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佛教

    一  斯里兰卡佛教的衰退与复兴

    从7—11世纪的约500年中，斯里兰卡佛教一直是大乘密教的天下。由于信仰印度教的注辇人入侵，大寺、无畏山寺，以至祇多林寺等都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上座部佛教已是气息奄奄。及至维阇耶巴护王一世(1055—1113在位)击败注辇人，便着手整顿国家的信仰。他重新建立寺院，供养佛牙；派使往缅甸向蒲甘王朝延请上座系长老，重建僧伽。传说这些长老在王都最胜城将巴利文三藏再译为僧伽罗文，并积极搜集散失在各地的佛典，抄写并送回蒲甘。他们还建立了译经和讲经的机构，培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学者。斯里兰卡与缅甸的佛教交流，达到极盛。

    由于维阇耶巴护王一世的努力，大寺恢复了昔日的权威，无畏山寺和祇多林寺也复活了。但这种繁荣相当短暂。他死后，国内大乱，佛教再度陷入黑暗。著名的帕拉卡马·巴护王一世(1153—1186在位)，平定了国内战乱，扶植佛教发展，并着意净化佛教教团。他结束了锡兰三大寺的长期争端，使他们遵守同一戒律，增强团结。他还建立了祇园寺、楞伽提罗寺等。同时，他也建造了一些印度教寺院，可能是为了满足泰米尔人的需要。

    帕拉卡马·巴护王以僧伽的监护人自居。鉴于以往僧团的腐败，他主张严肃僧纪。明确出家人若不能持守戒律，便勒令还俗。在大寺萨利普特拉长老的支持下，由国家颁布了包括褫夺僧籍在内的戒律法令。此法令以大寺规定的戒律为依据，不允许对僧纪有其他解释。于是国家再次确定大寺是斯里兰卡的佛教中心，人们也将大寺视作楞伽岛上的法灯护持者。

    在帕拉卡马·巴护王治下，以大迦叶波长老为首的千名比丘再次结集，搜集并确定了巴利文和僧伽罗文的三藏及注疏。从觉音以来约500年间，斯里兰卡的学问僧几乎不见史册，至此，佛学有了新的发展。从10—13世纪，学问僧辈出，最有名的有优波提舍、法上、僧伽拉吉塔、佛陀纳加等，12世纪中出现了律藏疏本和中部经典疏本等巨著。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斯里兰卡的比丘尼僧团突然消亡。原因不详。师子国尼众本来发达，南朝宋时以铁萨罗为首的诸尼曾来中国为300余女弟子授比丘尼戒。至此，尼众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才又派使来中国重受尼戒，发展尼众。

    帕拉卡马·巴护王一世死后，斯里兰卡又一次遭到印度的入侵。帕拉卡马·巴护王二世(1240—1271在位)再次赶走泰米尔军队，并打败了爪哇王子的海上进攻及印度槃度国和注辇的进攻。帕拉卡马·巴护王二世也是佛教的支持者，他从南印度延请比丘，建立寺院，奖励学僧。此后维阇耶巴护王四世(1271—?在位)带头护持佛教，被佛教徒称作菩萨。帕拉卡马·巴护王四世(1325—?在位)时，请僧人将巴利语的《本生故事》译为僧伽罗文。14世纪斯里兰卡的重要佛学著作有《摄精要》、《摄正法》等。15世纪下半叶，下缅甸的达摩悉提王(1472—1492在位)打算整顿勃固国僧团纪律，振兴佛教，曾遣使到斯里兰卡留学，并依大寺传统受戒，戒坛设在据说是佛陀到过的克拉利耶河上。东南亚佛教中的“罗曼那派”即起源于此。

    从16世纪开始，斯里兰卡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基督教西方文化的冲击，佛教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葡萄牙(1505—1658)、荷兰(1658—1796)、英国(1796—1947)的殖民者占领和统治了斯里兰卡，他们毫不尊重斯里兰卡的文化传统，以欧洲基督教为正统，视佛教为异教，排挤和打击佛教僧团。许多佛塔、寺院被破坏，寺院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一些佛教徒被强迫改宗。而佛教也逐渐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具有抗拒西方入侵、维护民族尊严的意味，在困境中挣扎延绵。

    1592年，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即位，先后两次延请缅甸上座部长老前来传教；继之，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还从暹罗迎请佛法。到18世纪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在位时，再次从暹罗延请阿瑜陀耶(大城府)王国的上座长老乌波里和牟圣尼等，帮助本国重整佛教制度仪轨，传授戒律，1750年形成了斯里兰卡佛教中的“暹罗派”。

    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开展，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日趋活跃，僧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加显著。从19世纪初，在退罗派之外，又形成两个新派别。1799年，斯里兰卡有些在家的信徒，前往缅甸阿摩罗普罗城，从那里的长老受戒，参加僧团，回国后从事弘法和立宗活动。这一系统的僧侣于1802年组成“缅甸派”，创始人是达摩觉提。从下缅甸罗曼那国的勃固迎回来的又一批传法僧人，建立了斯里兰卡的“罗曼那派”。

    暹罗派和缅甸派、罗曼那派都是从楞伽岛传出去的上座系佛教，教理、教义并无原则区别，但在衣着、戒律、诵经声调等方面略有差异，这也表现了社会层次上的区别。例如，暹罗派只承认高级种姓可以出家，要求本派僧人穿衣时偏袒一肩。缅甸派社会地位较低，认为前三种姓均可出家，僧人着衣不应袒肩。这两个派别下面还各有分支。暹罗派下分6部，缅甸派下则有30余部。罗曼那派因为成立较晚，经过了改革，注重戒律，反对寺院蓄财。三派中以暹罗派势力最大，它以康提的摩瓦特寺和阿吉利耶寺为根据地，拥有财产和土地，僧侣多出身于上层社会。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斯里兰卡就酝酿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进入19世纪下半叶，佛教与基督教发生了多次争论。1875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布拉沃茨基夫人在纽约创建“神智学会”，五年后，又到斯里兰卡受佛教五戒，成为西方第一批佛徒；同年，于科伦坡设立“佛教神智学会”，兴办佛教学校，推动佛教复兴。此后，被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复兴之父的达摩波罗(1864—1933)访印，巡礼佛迹，1891年发起成立“摩诃菩提会”，致力于复兴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同年，在印度摩诃伽耶举行首次国际佛教会议，除斯里兰卡、印度之外，尚有中、日、缅等国的佛教代表出席。1895年，达摩波罗曾来上海与杨仁山相会。摩诃菩提会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佛教团体。

    20世纪开始，佛教成了斯里兰卡增强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1908年成立“科伦坡青年佛教联合会”，1919年成立“全锡兰佛教大会”。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继续推行扶植佛教的政策。1950年，著名学者马拉拉塞克拉发起成立“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到1978年6月，该会已在3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6个组织，世界各大洲都有斯里兰卡比丘建立的寺院或弘法中心。1951年，班达拉奈克组织“自由党”，以“复兴佛教和民族文化”为该党的口号之一。1960年，他的夫人支持发展佛教学校，在农村普遍建立佛教保护会。1978年，贾亚瓦德总统更提出“佛法化社会”的设想。现全国有佛学院300余所，并有“智增”和“智严”两座佛教大学。从1956年开始，组织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纂英文版的《佛教百科全书》，计划陆续出版。中国佛教部分由中国佛教协会组织撰写，即现已出版的《中国佛教》4卷。

    今天的斯里兰卡有70％的人口是佛教徒，有僧侣近2万人，其中暹罗派最大，拥有僧侣1.3万余人，寺院6000余座。

    二  缅甸上座部佛教的昌盛

    1044年，阿奴律陀的蒲甘王朝统一缅甸。据缅甸《琉璃宫史》记载，阿奴律陀听从来自孟人国家直通上座阿罗汉的劝告，决定废止泛滥成灾的“阿利教”，恢复和发展上座部佛教。他遣使向直通国王摩奴哈迎请三藏佛典和舍利，遭到拒绝，遂发兵破城，俘获包括国王、工匠等在内的僧俗3万人，用32头象驮30部三藏和佛舍利回到蒲甘。以后，他以搜集三藏和舍利名义，继续四处征战，成为缅人建立统一国家的重要措施。阿奴律陀将得来的30部三藏由孟文译成缅文，又派人去斯里兰卡求回锡兰三藏，由阿罗汉作了校读。为供奉佛舍利，他还决定兴建瑞寿宫宝塔。塔的结构为实心，周围有37个地方纳特(精灵)环绕，形成佛教与土著信仰结合的典范。他未能完成此项工程就死了。

    阿奴律陀时期，缅甸佛教与斯里兰卡开始结下不解之缘。1067年，阿奴律陀应维阇耶巴护王一世的请求，向楞伽岛派去了满载物资的船只，支持驱逐注辇人的斗争。此后又派遣佛教传戒使团，帮助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僧伽。这个使团在楞伽岛搜集并抄写了大量散佚的佛经，在1077—1084年间先后送回蒲甘。其中重要的巴利文经典都被译成缅文。11世纪，在蒲甘建立的波睹丹耶寺，有壁画数百幅，保留至今，上面即有巴利文佛经及孟语注解，说明“纯正的”上座部佛教此时已经在缅甸扎下根来。

    江喜陀时代(1084—1113)，壮丽的瑞寿宫宝塔终于完成了，塔下供藏着维阇耶巴护王一世赠送的佛牙舍利。江喜陀还在国内广建塔寺，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难陀塔。他本人崇尚孟人文化，信奉佛教，但他的加冕典礼却是按婆罗门仪式举行的，说明蒲甘王朝及其周围印度教的影响依然很大。在他立的众多石碑中，有一块铭文说，佛陀曾经预言江喜陀将于世尊入灭时建造室利差呾罗城(卑谬)，并且将于1084年在蒲甘为王，在更遥远的未来复为佛陀。从得楞孟人的碑铭中可以知道，他还是第一个在印度菩提伽耶修造寺院的缅甸王。另一块铭文记载，某位注辇王子曾到过缅甸，并在江喜陀的劝说下放弃印度教，皈依佛法。江喜陀对缅甸佛教史上的主要贡献是继续搜集巴利文藏经并加以整理。他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经典，建筑了藏经楼，他的一个儿子出家后率领一批僧人在这里探究学问。

    江喜陀的继承人阿隆悉都(1113—1167在位)，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的治下叛乱迭起，但他依然广建塔寺，其中冰瑜寺完全可以同阿难陀寺相媲美。传说阿隆悉都还是缅甸佛教文学的创作者，他在瑞姑寺的巴利文铭刻中留有一首诗歌，表达他乐于帮助一切人超越生死轮回的愿望。

    在那罗波帝悉都时期(1173—1210)，发生了缅甸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地位相当于国师的乌多罗耆婆，于1180年率领一批门徒前往锡兰，其中他的弟子车波多在这里呆了十年之久，并在大寺受具足戒，参加了锡兰僧团。此后车波多带着弟子重回缅甸，即以大寺戒法为正统，否认其他缅甸僧人的合法性，拒绝与他们一道举行法事。那罗波帝悉都王支持车波多等人的做法，同意他们在缅甸弘扬大寺戒法和仪式。缅甸佛教由此分为“前宗”和“后宗”。后宗便是自居正统的僧伽罗僧团，也称“大寺派”。前宗则指源于直通孟人一系的承传系统，尽管它也来源于南传上座部。

    缅甸佛教最终统一在大寺派之下。大寺派进行了改革，使佛教深入到了民众生活中。在它的刺激下，前往斯里兰卡求法求戒的僧侣络绎不断，同时影响缅甸境外的泰族及老挝、柬埔寨等地，意义深远。到了下一个历史时代，当伊斯兰教赢得马来亚和印尼人民的信仰时，佛教仍然保持着它在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原因之一，在于大寺派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对而言，马来群岛诸国，不论湿婆及毗湿奴的印度教，或梵语系统的小乘及大乘佛教，大致都限于宫廷范围，主要功能是神化王权贵族，缺乏人民的深层信仰。

    到13世纪的最后20年，在元帝国的攻击下，蒲甘王朝崩溃。此后国内动乱，持续了200年，最后出现以阿瓦和勃固为中心的两个国家。

    15世纪下缅甸的孟人国家勃固，继续奉行佛教。信修女王(1453—1472在位)以大量黄金涂饰瑞寿宫宝塔，并为它增建了附属僧院，成为今缅甸文化的象征。女王还向斯里兰卡派出求法教团，再次激起国内的佛教热情。这一运动的中心在迦耶尼寺，该寺得名于锡兰的佛教圣地迦尼耶河。被派往楞伽岛求法的僧人，在迦尼耶河的木筏上受戒，回国后形成了缅甸的另一大派——罗曼那派。

    信修女王的女婿达摩悉提(1472—1492在位)原来也是迦耶尼寺的僧人，被佛教徒视作理想的法王。1475年，他遣使臣率22位上座长老前往锡兰，按大寺法受戒，并研习经典。后为这批学成归来的僧人在京城西郊另辟清净地界，专为国内青年比丘授戒传法。这是罗曼那派的正式出现，势力逐渐强大，一直传播到今日的泰国、柬埔寨和斯里兰卡。达摩悉提王还派使者前往印度，求得菩提伽耶菩提树的分枝，描绘伽耶寺的图样，回国后建造寺塔僧院。当时的佛教共有6派，分属于柬埔寨和锡兰两个系统。达摩悉提要求他们一律按大寺制度，在他指定的上座苏伐那索跋纳主持下重新受戒，统一起来，由一个上座部僧团指导。从15—16世纪，是勃固佛教最繁荣的时期。

    从18世纪开始，缅甸佛教僧团就僧服穿着是全衣还是袒肩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并形成“袒肩派”和“全衣派”。袒肩派和全衣派都声称自己的行仪符合正统戒律，先后争论了75年，直到孟云王佛陀波耶(1781—1819在位)宣布全衣派合法才告结束。但直至今日仍有袒肩的僧人，说明袒肩派并未因此消失。

    1871年，曼同王(1853—1878在位)在曼德勒召开了南传佛教史上第五次结集，有2400名比丘参加，由3位博学的上座轮流主持。这次结集考订对校了以巴利文为主的各种文本的南传藏经，并将结集的三藏镌刻在729块石碑上，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5年方成，至今犹存。

    在13世纪蒙古入侵之前，缅甸的佛教文化得自最初的孟人国家。到了东吁王朝(1531—1752)，政治和文化的领导权才完全转到缅人手中。整个雍籍牙时代(1752—1885)，缅甸所有的君主都扶持佛教，既使佛教深入民众，也促进了学僧对经典的研究，特别是对《摩奴法典》及阿毗达磨的研究。孟云王在位时，吴貌东上座从印度迎来大批梵文经典，在一些婆罗门协助下，展开了对星象、医学和文法的研究，并将许多经典译成缅文。

    从蒲甘王朝开始，历朝君主大多从事佛塔佛像的兴造活动，同时拨给大量土地和劳力维修塔寺，供养僧众。孟云王时代，王太子进攻阿腊干地区，迎取那里的大牟尼佛像送回曼德勒；又拨250名战俘供养这一佛像的寺庙。像这种耗费民力民财的佛教活动，在缅甸史不绝书。

    缅甸佛教有自己的本色，这就是与传统的纳特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缅甸人历来相信大地、虚空、森林、山谷、家宅、村寨等都有精灵司理，均须按一定仪式进行祭祀。敏同王曾明令取消这种不符佛说的淫祀，但效果极微。相反，有些祭祀往往转变成了佛教节日。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水祭”的泼水节。这原是为祭祀一切纳特之主“塔伽王”①的，反映人们对于司雨者的敬畏和崇拜，尔后就成了盛大的佛教节日。

    佛教与缅甸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在许多民俗习惯上。在缅甸，男孩长到七八岁，都要到寺院中过一段出家生活，时间一般在“夏安居”的雨季三个月。届时举行出家仪式，男孩效法释迦牟尼佛和达摩悉提王故事，身着王子服饰，在家人的簇拥下进入佛寺。习俗认为，男孩出家对己对家都有功德，社会上则认为是有教养的表现。

    在家的佛徒，必须接受比丘关于三皈五戒的教诲，再请僧人念诵巴利文的护咒经。佛徒追荐先祖，要请僧众在家供养，饭后僧众唱颂佛偈，与此同时，施主将一杯水滴入一个容器中，为故去的先祖默默祈福，称作“滴水咒愿”。佛徒还特别重视种种定期的佛教行事，例如每月有四天持斋的布萨日，夏安居结束有灯节，纪念世尊诞生成道寂灭有卫塞迦日，还有祭祀佛塔等等。其中大的行事也是节日，常常伴有舞蹈、演戏等活动。

    16世纪以来，缅甸也先后经受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随之基督教传教士于1689年进入缅甸，1885年，缅甸最终沦为英国殖民地，佛教成了反对外来侵略，抵制外来宗教势力的重要力量。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东方觉醒，缅甸僧人积极地投入政治斗争，1906年创立了“佛教青年会”，倡导民族觉悟和人民团结，其中的一些激进分子还加入了政治团体，甚至组织政党。1930年以后，“佛教青年会”改组为“缅甸人民联合会”，由著名的爱国比丘吴欧德马和吴沙威领导。吴欧德马曾到过印度，受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启发，于1923年起领导缅甸反英统治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与吴沙威多次被捕入狱。吴沙威绝食死后，激起了缅甸人更大的抗英风暴。1938年缅甸全国罢工，反抗殖民政府，17名死难者中有7位比丘。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实行佛教社会主义政策，直到60年代初，对佛教复兴运动给予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包括创办“弘法学院”和“国际高级佛教研究院”等。1954—1956年，由国家出面，举行了南传佛教的第六次结集，有7个国家共2500名比丘参加。1961年8月，缅甸议会通过第三次宪法修正案，宣布佛教为缅甸联邦的国教。1962年3月以后，国家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取消佛教的国教地位，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措施。

    今日缅甸的佛教僧团经过多次分合，主要有三派：善法派、瑞琴派和门派。全国佛寺约2万所，佛徒占总人口的80％。

    三  泰国佛教的国教化

    从10世纪开始，泰人逐渐向湄南河流域迁徙。13世纪在清迈和素可台建起泰人的国家。

    泰人的原始信仰属萨满教性质的精灵崇拜，到素可台王国，又接受了存在于6—11世纪的堕罗钵底上座部佛教影响。11世纪吴哥王朝吞并堕罗钵底以后，高棉人又带来了印度教及佛教密教。此外，8、9世纪之交，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和爪哇的夏连特拉传来了大乘佛教；11世纪缅甸人控制今天的泰国北部地区后，还从蒲甘传来锡兰僧伽罗佛教。

    素可台王朝在拉玛甘亨王(1275—1317在位)时变得空前强大。他征服了湄南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古老的堕罗钵底，并争取中国的支持，与高棉人抗衡。他曾多次派使朝贡元朝，并带回了中国的制陶手工业技术。拉玛甘亨特别鼓励佛教，在征服马来半岛上的六坤之后，延请在那里的锡兰僧人到素可台传法，还为一位品学兼优的高僧建造阿兰若寺。大批僧人涌向斯里兰卡求学受戒，使僧伽罗僧团在素可台很快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派别。

    拉玛甘亨的儿子卢泰(约1317—1347在位)继续支持佛教发展，曾建造佛陀脚印供人瞻仰，被佛徒尊为“达磨罗阇”(法王)。拉玛甘亨的孙子吕泰，是虔诚的佛教徒，曾在宫内自讲佛经，1361年放弃王位，在芒果林佛寺出家。所著《三界论》保存至今。他是泰国第一个以君主身份为僧的人。

    素可台王朝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青铜佛像，著名的有曼谷大舍利寺供奉的清叻那铜佛和善见寺铜佛，堪称是泰国古典造型艺术的代表。

    14世纪后半期，拉玛蒂菩提(约1350—1369在位)在阿瑜陀耶(大城府)建立了阿瑜陀耶王国，到14世纪末，臣服素可台，并几次向柬埔寨用兵。1397—1431年两次攻陷吴哥城。长期的战争使阿瑜陀耶衰落了下去，1767年被兴起的缅甸雍籍牙王朝所灭。

    阿瑜陀耶诸王都崇拜佛教。被缅人破毁的阿瑜陀耶城内到处都有佛寺废墟；早期建筑的清寺和王宫佛寺则免于兵燹。1361年迎来斯里兰卡使臣，上座部大寺系统正式成为国教。拉玛蒂菩提王由楞伽岛请来大德高僧为泰人僧王，要求泰国的比丘统一于巴利语圣典，一切威仪行事遵从大寺派规定。波隆摩罗阇王应锡兰吉提希里罗阇辛哈王的要求，向那里派去了以优波离为首的15名比丘的传教使团，建立了“优波离教派”，即“暹罗教派”。

    阿瑜陀耶王国同中国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洪武十年(1377)，暹罗王的侄儿那空膺来朝，明廷颁给“暹罗国王之印”。1408年那空膺在位，出使南洋的郑和率船队曾经过阿瑜陀耶。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暹罗国“崇信佛教，国人为僧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

    阿瑜陀耶时代的佛教上座部，主要在宫廷中流行，社会下层信奉的佛教仍然侧重在符咒法术，上层社会的信仰也带有祈福的性质。1458年戴莱洛迦纳王铸像500尊，求告佛陀保佑不要再有前一年那样的饥荒。

    阿瑜陀耶被缅甸人攻破不久，华裔披那·达信(郑信)领导人民收复了失地，1768年在曼谷对岸的吞武里建都为王。达信王原籍广东，起兵时任达城太守。幼年曾在佛寺读书，13岁入山昆诃罗寺为沙弥，熟悉巴利文和佛典，通汉语、印地语、缅语和越语。建都以后，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大兴佛教。1778年，他率军征服万象，继之占领琅勃拉邦。他从万象迎回了著名的玉佛像，供养在吞武里。据传，玉佛造于佛灭后400年的印度，通体由七块翡翠绿玉组成，内藏佛舍利真身。尔后经楞伽岛、素可台，辗转移至万象，今供奉在曼谷玉佛寺，为泰国佛教瑰宝。达信王晚年时常自称佛陀再世，对佛教的兴趣远胜于对国家的关心，1782年被弑。

    新王拉玛一世(1782—1809在位)将都城迁至曼谷，是谓曼谷王朝。其历代国王都奉行佛教。拉玛一世清洗了亲达信的僧团上座，整顿僧伽，组织高僧校订三藏佛经，编纂巴利语词典。1851年有名的蒙固王登基，是为拉玛四世(1851—1868在位)。此前，他做过27年比丘，精通三藏论释，懂得梵文、巴利文和英文。他创立了泰国僧伽中最有势力的一派——法宗派，强调遵守斯里兰卡上座部戒律，学习巴利文经典，成员主要是贵族阶层；1932年后始允许平民参加。法宗派与传统的上座部僧伽组成的“大宗派”，构成泰国佛教的两个主要派别。

    蒙固王曾敕令在佛统建造了泰国最大的佛塔，鼓励将法宗派传到柬埔寨，遣使往印度菩提伽耶求取菩提树分枝。此后诸王继续搜集巴利语三藏的各种地方语写本，进行校勘。1919—1928年，出版了全部三藏注释和藏外佛典。

    从16世纪起，泰国受到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侵略，1941年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1945年日本战败后恢复“暹罗”古名，1949年又一次改为“泰国”。1932年以来，各部宪法原则上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但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王必须是佛教徒；每个男子一生中必须出家一次，以取得成年人资格。佛教徒占总人口的95％，寺院2.5万多座，佛塔在10万座以上。此外，尚有大乘佛教在华侨和华裔中流行，有寺约30座，属中国律宗法系。1950年，泰国佛教徒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69年，这个联谊会将总部设在曼谷。

    从历史上看，泰国佛教的基础在农村，僧伽供养者主要是农民，僧侣则是农村以至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和创造者。传统的医药、天文、历法、文学、语言等等都以寺院为活动中心，受佛教的制约，世俗的普通教育多由寺院僧人承担。许多世纪以来，每座寺院都有穿袈裟的儿童，称作“寺子”，由指定的僧人指导学习文化。今日泰国的国民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尤其在城市，僧侣一般不再从事寺子教育。但如果父母坚持或者在落后的山区，孩子们仍然得在寺院中接受启蒙教育。此外，寺院还接受部分学习雕刻、油漆等手艺的学徒。

    佛教在民间的宗教活动，主要是从事趋福避祸、求财祛病等法事。这些法事又与婆罗门教及土著的万物有灵等原始崇拜混淆在一起。其中常见的是念护咒经，经文有《小王护咒经》和《大王护咒经》两种，都是巴利文的。前者用于新房上梁、佛像开光、为死者慰灵、死后七日供养等；国家庆典、僧众忏悔等则念《大王护咒经》。此外，僧人还代人诵经，如用符咒祝成圣水，绕圣线，为人们佩带的护身佛像做“入魂仪式”等。

    泰国佛教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理性的根据，国王也以“正法”的护持者身份，扶植佛教的发展。历代的王室均以大量财物布施僧伽，如曼谷王朝的拉玛三世(1824—1851在位)，仅建立的佛寺就达30余座，这些佛寺被称作“王立寺院”。国王施给僧团以土地、农民，这被称作“御供养施舍”，这些土地和农民成了“寺领地”和“寺院奴”。据一块碑铭记，1361年，素可台王卢泰在雨季安居期，共施金1万、银1万、蒟酱(一种植物果实)1000万、三衣400套、铁钵400具。

    与此相应，历代王朝对于佛教都是直接管理，严格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466年，戴莱洛迦纳王曾比照“武官地方官官阶授田法”，给国内“精通佛法的比丘”2400名和“尚未精通佛法的沙弥”200名分六等授田；在政府设立宗教事务司，维护僧伽纪律，指导僧侣行为，直至勒令不轨僧人还俗。1859年拉玛四世再次勒令犯戒僧人还俗，规定外来挂单僧人登记，限制沙弥的年龄等。1902年泰王签署了《僧伽管理法》，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管区、各寺院的责任、义务和权限。1912年颁布了改订的《僧伽官职表》，1913年颁布《常施食标准表》，分别规定了僧人官阶和月薪数额。

    国家对于佛教教义的研究，也采取统一的指导方针。到朱拉隆历时期(1868—1910)，由瓦希拉耶南瓦洛洛亲王任僧伽法王。他大力推行僧伽改革，促使僧团教会化，由此也确定了教理的研习形式和解释经典的正统方法。他还推行教理考试制度，指定应考的教材，如《佛教圣句集》、《佛传》、《戒律基础》等。

    尽管泰国传统上把佛教作为国家宗教，但宪法依旧规定臣民有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印度教、锡克教等少数宗教信仰者。

    四  柬埔寨佛教的兴衰

    9—10世纪之际建立的吴哥王朝，到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在位)，完成了著名的吴哥石窟。他信仰毗湿奴，用毗湿奴像取代补庙中原有的湿婆像；后来的阇耶跋摩七世，又用佛陀像取代了毗湿奴像。

    阇耶跋摩七世(1181—1201在位)，把吴哥王朝推向全盛，成为柬埔寨最有威望的古代君主。他信奉佛教，奉观世音为高棉人的保护神，认为他能引导人们往生极乐净土，在国内到处建造四面的观音神像。所造神像的眼半开，目光低垂，嘴含平静而神秘的微笑，被人称作“高棉的微笑”。这个时期建造了普拉沙·普兰·克迪、塔荣、帕甘和巴荣等寺，显示吴哥佛教的独特色彩。

    塔荣寺就是普粒毗诃罗寺，建于1186年，供奉的是皇太后像，被称作佛陀之母。寺碑盛赞阇耶跋摩七世无所不能，尽管也礼赞佛、法、僧三宝。1191年，阇耶跋摩七世为观音建帕甘寺，寺中的菩萨像则以他的父亲为原型。他还竖立了自己的等身像，刻画为病人治疗的医师和看护人的佛陀。帕甘寺的铭文说明，造寺的目的在于“在遍流敌人鲜血的土地上”以“庄严菩萨”。巴荣寺建于12世纪末，其中也有国王的黄金像。简言之，王室造寺塑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振王威，敬祖先，把佛教的偶像现实化为王室的偶像。

    阇耶跋摩七世曾派遣有王子参加的使团前往斯里兰卡求法。这位王子当是柬埔寨上座部佛教的第一位传人，或许就是缅甸《琉璃宫史》中提到的“多摩林陀”。

    阇耶跋摩七世之后，婆罗门教再次复兴，佛教式微。不过，据1292年来到柬埔寨的元朝使臣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记载，当时吴哥城依然以佛头像庄严城门，城中有由20余座石塔环绕的金塔。寺院僧人“削发穿黄，偏袒右肩，其下则系黄布裙，趺足”。寺中只供释迦像，塔中诸佛皆为铜铸，相貌各异。及至经过1369—1441(或1444)年暹罗人的进攻，吴哥城三度陷落，柬埔寨急剧衰落下去。到安赞王时代(1516—1566)，柬埔寨军队一度进逼暹罗的阿瑜陀耶城，很快又遭失败，1594年，首都洛韦亦被暹罗攻破。此后，始终未能摆脱附属泰国或安南的命运。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年又被日本军队侵占。

    随着暹罗人的占领、上座部佛教在柬埔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被确立下来，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逐步失势，终于消灭，婆罗门教的寺塔被改造安置了佛像，佛像崇拜取代了林伽崇拜。但许多寺名仍保留着印度教的痕迹，印度教或大乘佛教的一些宗教法事仍旧在民间流传。

    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佛教受到法国化的打击，一度衰落不堪，僧侣和佛徒成了反抗外来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从19世纪末到 20世纪前半期，佛教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提高民族意识的手段，有了新的复兴，涌现出不少爱国僧侣。1909年，创建了“巴利语学校”，1914年改为“巴利语高级学校”；到20年代，初级巴利语学校已有400余所。50年代初，一些政治家提出了“佛教社会主义”的口号，强调佛教在立国上的作用，规定所有寺院都要举办学校。1954年，创建“西哈努克佛教大学”，继之成立“金边佛教研究所”。到60年代，出版了巴利文和高棉文三藏。与此相应，还出现了一批佛教学者和佛学著作。据1970年统计，全国共有僧侣6500余人，塔寺约3400座，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90％。

    柬埔寨的国民教育，曾长期由僧侣承担。据统计，到1963年，文化部管理的普通新校有1615所，学生75000人；而70年代初，属宗教部的巴利语学校则有590所，学僧有万人以上。无论是王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男孩子都要在寺院中学习文化。通常在12岁披上黄袈裟，称作小沙弥。到20岁左右，若有志于出家修行，便可受戒成为比丘。社会尊重和尚和受过寺院教育的人。具有巴利文和佛学知识的优秀学者被称作“班智达”。由于传统的佛教教育，五戒、八关斋深入民心，社会犯罪相对较少。民众日常的婚丧嫁娶都伴有一定的佛教法事。

    柬埔寨佛教来自泰国传承，所以也分两派。大宗派在14世纪传入，多在农村活动；法宗派在1864年传入，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前者占全国全部寺院和僧人的90％以上。

    五  老挝佛教的发展

    老挝于749年建国，一直处于周围大国的争夺中。1353年，由流亡在吴哥的芒斯瓦王子法昂创建了独立的南掌国。法昂自幼生长在柬埔寨，娶当时吴哥王的女儿为妻，在吴哥王的扶植下取得王位，于琅勃拉邦建都。之后，将南传上座部引入老挝，逐步发展成为国教。琅勃拉邦最初就是吴哥王赠给法昂的一尊佛像的名称。为供养从吴哥前来弘法的高僧，南掌王还建造了著名的波沙罗寺。

    到15世纪上半叶，波提萨拉王(1520—1547在位)曾三次抗击暹罗势力，一度占领泰国清迈地区。此后，缅人夺走清迈，攻陷万象，老挝日趋衰落，17世纪末沦为越南的属国。18世纪，南掌国分裂为万象、琅勃拉邦和巴色三国，先后成为暹罗的属国。19世纪初，昭阿努王在万象立国，国势依然不振。

    尽管老挝历史上内忧外患不断，但上座部佛教始终稳定发展。16世纪的维苏纳腊王建造了维苏寺，并将佛经三藏译成老挝文。他的继承者波提萨腊王敕令民间专奉佛教，禁事鬼神，使佛教空前普及。波提萨腊的儿子塞塔提腊(1548—1571在位)继续崇奉佛教，曾由清迈迎来原出于斯里兰卡的翡翠王佛像，于万象王佛寺供养；又在万象造大舍利塔，占地百亩，此塔塔身通体镀金，亦称“塔銮”，成为老挝佛教文化的象征。17世纪的苏里亚旺萨王(1637—1694在位)将老挝佛教推向全盛。他把佛教统一在王权的管辖之下，任命僧王，制定僧阶，创办佛教学校，提倡佛典研究，使老挝成为东南亚佛教的重要基地。

    19世纪末，法国殖民主义者占领老挝；1940年日本军队又侵占老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老挝获得独立，不久又陷入新的外国侵略和长期战争中。老挝佛教在外国入侵期，一方面遭受严重打击和破坏，一方面激起僧侣和佛徒的爱国激情。20世纪初，老挝佛教逐步复兴，到30年代掀起高潮，与整个东南亚的佛教形势相呼应。独立后的老挝，也力图把佛教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巩固下来。1947年的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1959年颁布“僧伽法令”，又作了许多细则规定。实际上，这是把佛教的全权管理集中到国王手中，削弱和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活动。

    老挝盛行的也是上座部佛教，在农村和偏远山区同时存在精灵崇拜，与佛教并行。据1965年统计，城镇有僧伽团体57个，乡村有220个，共有寺院1726所，比丘5487人，沙弥7358人，寄居在佛寺或佛寺附近的出家修行妇女优婆夷不计。佛教信徒约占整个国民的95％。

    老挝僧伽也分大宗派和法宗派，大宗派人数占压倒优势。南近泰国地区主要是法宗派，首都万象主要是大宗派。作为全国僧伽领袖的僧王，属于大宗派，对法宗派负有同样指导责任。僧王以下由五位上座高僧组成宗教会议，领导全部僧伽。

    送子弟入寺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沙弥，也是老挝人的传统。穷苦人家的孩子多半通过出家接受教育，因为沙弥和比丘还俗的事很普遍，不受人们鄙视，这与泰国相似，但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则很少还俗。同是上座部佛教国家，这方面差别甚大。

    关于上座部寺院的状况，可以万象的中央寺为代表说明。此寺为大宗派的第二大寺，1956年有比丘32人，沙弥18人，寺男35人，沙弥尼15人。寺属巴利语学校1座，有比丘和沙弥250人在此学习，共分4个年级。另设夜校及星期日学校，对市民子弟开放。寺内僧人4点起床，6点出门乞食，10—12点在床前坐禅，做水观想和光观想，每日佛殿诵经3次。

    除了宗教法事，寺院也向居民提供医疗和用水等服务。入寺求医的人一般不信西医药，认为寺院给的药能够制服叫作“费”的精灵。

    老挝除上座部佛教外，也有大乘佛教流行，多半是华裔和越南裔信仰。其中有名的寺院是越南人在万象的庞龙寺，寺内比丘或沙弥经常被派往越南学习。其威仪制度与中国汉地佛寺无甚区别。寺内主佛为释迦牟尼，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地藏菩萨。早课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咒等；晚课诵阿弥陀经，唱八十八佛名号并行忏悔。除了念佛也习坐禅。据说常住该寺的优婆塞及优婆夷有数千人。每逢农历十五和三十日，做布萨忏悔，为男女信众授持五戒及八关斋戒。

    六  越南的大乘佛教

    越南在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期间，僧侣干政，往往左右国家命运。前黎末帝黎尤铤企图抑制佛教权力。僧统万行支持他的侄子殿前指挥李公蕴篡夺政权，建立了延续200余年的李朝(1010—1224)，越南佛教在这期间达到了极盛，史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

    万行俗姓阮，幼通儒道释，21岁出家，为六祖寺禅翁弟子，深究《百论》，精于禅法，被认为是毗尼多流支第十二世传人。他以符谶为李公蕴称帝制造舆论，李朝成立后，受封为国师，为新王朝拟定了许多重要政策。毗尼多流支第十三代传人惠生，也极有权势，他曾为太宗讲禅，并参与朝政，享有与万行在太祖时同样的地位和特权，到圣宗时任左街都僧统。

    无言通派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黎朝任僧统的匡越，其弟子多宝，曾为李朝太宗传授禅学，太祖也向他垂询军国大事。多宝弟子有焦山感应寺定香和仙游重明寺的禅老，前者为无言通派法脉传人；后者在慈山有习禅弟子数千，成为该派开祖以来最大一系，太祖幸重明寺时，曾就禅老请教。

    到圣宗时代，来自中国的僧人草堂创“禅宗草堂派”(简称“草堂派”)。据越南《禅林宝训》，草堂原系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属南岳怀让一系十三代门人。他随师游化占城时，正值李朝圣宗前来征伐(1069)。城破，他与其他僧众和工匠一起被俘回升龙(河内)，后辗转为圣宗所识，迎入开国寺安置，得到极高的礼遇。圣宗以草堂为师，并成为该宗的第一代传人。圣宗有弟子吴益，任参政，吴益传杜武，任太傅，都是朝廷的要职。英宗与高宗，则自命草堂派弟子。草堂一派是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它提倡“禅净一致”。修禅于念佛结合，与北宋发端的中国禅宗走向完全一样。到神宗时，密宗亦颇为流行，阮明空、徐道行等就是有名的密教僧人。

    陈朝(1225—1400)建国，草堂派失势，但佛教依然得到扶植。据说陈太宗曾从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而后辗转传至慧忠。慧忠出身陈朝贵族，曾受学于逍遥禅师，或称是无言通派第十七代弟子，自号“慧忠上士”。他从“即心即佛”出发，立“返观自己本分事，不从他教”的宗旨，不持戒斋，在海阳省荣吏县他的封邑上修禅授徒。他要传禅给调御觉皇，即陈朝第三代的仁宗。仁宗在位时(1279—1293)，日理朝政，夜修禅学。及至对元朝战争结束，即禅位给英宗皇帝。自己去海阳东潮县安子山出家习禅，自称“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创建“竹林禅派”。他以临济为祖，认为佛法即是老子之“道”，亦是孔子之“中庸”，提倡“三教合一”，与两宋以来佛教的主要潮流相呼应。1308年，竹林上士圆寂，被尊为竹林禅派初祖，他的弟子法螺(1284—1330)、玄光(1284—1364)分别为二祖、三祖。

    英宗也奉行佛教，他率先受菩萨戒，满朝文武竞相效法。1314年，他也主动禅位，从法螺从事铸像、印经等佛事活动。玄光原是状元出身，追随他的僧尼常有千人。国内各种佛教著疏和禅家论说，敕令必须经玄光审阅后由皇上恩准，始得刻印流通。竹林禅派是陈朝的官方佛教。

    陈朝末年，朝廷着重儒家道学，限制佛教势力膨胀，沙汰僧徒。到后黎朝，王室以道学立国，进一步抑制佛教发展。圣宗(1460—1497在位)明令禁止新建寺院，不准扩大寺院地产，继续沙汰僧众。1500年，国家下令佛教只许在庶民中信奉，促使原属王室贵族的信仰转向民间大众中流传。

    黎朝后期，开始统治越南南方原占婆国领地的是阮氏集团。自阮潢以降，阮氏广南王国历代都崇奉佛教。1604年，阮王在顺化建造了大乘寺院天姥寺，佛教开始复兴。到17世纪中叶，贤王阮福濒(1648—1687)时期，佛教达到繁盛。中国前明逃避清廷统治的一些两广僧侣，来到顺化和平定省，传播临济宗禅法，其中济圆和觉封尤为贤王所厚礼。在义王阮福溱时，中国和尚寿尊亦来顺化，创立“原韶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又有出自济圆、觉封两家门下的了观和尚(?—1743)，在顺化天台山开创禅门，直承临济宗系，被尊为义玄一系的第三十五代祖师，此派名“了观禅派”。临济宗禅法在越南中、南部居绝对优势地位，直到近现代。1848年，宝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组织“宝山奇香教”，提倡无寺无僧，及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南方据公河三角洲的农民中流传，亦有临济禅的影响。

    在清朝初年，到北越去的中国临济僧人中，最著名的是拙公。拙公传明良，明良传真源正觉，正觉传麟角。麟角(1696—1733)俗名郑拾，原是郑氏安南王国的王子，以家为寺，创“莲宗派”。麟角有弟子杜多，曾奉师命到广州，在鼎湖山庆云寺参学三年，带回经律论300部，1000余卷，广弘四分律，号称“两国和尚”。此后继承莲宗寺的是桂阳人慈风，影响渐大，门徒300多人。莲宗派虽属临济宗传承，但偏重在净土，以阿弥陀佛为参禅公案；同时提倡“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目，将教理、修禅和念佛结为一体。此派的这些特点使得它能在多层次民众中得以流传。

    此外，在17世纪初，曹洞一系也传进越南。先是水月通觉和尚(?—1711)，游学中国北京，后到湖州凤凰山参拜一句智教，由是得法，成为越南曹洞宗始祖。此派中心在河内，亦号“水月派”。

    19世纪初，南方阮氏集团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起南北统一的阮朝。阮朝在政治上扶植临济正宗，歧视莲宗，促使莲宗更加走向民间。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广大佛教徒卷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佛教也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法国强迫阮朝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南方安江省和好地方开始出现了“和好教”。他们自称是宝山奇香教的继承者，吸引大批信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此相应，正统的佛教界也掀起了复兴运动；一些知识居士主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同时效法西方基督教，创办佛教慈善事业，普及佛学教育，建立群体组织。1931年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次年在顺化成立“越南佛学会”(亦名“越南中部佛教会”)。青年佛徒的组织——“家庭佛子”也宣告成立。各种佛教团体遍布全国各地。1951年建立了联合北、中、南三地佛教组织的“越南佛教总会”。大体上说，越南佛教始终具有爱国传统。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范世龙和尚组织了“越南佛教救国会”；1963年在抗议美吴集团暴行的斗争中，有广德等6位僧尼自焚。

    早在20世纪初，在芹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了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派，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信徒曾达120万。1926年，黎文忠将高台教徒组织起来，本部设在西宁，重加整顿。他倡导佛、道、儒和天主教融合，并糅进扶乩等民间信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到1935年高台教第二代范玉石时，信众数目急剧增加。在抗日战争末期，与和好教结成“民主社会党”，成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

    ①“塔伽”即蛇，或印度神话中的因陀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