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乘思想的酝酿和兴起
随着部派佛教的发展，一部分徒众，愈益走向人世间。他们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并接纳在俗(在家)的男女为信徒，积极参与或干预社会现实生活，从而大幅度地更新了佛教的早期观念。这种思潮，从公元前1—3世纪，在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在北方的贵霜王朝，以及恒河平原上的吠舍离等地，纷纷涌现出来，与早期佛教教义形成明显的对立。这种思潮逐步成熟，其秉持者往往自称“方广”、“方等”或“大乘”，以后就汇集成了统称“大乘佛教”的思潮。
一 案达罗王朝与斯里兰卡的大乘思潮
继孔雀王朝而兴起的巽伽王朝，领域曾北抵锡亚尔利特，南到纳尔巴达河，成了恒河流域强有力的统治者。这个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复兴婆罗门教的运动，佛教被迫从它的故土，向南北两方转移。
公元前1世纪中，一直在东南戈达瓦里河与克里希纳河生活的案达罗人，建立了娑多婆汉那王朝(亦称“案达罗王朝”)。它消灭了已经衰落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统治区域向北推进到马尔瓦，向南抵达卡纳拉，东西两面临海，一度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直到公元3世纪方才覆灭。它的南面，另有操泰米尔语的三个小国，其中的朱罗国(即注辇)，在公元前2世纪曾两次侵占锡兰岛的北半部；潘迪国善于经商，重视学术，公元前1世纪曾遣使进谒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娑多婆汉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佛教自由传播。它的南边诸国，也大体施行这种方针。这一形势，使佛教在恒河流域恢复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则有机会与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发展同斯里兰卡的交往。由于佛教还得不到当权者在整体上的支持，它不得不进一步向中下层群众寻找信徒，其中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商人富户，以及由于社会动荡而不断产生的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成为新信徒的中坚成分。
案达罗地区本来是大众部大天系统(制多山部)的活动基地。该部对“制多”的崇拜，在民间推动了建塔和供养塔的群众性信仰；大众部一般地贬低阿罗汉，神化佛陀，又大大提高了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菩萨的地位。此后，这一部派内部的思想仍然十分活跃，在分出东山部和西山部之后，又分出王山部和义成部。
案达罗是大乘中观派创始人龙树的故乡，他生于此，卒于此，思想影响异常久远。但关于案达罗整个佛教背景，现今所知甚少。北凉昙无谶译《方等无相大云经》(简称《大云经》)卷六说，佛灭后700年，南天竺有一小国，名“无明”，其城曰“熟谷”，其王名“等乘”。王死之后，王女增长嗣位，威伏天下，支持佛教，摧伏邪见，遍阎浮提起七宝塔，供养佛舍利。据考证，“无明”即是案达罗的误译，“熟谷”指克里希那河南岸的驮那羯磔国，“等乘”则是娑多婆汉那的意译。增长女王在娑多婆汉那王朝昌盛时期当权，是确有其人其事。说她特别提倡建造佛塔，与那里流行制多崇拜完全一致。又，康僧会世居天竺，公元3世纪中在吴都建业译出《六度集经》。此经用寓言故事的形式，按“六度”次第将菩萨行组织起来，它的主要篇章也收集在公元4世纪辑成的巴利文经典《小部》的《本生经》中。《六度集经》明显地反映了南印佛教的状况，而且恰当娑多婆汉那王朝时期。就内容言，不论是菩萨“六度”还是菩萨“本生”，都是要求佛徒积极入世、慈愍众生的，属于大乘的基础思想。可以说，案达罗在娑多婆汉那王朝时期，大乘佛教已经酝酿成熟。
案达罗佛教向南传进锡兰岛，成了古代斯里兰卡佛教的一个重要来源。公元前1世纪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前77在位)率领居民驱逐入侵者朱罗人的战争中，也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罗人信奉婆罗门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来是对立的，加上民族间的战争，把宗教对立推到极端尖锐的程度。相传杜陀迦摩尼王获胜以后，曾因为战争杀人数千有违佛教教义而深表悔恨。但一个已得罗汉果的僧人劝他不必如此，因为所杀实为一个半人，即一个是皈依三宝的佛徒，半个是持五戒的人，其余都是“邪见者”，与禽兽无异，杀之无罪。这当然是在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斗争条件下讲的，但被当作一种教义也在某些大乘经典中表现出来。晋宋之际译出的《大般涅槃经》，反映了南天竺的一些国家的情状，也发挥过类似的观点。其中公然提倡诛杀异教徒无罪，这可能是佛教中唯一的。
斯里兰卡佛教中的大乘倾向，起源于无畏山寺派。公元前43年，国内的叛乱和泰米尔人的再度入侵，造成人民巨大痛苦，著名的大寺完全荒芜了，一些僧侣再度卷入爱国斗争的运动。公元前29年，伐陀迦摩尼·阿巴耶王恢复了国家，为了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摧毁了耆那教寺庙，在上面建造了无畏山寺，由摩诃帝沙主持。上座部系统的大寺是全国佛教的领导中心，他们以摩诃帝沙时常往来于俗人家中，违犯戒条为由，将他“摈出僧伽”，褫夺僧籍。摩诃帝沙的弟子反对大寺僧团的判决，也被加上袒护“不清净者”的罪名，给以同样处分。相当一批比丘，投到了无畏山寺。大寺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挑战，无畏山寺成了与大寺并立的教派。据说不久，又有一个叫达磨流支(法喜)的犊子部上座及其弟子，也从印度住进无畏山寺。帝沙长老赞赏他们的学说，由此形成了无畏山的达磨流支派。据此，无畏山寺派的思想，被大寺上座部视作外道邪说。
无畏山寺与大寺的分歧，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按照正统的佛教戒律，比丘不应该亲近国王、王子、大臣及诸女人，也不应出入世俗人家，大寺派正是引用这类戒条指责无畏山派的。大乘普遍认为，这类规定，只是对背离佛教原则的比丘适用，但不能僵化；假若不能随顺世法，深入一切众生，度脱他们，那将从根本上背离佛法，更不能容许。据此，无畏山长老的行为，同大乘的这一理论完全相应，而大寺派坚持的则是早期的正统戒条。其次，在教义上，犊子部提倡有胜义“补特伽罗”，曾为许多部派所接受，某些后出的大乘经典，更公然主张有“常我”存在，贬低早期佛教“无我”的学说，也是对“补特伽罗”说的发展。无畏山寺派承认犊子部后学的思想，引起大寺正统派僧团的反对，是情理之中的事。
约在公元1世纪，案达罗地区还出现了叫作“方广道人”的另一极端派别，他们倡导“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①，号称“方广部”，亦曰“大空宗”，龙树斥之为“恶趣空”。后来传进锡兰岛，以无畏山为根据地，一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主张，人界所见的佛陀及其一生行事，只是佛的变化示现，佛、佛所说法、佛接受布施等等，本质上空无所有。同样，僧团也不是实体，供养僧团也不会得什么福报。又据《论事》记载，方广部还主张，在信仰和践行一致的条件下，出家人可以结为夫妇。这些说法已经含有大乘空宗的思想。
二 大乘佛教在西域的勃兴
自阿姆河到印度河，一直是民族关系特殊复杂的地区。亚历山大和塞琉古两个帝国相继衰落以后，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希腊人建立了大夏国(巴克特里亚)，帕提亚人以伊朗为中心建立了安息国(帕提亚)，还有越过帕米尔来自祁连山和伊犁河的塞人和月氏人，前者的一部分定居罽宾，后者的一支大月氏建立了著名的贵霜王朝。
喀布尔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本来是东西文化荟萃之地，除了土著的思想信仰，还有希腊、波斯的宗教，尤其是有祆教和婆罗门教流行。张骞通西域以后，加强了罽宾和我国于阗、疏勒、龟兹及内地的联系，罽宾、于阗等地的巫术和我国内地的一些传统宗教观念，也汇集到了这里。大夏的统治不但使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在理论思辨上也有很大提高。安息继续对佛教采取支持态度，一度还将佛教作为压制和驱逐祆教的重要力量。公元1世纪中叶，大月氏的贵霜翎侯丘就统一内部，占领了罽宾和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赞助佛教的发展。其子阎膏珍以犍陀罗为基地，建起了横跨中亚的强大帝国，与东汉王朝和我国西域一带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他似乎曾转信希腊罗马诸神，也信奉湿婆。到第三代迦腻色迦王迁都白沙瓦，贵霜国势达到极盛。迦腻色迦王积极扶植佛教，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其时文化也十分繁荣，早在亚历山大时期，即已酝酿的犍陀罗艺术，更充分地运用到弘扬佛教上。此外，地处阿姆河以北，介乎咸海与巴尔克什湖之间的康居国，受安息、大月氏的影响，佛教也有相当的传播。
上述诸国的佛教状况，除贵霜王朝以外，已经很难准确了解。现在只能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历史记载，反推那些国家的佛教概貌。
西汉元寿元年(前2)，由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给西汉末年的博士弟子，内容不详。但就当时的一般儒生言，都是既读“五经”，又善谶纬的。制造谶纬，需要妖言神话。东汉永平八年(65)，楚王英供养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斋戒祭祀浮屠；十三年(70)，因结交方士、造作图谶，被控以密谋造反罪。在这里，佛徒被视作方士一类，佛经被当成谶纬看待，不只是反映了当时内地对佛教的认识水平，也表现了西域佛教的一个重要动态，即佛陀的神格化和佛教的巫术化。
巫术化是佛教走向民间的重要标志。《寂志果经》列举佛教内部的“异道邪见”中有：学修幻术、说日之怪?逢占观相、学咒欺诈术、学迷惑咒、观人相面、星宿灾变；风云雷雾、求索良田等，以为这都是要得畜牲恶报的行为，佛徒是不应该干的。像《摩诃僧祇律》等也把“手自然火”、“诵咒行术”等列入“邪命”范围，明文禁止。这说明，不但祆教对日和火的崇拜，已经渗入佛教内部，民间巫术的渗透更加严重而且普遍。某些僧团的禁令并不能制止这种趋向的发展，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包括安世高、支娄迦谶，以至佛图澄、昙无谶等，都同时以巫术见长。现存有多种失译的杂咒佛经，大多出在公元2、3世纪，也反映了西域佛教的这一趋势。从总体上看，佛教的巫术化是佛教向大乘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乘日益向多神主义发展，也是从此时这里开始的。
第一批来中国内地译经者有月氏人支娄迦谶和安息人安世高。他们在汉桓帝建和(147—149)初年进入洛阳，正是贵霜和安息的强盛时期。在公元2—3世纪中，还有来自康居、天竺和罽宾等地的译家，他们各自带来了故土的佛教消息。
安世高据传是安息国王子，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安息的宫廷。他译介的佛典，集中在阐发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上，其中有理论性很强的《阴持入经》，有把禅定与佛理结合密切的《十二门经》和《安般守意经》等，也有许多后来被收进诸《阿含》的小本经典。由此看安息佛教，依然保持早期佛教的古典内容和重视个人宗教践行的传统，但在理论上有很大提高，成熟而且系统。另有优婆塞安玄者，持戒通经，汉灵帝末年(189)经商到洛阳，与人共译了《法镜经》。此经特别为“居家开士”(在家菩萨)说法，把“救护众生”、“度脱众生”作为信奉佛教的第一大誓，以“布施”为中心，概述了“六度”的修道方法，这些大异于早期佛教的思想，表明安息也早有大乘佛教，并在商人中流行。此后，在魏晋之际，还有沙门昙谛、法钦等，也是来自安息的译家。前者译出《昙无德羯磨》，属法藏部律；后者译出《阿育王传》等，在天龙神话中杂说小乘教理。安息的小乘佛教占有明显的优势。
月氏有可能是早期大乘经典的主要产地。支娄迦谶的译籍中，几乎概括了大乘佛经的所有类别，其中《兜沙经》，后来被收入《华严经》，《道行般若经》被编入《大般若经》，《平等觉经》、《阿閦佛国经》等，被编入《大宝积经》，至于《般舟三昧经》、《文殊问菩萨署经》等，则被收进所谓的“方等部”。其中《道行般若经》，开辟了大乘空宗的广阔天地。《兜沙经》把佛推广到十方世界，随人变现，无所不在，释迦只是其中的化身之一；《般舟三昧经》将禅法引到观想诸佛和诸佛皆幻的境界；《平等觉经》则创造了一个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其经典之多，范围之广，内容之杂，显示月氏佛教的大乘化在公元1世纪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公元3世纪上半叶，在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的月氏人支谦，继续大量译介大乘经典，其中《维摩诘经》，号召佛徒深入社会底层，救拔众生，把在家佛徒的地位提高到诸大出家菩萨之上，对小乘佛教讥贬呵斥不遗余力，介绍菩萨的经典和各种咒经也占相当比重。月氏的小乘佛教在民众中的威望似乎远不如大乘高。
公元3世纪中叶在交州译经的支疆梁接，大概是由天竺经海路来的月氏人，他译出的《法华三昧经》六卷，已佚；稍晚一些，由另一个月氏人竺法护在河西走廊重译为《正法华经》。此经站在大乘的立场。对佛教内部各派采取调和态度。它分佛教为声闻、独觉和菩萨“三乘”，认为“三乘”所持工具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为了出离生死“火宅”，故统归之一乘，所谓“佛乘”。它不但宽容了一贯反佛的调达，而且预言调达将来一定成佛。这是大乘思潮占有优势，充满自信的表现。
竺法护世居敦煌，约公元3世纪中，随师西游36国，带回大量佛典，经他译出的，有159部309卷，相当充分地反映了贵霜王朝末期，佛教在葱岭附近诸国的发展情况。此中除上述诸人译介者外，还有后来被收入“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收进“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和《如来兴显经》，也有归为一般方等部的《普曜经》。其中《密迹金刚力士经》提出佛陀以身、口、意三密说法，佛徒以三密修行，为佛教向密宗的发展，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渐备一切智德经》用“三界虚妄，唯是一心作”统一“十二因缘”的多元论说法，为大乘唯识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两部经，特别用日光譬喻佛身之普被众生，由佛身发大光明，表现佛之神威和慈愍。这种将佛喻为太阳的教义，显然是受太阳崇拜和祆教的影响。
贵霜王朝强盛时期，影响曾远及我国于阗。据《洛阳伽蓝记》和《大唐西域记》等记载，于阗佛教始自随商队来的迦湿弥罗比丘毗卢旃。他说服于阗王信奉佛法，建造伽蓝，时当公元前1世纪，正值大月氏统一之际。传说所建伽蓝，就是著名的赞摩寺(衢摩帝寺)，曾是禅法传入我国内地的主要基地。公元5世纪著名的禅师佛驮斯那(佛大先)就曾居于此寺授徒。公元260年前，于阗有大乘经的消息，已为洛阳所知，朱士行遂去于阗求得《放光波若经》梵书正本90章。此经在将被送还洛阳之时，遭到于阗小乘学众的强烈反对，他们以为“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要求于阗王禁止传出。经过若干波折，此经始在内地由于阗沙门无叉罗译出。公元286年，同本的《光赞般若经》也是经于阗沙门祇多罗传来，由竺法护译出。
这类简略的事实表明，于阗佛教在公元前即已流行，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占统治地位，大乘佛教被视作婆罗门外道，还没有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但在社会上的流通，已经不可遏制。这大体反映了当时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状况。
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塞，也是大月氏佛教传进内地的必经之路，同罽宾、于阗、疏勒以及天竺交往颇频繁。公元3世纪下半叶，有所谓西域沙门白延者，游化洛阳，重译《首楞严经》、《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一般认为他就是龟兹人。帛尸梨蜜多罗，传为西域国王子，也是龟兹人，在两晋之交进入内地，善持咒术，译有《灌顶经》、《孔雀王神咒经》等，被视为江东有咒法之始。由此看龟兹，王室也崇信佛教，而且特别倾心于密教。有帛远者，河内人(今河南河内)，晋惠帝时(290—306)，在长安译出方等部大乘经和若干部阿含小经，也传有《无量破魔陀罗尼》等密教典籍。他“声被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尤为羌人所拥戴。他的译籍，也反映了龟兹佛教的密教化状况。
由葱岭通向龟兹的第一大都是疏勒。疏勒之传进佛教，理应早于龟兹。《后汉书·西域传》载，东汉元初(114—120)中，疏勒王舅臣盘被徙于月氏；及至疏勒王死，月氏送臣盘归国，立为疏勒王。《大唐西域记》载，迦腻色迦王兵威至于葱岭以东，“河西蕃维畏送质子”。迦王为此质子住处建立专门伽蓝。有学者认为，此质子当就是臣盘。臣盘王回国为王，在疏勒推广佛教是当然的事。据后人历次游历疏勒的记载，此地供养“佛浴床”、“佛钵”、“佛唾壶”、“佛袈裟”等佛遗物非常突出，明显地保留着早期佛教信仰的特色，所以僧人也尽是小乘学者，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僧人出现。国王大多是佛教的提倡者。
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佛教也颇流行。到公元3世纪，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已有不少，如汉灵帝时的康巨、献帝时的康孟祥、曹魏时的康僧铠、孙吴时的康僧会等，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他们大多是随其先人或经商，或避乱辗转进到汉地的，有的在汉地定居已经数代，因此，他们译出的经典不能完全代表康居的佛教，但他们都信奉佛教，是由康居带来的传统。
①《大智度论》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