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民族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平安时代后期，随着班田制的破坏，庄园制有了很大发展。拥有强大庄园经济势力的公卿贵族在朝廷中占有重要地位。藤原氏一族庄园遍国，身为外戚，从9世纪中叶到11世纪末的200年间，以“摄政”、“关白”名义垄断朝政，天皇大权旁落。10世纪以后，以直接经营庄园的庄官和郡司、土豪等为代表的武士阶层兴起。天皇在与藤原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常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在这当中，佛教寺院曾起过特殊作用。白河天皇(1053—1129)退位后自任上皇(1086)，设“院厅”听政，此后出家称“法皇”，继续听政。白河天皇后，鸟羽、后白河、后鸟羽诸天皇都在成年出家，称“法皇”而掌握实权，史称“院政”。院政实际是皇室联合下级贵族和地方武士反对藤原氏势力的政权形式。院政末期，以皇室出身的地方豪族源、平二氏为中心形成关东和关西两个武士集团，它们之间互相斗争，平氏集团一度获胜，掌握政权。1185年，以源赖朝为首的关东武士集团灭平氏，夺得政权。源氏在镰仓设立幕府，开始了幕府执掌政权的武士统治时期。镰仓幕府结束(1333)后，经历了室町幕府(1338—1573)和江户幕府(1603—1867)，都是幕府掌握实权，天皇只拥有虚位。

    在这一期间，日本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有很大发展，兴起不少城市，文化教育也越来越普及。在宗教方面，镰仓时期产生的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发展迅速，旧有的佛教宗派也吸收日本民间信仰和习俗而有新的变化。此外，还从中国传入了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受到以幕府为首的武士的支持。

    一  镰仓时期的新佛教宗派

    (一)源空和净土宗

    源空(1133—1212)，号法然、黑谷，俗姓漆间，美作(今冈山)人。13岁登比叡山研学天台宗教义，因读源信《往生要集》而对净土教义产生信仰，后读中国唐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受到启发，创立日本净土宗，提倡称名念佛法门，受到贵族、武士和下层民众的皈依。

    源空所著的《选择本愿念佛集》(简称《选择集》)对净土宗的基本教义作了论述。全书由佛经摘录和评述两大部分组成。从他的引证来看，中国北魏昙鸾的《往生论注》、唐道绰的《安乐集》、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等著作对他影响最大。他根据这些著作对一切佛法作了分类(判教)，把真言、佛心(禅)、天台、华严、三论、法相等宗皆归为“圣道门”之内，认为皆属“难行道”；而把阿弥陀净土之教称为“净土门”，认为是“易行道”，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作为净土宗的基本经典。他认为当时佛教已进入“末法”时代，劝人们不要信奉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诸宗，而应信仰简单易行的净土宗。

    源空继承善导提倡的“口称念佛”，分修行为“正行”、“杂行”，而口称“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正定之业”，佛的一切智慧、神通、功德都包容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之中，因此唱诵名号即可“除罪”，往生净土。他反复强调：“往生之业，念佛为本”；“所谓本愿念佛者，即口称佛名号也”；“修之者，乘彼佛愿，必得往生”。

    源空以中国的菩提流支、昙鸾、道绰、善导、怀感、少康为祖师，而特别崇敬善导。他以继承他们之后自任，在日本到处宣传净土信仰。

    净土宗由于教义简单，方法易行，创立后迅速传到日本中部和东部一带。源空卒后，因弟子对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分成许多派别，其中对后世发生影响的有镇西派和西山派。净土真宗实际上也是净土宗的支派。

    (二)亲鸾和净土真宗

    亲鸾(1173—1262)，亦名绰空、善信，京都人。9岁出家，在天台宗比叡山曾做堂僧，读过源信的著作，后又学奈良诸宗教义，29岁师事源空，专修净土法门。承元元年(1207)，政府下令禁止专修念佛，亲鸾被流放到越后(今新潟)，改名“愚秃亲鸾”，娶惠信尼，有子女六人。遇赦后，到关东广大地区农民中发展信徒，形成许多集团。晚年回京都专事著述，所著《教行信证》(全名《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影响最大。

    《教行信证》论述了净土真宗的基本教义。书中所引佛经和昙鸾、道绰、善导的著作很多。他以印度的龙树、天亲(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源空为净土真宗的七祖。称昙鸾为“本师”，赞颂他的《往生论注》，说此书阐明“往还回向由他力，正定之因唯信心”，并且对唐代道绰、善导倡导净土念佛法门大加称赞。

    亲鸾在书中从教、行、信、证四个方面论述净土真宗教义。“教”指经典，认为唯有《无量寿经》才是佛的真实之教，而《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属“方便之教”；“行”指修行内容，即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说称此名号可得大功德，可乘弥陀的“他力”往生净土成佛；“信”指对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十八愿)和佛力的绝对信心，说有此信心并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就可凭借佛力往生净土“证大涅槃”；“证”即修行结果，说具备对弥陀净土及其愿力的绝对信心，死后即可达到不退转的菩萨之位，成就“无上涅槃”。

    亲鸾特别强调对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信心。他在解释“行”与“信”的关系时说：“真实信心，必具名号，名号必不具愿力信心。”意谓有了对弥陀净土及其愿力的信心，也就具备了称名念佛之行；而只是“行”，则未必有“信”。所以成为往生净土之因的，不是口称念佛的“行”，而是内在的“信”。他说：“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但他也不是废止称名念佛，认为称名念佛可以引发对弥陀净土的信心，并且也是报答“佛恩”的表示。

    亲鸾的净土真宗与源空的净土念佛宗相比，因为不重视口称念佛，而以“信心为本”，这更简化了修行的方法，因此更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传教的重点是农民、渔民、猎人、手工业者等。这些人从事农牧渔猎等生产活动，不可能不伤生杀生，而且又贫困无文化，没有条件施财、造塔寺、诵经等，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属于“恶人”。但亲鸾正是把一切“凡夫”、“恶人”作为净土真宗争取的对象。为此他在教义理论上提出了“恶人正机”说。他在《教行信证》中明确地表示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信心，都可成佛，这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有罪无罪没有关系。所谓“恶人正机”中的“正机”，即“正因”。“恶人”不可能靠自力修行为善达到解脱，他们正是阿弥陀佛发下弘愿所要拯救的对象，一切犯恶逆大罪的人，包括善性灭绝的恶人(一阐提)，都可往生成佛。他甚至说：“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叹异钞》)这是以“恶凡人为本，善凡夫为傍”。把恶人作为争取入教的基点，自然也可以把其他自认为行善积德的人吸收进来。

    亲鸾净土真宗的“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说，有既不同于日本净土宗，也不同于中国净土宗的特点。用这种教义进行传教，不仅可以争取社会下层各种职业的民众，而且对从事征战杀伐为业的广大武士也有很大吸引力。

    因为净土真宗强调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强调对弥陀愿力的绝对信心，所以对信徒不强调在家和出家，也不重视持戒修行，认为遵从一般社会道德习俗即可。亲鸾自已有妻室儿女，也不禁止食肉，这对真宗的迅速传播十分有利。

    亲鸾逝世后，净土真宗发生分裂，到江户时代以后逐渐形成西本愿寺派、东本愿寺派(大谷派)、高田派、佛光寺派、木边派、兴正寺派、出云路派、山元派、诚照寺派、三门徒派，统称“真宗十派”。其中以亲鸾后裔为教主的西本愿寺派和东本愿寺派的势力最大。

    (三)一遍和时宗

    一遍(1239—1289)，伊予(今爱媛县)人，原名智真，13岁出家，从圣达学净土宗西山派教义，致力于称名念佛的修行。他曾到信浓(今长野县)的善光寺静修数日，在此依据唐代善导所著《观无量寿经疏》中的一段话绘制出“二河白道图”①，回到伊予后把它当作本尊图挂起来供奉，十余年间闭门潜心修持称名念佛。他把自己的心得用颂文写在图边，曰：“十劫正觉众生界，一念往生弥陀国；十一不二证无生，国界平等坐大会。”意为众生靠自力修行经十劫才有可能达到觉悟，如果称名念佛，一念即可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在称名方法上，一念与十念没有区别，都可使众生达到摆脱生死的境界；在极乐净土，一切佛国世界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一遍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他念佛的旨意，周游全国，参拜各地的神社和寺院，祈求神佛的佑助。文永十一年(1274)，他到纪伊(今和歌山县)的熊野神社参拜，在这里静修百日，据称从神那里接受颂一首，曰：“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遍证，人中上上妙好花。”此中“六字名号”即“南无阿弥陀佛”，“一”为阿弥陀佛，“遍”为众生。全颂意谓佛与众生相即不离，共以名号为法；“十界”(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众生(正)和居住环境(依)是体相圆融的；最好的修行不是靠自力修持万行，而是称名念佛，由此念佛即可往生；修行者有九品，称名念佛者可以作为“上品上生”的修行者往生净土②；“花”，为莲花，据《观无量寿经》，往生者在莲花中化生。

    一遍从此即以“一遍”之号自称，写了很多“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六十万人”③的念佛札，又携带“劝进帐”(化缘簿)，到各地进行传教。他到过九州、四国和本州的广大地区，前后经16年时间，据说在他的“劝进帐”上记名及授予念佛札的人数达25万多人。他被时人称为“游行上人”。他去世时，把过去抄写的佛经全部烧掉，说：“一代圣教今日尽，唯留南无阿弥陀佛。”

    一遍的“时宗”实属净土宗的一支。“时宗”的“时”，是依据《阿弥陀经》的“临命终时”的经文而起的。此宗有以下特点：

    (1)以《阿弥陀经》作为净土三部经中最重要的经典，并用《法华经》、《华严经》发挥净土宗教义。

    (2)否定通过身、语、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认称名念佛，认为“阿弥陀佛”名号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乱”地念佛，死后即可往生净土。修行者应舍弃家室财产，断除一切世俗欲望，严格持戒念佛。强调绝对尊师(称“知识”)，说师可决定信徒能否往生。

    (3)受神道教影响，相信神灵，以熊野神社的所谓“神谕偈颂”作为成立宗派的根据。

    此派创立初期重视游方传教，依据《无量寿经》中“欢喜踊跃”的字句舞蹈念佛，伴随一遍游行各地的信徒称“时众”，意为六时念佛之众。开始没有固定传教场所，到一遍弟子他阿时，建立了百余所道场，但仍强调“身虽在此，而心在游行”。中心道场在相模(今神奈川)的无量光寺，后移清净光寺。

    (四)日莲和日莲宗

    日莲(1222—1282)，安房(今千叶县)人，出身于一个渔民家庭。16岁出家，游历镰仓和平安各寺，学天台、密、净土诸宗的教义。开始曾重视净土宗，后因读《涅槃经》中“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的经文，决定选择一部佛经作为自己修法的依据。建长五年(1253)宣布皈依《法华经》，认为只有此经才是成佛之法，并对净土宗进行批评。为此他受到净土宗信徒的迫害。他逃到镰仓，建草庵居住，日夜诵读《法华经》，有时到街上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人们以“狂汉”视之。他对净土、禅、密、律诸宗笑骂抨击，提出“四个格言”，译成白话是：“念佛是无边地狱之业，禅宗是天魔的作为，真言是亡国的恶法，律宗是国贼的妄说。”他对各宗进行批判的目的，是希望幕府以《法华经》信仰为正法，不要支持其他派别。他在这个期间写了《守护国家论》、《灾难对治钞》等。他的传教逐渐产生影响，有人投到他门下为弟子。

    1257—1260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地震、瘟疫等天灾，社会动荡不安。日莲著《立正安国论》，上呈幕府的实权把持者北条时赖(前执权)，说灾厄的发生是因为国家违背正法，崇信“邪法”，如果不早日制止净土念佛宗，就会发生《药师》、《大集》诸经中所说的“七难”、“三灾”，特别是“自界叛逆难”(内乱)和“他国侵逼难”(外国侵略)。幕府不仅不予采纳，而且以“诳言惑众罪”把他流放到伊豆(在今静冈)以东，两年后才得到赦免。至元五年(1268)，元世祖派使者向幕府送国书迫使日本称臣，并着手准备侵日。至元十一年(1274)，元兵攻上九洲北部肥前(今福冈)，后虽败归，但仍准备再次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日莲与弟子们认为，《立正安国论》中所作的预言已经证实，并上书幕府，说如果不依靠《法华经》正法，国将不保，他为降伏元军进行祈祷。但他又受到迫害，被流放到佐渡。在这里他写了《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三年后受到赦免，回到镰仓，后又到甲斐(今山梨县)身延山建久远寺，作为日莲宗的中心道场。日莲除前述著作外，还著有《选时钞》、《教机时国钞》等。

    日莲宗全名是“日莲法华宗”，虽从天台宗分出，但有自己独特的教义。日莲反对日本天台宗把真言密教的教义吸收到教内，特别反对圆仁、圆珍把《大日经》置于《法华经》的同等和之上的做法(在所谓“事密”中更重视《大日经》)。日莲认为在一切佛经中唯有《法华经》才是真实之教，其他皆为方便之教。他说《法华经》28品之中前14品是“迹门”的教法，所谓“应身”说教，后14品为“本门”教法，所谓“法身”说教，中国隋朝的智*(左岂右页)和日本的最澄虽然也依据“本门”立教，但没能阐明本门的真义。他认为他所提出的“三大秘法”最圆满地表达了本门的真义。

    所谓“三大秘法”是日莲宗的基本教义。它包括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日莲在《报恩钞》和《观心本尊钞》中对此有详细说明。

    第一，本门的本尊。所谓“本尊”是信奉的最高对象，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本尊。日莲宗信奉的本尊是《法华经·如来寿量品》中所说“成佛已来甚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的佛(即法身佛)。日莲绘图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即为“十界曼荼罗”。他在文永十年(1273)绘制的“十界曼荼罗”，也叫“大曼荼罗”，中央写“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作为“总体”，左右画各种天部、诸尊作为“别体”，横的方面表示遍于十方，竖的方面表示涉及三世，以此表现十界互具的道理，日莲宗奉之为“法华本门的本尊”。这样绘制曼荼罗显然是受了密宗的影响。

    第二，本门的题目。此为皈依本尊的修行方法，即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日莲认为“妙法莲华经”题目概括了一部《法华经》的奥义，加上“南无”(意为归命)二字，用口唱诵就成了皈依本尊的修行。只要行此唱题妙行，不管是否懂得它的含义，也不管是善人恶人，都可即身成佛。

    第三，本门的戒坛。日莲宗也讲戒、定、慧三学，但与其他佛教各派不同。日莲规定：“定”是本尊，“慧”是题目，“戒”指戒坛。所谓“戒”不是小乘的五戒、十戒、具足戒，也不是大乘的十重戒、四十八轻戒，只要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是“本门无作的圆顿戒”。戒坛也不是特指受戒的场所，唱诵七字题目即为戒坛。

    日莲吸收了日本神道教的某些信仰，例如他把日神、天皇祖先神天照大神、农耕神八幡大明神也列入法华信仰的保护神之中。

    由于日莲宗教义简明易懂，在修行方法上又只重视口唱经题，因而在日莲晚年已有不少人信奉。日莲逝世后，经弟子的努力传教，日莲宗逐渐深入到京都、关东、北部广大农民、渔民及中下武士之中，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多有信奉者。弟子们之间为争夺正统，也由于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分成很多支派。

    (五)荣西和日本临济宗

    荣西(1141—1215)，备中(在今冈山)人，俗姓贺阳。14岁在故乡出家，青年时到比叡山修学天台宗教理和台密。仁安三年(1168)随商船入宋，登天台山巡礼，带回天台宗章疏30余部。兼修显密二教，开创“叶上派”密教。文治三年(1187)再次入宋，在天台山从虚庵怀敞学禅宗，经五年受印可归国。虚庵是临济宗黄龙派的第八代传人。荣西在博多(在今福冈)建圣福、报恩二寺，弘传临济宗黄龙派禅法，此后到将军源赖家在京都为他建的建仁寺去住。他因宣传禅宗，受到天台宗僧人的攻击。为此他著《兴禅护国论》，对禅宗进行介绍，说“即心是佛为宗，心无所著为业，诸法空为义”，又强调“参禅问道，戒律为先”，并认为禅宗与天台、真言二宗皆为“禅师”之教；对于禅宗与国家的关系，主张兴禅可以“护国”。此后应将军源实朝的邀请到达镰仓，建寿福寺，后又回京都建仁寺。鉴于天台宗势力强大，直到去世为止，他仍兼传真言宗、天台宗和禅宗。他还著有《出家大纲》、《日本佛法中兴愿文》等。他写的《吃茶养生记》介绍了中国的吃茶风习和吃茶方法，对日本普及饮茶有很大影响。

    荣西的弟子有行勇、荣朝、明全等人。在荣西之前，从奈良时代起，禅宗已陆续传到日本，但皆未独立。荣西虽兼传天台、真言二宗，但已系统介绍中国禅宗，因此一般以荣西作为日本临济宗的创立人。荣西的禅派，后世称为“临济宗建仁寺派”。镰仓时期传到日本的禅宗门派很多，据称有24派之多，其中属曹洞宗的有3派，其他皆为临济宗系统；在临济宗中除荣西属黄龙派禅法外，皆属杨岐派。这些禅派的区分，主要是由于传承不同造成的。在中国宋代，临济宗杨岐派传到圜悟克勤(1063—1135)时大盛，他著的《碧岩录》风行天下，弟子大慧宗杲、虎丘绍隆都很有名。大慧倡“看话禅”在中国影响很大。虎丘活动在今苏杭一带，后继弟子中，有不少人东渡日本，受到以幕府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欢迎，在镰仓、京都传法。也有不少日本僧人慕名前来从虎丘一系的禅师学禅，回国后成为很有地位的禅师。宋末元初，一些禅宗僧人为避战乱东渡，他们推动了日本禅宗的传播，一时之间禅宗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

    在荣西之后，仍兼传天台宗、密宗的禅僧有圆尔辨圆(1202—1280)和心地觉心(1207—1298)。他们都曾从荣西的弟子行勇、荣朝学法。辨圆入宋从杭州径山兴圣万寿寺的无准师范学禅。无准是虎丘禅系的禅师，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辨圆回国后，受到摄政九条道家的崇信，九条道家在京都为他建东福寺。此后，他应请为幕府的执权北条时赖和嵯峨上皇授菩萨戒，在朝廷与武士之间传授禅法。著有《圣一国师语录》。他的禅法称为“圣一派”，后称为“临济宗东福寺派”。著名佛教史学者虎关师鍊(1278—1346)是他的第三代弟子，著有日本佛教史书《元亨释书》30卷。心地觉心也是行勇、荣朝的弟子，入宋从临济宗杨岐禅派的无门慧开(《无门关》作者)学禅，回国后受到龟山、后宇多两位上皇的皈依，弟子很多，卒后谥“法灯国师”。后称此系为“法灯派”。

    镰仓时期在日本单纯传播禅宗的是中国临济宗僧人。兰溪道隆(1213—1278)是虎丘弟子崇岳的门徒，宋淳祐六年(1246)赴日，受到镰仓幕府的欢迎，执权北条时赖为他造建长寺，据说闻风前来参禅的有200多人。他说：“参禅如孝子新丧父母一般，念兹在兹，不忘所生，一念若如此，自然道念重，世念轻，久久明白时，入大解脱门也”；“参学如猫捕鼠，先正身直视，然后向他紧要处，一咬咬定，令无走作”。他对持戒的看法是：“戒即是心，心即是戒，心无形相，宁有戒而可持!”④著有《兰溪道隆禅师语录》、《坐神论》等。卒后谥“大觉禅师”。弟子中名僧很多。他的禅系称“大觉派”，后称“临济宗建长寺派”。

    宋朝无准师范的弟子中还有兀庵普宁、无学祖元来日。普宁在日本六年回国。祖元(1226—1286)住建长寺，不久执权北条时宗为他建圆觉寺，终生在镰仓致力于传禅事业。在1281年元军再次入侵日本时，他向时宗赠言“莫烦恼”，并讲授禅法。他的禅法在武士间产生不少影响。卒后谥“佛光禅师”。著有《佛光禅师语录》。弟子中以高峰显日最有名，他把临济禅传到关东一带。祖元的禅派称“佛光派”，后称“临济宗圆觉寺派”。

    元代赴日的禅僧有一山一宁(1247—1317)。他本是元朝派来的使节，劝日本归降的，先被幕府拘留，后来执权北条贞时请他主持建长寺。之后，一宁移住圆觉寺，再移住京都的南禅寺，受到后宇多上皇的崇敬。一宁是临济宗杨岐派虎丘系的禅僧，对儒学也有颇深的造诣。有《一宁禅师语录》行世。弟子中以梦窗疏石最有名。

    以上各禅派在当时盛极一时，但成为后来日本临济宗主流的是所谓“应、灯、关”的禅派。“应”指南浦绍明(1235—1308)，卒后谥“大应国师”，故简称“应”。曾入宋从虎丘一系的虚堂智愚学禅，回国在九州博多传禅30余年，此后应请入京都及镰仓授禅法，弟子很多。弟子宗峰妙超(1282—1337)卒后谥“大灯国师”，简称为“灯”。他曾与天台宗等宗派的学僧辩论，扩大禅宗影响。后住京都大德寺，尝与花园天皇谈禅，天皇说：“佛法不思议，同王法对坐。”他答：“王法不思议，同佛法对坐。”于是受到天皇赏识。弟子关山慧玄(1277—1360)，受到花园、后醍醐两天皇的皈依，花园天皇舍出离宫建寺赠关山慧玄，此即妙心寺。他的禅法以冷峻、枯淡著称，不重读经，接引学待常棒喝交驰。这一派后称“大德寺派”或“妙心寺派”。在室町幕府时期，与以五山十刹的官寺禅派相对应，主要在民间传播。

    (六)道元和日本曹洞宗

    道元(1200—1253)，号希玄，俗姓源，是皇室后裔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13岁出家学天台宗，后从荣西的门徒明全学禅。贞应二年(1223)随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天童、阿育王、径山诸寺，后从天童寺的如净(1163—1228)禅师受传曹洞禅法。如净是曹洞宗第十三代禅僧。道元跟他修行三年。回国前如净赠以曹洞宗第三代芙蓉道楷留下的法衣以及洞山良价著的《宝镜三昧》、《五位显诀》和自赞顶相(肖像)。道元回国后先后在京都的建仁寺、兴圣寺等地传法。约宽元元年(1243)到越前(今福井)，当地领主波多野义重为他建立大佛寺。此寺后改称永平寺，是道元传曹洞宗的中心道场。他曾应执权北条时赖的邀请到镰仓为北条氏授菩萨戒。曾得到后嵯峨上皇所赐的紫方袍，但终身不穿用。道元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广录》、《普劝坐禅仪》、《永平清规》等。

    道元所传的曹洞宗的禅风重“默照”，他自认为从如净所受的禅法是正宗禅法，承自佛祖以来嫡系相传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这种禅法的基本要求是“坐禅”，“抛却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⑤。他一生不好交结权贵，认为修禅者应在僻静山林之处一心坐禅，说：“不近国王大臣，不贪檀那施主，轻生而隐居山谷，重法而不离丛林，不以尺璧为宝，寸阴是惜，不顾万事，纯一辨道。此乃佛祖之嫡传。”⑥道元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曹洞宗在日本的传播范围仍很有限。

    道元的弟子怀奘(1198—1280)以永平寺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础，把道元的《正法眼藏》等著述抄写出来传世，他自己则写了《正法眼藏随闻记》。怀奘的弟子义介(1219—1309)曾入宋求法，看到宋地寺院礼乐之盛，回国后建立了永平寺的礼乐制度。后来离开永平寺而到了加贺(今石川县)的大乘寺传法，到其弟子绍瑾(1268—1325)时曹洞宗有很大发展。绍瑾改变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把被道元否定的祈祷、修法仪式等也吸收进来，致力于禅的民众化。他的禅法受到当时信徒的欢迎。他在能登(今石川县)开辟原是真言宗、律宗寺院的永光寺、总持寺为曹洞宗禅寺。总持寺后成为曹洞宗的另一个传教中心。绍瑾著有《坐禅用心记》、《三根坐禅说》、《莹山清规》等。相对于临济宗偏重与幕府上层武士密切关系，曹洞宗更注重在地方上发展，得到了各地领主和中下武士的支持。

    二  禅宗和日本文化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隋唐及宋元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大。隋唐文化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文化，宋元明文化对镰仓、室町乃至江户时期的文化都发生过直接的多方面影响。在宋元明文化输入日本的过程中，中日禅僧起了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中国宋代不少僧人提倡三教合一，契嵩(1007—1072)写《辅教篇》推崇儒家孝道，主张佛儒并重，说：“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此后大慧宗杲等人也提倡儒佛一致论。不少中国禅僧对儒学有很深造诣，他们东渡日本，在传禅之余也讲儒学。日本入宋求法者也受到这种影响，除学禅受法外也学儒学。

    最早把宋学传入日本的是京都泉涌寺的俊芿。他于建久十年(1199)入宋学天台、禅和律，建历元年(1211)回国，除带回大量佛典外，还带回大量儒书。此后，日禅僧圆尔辨圆从宋带回朱熹注的《大学》、《孟子》及《中庸或问》、《五先生语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语录)等。他曾应诏给龟山天皇讲“三教微旨”和“禅要”，为后嵯峨上皇及文武官员讲《宗镜录》，并为堀河源太师写《三教要略》。他还为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大明录》。《大明录》是宋末居士圭堂所编，引禅宗语录80余种，从禅宗的立场系统论述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辨圆对日本朝廷、武士及禅宗界重视儒学及三教一致思想，影响很大。

    中国入日本传禅的僧中，兰溪道隆和一山一宁对传播宋学最有影响。兰溪在上堂传授禅法时常借用《四书》中的儒学进行发挥，现存《大觉禅师语录》中，有的地方讲“天下大事非刚大之气不足以当之”，“世间之法既能明彻，则出世间之法，无二无异”(卷上)；有的地方对周敦颐《通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观点进行发挥，说：“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身诚意，去佞绝妄，英士蹈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卷中)这是通过对僧侣参禅者说禅，把宋儒的哲学杂糅到佛法之中。一宁在传禅之余，还就“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乡谈俚语”(《行记》)等方面回答僧俗信徒的咨询。后来著名的汉学僧人虎关师鍊、雪村友梅曾从他受学。

    在日本文化史上，所谓“五山”禅僧的贡献很大。“五山十刹”是在全国禅寺中选出五个规定为最高位的寺院，在它们之下再置十所禅院。据说这种制度是仿照南宋的做法。镰仓末年，在镰仓开始设立建长寺、圆觉寺等为五山，此后又扩大到京都，把南禅、建仁、东福诸寺也列于五山之中。但“五山”未必就是五寺。到室町幕府足利义满时才正式制定“五山十刹”之制。至德三年(1386)规定把京都的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以京都的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和镰仓的建长、圆觉、寿福、净智、净妙五寺共同作为全国的五山。所谓“十刹”，是地位仅次于五山的十座寺院，虽有建置，但变动很大，到15世纪末已达46座。在五山之上设“僧录”一职，负责任免“五山十刹”及著名禅寺的住持及有关诉讼裁判、接受寺田、缴纳税金等事务，后来还为幕府起草政治外交的文书。所谓“五山禅僧”泛指在“五山十刹”及在它们影响下一切官寺中的禅僧，一般不把临济宗中的“反主流派”的“应灯关派”和曹洞宗包括在内。

    祖元的佛光派禅系在高峰显日之后出了著名的梦窗疏石(1275—1351)。疏石受到室町幕府的开创者足利尊的皈依，并为“七朝帝师”而受到朝野尊重。他劝幕府建天龙寺，为解决资金问题，派贸易船入元经商，以其利金充造寺之用。著有《梦窗疏石语录》、《西山夜话》、《梦中问答》、《和歌集》等。弟子有无极志玄、春屋妙葩、龙湫周泽、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都是五山禅僧中的重要人物。

    春屋妙葩(1311—1388)首任僧录，以京都相国寺为中心，在全国盛倡临济禅风，著有诗文集《云门一曲》及《春屋妙葩语录》等。他主持出版了多种佛书和外典，对五山文学的发展促进很大。从他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书籍，后世称为“五山版”，其中有《五灯会元》、《禅林僧宝传》、《百丈清规》、《圜悟心要》、《黄龙子世录》等等。所印《辅教篇》尤为流行。

    虎关师鍊(1278—1346)前后从一山一宁及东山湛照学禅，善写汉诗汉文，除用汉文写了日本最完整的一部佛教史书——《元亨释书》外，又写了《济北集》20卷。此书前6卷为诗稿，7卷以下为文稿，11卷是诗话，最后2卷是论述宋学，对《大明录》及朱熹、司马光的观点作了批评。继其学的有中岩圆月，他写有《东海一沤集》、《一沤余滴》、《中正子》、《文明轩杂谈》等，被认为是当时朱子学的泰斗。师鍊的另一弟子雪村友梅所著《岷峨集》也颇有名。

    义堂周信(1325—1388)对汉学很有造诣，认为孔孟之书属“人天教”，可作为“助道”的参考，从这个意义讲“儒书即释书也”。因此他钻研儒学，写有《空华日工集》及《空华集》。他的同学绝海中津的诗文集《蕉坚稿》也是五山文学的代表作。到室町中期以后，出了一些从事汉籍注释的禅僧。瑞溪周凤(1392—1473)精于苏轼的诗，收集诸说撰《脞说》25卷、《补遗》1卷。又写有《善邻国宝记》、《卧云日件录》、《刻楮集》等。《善邻国宝记》是日中、日朝往来的外交文书集，其中也对幕府外交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后以抄释著称的有桃源瑞仙(1431—1489)。他好读儒、释之书，抄《史记》、《周易》、苏轼诗文等，著有《史记钞》、《百衲袄》(抄释《周易》之作)、《蕉雨余滴》等。此外，桂林德昌撰《史学提要钞》。天龙寺的策彦周良(1501—1579)曾作为遣明正使两次入明考察贸易，写有《谦齐杂稿》、《谦齐诗稿》、《南游集》，又写入明游记《初渡集》、《再渡集》，是研究室町时期中日交通和中国当时佛教情况的宝贵资料。

    在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方面，五山禅僧的传播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东福寺的岐阳方秀(1361—1424)对朱熹新注《四书》加以“和训”，即在汉字旁用日文假名译出大意，使不懂汉文的人可以大体读懂。他还著有《不二遗稿》。门下惟肖得岩、云章一庆等弟子也比较有名。得岩为幕府掌外交文书；一庆以讲学著称，曾讲《百丈清规》，想整肃禅林，弟子笔录为《百丈清规桃源钞》(或作《云桃钞》)，对程朱学说多有介绍。桂庵玄树(1427—1508)曾在建仁寺、东福寺学《四书》新注，应仁元年(1467)随遣明使入明，在苏杭之间留学七年，精《尚书》，回国后到萨摩藩(今鹿儿岛)，受到该藩领主岛津氏的厚遇，为他建寺，请他讲学。桂庵在此讲授宋学，并刻板印行新注《大学章句》，此为日本刊行朱熹新注之始。他把方秀的和训方法加以改进，授予门人，后人称为“桂庵和尚家法和点”。各地前来听玄树讲学的人很多，据说明朝曾有人赞叹：“萨都新兴仲尼之道，移东鲁之风。”桂庵著有《岛阴渔唱》、《岛阴杂著》、《南游集》等。

    五山禅僧对宋学的宣传和研究，为江户时代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奠定了基础。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开创者藤原惺窝出身于相国寺，林罗山出身于建仁寺，山崎阇斋出身于妙心寺。

    由于中日禅僧的往来，水墨画也开始盛行。在禅宗内部，师傅传法于弟子时往往授以自己的“顶相”(肖像)作为印可的证明，上面还提上赞辞。日僧辨圆、绍明、道元等人都从中国带回先师的顶相。禅宗崇尚自然，也推动了以山水自然为内容的水墨画的盛行，禅僧中的默庵、可翁是早期的水墨画家。东福寺的兆殿司(吉山明兆，卒于1431)以画佛、画人物著称。周文不仅善画，而且精于雕刻，他的清雅的笔法对后世画坛影响很大。最著名的画僧是雪舟等杨(1420—1506)，他曾入明跟李在、长有声学画法，所绘《山水长卷》、《秋冬山水图》、《天桥立图》等十分有名，对后世狩野派、云谷派、长谷川派很有影响。此外，禅宗对日本的书法、雕刻、造园艺术以及花道、茶道、能乐、俳句等的影响也不小。

    室町时期，禅宗名僧受到幕府和各地大名领主的重用，常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他们或作为幕府的使者斡旋于幕府与各地大名领主之间，或作为国使出使中国和朝鲜。外交文书皆由禅僧起草。从1401—1547年的近150年之间，与明的十多次正式外交，几乎全由禅僧担任使节。

    三  江户时期佛教的停滞和世俗化

    镰仓和室町时期，社会经常动乱，室町末期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1467—1573)。在战乱中，佛教的大宗派也拥有自己的武装，称“僧兵”。僧兵在平安时期已经出现，主要是保护寺院及其庄园，也用来进行宗派斗争。进入镰仓时期以后，僧兵仍然存在，以天台宗和法相宗的僧兵最有力量。战国时期，真宗、日莲宗、真言宗也拥有强大的武装。佛教各宗派的武装集团或联合某些大名诸侯反对另外的大名诸侯，或互相残杀。战国末期的著名武将织田信长(1534—1582)曾攻破天台宗据点比叡山，烧毁寺院，杀戮僧人，没收寺田。他又对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净土真宗进行镇压。真宗也称“一向宗”，在教主显如(1543—1592)率领下建立了强大的武装组织，与地方大名联合对抗织田信长。织田信长从元龟元年(1570)开始，用了11年时间与以石山(在今大阪)为据点的真宗武装集团作战，最后在天皇的斡旋下才达成和解。他下令收回由朝廷卖给或施赠给寺院的土地。在他死后，丰臣秀吉(1536—1598)继续采取削弱佛教势力的政策，曾率兵攻破以根来寺为据点的真言宗武装集团，收回领地。天正十六年(1588)下令没收僧人、农民的武器(刀狩)，制定要僧人守戒、专心修行的法令。到他统一全国(1590)时，佛教各派的武装基本解体，大部分领地被没收。

    丰臣秀吉死后，织田信长的另一战将德川家康把持政权，1603年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幕府，直到明治维新。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史称“江户幕府时期”或“德川幕府时期”。

    江户幕府时期，天皇仍然只有虚位，大权由幕府把持。幕府对从将军到大名、家臣和一般武士的上下隶属关系作了严格的规定，公布“武家诸制度”、“诸士法度”，对大名及各级武士提出应遵守的法则。对全国居民按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秽多、非人”(二者属贱民)的次序制定严格的“身份制度”，武士享有特权。为了巩固封建等级秩序，幕府重视文教。在以前，儒学、神道都依附于佛教，此时从佛教中逐渐分离出来。京都临济宗僧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是日本早期朱熹学的著名学者。他们受到幕府的优遇，林罗山及其子孙历代为将军、幕臣讲《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幕府起草政法文书及提供咨询等。在织田信长时为了对抗佛教势力，曾一度支持新传入的天主教，至丰臣秀吉时因为担心天主教被西南大名和农民用来反对幕府，改而采取禁教政策。德川幕府继续禁止天主教传播，对教徒残酷镇压。1639年幕府采取锁国政策，除允许中国、荷兰在长崎通商外，禁止与其他国家贸易，各国商人和传教士被驱逐。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一方面对佛教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又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总的说来，江户时期的佛教除从中国传入黄蘖宗(实属临济宗)以外，无论在宗派还是教义理论上都没有新的发展。幕府出于控制利用佛教的需要对佛教制定了各种“法度”，奖励佛学研究。幕府初期重用临济宗僧崇传(1569—1633)和天台宗僧天海(1536—1643)，除请他们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之外，还命他们为佛教制定各种法度，对各宗派及寺院的职位的等级、法衣的等差、本山(总寺)末寺(分寺)的所属关系、财物的化募、新寺的建立等都有规定。各宗在江户设有代表机构，称“触头”(或称“僧录”、“轮蕃”、“在蕃”)，经常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本宗寺院。本山对下属各寺有严格的支配权。

    幕府在禁止和镇压天主教的活动中也大力利用佛教。幕府强迫天主教信徒改信佛教，到佛教寺院登记并需得到寺僧开的证明。此称“寺请制”。此后下令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籍的“宗旨人别帐”，对周围居民的姓名、年龄、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让僧侣监督民众，防止天主教传播。还规定居民结婚、生死、旅行等，也必须受到所属寺院的检察，有的要由僧侣出具证明。信徒全家只能信仰一种佛教宗派。寺院负责信徒的丧葬仪式，收藏骨灰，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信徒要向寺院奉纳财物。这样，在寺院与信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依从关系，日本称之为“寺檀关系”。这一方面通过寺院对信徒的控制有利于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衣食有余，陷入更多的世俗事物，而日益腐败。江户时代虽出了很多有学问的名僧，但颓败的风气却是十分明显的。

    幕府在给各宗下达的法度中，提倡僧人专心研究教义和修行。例如在给曹洞宗下达的法度中规定僧人必须有30年修行成就的资历才可出师传禅；给真言宗长谷寺的法度中规定必须住山修学20年才可传法；给净土宗的法度规定要修学15年；给临济宗京都的大德寺和妙心寺的法度规定要修行30年，并参1700则公案才可得到“出世”的认可。出师、僧阶升级、担任住持，都与修学资历密切结合。因此，本时期的佛教各派都重视兴办教育事业，以培养学僧，适应本派理论研究和传教的需要。各派所办的学校名称不一，日莲宗称“谈林”，净土宗称“檀林”，曹洞宗设“栴檀林”，净土真宗有“学黉”，有些宗派在大的寺院办学。各派都出了一些著名学僧，对本派所奉的教义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论证，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真言宗的赖瑜(1226—1304)著《十住心论愚草》等，对真言宗的传统教义提出新义。临济宗的泽庵(1573—1645)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有著作、歌集多种，其《不动智神妙录》从禅的立场论剑道，受到武士的欢迎。白隐慧鹤(1685—1768)也是临济宗僧，著有《荆丛毒蕊》、《槐安国语》、《夜船闲话》、《远罗天釜》等，在妙心寺等处开法传禅，语言通俗易懂，结合处世之道讲禅的精神，有时还借用俚语歌呗，深受信众欢迎。无著道忠(1653—1744)著《禅林象器笺》20卷，广引内典、外典对禅林用语进行考释，是一部禅宗辞典。此外师蛮著《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道契著《续日本高僧传》等，也颇有名。

    德川幕府禁止成立新的佛教宗派。在这一时期，新的佛教宗派只有从中国传入的黄蘖宗。黄蘖宗的创立人是隐元隆琦(1592—1673)，原是福建福清县人，曾在黄蘖山临济宗费隐禅师门下参学。日本长崎是与中国通商的港口，住的中国人很多。他们一般信奉神宗，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请中国僧人担任住持。承应三年(1654)，隐元应长崎中国僧人之请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国，后应邀到外地传禅，带弟子到江户，受到将军德川家纲的优遇。此后在京都北宇治受赐土地建黄蘖山万福寺，作为开法传禅之所。前来参学的日本禅僧很多。隐元的禅法属于明代盛行的“念佛禅”，主张禅净一致，从禅宗的立场修持念佛法门，认为“己身弥陀，唯心净土”，“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隐元著有《弘戒法仪》、《隐元禅师语录》、《云涛集》等。弟子多为明人，嗣其法者在22代以前除一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国人。隐元的日本弟子中有位铁眼道光(1630—1682)，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事业，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方册本)为底本，天和元年(1681)雕印完成，共6771卷，称《铁眼版一切经》或《黄蘖版大藏经》，印量多，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期，佛教内部的世俗化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不少僧人鼓吹诸教合流，主张吸收世俗伦理道德，肯定现实封建秩序，提倡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的思想。天台宗敬光《山家正统学则》要人学儒书；真言宗宗慈《十善法语》、《为人之道》等书，说“十善”为“做人之道”，说“有人即有此道，不假外求……人人具足，物物自尔”；净土真宗本来就采取世俗生活形态，此时更强调孝行论；曹洞宗铃木正三著《万民德用》、《盲安杖》等，主张在度世日用、万事万善、五伦之道、法度、武勇的世俗生活中应用佛法，士农工商尽其职分，即为修行佛道；日莲宗知足庵《一心常安》主张“知足常乐，知止不耻”，“世事之中即有一心三观之理”。

    随着儒学特别是朱熹学说、神道教在社会上的独立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不少儒者和神道学者对佛教提出批评，矛头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弃家出世主义，认为背离忠君孝亲的伦理纲常；二是建寺造像，浪费土地财物，僧侣不劳而获；三是佛教教义中地狱天堂之说实属虚妄。针对这些批评，一些学僧著书提倡儒释道三教一致。他们的著作多结合日本的国情而有新的发展，如提出神道和儒佛一致。禅宗慧训《三教论衡》认为佛教的心性论、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虚无论，本无二致。白隐《三教一致之辨》说儒教的“至善”，即道教的“虚无大道”，与佛教禅的“自性本有”相同。净土宗大我《三教鼎足论》以五戒与五常的一致说明佛儒关系，以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儒教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和神道的剑、玉、镜三种神器的一致，来说明神道与儒佛的关系；又用佛教的般若、慈悲、方便，儒教的智、仁、勇，神道的明镜、灵玺、宝剑的一致，论述神道教与儒佛具有一致性，说三者皆“劝善惩恶”，儒佛二教也“辅翼神祇，益吾灵国”。这些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僧人对佛教以外各种知识的学习，为明治维新以后僧人从事各种社会文化事业创造了条件。

    四  日本近现代佛教

    (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佛教

    1868—1873年，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地主资产阶级拥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以所谓“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积极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宗教方面，由于在“王政复古”和倒幕运动中神道教起了动员舆论和维系人心的作用，明治政府成立后被定为国教。明治天皇颁布《神佛分离令》，使神道教完全脱离佛教而独立，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置“神祇官”(后改“神祇省”)。接着又下诏置“宣教使”，到处宣传“皇统神圣”、“皇道至上”的神道教义，明确实行“祭政一致”的制度。废除因皇室、贵族出家而形成的特权寺院(御所、门迹、院家等)，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废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是一种职业，应称姓氏；解除官府禁止僧人食肉、娶妻、蓄发的禁令等。在维新过程中，不少地方发生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寺院佛像被毁，经书被焚，僧侣被迫还俗。由于农民信徒的激烈反抗，“废佛毁释”没有在全国展开。此后，在民部省设寺院寮管理佛教事务。明治五年(1872)政府置教部省，命神道教的神官和佛教僧人担任“教导”(共14级)，向全国人民宣传“三条教则”，即：“敬神爱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为巩固立宪制的天皇专制统治和维新政策服务。此后在东京成立“大教院”，各地成立“中教院”，各宗寺院成立“小教院”，混合吸取神道和佛、儒的学说，也吸收西方文化，培养“教导职”人员。教部省命令各地教导人员向民众灌输“神德皇恩”、“人魂不死”、“天神造化”和“君臣、父子、夫妇”等说，佛教也就被用来配合神道教进行这种“敬神忠皇”、维护新政的宣传。

    让佛教完全依附神道的做法，在佛教内部引起强烈不满。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在明治五年曾到欧洲视察，回国后上书教部省，把他们见闻到的欧洲宗教盛行情况及教化意义作了介绍，并提出“三条教则批判”，要求信教自由。明治政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废除“大教院”，在各宗设置学校，又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部省社寺局。明治二十二年(1889)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可以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但并没有改变神道教为国教的事实。此后，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所变化。主要有五个方面：

    (1)寺檀关系的弛缓。德川幕府为防止基督教的传播，曾授权佛教寺院掌管户籍，形成严格的寺檀关系。寺院依靠信徒的奉献和由幕府、大名施舍的土地，保持丰厚的经济来源。明治政府以神道教为国教，建立以神社为中心的“氏子”(当地神社的信徒)制度，在有限的“信教自由”范围内允许基督教传播。这样，佛教原有的寺檀关系基本瓦解。明治政府又把寺院原有的领地收归国有，这对以领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是很大的打击。当然，上缴领地并不意味着寺院完全没有土地，由开垦或以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仍归寺院所有，原由大名领主施舍的土地也可以用钱赎买。因此，寺院除从信徒那里取得贡物外，也把土地出租，从佃农那里索取租米等。旧的寺檀关系虽已破坏，但信徒仍到寺院祭祀祖先、举行丧葬仪式及传统信仰活动，寺檀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2)佛教宗派在组织上实行中央集权制。1882年规定神道教和佛教各宗各派都设“管长”；规定各宗设“总本山”，各派设“本山”。各宗各派的“管长”，负责委派各宗各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种宗寺法规等等。“管长”的名称各宗各派不尽一致，如天台宗称“座主”，真言宗称“长者”，曹洞宗称“贯首”等。各宗在东京设本山的办事处(支所)，地方上设教区，置教务所。按选区选宗议员，组成各宗的议会，定期开会决定宗制寺法等事项。

    (3)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也致力佛教教育事业。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1926)，佛教各派兴办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大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龙谷大学，曹洞宗的驹泽大学和东北福祉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临济宗的花园大学，真言宗的高野山大学，真言宗智山派、丰山派和天台宗、净土宗联合创立的大正大学，日莲宗的立正大学，净土宗的佛教大学等。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创办哲学馆，后发展为东洋大学。此外还有不少由佛教宗派创立的中小学。这些由佛教各宗派创立的学校，除讲授宗教学以培养佛教人才外，也广设文理其他学科以培养文教科技人才。

    (4)佛教和社会政治活动。明治维新以后，神道教成为国教，佛教处于依附地位，但更自觉地去维护君主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为它服务，并力图把佛教教义纳入天皇神道的系统，用国家神道观念解释佛典，摘录佛经支持屠杀和侵略。大正时期佛教僧人获得参政权，各宗管长联合组成“佛教护国团”。在国家日益法西斯化，向外推行侵略扩张时，一些传统教团表示“护持天皇制，战争协力”。1940年为适应战争体制，政府公布《宗教团体法》，包括对佛教各宗各派进行合并统编，把原来的13宗56派编为13宗28派。神道教、佛教、基督教联合组成“大日本宗教报国会”作为“大政翼赞运动”的一环，开展拥护战争的宣传和资助活动。像真宗的大谷派和本愿寺派，日莲宗团和皇道佛教行道会，以及皇道禅等，或者在舆论宣传和民众动员上支持侵略战争，或者本身就是法西斯团体。从甲午战争到全面发动对华战争，在对朝鲜的占领和分裂我国台湾的行动中，都有日本反动的佛教势力参与。

    然而也是从明治开始，佛教界内部出现了一些有民主意识的学僧，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进行批评。禅宗的内山愚童(1874—1911)认为，“佛道是一种基于牺牲精神的实践”。他在《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一书中提出不缴租米，拒绝征兵，否定天皇制的思想。真宗的高木显明著《我是社会主义》一书，以释迦牟尼为“灵界的社会主义者”，以亲鸾为平民的朋友，否定权力和财富，认为反战和和平是符合“真谛”之道的。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各种对佛教进行改良的主张。像以境野黄洋为首的“新佛教徒同志会”，则公开反对宗教讴歌战争，发出非战、反战的声音。真宗大谷派的一位住持升中彰元表示：“战争是罪恶，支那事变是侵略战争。”他为此而被捕。日莲正宗的创价教育学会反对“神本佛迹论”，抵制用国家神道统一宗教思想，《价值创造》因此被停刊，创价教育学会会长牧口常三郎被捕，死于狱中。

    (5)日本近代以后的佛教研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佛教学者通过到欧美、印度、斯里兰卡的留学考察，并通过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对佛教采取西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又借助汉、梵、巴利、藏语文献的对比研究，在佛典的研究和整理佛教历史、教义、艺术等多方面取得丰富的成果。南条文雄在英国马克斯·缪勒帮助下所编的《英译明藏目录》，高楠顺次郎主编日译的《南传大藏经》，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人主编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等先后问世。在佛教史研究上，村上专精、鹫尾顺敬等人编辑《佛教史林》杂志，宣传以近代史学方法研究佛教历史；村上所著《日本佛教史纲》比较有名。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有井上圆了的《外道哲学》、《印度哲学纲要》，本村泰贤的《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学》、《原始佛教思想论》等，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研究》等。在辞书编纂方面，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辞典》、望月信亨的《佛教大年表》、《佛教大辞典》等在佛学界受到好评。此外，不少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日本的佛教方面也作出很多成绩。

    从明治中期(19世纪末)以来，日本的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大谷派、真言宗、曹洞宗、净土宗、临济宗、日莲宗等开始海外传教活动，在夏威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等地的日本移民和土著居民中传教，设置传教场所，派遣专职传教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很大进展，其中尤以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获得的信徒最多。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佛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美国军队占领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美国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1945年颁布《废除对政治、民权和信教自由的限制》和废除神道教国教地位的《神道指令》；1946年让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公开否定天皇制神话，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不久又发布法令实施有偿农地改革，废除封建租佃关系；1947年颁布《日本国宪法》，对“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作了明文规定。1945年公布《宗教法人令》以代替战时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信教自由，使佛教在战时被强制统编的宗派，又重新分离，成立新的教团，登记的教团达270个。1951年公布新的《宗教法人法》。1964年登记在册的佛教教团为165个，以净土宗、禅宗、日莲宗的势力最大，其次为真言宗、天台宗，教徒最少的是属奈良佛教系的法相宗、华严宗和律宗。

    战后日本宗教也发生很大变化。神道教(神社神道)降为民间宗教之一，原先对文化、教育和其他宗教的强制指导地位被取消。原设在内务省管理全国神社的“神祇院”改为民间宗教团体“神社本厅”，由国家管辖的陆海军宗教设施“靖国神社”，也改为民间的宗教设施之一。由于美国占领军总部积极支持基督教，美欧传教士大量进入日本传教，同时以物资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基督教得到迅速发展。在佛教方面，由于城市寺院在战火中遭到破坏，农村寺院在农地改革中失去旧有的土地和租佃关系，再加上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传统佛教无论在信徒数量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曾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大量僧侣还俗从事教育、文化和国家公务员工作，有些僧侣虽未还俗，但也兼职其他工作。此外，不少佛教团体、寺院积极兴办托儿所、幼稚园、旅馆、学校以及各种观光事业。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传统佛教在日本开始回升。

    战后，日本宗教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新兴宗教不断崛起。这些新兴宗教大多是根据传统宗教的某些教义，吸收西方宗教以至哲学的部分思想而创立起来的，其中既有神道系的，也有佛教系的，有的在战前已经存在而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全是战后的新创。佛教系统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和立正佼成会等新兴宗教，以其新的教义和生动活泼的传教方式吸引了大量信徒，对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具有邪恶性质的一些宗教团体，也乘机滋生和活跃起来。

    据1986年日本文化厅《宗教年鉴》统计，日本教徒人数总计有2.23亿，其中神道教徒1.15亿，佛教徒9200多万，基督教徒168万，其他宗教信徒1400多万。不少居民兼信两种以上的宗教，因此教徒人数远远超过人口总数。⑦在佛教中信徒最多的是日莲宗系教团，有3473万人，其次是净土宗系，有2005万人，此外，真言宗系1542万人，禅宗系937万人，天台宗系312万人。佛教系的新兴宗教主要出在日莲宗系，其中信徒最多的是日莲正宗创价学会，有1729万人，其次为立正佼成会，信徒有620万人，灵友会有信徒299万人。

    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简称“创价学会”，是日莲宗派别之一的日莲正宗的在家信徒组织。创立于1930年，原称“创价教育学会”。创始人是东京的小学教员牧口常三郎(1871—1944)和户田城圣(1900—1958)，创办会刊《价值创造》。牧口著有《创价教育体系》和《价值论》，把西方“真、善、美”的价值论加以改造，认为真理属于认识论范畴而不是价值观念，只有“利、善、美”才构成价值的内容。认为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是通过获得“利、善、美”来实现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创造“利、善、美”价值的人才。牧口是虔诚的日莲正宗信徒，说信仰日莲正宗是创造和获得价值的最好方法和途径。学会刚创立时人数很少，主要是小学教员。1943年会员发展到3000人。此时正值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对内实行高压统治之时。牧口和户田由于拒绝接受神符和批判神道被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不敬神社”的罪名双双被捕入狱，牧口死于狱中。

    战后，户田出狱重新开展活动，1946年恢复组织，改建学会，自任理事长；1951年任会长。户田提出“折服大行进”(传教大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在组织上成立“青年·男子部”(四部队)和“青年·女子部”(五部队)作为传教的骨干力量。学会发展极为迅速，1951年末有信徒5700户，1955年达30万户，近70万人，并通过参加竞选，进入地方议会，第二年又进入参议院，学会成为政治性宗教团体。

    1958年户田去世，学会实际由青年部长池田大作领导。1960年池田就任第三任会长，对创价学会的理论和组织都有很大发展。1961年号称有信徒300万户，800万会员；1970年达到750万户，1000多万会员。池田重视参与社会政治，1961年成立“公明政治联盟”，在第二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有9人当选，组成“公明会”。1964年正式建立“公明党”。1965年公明党在参议院中已拥有20个议席，成为参议院中的第三政党。1969年在众议院选举后又成为众议院内第三政党。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创价学会与日莲正宗本山的矛盾以及学会内部纠葛，加上社会上对学会某些政教合一言论(如成立“国立戒坛”、“王佛冥合论”)的批评，导致停滞。1970年池田宣布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实行“政教分离”，但同时表示创价学会仍是公明党的“支援团体”。此后公明党即作为独立政党开展活动。

    创价学会重视向国外传教，在世界70多个国家都有它的信徒。会员最多的是北美洲，其次是拉丁美洲、东南亚地区。国外的创价学会一般称“日莲正宗”，信徒估计在30万人以上，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日裔居民，但当地居民近年也有所增加。创价学会为加强对国外组织的指导，1974年在东京设立“日莲正宗国际中心”。1975年在关岛举行第一次日莲正宗国际会议，有5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正式成立“国际佛教徒联盟”，秘书处设在美国。在这次大会上推举池田大作为世界日莲正宗创价学会第一任会长。

    创价学会的基本教义是日莲正宗的“三大秘法”和牧口、户田的“价值论”、“生命论”以及池田的“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地球民族主义”。池田认为，这套学说既不属于共产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而称之为“第三文明”。

    日莲正宗奉《法华经·寿量品》中说的“成佛以来，甚大久远”的法身佛为最高佛(本佛)，以《法华经》为一切佛法的精髓。认为进入所谓“末法”代以后，世人仅靠《法华经》已不能成佛，要靠日莲创立的佛法，即七字的“法华经”——“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能成佛。此七字的教义由“三大秘法”构成，即：本门的本尊、本门的题目、本门的戒坛。这“三大秘法”与日莲宗所主张的“三大秘法”相同，但认为，作为“本门的本尊”即“大御本尊”，是供在日莲正宗总部大石寺中的书有“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的楠木板制的曼荼罗(相当于牌位、供像)，说它是日莲当年亲手所写(日莲宗其他派别认为是伪造)，是“宇宙生命”的体现者。信奉这一曼荼罗并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题目”，即可改变不好的宿命，祛灾治病，生活无限幸福。又据“十界互具”的教义，说信奉并称念《法华经》七字“题目”，可以引发自己内心先天所具有的“佛界”，达到觉悟，使“人间性”圆满实现，与宇宙生命合一。

    “生命哲学”和“价值论”是创价学会的理论基础。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所谓“色心不二”的生命，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永恒的生命体。人死之后，生命复归宇宙生命，“遇缘”再生，成为新的生命。宇宙生命的本质用佛法来表示，就是“妙法莲华经”，日莲用一幅“大御本尊”把这个原理显示出来。只要人们信奉它，就是皈依宇宙生命，就会改变由前生的“业”带来的宿命，充满力量去创造和获取“利、善、美”的价值，得到幸福。

    创价学会以“王佛冥合论”作为它的社会政治理论。所谓“王佛冥合”是说政治与佛法合一，国家政府和个人幸福一致。认为通过王佛冥合，贯彻生命哲学和慈悲精神可以实现“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相结合的理想社会”，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佛法民主主义”。而所谓“人性社会主义”，据称是“以王佛冥合思想为基础，以尊重人性为基调，实现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相结合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创价学会的“地球民族主义”，就是建立以日莲正宗教义为指导的，世界各民族作为“统一地球民族”的“世界联邦”，因而十分看重对外扩展。但在国际事务中主张裁减军备，废除核武器，反对战争，积极开展和平运动。对中国表示友好，主张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睦邻关系。⑧

    灵友会，原于1919年由东京的一位木匠久保角太郎(1892—1944)和日莲宗信徒若月妙心、户次贞雄创立，但为时不久发生分裂。1925年久保又与小谷喜美(1901—1971)合作重新建会，自任理事长，小谷任会长，在关东大地震(1923)后社会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大力传教，逐渐有所进展。1934年统计教徒达1000余人，设有5个支部、8个法座(基层组织)，1937年教徒达1500人。在这期间灵友会发生分裂，原来的传教骨干冈野正道自立“孝道教团”，高桥觉太郎组成“灵照会”，庭野日敬和长治妙佼组成“立正交成会”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灵友会拥护军国主义战争政策，强调“国家主义、天皇崇拜”，鼓吹“忠君爱国”，因而受到政府的保护而继续得到发展。战后，日本经济困难，广大人民衣食不保，精神空虚，各种新兴宗教纷纷开展传教活动。灵友会提出“思想善导，社会净化”的口号，并在中小企业主、家庭妇女和农民中利用祭祀祖先、巫祝方术，祈求开运得福、工商繁荣以及治病等等，信徒增加很多，到1948年达到30万户，一年之后增至50万户。此后，从灵友会中又分出“博爱同志会”、“妙智会”、“法师会”、“佛所护念会”等宗教团体。灵友会为此进行了改建工作。1954年，灵友会成立青年部，由久保继成担任部长，推动传教。1964年在伊豆建“圣地弥勒山”作为青年信徒修行和教徒朝拜之所。1971年小谷去世后，久保继成担任会长，教团又有较大发展。久保重视向国外传教，在总部设海外传教局，在欧美和东南亚一带积极布道，扩大信徒。

    灵友会的教义是《法华》信仰和日本民间巫术、密教咒术以及祖先崇拜的混合产物。认为《法华经·见宝塔品》中的“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分别广说”是《法华经》的精髓。所奉的经典有“法华三部经”(《无量义经》、《法华经》、《观普贤经》)和《南无弥勒菩萨经》。信徒朝夕讽诵的是久保角太郎节录“法华三部经”编的《青经卷》。该会发挥“佛所护念”的思想，提倡“在家佛教”，把佛教信仰与祭祀祖先的习俗密切结合。认为祭祀供养祖先的亡灵也就是修持佛法的“菩萨行”。自己的灵魂和祖先的亡灵与三界的万灵相通，供养自己祖先之灵也就是供养三界万灵。由此可以得到三界万灵的保护，达到家庭幸福，国家安泰。灵友会总部授予会员的祖先之灵以“总戒名”，书写颁授给会员作为供养祭祀之用(相当于牌位)。

    立正佼成会，1938年由灵友会的干部庭野日敬和长治妙佼脱离灵友会而创立，总部设于东京。开始称“立正交成会”，含义是“立于正法，与人交往，成就佛果”。成立时只有会员30人。庭野出身于农民家庭，后到东京做过煤店工人，经营过咸菜店、牛奶商店。他学过日本民间流行的以五行、日历和姓名笔画占卜吉凶的方术，加入灵友会后又接受《法华经》信仰和供养祖先亡灵的说教。长治是位女性，原是天理教信徒，卖过冰和烤红薯，会巫术(灵能)，通过跳神感灵附身传教。1941年该会有会员1000人左右，战后发展迅速，1950年有会员6万户，1955年达100万人。1957年长治去世，庭野日敬会长在教理方面进行改革，去掉一些巫术成分，对教义作了新的解释，在体制上加强自上而下的领导，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动员选民支持自民党和民社党的竞选活动。1960年为了表示对长治的纪念，把会名改为“立正佼成会”。到70年代，该会会员已有300多万人，全国设有20个教区，170多个支部，并积极向国外传教。立正佼成会现已发展成为仅次于创价学会的新兴宗教团体。

    立正佼成会也以《法华经》为基本经典，用此经中所说的“久远实成”的释迦牟尼佛为本尊，以实现“寂光土”(佛国)为目的。在会员应遵守的“纲领”中规定：“认识佛教本质的济世教法，立足于在家佛教的精神，为达到人格完成的目的，应勤于以信仰为基础的行、学二道的研修，指导他人并致力于自己的修习，为达成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和平环境(常寂光土)的建设而努力从事菩萨行。”教义受佛教、神道和民俗信仰的多方面影响，提出“妙、体、振”的神佛与人互相感应的宗教理论。认为“妙”是看不见的神佛，“体”是神佛显现的世界一切现象，“振”是万物的运动。说人通过“振”而知“体”，进而感到“妙”的真实存在。构成人行为成功与失败的因缘是“体”，而要摆脱坏因缘，得到好因缘，就应信奉神佛，祈求保佑。与灵友会一致，强调祭祀祖先，并相信所谓“九字”(“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六曜”(在日历中按“大安”、“赤口”等六项排列的吉凶日)、“方位”、“七神”(谓人体有“七神”支配)的占卜术。

    立正佼成会在1951年与日本PL(“完全自由”的英文缩写)教团等新兴宗教团体联合组成了“新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此后发展到有81个团体参加的新兴宗教联合组织。由于立正佼成会是其中最大的团体，故一直对该联合会掌握支配权。它通过这个组织在竞选中推荐和支持自民党、民社党议员。立正佼成会响应梵蒂冈提出的“教会一致运动”，主张世界上各种宗教对话，积极支持“世界宗教徒和平会”(WCRP)的反对战争、主张裁军、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庭野日敬是该国际组织的积极发起者之一。

    ①“二河白道”，净土宗将人的贪、瞋比作水，火二河，将往生净土的愿望比作二河中间的白道(意为“光明道路”)，故名。

    ②《观无量寿经》中所讲的九品往生者是上品、中品、下品，各品又分上生、中生、下生。

    ③“六十万人”，是取神谕偈颂中四句的头一个字组成。实际上，不可能吸收60万信徒。

    ④《大觉禅师语录》卷下。

    ⑤《永平广录》卷一。

    ⑥《永平广录》卷七。

    ⑦也与统计不精确有关。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实际教徒数约为公布教徒数的10％—25％。

    ⑧以上见木内宏《公明党和创价学会》(1974)、桧山昭《创价学会绅士录》(1974)、东京大学法华经研究会《创价学会的理论和实践》(1975)、创价学会教学部《创价学会入门》(1971、198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