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说

    西方对佛教的了解，可能始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时，著名的怀疑主义者皮浪(?—前275)等哲学家也随军进入印度，完全有可能把佛教思想带回希腊世界。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使向印度境外传播“正法”，一些学者据阿育王石柱铭文13号记载认为，有些使臣曾到过小亚细亚以西，所传“正法”，即是佛法。同一时期，希腊使臣李迦斯特尼斯到达了摩揭陀华氏城，他的游记中也提到了婆罗门和沙门。当时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希腊犬儒学派非常流行，他们重视智慧，蔑视物质财富和人生享乐，与沙门思潮，特别是佛教的人生伦理观，有许多相似之处。希腊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长期建有国家，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希腊人国家弥兰陀王皈依佛教，关于他的信教过程以及他与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那先的对话，见于《弥兰陀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弥兰陀是已知的最早信仰佛教的西方人。

    在古希腊哲学和佛教哲学中有许多相近的思想。恩格斯就把佛教徒同希腊人并提，认为只有他们才开辟了“辨证思维”一途。像变化无常、因果轮回、“四大”元素等主张，也在这两种文化系统中几乎平行流通。很难说二者有直接关系，或谁先影响了谁，但说它们之间没有交往，也缺乏根据。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思想很早就为希腊人所知，且有少数人皈依。欧洲学者希罗尼姆斯(347—413)曾讲到佛陀，说他生于处女之血。佛本生故事可能于公元4世纪在欧洲流传。

    13世纪，蒙古人大面积地打通了亚欧的交通，增强了东西方的交流，罗马教廷也强化了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13世纪中叶，圣方济会修士约翰和威廉，先后被派往蒙古汗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1260—1295年，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两次来中国元朝，受到忽必烈的接待。他们的侄子马可·波罗(1254—1324)还担任了元朝官职，巡视内地，出使国外。现存《马可·波罗游记》，叙述了马可·波罗自克什米尔所见的藏传佛教，经新疆和河西走廊见到的西域佛教，也记述了自北京到江南的汉传佛教，以及南行所见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直至锡兰岛的南传佛教；对于印度西南沿海，甚至马尔代夫群岛的佛教，也有所记叙。作为基督教徒和往来东西两大国的使者，马可·波罗把佛教当作东方流行最广的特殊宗教介绍到了西方世界，尽管他的记述极其简略和肤浅。《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影响极大，包括著名航海家斯托弗尔·哥伦布都读过它。

    15世纪末，随着殖民主义的产生和扩张，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的传教士随同商船和兵舰大批来到东方。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报告或游记形式送回西方。到16世纪，已有出版物面世，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佛教的主要来源。由于殖民主义者最先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经营，他们对佛教的了解，也多半限在南传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一般来说，他们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以欧洲文明中心论观察东方，对佛教采取轻蔑的和排斥的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客观的研究。

    此后，西方对佛教的了解日多，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对世界认识的开拓，西方有识之士不再那样妄自尊大。黑格尔(1770—1831)的《逻辑学》已经给佛教哲学以重要的历史地位，把它放在巴门尼德(“有”)之后，赫拉克利特(“变”)之前，构成了他的理念自我发展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无”。佛教哲学开始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与希腊哲学平等的对待。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又促使欧洲的文学开始从东方宗教，包括神话和寓言极为丰富的佛教文献中吸取灵感和素材。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多角度地发展起来。在佛教方面，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文本佛典的搜集、刊行和研究上。奥地利学者J．维斯丁(1748—1806)首先注意到了巴利文与梵文的亲缘关系，为佛典的研究由巴利文本向梵文本开发创造了条件。到奥登堡(1854—1920)，德国的佛教研究已有很大成就，形成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既是殖民主义者，又是东方学者的布利安·霍格森(1800—1894)，在尼泊尔任英国公使期间，发现了381部梵文贝叶经，分赠给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亚细亚学会，并将其中的《金刚针论》译成英文，由此刺激了欧洲对梵文经典和印度大乘思想的搜集和研究。1823年，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到拉达克喇嘛庙住了七年，后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著文介绍了“甘珠尔”和“丹珠尔”，开辟了西方所谓藏学的研究领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主义中心，也是研究西藏的中心。大约在此前后，俄国也从外蒙古和北京运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至于汉文佛典在19世纪也已引起西方的重视，S．比尔于1871—1878年间，开始翻译介绍。但由于文字上的困难，只能是零打碎敲，始终不成系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亚细亚，包括中国新疆、甘肃以及西藏地区，引起了西方各国的特殊兴趣，尤其是来自英、俄、法等国，以各种身份出现的学者，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佛典，除梵、藏、汉文者以外，还有吐火罗文(焉耆-龟兹语)、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与和阗文等佛教文献。其中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在1900—1916年间，三次进入新疆、甘肃地带，非法搜集文献资料，特别是发现了敦煌石窟，从中盗走了大量佛籍写本和佛教绘画及版画，由此开创了西方敦煌学一科。列强在中亚、西亚和中国掠取的佛教文献和文物，大多保藏在巴黎、伦敦、柏林、列宁格勒和东京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中。

    随着佛教文献进入西方及对其研究的逐步深入，首先是佛教哲学对欧洲发生了影响。其中最早且最显著的是德国的叔本华(1788—1860)，他在基督教世界中宣称佛教是最高的宗教，消除痛苦的最好出路在于涅槃寂静。他的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以及视“世界是我的表象”和视意志为一切痛苦之源泉的观点，甚至于鄙视妇女的理论，都浸透着佛教的某些基本精神，连尼采也称他的意志至上论为“佛教徒的虚无意志”。在近现代，佛教哲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也相当明显。存在主义把人的现实品格规定为恐怖、厌烦、失败、绝望以及生老病死等痛苦，就与佛教的出发点一致。法国萨特(1905—1980)发挥的存在主义著名命题“存在先于本质”，与佛教的业报思想在“人创造人本身”这一点上就是相通的。此外，像俄国的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受过佛教影响的伟大作家。

    西方学者从一神论出发，多认为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因此，在不满意于上帝创世造人说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那里，还往往引用佛教反对天神决定论作为对抗西方神学的旁证。至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的怀疑论、康德的不可知论等，都可以在佛教哲学中找到共鸣，佛教的人本主义原则与存在主义等也有相似之处。这也那是近现代佛教受到西方关注的重要原因。

    但是，作为纯信仰对象的佛教在西方流传，更多地是受日渐增多的东方移民和侨民的影响。东亚诸国的人去西方定居或侨居，有诸多原因，但对民族文化有强烈的精神需要，几乎是共同的，其中佛教就是满足这种需要的重要成分。

    从19世纪末开始，东方文化也主动加强了向西方的传播，佛教起着主导作用。斯里兰卡达摩波罗发起的摩诃菩提学会，先后在英、德、美、澳和非洲等地设置分会或传教中心，出版多种语言的佛典和刊物，创办佛教学院等，影响颇大。马拉拉塞克拉(1899—1973)曾去英国留学，后被苏联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哲学博士，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任首届主席。他主编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在推动佛教向全球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日本净土宗的南条文雄(1849—1927)，在英人马克斯·缪勒的支持下，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为英文，向西方介绍汉文佛典概貌；又译梵本《无量寿经》、《金刚经》等，传播大乘佛教。铃木大拙(1870—1966)译《大乘起信论》、《楞伽经》为英文，并将佛教禅法介绍到了西方。中国的杨文会(1837—1911)与达摩波罗、南条文雄等同时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佛教的事业。1894年，杨文会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先译《大乘起信论》为英文；此后又着手培养梵语、英语和中西兼通的佛教人才，为佛教西渐做准备。及至太虚(1889—1947)自1928年西游欧美，在英、法等国学者协助下筹建世界佛学苑，拟进一步开拓汉地佛教的西传事业。19世纪末，出生于康居的甘珠尔活佛(?—1975)在印度创建乌金贡桑却林寺，弘扬藏传佛教宁玛派教法，为西方世界培养出首批藏传佛教信徒，并先后在布鲁塞尔和雅典建造了乌金贡桑却林寺，宁玛派的瑜伽得到流行。

    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多，南美50万，北美近19万，大洋洲和非洲也有信仰者。1982年世界佛教徒的总数比十年前(1972)净增了5000万人，明显呈上升趋势，尽管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

    佛教在西方世界，依然以东方移民和侨民为主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日益增强，西方社会中东方移民和侨民的经济政治地位也日益改善，加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多渠道发展，佛教干预社会的作用力和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力大幅度地提高。自18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伦理体系受到广泛的冲击，这也使一些西方人士的某些观念向佛教倾斜。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为适应西方社会生活需要而本身所起的变化，或是使它在西方居民中赢得信徒的更本质的原因，其中瑜伽和禅的广泛应用，以及多种社会服务和心理咨询的开发，是两项最成功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