结集后，由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派遣，十几位上座分成九路，到毗邻国家和地区布教。其中末阐提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和犍陀罗，摩诃勒弃多到臾那世界(今印度西北，希腊移民聚居区)，末士摩到雪山边国(今尼泊尔)，须那和郁多罗到金地(今缅甸或马来半岛)，摩哂陀到师子洲(今斯里兰卡)。这样，到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已遍及印度全境，而且影响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佛教由此分为两条对外传播路线，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并向东南亚传播的，称作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继续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我国的于阗、龟兹传播的，叫作北传佛教。
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进希腊人统治的大夏。这时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领域北起阿姆河上游，南抵印度河流域，是势力最强盛的国家，希腊和马其顿的移民很多，有许多希腊化城市。汉译《那先比丘经》(即南传巴利文《弥兰陀王问经》)，就反映了佛教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城市国家舍竭(今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初传的情况。舍竭国国王弥兰陀是希腊人，他向来自罽宾的那先比丘征询佛教教义，他们就沙门性质、人生本质、善恶果报、生死轮回、佛陀其人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弥兰陀王非常赞赏那先的观点，决定日供八百沙门，凡那先所欲，皆可从王那里取得，以为“得师如那先，作弟子如我，可得道疾”。弥兰陀王皈依佛教是事实，考古已发现弥兰陀王施舍的舍利壶。此外，一些碑文还记载了大夏希腊移民信仰佛教的情况，他们供养佛舍利，向寺院施舍石柱、水池和其他物品。大夏另一国王麦曼特尔，有学者认为即是弥兰陀，其发行的货币上铸有佛像。
《那先比丘经》是研究佛教在大夏，特别是在希腊移民中流布状况的重要资料。此经不假佛说的名义，也非阿毗昙式的论议，而是采用记述、辩论的方式，这在一般佛典的结构上是罕见的。与一般经律强调戒律和禅定者不同，此经突出“智慧”在解脱中的首要作用，抬高“智者”的地位，此点也令人注目。此外，经中反映有以“气”为“喘息”，是“命”，是“那先”(指人的统一体，神)的观点，以及那先力主人及万物皆当“过去”的观点，这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哲学。佛教把世界的物质元素分为地、水、火、风“四大”，希腊哲人讲水、火、土、气四元素，而且二者都把“地”浮在“水”上，作为宇宙结构的基础，当不是偶然的。
希腊文化的另一影响是它的艺术，尤其是雕塑造型，由此促使佛教进一步向偶像崇拜发展。这一艺术的中心在犍陀罗，故称“犍陀罗艺术”，成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最早的外在来源，大同云冈石窟，就有它的痕迹。
公元前2世纪中叶，大夏衰落，被来自东方的大月氏征服，一些希腊式城市国家逐渐并入大月氏领地。这样，大月氏也直接承受了在大夏流布的佛教。约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人已信奉佛教。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给西汉的一位博士弟子，是有史记载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
当公元前2世纪初佛教传进大夏后，继续向西北流动，至迟在公元前后，安息(即帕提亚)已有佛教传播。安息到公元前1世纪，已经领有西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广大土地；在东方，公元前2世纪已吞并大夏的一部和印度西北的一部，这些地方都有接触佛教的条件。在今阿富汗西部迦尔拉巴特盆地的安息旧址，已发现一些公元1、2世纪的佛塔遗址。公元148年，传为安息国太子的安世高，游学至洛阳，开始系统地翻译佛教经典为汉文，是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佛经译者。他介绍的佛教思想被称作“禅数学”，提倡禅与慧并重，属上座系说一切有部。或许安息王室也受到印度西北部奉行有部的传统影响。
安息西北是康居，自公元前2世纪，建国在阿姆河以北，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佛教何时传入这一地区，已难稽考。汉末康巨、康孟详分别于公元187、194年来洛阳译经，可能都是康居人。但他们翻译所用的原本，不是由康居带来的，从中很难看出康居佛教的状况。
佛教由罽宾向东越过葱岭，约公元前1世纪，进入我国新疆于阗(今和田)，于阗成了西域佛教和佛教传入内地的一个重镇。据《洛阳伽蓝记》，传佛法到于阗的是比丘毗卢旃(即毗卢折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称他是来自迦湿弥罗的阿罗汉，他劝说于阗王建造覆盆浮图，归信佛教，以佑王祚。王果感得罗睺罗变形为佛，遂造赞摩大寺供养。据此，于阗佛教一开始就与崇拜偶像有关。曹魏甘露五年(260)，朱士行发自洛阳，到于阗求取《放光般若经》梵本，令弟子弗如擅赍还洛阳，他本人终于于阗。这说明大乘般若经在于阗的流行，时间可能要更早一些，但并未得到王室的支持；小乘学众以般若经为婆罗门书，横加指责，似乎受到官方的保护。
佛教向南方的传播，在斯里兰卡最为发达，自阿育王时摩哂陀传来以后，这里就成了南传佛教的主要基地。公元前3世纪中叶，大约在天爱帝沙王统治时期，首都阿努罗陀普拉近郊建起大寺，成为南传上座部的中心，后被称作“大寺部”。传说帝沙王还建造了另外一些寺塔拱卫他的首都。佛教上座部在这里得到国王的支持，有了稳固的基地。但也有说，大寺建成于公元前2世纪末。
此外，大众部案达罗派对斯里兰卡的影响也很深刻。案达罗派是在制多山部承认大天“五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当伐陀迦摩尼王在位时(前43—前17)，由大寺部分裂出无畏山部(亦称“法喜部”)。据说当时国王支持摩诃帝沙长老，并为他在无畏山建寺。摩诃帝沙与印僧法喜所持观点与上座部不同，他们接受的是跋耆子的新见解。跋耆子就是印度佛教在根本分派时，组成大众部的跋耆比丘，他曾公然语诸优婆塞：“应与众僧钱。”同时贬低阿罗汉，认为罗汉也有重新退堕的可能。在教义上提倡有“常我”存在。公元4世纪初，以萨迦利长老为首，从无畏山部中分出，成立祇陀林寺部(亦称“南寺部”)。这样，大寺、无畏山、祇陀林三部就成了斯里兰卡佛教的三大派别。
据南传佛典《倡导疏》记载，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已与东南亚许多地方有海上往来，包括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泰国的盘谷以及檀马里(湄公河三角洲)等。加上有关阿育王时布教金地的传说，公元前就有一些僧侣到达东南亚地区是可能的，但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公元2世纪与3世纪之际，印支半岛北部，属中国交趾(今越南河内)的佛教义学已相当活跃，主要是受内地的影响。公元406年，师子国曾派沙门昙摩奉玉佛渡海送往东晋的建康。考古学者在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发现有佛陀雕像，属案达罗风格。至于缅甸和泰国，可能在公元4世纪，或者更晚，佛教才有较显著的痕迹可寻。佛教由海上向外传播，速度要比北传缓慢，史料记载也少得多。
总之，从阿育王时期到公元前1世纪中，在200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僧侣的足迹已达到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佛教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与以后产生的世界宗教不同，它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它的传播主要靠和平的方式。它揭示人的诸种痛苦，并提出解脱痛苦的方案，容易拨动人们某些普遍存在的心绪；它提出的善恶报应，最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它有很大的包容量，允许吸收各种异说，可以适应古代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条件，并满足他们的原先或缺的需要。佛教走向世界，有它内在的原因。
三 早期佛教经典
前已说过，佛教典籍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由佛徒群众创造的，形成“三藏”这种丛书的形式，则是更晚的事。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反映了被陆续创制的典籍已经超出了僧众可以共同接受的程度，当时不一定真的有“三藏”编纂出来。一般认为，佛典的流传由口诵改为文字记载，是后来的事。南方所传佛典，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斯里兰卡，用僧伽罗文音译刻写在铜片和贝叶上。原文据说是巴利文，有学者认为，这是原流传于西南印度的一种俗语。事实上，对已流传的佛籍，在公元5世纪由觉音、法护等又重新作过订正，采取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编纂方法，可能也在这个时候才相对稳定下来。此中，律藏分为五种，即比丘戒本解说，比丘尼戒本解说，讲述受戒、安居等的“诸事”(犍度)，通论戒的“本母”和“增一毗尼”(对戒依数递增的补充说明)。或分为三部分：分别部(戒条)、犍度(诸事)、附篇(戒条的解释)。经藏即是“阿含”，分作五种：《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论藏也以五分分类：问、非问、摄、相应、发趣；或分七论：《发聚》、《分别》、《界》、《双》、《发趣》、《人施设》和《事》。《藏外》更是后出的，分注疏和其他两部分。所谓注疏，指原用僧伽罗文对三藏的解说，共28种，公元5世纪转译成巴利文；其他包括《岛史》(成书于4世纪下半叶以后)、《大史》(成书于6世纪左右)、《弥兰陀王问经》和《清净道论》(觉音著，约成书于5世纪)。随着南传佛教先后传进缅甸、泰国、高棉(今柬埔寨)、老挝等国家，这些地方也都有了用本民族语言音译的巴利文经典。我国云南傣族等也有用傣文拼写的巴利文藏经。巴利文成了南传上座系的圣经语。
据现代学者依《阿含》等经典记载考证，佛典的最早组织法，恐怕是“九分教”(九部经)和“十二分教”(十二部经)，经、律、论并不分家。这类组织法，既包括用散文、譬喻、颂体等表达的教义，与经藏相似，也记叙佛陀论说戒律的因缘和本生，大同于律藏的内容，同时也有论议，回答和议论教理上的问题，类似论藏的形式。在较早的汉译佛典中，有的就是经、律、论并存；现存的《阿含经》也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除南传上座部三藏保存比较完备以外，其他部派的三藏都已不甚系统，除个别在中亚发现有梵文的残片外，剩余部分都保留在汉文译籍中。
从汉文译经史看，最早出现的教义是禁欲苦行。传说公元1世纪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尽管含有个别的儒道成分，依然掩盖不住那种强烈的厌世和出世思想。这些，都与早期佛说逼近。当公元2世纪末，大规模汉译开始之际，也只有上座部《阿含》中的个别小本经被介绍进来，而综合论说“三科”和“禅慧”的更多，其中包括著名的《那先比丘经》。而能够反映早期三藏概貌的典籍，直到公元5世纪才完成翻译。其中律藏有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化地部的《五分律》，及南传上座部的《善见律毗婆沙》。到公元6世纪，属犊子部的《律二十二明了论》也被译介进来。在作为经藏的《阿含》方面，译有属大众部的《增一阿含》，属有部的《中阿含》和《杂阿含》，以及属法藏部的《长阿含》。这四部《阿含》的部派归属还有其他异说。由此四部分经藏组成汉文的“四阿含”结构，与南传前四阿含大体相应。南传《小部》，汉译中没有相应者，但它的部分内容，分散在其他译籍中，像《六度集经》、《生经》、《义足经》、《法句经》等。论藏则多属有部，从公元2世纪的《阿毗昙五法行经》，到公元7世纪的所谓“一身六足”，新译和重译不断，相当完备。此外还有属上座部的而由化地部和法藏部传播下来的《舍利弗阿毗昙》，属南传上座部的《解脱道论》，属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属贤胄部的《三法度论》等，也都在公元4、5世纪译出。
巴利文和汉文的这些经典，保存了早期佛教的基本内容。但由于它们成书的时间都比较晚，加上编者和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民族的和时代的特征，所以不但这两大系统的同类三藏有许多不同的色彩，即使在同一文种的典籍中，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只是相对于晚出的佛籍，它们才被称作早期佛典。
①参见《善见律毗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