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佛教在印度和蒙古的复兴

    一  在印度的复兴

    印度本是佛教的故乡，但由于国内外诸多原因，自12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步消亡。19世纪下半叶，东方各国反殖民主义的民族斗争开始高涨，佛教被作为维护民族传统和国家独立的一面旗帜，随之开展了影响深远的复兴运动。发起和推动这一运动的，最初是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及其组织的“摩诃菩提会”，中国的杨文会和日本的南条文雄都是积极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践行者。他们认为，佛教在东方有关国家的复兴首先得从印度发端，求得印度佛教的复兴。于是将摩诃菩提会的总部设于加尔各答，进行广泛宣传，特别求取欧美的同情和声援；同时着手保护和修缮菩提伽耶、蓝毗尼、那烂陀等佛教遗迹，以及山奇、阿旃陀等佛教艺术宝库，并广为收集、整理和出版佛教经典文献，开办种种佛教学校，为佛教复兴做舆论、资料和干部的准备。

    但这些活动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和知识僧侣层面。印度的佛教复兴，主要与印度本国的“贱民”解放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1890年，阿约提一达斯在南印度成立了“南印佛教协会”；1924年，喀拉拉地区成立了“全喀拉拉佛教徒大会”，这些活动都与争取“贱民”解放有关系，有一定成效，但不很大。到1951年前后，全印大约有佛教徒18万人。真正将佛教复兴运动推向高涨的是安培德克(1891—1956)。他出身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贱民”家庭，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痛恨并力图改变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而佛教就保留了反对种姓制度、提倡众生平等的古印度传统。1950年他参加了在斯里兰卡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大会”，他宣称“贱民除了佛教的教诲别无解放之路”，号召印度“贱民”皈依佛教。1956年，他借纪念释迦牟尼诞生2500年的机会，组织了50万(一说100万)“贱民”在他的家乡那格浦尔举行了皈依佛教的仪式。在他逝世以后，改宗信佛的“贱民”持续增加，到1961年，据说全印佛教徒已经发展到2500万，占当时印度总人口的7％(官方统计是325万)。此后改宗运动的速度放慢，到1981年，官方公布的统计是当年有佛教徒471万，是总人口的71‰，而且大多集中在马哈拉施特拉，影响有限。尽管如此，佛教在它的故土，终究有了一席之地。

    二  在蒙古的复兴

    蒙古佛教属藏传喇嘛教系统，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与中国内蒙古蒙古族的信仰程度有所不同。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废除了政教合一的体制，取消了哲布尊丹巴的宗教统治，革除了喇嘛教的特权。继之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取缔喇嘛教在群众中的活动，到了1996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本质上腐朽的僧侣界在组织上瓦解了。”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官方对喇嘛教的控制已经有所缓和，重新开放乌兰巴托的甘登寺就是一个标志。但全国也仅仅开放这一个寺院，而且主要任务是对外进行宗教交流。为了便于加入世界佛教徒联谊会，1961年成立了“蒙古佛教联盟”。1969年又成立了“亚洲佛教徒促进和平委员会”，总部设在乌兰巴托。

    苏联解体后，情况有了极大的变化，喇嘛教受到蒙古民众的热烈信仰，复兴的速度异常迅速，许多寺院纷纷开放。喇嘛教能否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再次成为蒙古全民的信仰，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