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在欧美

    佛教在欧美的流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介绍佛教的个别人物与事迹；进一步再了解佛教的全貌，研讨其意义；最后才是吸收与信仰。由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的传统和人文学科日益细密的划分，西方学者的佛学研究一开始就从不同的角度开展，语言学、考古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渗入了佛学研究领域。

    霍格森等人刊行的佛教文献，为佛学的广泛研究准备了条件。但最先并没有形成单独的学科，它包括在一个笼统的“东方学”之内。到19世纪中叶，佛教学开始独立出来。1844年，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法国人尤金·伯努夫写了《印度佛教史导言》，1852年将《妙法莲华经》译为法文出版。1855年，哥本哈根的学者维戈·福斯贝尔将《法句经》译为拉丁文。以近代语言学和文献学为基础而进行的佛经校订、翻译、注释和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尤金·伯努夫的学生，德裔英人马克斯·缪勒(1823—1900)，是著名的东方学、印度学学者，也是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创立人之一，著有《佛教及佛教巡礼者》，译有《般若心经》、《法集经》等；日本的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均出于他的门下，他对推动东方以近代方法研究佛教，起了重要作用。从1875年起，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东方圣书》共51册，这套丛书包含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英国的另一位著名佛教学者，是伦敦大学的李斯·戴维斯(1843—1922)。他于1866年在斯里兰卡任英国殖民政府官员，同时从事巴利文佛教的研究；1881年创立了“巴利圣典协会”，出版和翻译巴利语三藏；1908年又在伦敦建立佛教协会，自任会长，著有《佛教》、《印度佛教》、《早期佛教》、《关于弥兰陀王问题》等。他的妻子李斯夫人在他去世后，仍然坚持进行佛教研究，著有《佛教心理学》、《佛教大纲》等。李斯夫妇及后学者对巴利语和巴利文佛经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们的学风长时期影响着牛津的东方学研究，直到近来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的教学、研究上还有反映。

    德国的早期著名佛教学者，是赫尔曼·奥登堡(1854—1920)。他从1897年起，在俄国科学院开始主持校订出版《佛教文库》的梵文经典，这套文库中收进了英国人本多尔的《大乘集菩萨学论》(1897)、法国人蒲山的《月称中论释》(1903—1913)、日本人南条文雄的《法华经释》(1908—1912)、俄国人谢尔巴茨基的《辨中边论安慧释》(1936)等。他的名著《佛陀生平、教义及僧团》，主要是依据已刊行的巴利文文献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奥登堡开始的佛学研究中的维也纳学派，带动了许多德国学者，或从巴利文，或从梵文，间或也有从汉文和藏文中研究佛教经典和历史的。除巴利文《阿含》之外，《清净道论》、《弥兰陀问经》等，也被译成了德文。作为存在主义奠基者之一的雅斯贝尔斯(1883—1969)，曾著《佛陀与龙树》。显然，大乘空宗思想也为德国学界所注意了。

    沙俄出于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鼓励对佛教进行研究，自19世纪开始，涌现出不少佛教学者，其中米那也夫(1840—1890)是彼得堡大学印欧系语言和比较语言学教授、印度学专家，先后三次去印度、锡兰等国考察佛教，着重探讨佛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也翻译了一些佛教文献，其主要著作《佛教·研究和资料》认为，把巴利文经典看作是研究原始佛教的唯一来源，根据不足，还必须对其他文种经典作比较研究才行。瓦西里也夫(1818—1900)是喀山和彼得堡大学教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俄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期间，大量搜集中国的有关资料，通晓梵、汉、蒙、藏语以及朝鲜、日本文和突厥方言。他特别强调汉文和藏文文献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以为《清藏》保存的内容极其丰富。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义、历史和文献》，另有《东方的宗教》、《佛教札记》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及世友的《异部宗轮论》。苏联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谢尔巴茨基(1866—1942)，他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发现了许多梵文和藏文文献，于是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与法称展开研究。他称法称是“印度的康德”，整理出版了法称的《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他著作如《俱舍论称友释》、《辨中边论》、《明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的编纂工作，到1936年出版了20卷，他还和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时的普桑、日本的荻原云来等合作，系统研究世亲的《俱舍论》；自1928年起，他主持苏联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的佛教论著有《佛教逻辑》、《佛教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后期佛教学说上的认识论与论理学》等。

    从李斯·戴维斯、奥登堡到谢尔巴茨基，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学术的，而不是信仰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神话的。这些研究，对他们的思想当然不无影响，但主要集中在哲学和人生观方面。与此有所不同，1875年在美国成立的神智学会则是半学术研究、半普及信仰的团体。神智学原指基于某种神秘见证的有关神与世界的思想，神智学会即专门从事这一思想的运动，中心在阐发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泛神论和转世学说。它的创始人奥尔考特，是美国的退伍陆军上校，任第一届主席。另一位神智学的积极活动家，帝俄的贵妇海伦娜·布拉沃茨基夫人。曾游历东方许多地方，到过西藏受法，后入籍美国。从1880年起，神智学会在欧洲积极开展活动。1897年，德国成立了由弗朗茨·哈尔特曼创建的神智学分会。奥尔考特著有《佛教教理问答》，1881年出版，在欧美的影响颇大，曾多次再版，并译成许多国文字。英国诗人埃德文·阿诺尔德于1879年出版《亚洲之光》，以诗的形式介绍了佛陀的一生与思想，在西方流传甚广，到1930年已经发行了100版。

    这批神智学者对佛教有特殊的理解，认为佛教并不主张人格神，因之它是最高形态的完全的神学体系；但是人类精神深处确有不朽的灵魂，并在转世，人们应该了解、发展这一灵魂及其转世中的精神能力。神智学的这类近乎神秘主义的说法，对于佛教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传播，起了催化作用。1907年，在李斯·戴维斯协助下成立了“大英佛教协会”，1914年解散。而后神智学会继续向新宗教运动发展，它的创始者被斥为女巫、骗子，于是佛教团体从中分离出来。由此可以知道佛教在欧美之所以得到流传的另一类文化背景和宗教心理。

    一  佛教在德国

    德国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成立于1903年的莱比锡，有会员8人。发起人卡尔·塞登斯塔克，以出版社为基地，在1905年发行了《佛教徒》杂志及副刊《佛教世界》，不久停刊。到1907年，会员50余人，再次出版《佛教瞭望台》，发行500份。这个协会的宗旨是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结果并不怎么成功。此后，一批德国人到了缅甸与斯里兰卡，有的还进了那里的佛寺。他们希望在欧洲建寺，并计划建在瑞士的洛桑，但没能实现。及至达摩波罗的大菩提会在德国成立分会，又重新激起了信徒的热情，他们组织出版了叫作《大菩提论说》的刊物。此前不久，英国的巴利圣典协会也在德国成立分会，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流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佛教活动全部停止。一些佛徒或死于前线，或流散四方。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被当作“敌国侨民”遭到拘留，被遣送到澳大利亚。

    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了好几个佛教中心。其中之一是医生保罗·达尔克(1865—1928)于1924年在柏林建立的“佛教徒之家”。此前，他经常在报上撰文宣传佛教教义，而后游历了斯里兰卡，更增强了对佛教的信仰。“佛教徒之家”成了德国第一个习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每逢佛教节日和每月月圆之日，这里都有法事活动。达尔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他所理解的“涅槃”，就是欲望的消除。卡尔·塞登斯塔克和乔克·格林(1868—1945)在1921年创建了“德国佛教社团”，它给善男信女创造了一个小环境，“一切接受佛法并乐于依据佛陀为在家众规定的道德律条生活的人”，都可以参加。1935年，这个团体易名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总部设在巴伐利亚州阿默湖畔的乌亭，发行双月刊。

    达尔克与格林的佛教团体，对佛教的“无我”说有不同的解释，并形成对立的两派。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于“无我”说，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认为，以往人们对于佛陀言教理解错误，佛陀本人从未否认永恒的灵魂，“无我”说应该从迥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任何我们可以用名称描述的都不是“我”，“我”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称之为“老佛教”。他的著作《佛陀的教义，理性的宗教》出版于191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出现了许多新的佛教团体。1952年，这些团体联合起来，在斯图亚特建立了“德国佛教社团”。不久，由于各团体存在分歧而分裂。1955年重新联合，成立“德国佛教协会”(DBG)；1958年易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DBU)，总部设在汉堡。这一组织依然有各不相同的佛教派别，除“老佛教”等上座部小乘系统外，还有大乘佛教组织，其中“雅利安弥勒教团德国分部”尤为著名，其主持人“阿阇梨”是阿那伽利卡·戈文达喇嘛，曾长期在斯里兰卡为僧，后在尼泊尔喇嘛庙中学习藏传密法。该教团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不来梅、威斯巴登都设有中心。此外，藏传佛教在慕尼黑、波恩和汉堡也有影响，一些喇嘛学者在大学里教授与佛学有关的课程。另一大乘佛教派别，是日本的净土真宗(西本愿寺)于1956年在柏林成立的团体。它的创建人起先追随达尔克，以后改投在访德的日本西本愿寺大谷光照门下，因此，这个佛教组织接受京都该宗本山寺的指导与资助。

    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再一次出现了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复兴运动。1952年斯里兰卡僧人在德国成立了斯里兰卡宣教会。1954年国际佛教活动处成立后，也向德国派遣了传法僧。缅甸在第六次佛经结集期间，吴努曾募集100万卢比在欧洲各地建立传法基地，德国也在其中。尽管佛教在德国已经流行了百余年，但信仰者依然不多，估计今天原西德地区有佛教徒约在5万—7万之间，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小。西方其他国家的佛教情况大致亦是如此。

    但是，德国知识界从自身角度对佛教的开发，却不容忽视。康德、黑格尔对印度哲学和宗教的认识，在细节上可谓谬误重重，但在他们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维模式上，与佛教哲学确乎存在某些惊人的相似点。黑格尔对佛教有特殊好感，不是偶然的。至于叔本华推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是他本人直言不讳的事情。尼采批判佛教，那是因为他批判基督教。他认为二者在人生观上是一致的；在人格上，佛陀与耶稣也是同样的。

    德国存在主义受佛教的影响，除非常熟悉龙树、世亲和陈那、法称的雅斯尔贝斯以外，海德格尔(1898—1976)的人生哲学也掺有一些佛教的成分。

    当然，佛教对德国以至欧美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个别观点的雷同上推论。有些是表现在某个大领域内的，像禅之与无意识领域的开发，就是突出的例证。由于弗洛伊德、阿德勒尔及荣格等人在心理学上的重大发现，使人们注意到一个关系到艺术和理性表象及观念源泉，关系到精神不安和生理疾病原因等的无意识活动，同时也唤起一些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对于禅的重新认识。这其中固然有对禅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认识感兴趣者，但大部分人留心的是禅在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性疾病上的作用。这在德国也有积极的反应。德国佛教协会在慕尼黑和斯图加特所设的习禅中心，就有许多求医疗病和健身的坐禅者。佛教的禅定也推动了基督教的冥想，著名的耶稣会神父H．M．埃讷米·拉萨尔曾到日本多年习禅，在欧洲组织多次关于坐禅的通俗讲座。他的一些弟子意识到应该有一条达到基督教觉悟的冥想之路。1970年，拉萨尔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的习禅中心。

    德国学者对佛教哲学的研究卓有成效，除已经提到的学者外，斯密特豪森著有《瑜伽师地论研究》一书，弗劳凡尔拿以研究陈那和法称出名，是西方少数几个佛教逻辑学专家之一；其中有一些研究者，不久还成了佛教的皈依者。维也纳学者卡尔·尤金·纽曼，出版过多卷本的巴利文讲道集，弘扬上座部佛教。奎特出身于黑森的天主教家庭，后改信佛教，去斯里兰卡做沙弥，法号“智三界”，曾翻译大量佛典，并用英文与德文写传教文章。他在斯里兰卡一所为欧洲人办的寺院中任教，1954—1956年仰光佛教经典第六次结集期间，他领导一个学者小组，参加了佛典的英文和其他欧洲文种的翻译工作。奎特的一个弟子自称“近知识”，也是德国人，在斯里兰卡康提附近森林中隐修，过着严格的苦行生活。他也有几部英文和德文的佛教论著。第一位欧洲妇女出家的比丘尼也是德国人，她就是钢琴家埃尔莎·巴克霍尔兹，原是柏林一位银行家的女儿，法名“莲华”，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主持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

    二  佛教在英国

    英国对佛教的研究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它的理论出发点是基督教中心说。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殖民地当局扶植对巴利文和梵文的研究。182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夫出版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1875年，英国驻锡兰总督秘书K．C．奇尔德斯完成了《巴利语辞典》，由此开展了对巴利语佛典的研究。1881年，李斯·戴维斯建立了巴利圣典学会，出版了校订过的巴利文原典与部分英译、法译、德译等多种译本，这个学会的会刊刊载有关佛学的研究论文。这个时期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关巴利文佛教和语言的学术论著，形成研究上座系的学派。

    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当地搜集了近400部梵文佛典，开始了欧洲人对梵文佛典的译介和研究。此后。丹尼尔·莱特和法国人希尔万·列维，也在尼泊尔搜集了另一批经典，继续为欧洲提供研究对象。同一时期，马克斯·缪勒通过南条文雄和高楠顺次郎，转向日本搜集佛教经典，由他刊行的《东方圣书》和《逸书集》，收有《阿弥陀经》、《般若心经》、《法华经》、《佛所行赞》、《法集名数经》等梵本或英译本。这些梵文经典的问世，又提高了学者对大乘佛教的兴趣。《梵英辞典》编纂人、梵语专家威廉姆斯出版了《佛教》一书。自1891年鲍尔斯在库车发现了桦树皮抄本佛经以后的几十年，西方一些学者以探险家身份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掀起了掠劫文物的高潮，其中英国人斯坦因劫夺最富。他们的考察报告和展示的文献，也刺激了英国对大乘佛教的研究。

    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1884年，S．比尔出版了《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再版时又增收入《法显传》和惠生的《使西域记》，1888年，又翻译出版了《慈恩法师传》。英国学者对这些珍贵材料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托马斯·沃特斯在20世纪初发表的《大唐西域记考证》。19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约瑟夫·埃德金斯(1823—1905)，曾长期活动于京、津、沪地区，也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状况，所著《中国宗教状况》(1859)、《中国的宗教》(1877)、《中国的佛教》、《北传佛教中的涅槃》(1881)、《中国佛教介绍》(1885)等，向英语国家传播中国佛教的信息，尽管他是站在基督教徒立场说话的。此外有关中国佛教研究的还有E．J．艾特尔的《佛教三讲》(1871)和《佛教》(1871)、劳维斯·霍得斯的《佛教与中国佛教》(1924)、S．比尔的《佛教三藏》和《中国的佛教文献》(1882)等。

    英国对于印度佛教古迹，也进行了可观的考察和研究。首先是詹姆斯·普林塞普解读了“阿育王法敕”的碑铭，并于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学报》上发表了这一成果。据此引发了亚历山大·坎宁汉和文森特·史密斯等人对阿育王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坎宁汉在山奇、菩提伽耶等佛教遗址发掘中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此外，英国学者对阿旃陀佛教石窟艺术也进行了研究。

    自19世纪末，佛教在英国开始被引入社会生活，诗人阿诺尔德的《亚洲之光》(1880)和卡洛斯的《佛陀的福音》(1897)起了推动作用。著名的神智学会在伦敦也展开了活动。布拉沃茨基夫人所著《密教》与《沉默的声音》两书，对英国宗教界有相当的影响；神智学会还用英语出版了其他一些介绍佛教人物和典籍的小册子。据认为，神智主义在维多利亚朝时期，使英国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信条发生了松动，因为它要求以佛教伦理为准则，把道德观念建立在理性主义的科学基础上。神智主义者的活动在英国产生了反响。1890年，阿兰·贝纳(?—1932)拜读《亚洲之光》后皈依佛教，并开始研读佛经。1898年，他漂洋过海，到斯里兰卡求法，后又去缅甸组织赴英传法使团，1902年落发为僧，取法名“阿难陀弥勒”。他在仰光建立了“国际佛教协会”，发行《佛教》刊物。1907年，为欢迎缅甸来的传法使团，在伦敦成立了“大不列颠爱尔兰佛教协会”，由李斯·戴维斯担任会长。翌年，阿难陀弥勒带领一批佛教徒回到伦敦传法，他们身着僧衣，严守过午不食、手不捉金钱等戒律，半年后重回缅甸。此外，1906年，在海德公园一角，佛教徒杰克逊·培恩经常讲道，并筹建“英国佛教协会”，即“爱尔兰佛教协会”前身，出版季刊《佛教评论》和发行宣教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难陀弥勒曾回到伦敦，力图复兴沉寂已久的佛教协会活动，但成效不大。1922年协会解散，《佛教评论》停刊。次年，他出版了《雅利安智慧》。与此同时，缅甸“曼德勒佛教协会”及克里斯马斯·汉弗莱等也在伦敦传教，并组织了“伦敦佛教徒联盟”。1924年，伦敦神智学会又组织了“佛教部会”，汉弗莱任会长。1926年，这个部会的马奇创办了《英国佛教》月刊，1943年后改名《中道》，延续至今。

    1925年，摩诃菩提会的达摩波罗来伦敦传法，成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出版《英国佛教徒》，后改称《法轮》，一直延续到1935年。1928年，摩诃菩提会在伦敦兴建了英国的第一座寺院。同年，斯里兰卡向伦敦分会派遣了三位传法比丘，其中两人到剑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分会一直同僧伽罗佛教保持密切联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会与神智学会发生意见分歧，遂退出神智学会而独立，1928年创刊《何谓佛教》。

    在20世纪30年代，佛教部会和神智学会积极展开活动。1936年，在伦敦召开了“世界信仰会议”，铃木大拙、马拉拉塞克拉和拉达克里希南等会聚一堂，介绍了东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佛教部会和神智学会的活动，但仍有铃木大拙用英文写的禅论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协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建立本部，出版《中道》刊物，还发行铃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国、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聚会伦敦，达成了“世界佛教徒协议”，以英国佛教协会的名义发表了《佛教十二原则》，以16种文字刊行。它的基本精神为1950年在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所采用。

    1948年，A．兰特夫人在伦敦建立“佛教精舍协会”，出版《西方佛教》，1954年精舍建成，一直由斯里兰卡僧人主持传法。到50年代，在曼彻斯特、伯明翰、牛津、剑桥、布莱顿、爱丁堡都有佛教团体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本部设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一座佛教寺院。本部会址经常举行讲演、布道活动。

    由于近代大英帝国对西藏的特殊关心，一些英国学者对藏传佛教也颇多研究。除斯坦因等人以外，黎吉生在196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了《西藏简史》和《西藏文化史》，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描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对西方歪曲地认识西藏历史与文化有很大影响。斯尔内格罗夫(1920—  )，伦敦大学藏文教授，英国西藏研究所所长，著有《佛教的喜马拉雅山》、《喜金刚怛特罗》、《西藏文化史》、《佛像》等。从70年代开始，藏传佛教也在英国有所传播，包括空仁波且喇嘛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文殊室利研究所等，都是以瑜伽禅法吸引英国以至西欧信徒。

    据说，1970年英国共有佛教徒3万人，到1980年增至12万人以上，藏传佛教信徒约占一半，有12个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三  佛教在法国

    法国佛学研究侧重于大乘佛教，这与20世纪初帝俄的佛教研究是一致的。首先开辟这一领域的是伯努夫和塞纳尔特，他们都很关注佛教的梵文文献。

    伯努夫(1801—1852)在少年时代随父亲学梵文，25岁时与德国学者拉森合作，发表了《论巴利语或恒河以东的半岛圣语》的论文，33岁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梵文课。他的代表作《印度佛教史导言》(1844)，主要是依据英国人霍格森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本写成，也利用了匈牙利人山陀尔·乔马·德·科罗斯(1784—1842)等人对藏文佛教资料的研究成果。山陀尔·乔马是位传奇性人物，1818年他立誓要到亚洲腹地追寻匈牙利人的根，历时五年，于1823年到达西藏地区，在一座寺院中学习藏语及佛学，研究“丹珠尔”藏经，1933年被日本东京的真言宗尊为菩萨，成为佛教徒中享有如此殊荣的第一个西方人。他在布达佩斯创立雅利安弥勒教团的分部，直至70年代初。

    以往欧洲人无法接触汉文大藏经，由于法国汉学学者的努力，使他们多少有了了解。欧洲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主要依据梵文佛典，并以汉、藏文本校勘，采取所谓批判抉择的方法，这也就是伯努夫等人创始的路子。伯努夫在巴黎组织了“法亚协会”，并将《妙法莲华经》由梵文译成法文。

    埃米尔·塞纳尔特(1847—1928)被奉为法国东方学泰斗。早年留学德国，专攻印度学，受比较语法学影响。1882年出版了《佛陀传说论》，主要依据梵文大乘经典，大胆假设，认为有关佛陀生平的传说无非是以太阳神话为基础的杜撰。此书遭到欧洲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佛传故事固然不能完全符合客观历史，但全盘否定也令人难以接受。塞纳尔特的考证方法，明显地反映了法国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他在比较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是释读阿育王碑铭。19世纪以来，阿育王碑铭作为印度早期文化史和佛教史的重要资料，受到欧洲学者的重视。从1837年英国人普林塞普发端，许多学者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塞纳尔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881—1886年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还参校巴利文，出版了梵本《大事》。

    塞纳尔特之后，法国佛教学界人才辈出，列维(1863—1935)尤为突出。他在31岁时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以后在印度、日本游学，1913年受聘为彼得堡大学教授，曾任日法会馆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遵循法国佛教学研究的传统，以梵典为中心，参校汉、藏资料。1928年，列维从日本归国，途经尼泊尔，搜集了一批尚无汉译本的梵、藏坎料，其中最重要的有世亲《唯识三十颂》的安慧释。他校勘出版了这批资料，弥补了以往的局限，为大乘佛教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也引起了人们对藏文佛典的重视。此外，他还校勘了《大庄严经论》的梵本，并译为法文(1907)，又将安慧的《中边分别论释疏》梵本交日人山口益校勘发表。1918年，列维与俄国学者谢尔巴茨基合作，审校出版《俱舍论》第一卷《界品》，后将称友的《俱舍论释》委托荻原在日本刊出；他还与高楠顺次郎等编纂佛教辞书《法宝义林》，已出版6卷。

    列维的欧洲学生中成就卓著的是比利时人普山(1869—1937)，他是著名的梵文学者和佛教学者，他不满足对大乘佛教哲学的那种肤浅理解，便从梵、藏、汉文原典的整理和研究上下功夫，先后刊行了月称的《中观论释》梵本(1903—1913)和《入中观论》藏译本(1912)，两书均收入俄国出版的《佛教文库》；在1907—1917年间，又完成了《入中观论》的法文翻译。1927年谢尔巴茨基，1931年沙耶尔，后来还有山口益，前后对《中观论释》作了英、德、日的翻译和订正。这对推动中观学派后期思想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普山在《印度文库》中还发表了调伏天著的《正理一滴论释》的藏译校订本，1912年出版了《唯识二十论》藏译的校订本及法译本。这对瑜伽唯识学和逻辑学的研究也是一种促进。他著有《世亲和世友》一书，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俱舍论》方法论的范本。1923—1931年，他以藏文本为底本，参照玄奘和真谛的译本，用功八年，完成了《俱舍论》的法文翻译；其中又依据汉、梵、巴利文等资料，详加注释。之后，又完成了汉译本《成唯识论》的法译工作，并结合梵、藏文有关资料作了注释。普山在译介北传佛教典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普山的主要佛学著作还有三部：《佛学研究及资料》(1898)、《佛教教理史论》(1909)和《佛教教理及哲学》(1930)。这三部著作反映了著者本人学术思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欧洲佛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但普山是天主教徒，在著作中流露出对东方文化的某种轻视。他认为佛教并不是以理性为本质的宗教，他的研究是从更高的哲学立场出发。他的这一态度，受到谢尔巴茨基的驳斥，后者在《佛教的涅槃概念》(1927)一书的附录中收入普山的《中观论释》部分英译，意在用作批判对象。但谢尔巴茨基往往采取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考察佛教，在评价佛教哲学上，也难免有所偏颇。

    此后，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微、费洛赛特等，对梵、汉、藏文系统的佛教也深有研究。戴密微(1894—1979)曾任中国厦门大学教授、日本法日研究所所长，并主编荷兰出版的中国学杂志《通报》；特别利用在敦煌发现的文献，包括伯希和盗往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汉文写本，着重研究汉藏佛教，影响当代学界不小，所著《吐蕃僧诤记》有汉文译本。

    法国有佛教信仰流行，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事。美国出生的康斯坦·龙兹伯里小姐，在中国到巴黎传法的太虚影响下，于1929年建立了“佛教友谊会”，后改名“巴黎佛教会”。此会与锡兰及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支那各国佛教徒关系较深，也是巴黎冥想修行者的中心，具有较强的上座部特点。与英国的佛教团体成员多出身于中产阶级不同，它的领导人都来自上层显贵，如索尔波纳等。1939年出版《佛教思想》季刊。它在与欧洲的佛教团体联谊的同时，还定期举办佛事，展览佛教艺术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本土的越南移民大幅度增加，其中的僧侣成立了“海外越南佛教徒联盟”，总部设在巴黎，又在巴黎附近建造灵山佛塔，成立“灵山佛教文化联合会”，出版《弘法》半月刊。在70年代，一些日本僧人到法国传授禅法，在巴黎建造了法国禅寺，在接近比利时的边境上建造了北法禅寺；又在巴黎以南300公里处的阿瓦隆建“阿瓦隆世界禅文化交流中心”，拥有弟子七八百人。据说欧洲禅协会有缴纳会费的会员15000人，禅法教授中心有几十处。藏传佛教在法国也很活跃，主力是宁玛派，中心称乌金滚桑却林寺，每年招收法国和欧洲的学员，教授藏传密法。

    法国现有佛教徒约5万人，其中一半是亚裔。

    近年来，日本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在欧洲各国都有传教弘法活动。1975年在法国南部举行大讲习会，参加者达1500人。

    四  佛教在意大利和瑞士诸国

    意大利人多佛教的接触，可以回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罗马教廷在16世纪开始，向东方大规模输出天主教，一些传教士带回来更多的佛教信息。从方济格·沙勿略(1506—1522)之受命东渡日本，利玛窦(1552—1610)之漂洋来华削发，陆续写了不少关于远东的游记或书信，记载了佛教的一些情况。自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百年间，西方约派出30批传教士，其中经由印度到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的意大利教士就有71人。在20世纪50年代，L．佩特克教授将这百年中的游记和书信汇集成书并详加注解，以《新纳慕希奥①——西藏和尼泊尔的传教士》为名，陆续出版，这是研究东方学的重要史料。从19世纪开始，意大利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佛教研究时代。

    1878年C．普尼出版了《佛陀、孔子与老子》一书，后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1916年的《东方研究杂志》上，题为《佛教对中国道教古代经典的解释》。这是意大利人企图全面了解中国三教思想的反映。1896年G．德·洛仑佐出版了《印度和古代佛教》。该书颇有影响，以后又增订重版。1907年K．E．纽曼则出版《中阿含经中佛陀的言说教导》，不久，他又以意大利文翻译出版了巴利文《中部》。至此，意大利对佛教开始了专门的探讨。

    早在1898年，P．E．帕沃里尼即出版了《佛教》，1908年出版了意大利文的《法句经》，1912年出版了包括《法句经》和《本事经》在内的《佛教伦理经典》；1903年A．科斯塔完成《佛陀及其教义》；1923年C．弗米奇发表了《为佛教辩护》，1926年此书被译为法文和西班牙文。弗米奇的佛教论文颇多，值得注意的还有《佛教的科学精神》。1925年L．苏阿里出版了《觉悟者——佛陀》，此书1928年被译为德文，1933年被译为法文，1935年他又写成了《乔答摩佛陀》。一般说来，这个时期的意大利学者对佛教的研究，仅限于巴利文南传佛教的范围，作传论事，都受当时资料的制约。

    在20世纪开辟意大利佛学研究新领域的是著名学者G．图齐(1894—  )。从20—30年代初的10年中，他写过29部著作，涉足的范围包括中观、唯识和因明。他曾八次到中国西藏，从那里带走大量佛教文献。作为佛学研究者，他编纂的《佛教小经典》相当重要，包括在中国西藏和尼泊尔发现的一些梵文经典。这套丛书先后于1956年和1958年出版，附有部分藏译和英译。图齐对在西藏得到的《修行道次第·初次第》(相当于汉译《广释菩提心论》)的梵文本及藏译本，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撰研究导言，被认为是总结8世纪后半期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论文。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图齐将研究重点转向藏学。1949年出版了3卷本的《西藏画卷》，第三卷是佛教唐卡(画卷)本身，前两卷则是他写的导言和解说，表达了他对西藏佛教史的主要观点。1969年发表《曼陀罗的理论与实践》，1973年发表了《西藏和蒙古的宗教》。

    前面提到的佩特克，是图齐的著名弟子，罗马大学教授，专攻西藏史与拉达克史，所著《十八世纪初期的中原与西藏》，论述了清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图齐的另一弟子费拉丽，译注了《智悲者卫藏圣迹记》。

    今天意大利的佛教学研究附属于罗马大学人文学部的东方学讲座。图齐曾在这里讲授有关佛教学的课程。此外，米兰、都灵、博洛尼亚等大学的梵文教授，也都开设一些有关佛教的讲座。远东和中亚研究所成立于1933年，1948年以来由图齐主持，出版《罗马与东方丛书》，包括一些佛教经典。它附设的夜校，教授七门东方语言，举办许多有关东方的包括佛教在内的讲座，教员大多来自罗马大学。

    总的说来，意大利的佛教研究较英、法、德诸国逊色，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学及对尼泊尔的研究则处于领先地位。意大利的佛教信仰活动也较薄弱。1960年，在国外佛教徒的帮助下，成立了“意大利佛教协会”，与“奥地利净土真宗佛教会”有密切关系，出版机关刊物《大乘》。

    与意大利相邻的瑞士也有佛教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内瓦成立了“净土真宗会”，发起人琼·埃拉克尔，原是天主教神父，具有一定的藏语和佛学知识，1973年东游日本，与净土真宗本部西本愿寺联系，得到支持。他回国后组织教团，是为欧洲净土真宗会的分会，有会员约30人，每月集会两次，举行诵经和演讲活动。另外，藏传佛教在瑞士也有活动，主要教授禅法。

    五  佛教在美国

    美国对佛教的研究开始较晚，而且受欧洲大陆学者的影响。1891年，哈佛大学编纂出版《东方丛书》，主持人C．R．兰曼是梵文和印度学学者，到印度搜集过一些梵文经典，回国后整理出版。他的《梵文读本》也是佛教文献研究者的入门书。《东方丛书》于1950年发表了由沃仑、克拉克等教授合作译成的上座部佛典《清净道论》，1955年又发表了驻日大使、哈佛燕京研究院院长赖肖尔译出的日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耶鲁大学埃杰顿教授在研究佛教文献学方面也颇有名，他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及辞典》是欧美研究北传佛教的重要工具书。

    今天的美国佛教研究主要是由各大学的东方学者、印度学者、汉学家、藏学家等来承担。伯克利的加州大学设置有印度及佛教逻辑学、梵文及大乘佛学、文献学、印度佛学等课程；洛杉矶的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开设中国佛学、印度学、梵文、藏文等课；威斯康星大学南亚研究系及哈佛大学宗教系，也都有佛教课程。顺便说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系和多伦多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也都有对佛教的研究。

    1893年，芝加哥国际博览会召开了一次世界宗教大会，美国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不顾基督教传教团的反对，邀请了其他宗教的一些领袖参加，其中也包括佛教界的代表。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的达摩波罗上座，代表上座部佛教在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一是“世界受惠于佛陀”，一是“佛教与基督教”。一位研究哲学和比较宗教学的学者C．T．斯特劳斯由此皈依佛教，并在美国民众中发起佛教运动，由此创建了摩诃菩提会美国分会。就在这同一次宗教会议上，日本镰仓圆觉寺的住持释宗演发表了关于禅的演说，由铃木大拙译为英文，给与会的美国人以很深的印象。

    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美国较西欧各国更加显著一些，主要与亚洲移民及其后裔带来的信仰习俗有关。佛教明显地进入美国社会，起自19世纪最后25年，那期间，有大批华人和日本人移居美国。美国政府在1882年严格控制移民中的华人数，1892年通过排华法案，1902年则下令禁止华人移民。但这些歧视和排华政策并不能杜绝美国社会对华人的需要，反而强化了华人在民族文化上的凝聚力。20世纪初，美国已经有了佛寺，开始形成佛教社会，而且主要限于华侨范围。其中，夏威夷成了汉传佛教传进美国的桥头堡。

    19世纪末，日本加强了向夏威夷的扩张，促使日本移民大幅度增加。1887年，日本西本愿寺僧人开始在这里建寺传法。当美国颁布排外法案时，夏威夷国王的宗主权起码在形式上还存在着，华人移民依旧可以不断涌进，佛教也随之流入该岛。当达摩波罗经由夏威夷回国时，原岛上的王室后裔马丽·E．福斯特皈依了佛教，并将她的大部分财产布施给摩诃菩提会，一部分用来修复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圣迹及兴建寺院学校。一部分资助佛教在美国的传播。

    1899年，西本愿寺的薗田宗惠登上美国大陆，首先在旧金山建寺布教。此后，佛教虽屡遭波折，但最终在西海岸各大城市取得立足点，并向东部许多大城市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美的特殊关系使日本佛教进一步向美国传播，其中最成功的是临济禅与曹洞禅。他们在纽约建立了第一禅院和临济禅堂。“不立文字，不起分别”的认识方法，被认为是对理性境界的突破，追求与神秘实在直接契合的“禅热”，影响到精神病学、心理治疗，以至哲学，一时间东西海岸各大城市兴起了好多习禅中心。在推动美国禅法方面，铃木大拙起了巨大作用。1948年他在夏威夷举行的东西方哲学会议上，再次向美国公众介绍了禅法，使禅的研究渗透到了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当地出现了一批可称作“美国禅”的禅门及有关著作，包括所谓的颓废禅、杂烩禅、禅外禅等。到60年代，已出版的禅著作有亚米斯的《禅与美国思想》，杜默林的《现代佛教世界》，卡普洛的《禅门三柱》，弗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日莲正宗创价学会，也是美国佛教中的强大势力，其第三任会长池田大作(1928—  )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东方思想的代言人之一，他写有许多宣传佛教的著作，在欧洲也有影响。由于他的努力，据说创价学会在美国已拥有10万个家庭信徒，成为美国最大的佛教教派，总部设在加州的圣莫尼卡，出版《世界论坛》和一份日莲正宗的英文季刊。

    今天，东方几个主要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寺院在美国。除斯里兰卡外，中、日、韩、越诸国的佛教也相当活跃。日本佛教的净土真宗、真言宗、临济禅、曹洞禅在美国都有流传，它们在旧金山组成“美国佛教协会”(BCA)，势力最大。20世纪70年代，越南侨民在洛杉矶建寺，成立“越南佛教协会”；同时创东方大学和国际禅学中心。在夏威夷的越南人则成立了“夏威夷越南佛教会”。韩国人在美国的佛教势力也日益兴旺，他们不但建寺弘法，且兴办佛教企业，在政界和学界都有相当势力，夏威夷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中华华侨佛教总会”设在夏威夷，建有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华侨在纽约和旧金山也设有佛教会和寺院。70年代，中国台湾僧人与越南僧人一起，在洛杉矶创立“国际佛教促进会”，由台湾的星云任会长。80年代后期，星云在洛杉矶东南建成西来寺，努力扩大佛教的影响。纽约中国城建有大乘寺，还有200多座佛堂，华裔居民80％以上信仰佛教。中国的藏传佛教在美国也有相当影响，萨迦、宁玛、噶举等派都建有寺院或习禅中心，传法授徒。

    全美的佛教团体在40个以上，佛徒在20万—30万之间。大致说，上座部佛教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州的凯米尔；汉传佛教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藏传佛教分布在加州和新泽西、华盛顿、马萨诸塞、科罗拉多、佛蒙特等州。这些派别和团体，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基督教的某些社会和文化功能，吸取了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和组织形式，因此，东方古老的传统佛教也带上了明显的美国化倾向。由于美国社会的民族成分和文化结构的多元化性质，佛教还只是它的多种宗教信仰和文化形态的一种，并与东方移民的数量和状况相应。

    ①“纳慕希奥”，意大利16世纪时的游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