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弥勒信仰之传播

    前面说过，弥勒净土信仰是两晋时期开始流行的。在此之前，弥勒菩萨虽早已介绍过来，却没有多大影响。如汉末支娄迦谶所译《道行般若》说：

    若复有菩萨从兜术(率)天上来生是间，或从弥勒菩萨闻是深经中慧，今来生是间，持是功德，今逮得深般若波罗蜜。(《不可计品第十一》)

    这里说到兜率天有弥勒菩萨说法，但极简单，没有净土内容。

    百余年后，西晋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其卷十一《大事兴品第五十一》说：

    须菩提，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从兜术(率)天上，亦复具足功德善本。何以故?是菩萨从弥勒菩萨所闻是深经，以是故，今来生是间，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信乐守行。

    这里说的与《道行般若》说的是一回事，译文有不同，仍然很简单。从这种内容中恐怕很难产生弥勒信仰的热潮。

    自西晋竺法护译出《弥勒下生经》后，鸠摩罗什、沮渠京声等相继译出多种弥勒净土经典，弥勒信仰迅速流行。南北朝时期，除失译的弥勒经典外，大批弥勒伪经的出现反映出弥勒信仰的兴盛。

    《出三藏记集》(祜录)卷三、四所载失译之弥勒经录中有：

    《弥勒经》一卷(道安云出《长阿含》)；

    《弥勒当来生经》一卷；

    《弥勒下生经》一卷(或说陈真谛译)；

    《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抄本)；

    《弥勒为女身经》一卷；

    《弥勒受决经》一卷(《祜录》云未见经文)；

    《弥勒作佛时经》一卷(同上)；

    《弥勒难经》一卷(同上)；

    《弥勒须河经》一卷(同上)。

    卷五所载伪经目录中有：

    《弥勒下教经》一卷。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所载伪经还有：

    《弥勒成佛本起经》十七卷；

    《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

    《弥勒成佛伏魔经》一卷。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所载伪经还有：

    《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一卷；

    《金刚密要经论》一卷(注：“兼说弥勒下生事”)；

    《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

    《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一卷(重录，不明何故)；

    《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一卷。

    未著录者当还有。

    一、道安的弥勒信仰

    1．道安的生生

    道安(312—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境)人，七岁学儒书，十二岁出家。后游学至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北)，从佛图澄受学，主要从学小乘佛教，同时修学大乘佛教般若学说。东晋永和七年(351)，民族仇杀，饥疫死亡，人互相食，无复耕者。道安北上至雁门郡的飞龙山(今河北涿鹿县境)避难。大约三年左右，道安又来到东南方的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县北)，立寺建塔传教。据载跟从他出家和受到他教化的人“中分河北”。慧远、慧持兄弟便是在这个时候投奔道安出家的。兴宁三年(365)，道安来到东晋统治的襄阳，从这时到太元四年(379)，在襄阳居住近十五年。

    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前秦苻坚派苻丕率兵攻襄阳。翌年二月，苻丕攻陷襄阳，把道安和习凿齿同送长安。荷坚素闻道安之名，接见大喜，把道安安置在长安五重寺。道安受苻坚敬重，实际上成为前秦佛教的领袖，也是苻坚的政治顾问。他利用前秦朝廷提供的优厚条件，组织中外学僧翻译佛经，并继续宣讲《般若经》，从事著述，直到去世。

    他主持译出的佛典约有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著述四十八种，其中小乘著作二十四种、大乘般若著述十四种、地志一种、经录一种、戒规一种。培养弟子慧远、僧叡、法遇等多人，弘扬弥勒信仰也颇有影响。他勤奋一生，在中国佛教史上，他所作的经录等虽已佚失，但《出三藏记集》是根据他的著作编成的，可说开佛经目录学的先河。他为二十二部经作序，把经典解释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沿用至今。他定释氏为僧姓，为僧团制立仪式、行规、礼忏等，都被后世所遵行。他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解释和发挥佛教教义，特别是套用玄学贵无派的本体论的论证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学理论，成为东晋十六国“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因他手上有肉瘤隆起，世人尊称他为“印手菩萨”。习凿齿称他为“弥天释道安”，也甚为著名。

    2．弘扬弥勒信仰

    道安信仰并弘扬弥勒净土。《高僧传·道安传》载：“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昙戒传》所述道安弟子昙戒之事可以作为补充：“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戒曰：吾与和上(尚)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上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言毕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悦，遂奄尔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竺僧辅为道安之友，《竺僧辅传》说：“后憩荆州上明寺，单蔬自节，礼忏翘勤，誓生兜率。”

    从这几条记载看，道安等八人同誓愿生兜率。除道安外，已知名的有法遇、昙戒、道愿，竺僧辅也应在内，共五人，尚有未知名的三人。法遇在苻丕取襄阳时，已受道安遣派同慧远等告别道安分赴各地。所以，八人共誓当在襄阳时期。

    道安在襄阳时其僧团有四百人以上，而共誓愿生兜率的，连同友人在内不过八人，可见这是自愿的。慧远为道安得意高足，就没有参加而是信仰弥陀。

    昙戒弟子智生问昙戒为何不愿往生弥陀净土?从此间说明在道安的弟子之中，信仰弥陀的当不止慧远一人。

    道安的弥勒信仰采取的是观想念佛之法。他为《婆须蜜集》作序。“婆须蜜”，梵文音译，意译“世友”，与法救、妙音、觉天同为说一切有部“四大论师”之一，所著颇丰。他所撰此论，为前秦僧伽跋澄等译，道安与法和对校修饰。此论今存，题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十卷，共十四犍度(十四章)，从不同方面论释小乘佛教的五阴、四大、四禅、见等基本概念和教义。道安在《婆须蜜集序》中说，婆须蜜集此经后，入三昧定，如弹指顷，神升兜率天，与弥勒等集于一堂，并说：“对扬权智，贤圣默然，洋洋盈耳，不亦乐乎?”(《出三藏记集》卷十)

    他这里说的入三昧定，神升兜率见弥勒，实际上说的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本来就是禅定。他说婆须蜜的禅定，他自己想必也是这样做的。他所处的时代，念佛都是如此，尽管昙戒临终口诵弥勒名号不辍，也是禅定的附庸，属于禅定。

    道安去世前十一日，忽有异僧，形貌庸陋，来寺寄宿，被安置在讲堂，值班的维那夜见此僧从窗户空隙出入，报告给道安。道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说为度脱道安而来。道安自称罪深，怎可度脱?异僧说可以度脱，一会儿你洗浴，所愿必成，并告以洗浴之法。道安见机询问来生：“安请问来生所往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高僧传》本传)

    这个传说有点神话味道，但反映了道安直到将死，所关注的一直是往生兜率之事。

    道安发愿往生兜率的目的不仅为求来生之福，也为的向弥勒询问佛法中的疑难。当初弥勒菩萨受记于释迦佛，留住三界中的兜率天说法。因此，一些僧人认为，弥勒能解答佛法疑难问题。道安弟子僧叡在《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说：“此土先出诸经，于识神性空，明言处少，存神之文，其处甚多……生匠(道安)所以辍章遐慨，思决言弥勒者，良在此也。”(《出三藏记集》卷八)

    道安为《僧伽罗刹经》作序文。“僧伽罗刹”为梵文音译，意译“众护”，古印度须赖国人，释迦去世七百年生，有著述多种。此经为释迦佛传记之一种，前秦僧伽跋澄译出，道安与法和对检校定。其内容讲释迦牟尼“前世”以种种身份修持六度菩萨行及降生、出家、传教到涅槃的故事，最后是阿佬王(阿育王)出世的传说。道安在《僧伽罗刹经序》中，说僧伽罗刹死后与弥勒大士高谈，对此十分向往，足证僧叡所说是可信的。

    《道安传》载：

    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或作尊)。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辉，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敬矣。

    苻坚遣使送佛像五尊，当是道安在襄阳时之事。其中一尊为结珠弥勒像，大概苻坚知道弥勒为道安所特别崇拜的缘故。

    据说道安著有《往生论》。唐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一载：“如安法师《净土论》说，净秽二土为一质异见，为异质异见，为无质而见。彼释言：一质不成故净秽亏盈，异质不成故搜玄即冥，无质不成故缘起万形。”《乐邦文类》卷二载宋遵式《往生西方略传序》说，“此方诸法师禅师，各造论著疏，光赞西方。道安法师《往生论》六卷……”照此，道安著有《往生论》、《净土论》，或这是一书二名。但古今目录都没有著录，而且道安并不信仰弥陀而只信弥勒，故疑为附会之言。

    二、弥勒信仰兴盛一时

    1．僧人中的弥勒信仰

    道安信仰弥勒，并不是特殊的现象。

    东晋著名的西行求法僧人智严(350—427)，西凉州(今甘肃)人，弱冠出家，博访名师，普求佛法。西行至罽宾(汉时西域国名，今克什米尔一带)，从佛陀先咨受禅法，后请禅师佛陀跋陀罗一同东归，先至长安，受鸠摩罗什之徒所排挤，佛陀跋陀罗离长安南下。智严也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应刘裕之邀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刘宋元嘉四年(427)与宝云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三十六卷。

    智严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出家受具足戒，常疑不得戒。所谓“得戒”，指僧人受戒时，身内产生一种有防止非止恶作用的实物，称为“无表色”。受戒时得到这种无表色，称为得戒。智严既心有疑虑，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便又到印度求教。偶遇某罗汉(此指高僧)而问，罗汉不敢判决，便为智严“入定往兜率宫咨弥勒，弥勒答云：得戒”(《高僧传·智严传》)。智严大喜，步行而归，行至罽宾圆寂。

    慧览，曾游西域，在罽宾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高僧传·慧览传》载：“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填(阗),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

    道法，专精禅业，也时行神咒。《高憎传·道法传》载：“后入定，见弥勒放齐(或作斋)中光，照三途果报。于是深加笃励，常坐不卧。元徽二年(474)于定中灭度。”

    当然，更多的僧人是求见弥勒，往生弥勒净土的。《广弘明集·僧行篇》载《僧景行状》说：“初，法师入山二年。禅味始具，每敛心入寂，偏见弥勒。”《名僧传抄》载，元嘉九年(432)，法祥建弥勒精舍。此外上生信仰者尚有道矫、僧业、慧严、道任、法盛、昙副、昙斌等。

    不仅南朝弥勒信仰流行，北朝也流行。北齐僧人法上，在弘扬地论的同时，崇信弥勒，愿生兜率净土。此外尚有昙衍等。

    尼众之中，知名的弥勒信仰者有宋初的比丘尼玄藻、光静，梁比丘尼净秀等。

    僧众中有学问的写有赞诵弥勒的文学作品，如名僧支遁(道林)著《弥勒赞》，赞诵弥勒上生兜率和降世成佛：

    弥勒承神第，圣录载灵篇。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法鼓振玄宫、逸响亮三千……盘纡七七纪，应运莅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华林园。亹亹玄轮奏，三摅在昔缘。(《广弘明集》卷十五)

    2．弥勒造像居多

    净土信仰，无论弥陀净土信仰或弥勒净土信仰，都是偏重于宗教实践的佛菩萨崇拜。除了念佛以求往生之外，就是大修功德，立寺、造塔、造像等。南北朝时期，造像成风，尤其是北朝佛教，重佛菩萨崇拜，造像尤盛。

    关于弥陀、弥勒的造像早就有了，今存最早的造像是炳灵寺的造像。炳灵寺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南四十公里的小积石山中，现有较完整的窟(龛)一百九十五个，在第一六九窟四壁现存佛龛二十四个，第六龛内塑一坐佛二立菩萨，墨书题名作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第六龛所在的北壁，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墨书题记，是我国现存石窟寺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处。窟内壁画，题材多样，主要有千佛、十方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弥勒菩萨、释迦、多宝佛、维摩诘及侍者像以及一坐佛二立菩萨的说法图和供养人像，都有墨书题名。其中，西方三圣像、弥勒像、药师像、释迦多宝佛和维摩诘像等，都是国内同类题材中出现最早的实例。炳灵寺石窟是为禅行而兴建的，僧人在这里澄心静虑，参禅入定，这些佛菩萨像便是他们观想的内容。

    北凉(297—439)流行小乘佛教，盛行弥勒崇拜。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渠氏一部西去高昌，沮渠安周称凉王十余年(444—460)，同样尊崇弥勒。现存敦煌莫高窟的二六八、二七二、二七五窟大致开凿于北凉占领敦煌时期(420—442年左右)，为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一组洞窟，这三个窟的主尊多为弥勒菩萨。北魏以后开凿的诸窟，有弥勒成铺的组像，即在主像弥勒两侧增加夹胁菩萨。也有西方三圣组像，说明中原大乘佛教的影响正在增加。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沙门统昙曜奉旨在乎城(今山西大同市)武州山凿石开窟，即云岗石窟。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四十五个，小龛一千一百多个，造像五万一千余躯。大窟多完成于文成帝和平初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间，较小窟龛的开凿则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末年(524)。昙曜开窟五所，为云岗第一期石窟群(十六至二十窟)。主像以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三世佛为主，还有释迦、交脚弥勒菩萨。第二期石窟群开凿于文成帝以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465—494)，题材内容方面，释迦突出，主像有三世佛、佛装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并坐像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以及本生、佛传浮雕和七佛、供养天人等。第三期石窟开凿于迁都洛阳以后至正光末年(494—524)，多为不成组的中小窟，补刻的小龛流行，主像是弥勒与释迦并重。第二期以后，中小石窟、龛像增多，第三期中小龛窟成为主体。现存铭记中记载的窟主身份，第二期尚有皇室及上层官宦，第三期则最高不过将军、太守之类，更多的是无官职的一般信众。此外，延昌、正光间铭记中，已出现乞求托生西方净土的要求。这表明迁都洛阳前后平城地区中下层民众信佛者的迅速增多。

    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前后，在今河南洛阳市南13公里伊水两岸东西山上，开始开凿石窟，即龙门石窟。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两山现存石窟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躯。其中，北魏窟龛约占三分之一。晚期的北魏窟龛中，出现了倚坐式的佛装弥勒，夹侍二弟子、二菩萨。石牛溪一交脚弥勒龛，除夹侍二弟子、二菩萨，还有二佛分居左右。无量寿佛、药师佛、释迦多宝并坐像等，也在晚期石窟中出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南北朝的佛教艺术》谈龙门石窟说：“据统计，北魏纪年造像108尊中，释迦像51尊，占47％，弥勒像32尊，占29％。”主像多是释迦和弥勒。日本学者塚本善隆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二百零六尊，其中有释迦像四十三尊，弥勒像三十五尊，观世音像十九尊，无量寿(或阿弥陀)像十尊(1974年《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佛教史研究》)。二者的统计依据不同，故数字不同，但都说明弥勒造像大大多于弥陀造像。

    除了大型的炳灵寺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之外，还有一些中小型石窟及分散的弥勒、弥陀造像，叶昌炽在其《语石》卷五谈北朝前期之造像说：

    所刻之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其次则定光、药师、无量寿佛、地藏菩萨、琉璃光、卢舍那、优填王、观世音。

    这个结论，也是说明弥勒崇拜在当时的盛行情况。如河南巩县东北7.5公里洛水北岸大力山下的石窟，创建于北魏晚期，现存五个大窟。其中，第三、四窟为一组双窟，中心方柱四面凿龛设像，雕刻结跏趺坐的弥勒菩萨、释迦、多宝并坐像、三世佛等。三壁千佛中各凿一龛，中心方柱左龛均为结跏趺坐的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无交脚式。

    新中国成立前后，河北曲阳修德寺、山西沁县南涅水、山东博兴龙华寺、河北邺南城等处出土大量石雕造像。发现时叠放整齐，可能是北周武帝及唐武宗灭佛时僧人有意埋藏的。

    曲阳修德寺造像，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寺址及寺塔基下发现的，总数计二千二百余躯，内有纪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躯，多为小型单体汉白玉石雕像。北朝纪年造像中，计有北魏十七躯，东魏四十躯，北齐一百零一躯。北魏石造像的题材主要是弥勒菩萨，其次是观世音和释迦像。弥勒像多作双腿相交的交脚式，仅一躯为双腿下垂的倚坐(善跏跌坐)式。东魏造像中，弥勒像激减，观世音像大增。北齐造像中新增加的题材有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以及双尊像的组合，如双释迦像、双观世音像、双思维菩萨像、双菩萨像等。此时双躯像流行，所以修德寺造像中无量寿佛与阿弥陀佛同时出现是合理的。大约正是在北齐之时，无量寿佛称阿弥陀佛。

    河南浚县东南2公里大伍山麓，有倚坐式弥勒佛像，高逾21米，以山之顶为顶，以山之足为佛足。凿造年代不详。一般说，倚坐式的弥勒佛像始于北魏，现存实物有龙门石窟火烧洞北龛内北魏正光年(520—525)间凿的佛装倚坐弥勒像，山东博兴龙华寺出土的北齐天统四年(568)倚坐弥勒佛像。在此之前的弥勒像，有的是倚坐式，但着菩萨装，如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北魏孝昌元年(525)的石雕弥勒像；有的虽是佛装但取结跏趺坐式，如山东博兴出土北魏熙平二年(517)的铜弥勒像。依此推断，这尊大弥勒佛应当是北齐时作品，属于北朝晚期。山西太原市西南40公里处的天龙山石窟弥勒佛像为倚坐式，可为佐证。

    造像多有题记。由题记看来，都是祈求弥勒菩萨保佑自己及父母祖先、儿孙后代幸福，健康长寿，死后柱生天堂或转生富贵人家，离苦受乐，早日解脱。当官的则同时祈求保佑皇帝、大丞相，表现出他们的忠君爱国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把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混在一起，既上生天上，又托生西方；既愿生无量寿佛国，又要下生到龙华树下。说明当时弥勒和弥陀两种净土信仰同时流行，都进入他们的脑海，也说明他们凡佛、菩萨都信，对两种信仰的区别并不理会，反正都是净土，便以为是一样的了。这种混同情况，在南北朝时期非止一例。

    与北朝造像不同，南朝开凿石窟很少，而且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石窟造像。造像的题材，除释迦佛外，多为无量寿(阿弥陀)佛和弥勒坐像，还有释迦多宝佛。

    早在东晋哀帝兴宁(363—365)中，沙门竺道邻便造有无量寿佛像。《高僧传·竺法旷传》载：

    时沙门竺道邻，造无量寿佛像，旷乃率其有缘，起立大殿。相传云：伐木遇旱，旷咒令至水。

    这是我国阿弥陀佛像最早的文字记载。实物则数炳灵寺石窟留存的最早了。

    名画家戴逵(?—396)，字安道，谯郡侄县(今安徽宿县)人。曾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著《释疑论》，与庐山慧远等反复辩论。但他曾造无量寿佛像。《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他“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其子戴颙也曾造弥勒像。

    进入南北朝时期后，南朝造像也迅速增多。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许多石造像，其中有宋元嘉二年(425)净土变造像，建国前已流往国外。四川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出土齐永明元年(483)“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鄱阳王世子造像、中大通五年(533)上官□光造像，其观世音立像题记：“敬造官(观)世菩萨一蚯(躯)，□□游神净土□兜率供奉佛现。”这种阿弥陀佛与弥勒佛、观世音与兜率天净土的结合，是当时人们把弥勒、弥陀混同起来的又一例证。当然，这种混同毕竟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僧祜所造的三尊大佛像，即光宅、摄山之大佛和剡县石佛。摄山大佛之坐身高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两胁侍为观世音和大势至二菩萨。剡溪大佛为弥勒大佛像，从齐建武中至梁天监十五年(516)，前后近二十年，经僧护、僧淑、僧祜三僧完成，世称三世石佛。此佛座高2.4米，正面趺坐高13.23米，两膝间距10.6米，面部仅耳长即有2.7米。光宅大佛为丈九无量寿金像，《高僧传·释法悦传》载：“昔宋明皇帝(刘彧)经造丈八金像，四铸不成，于是改为丈四。悦乃与白马寺沙门智靖，率合同缘，欲改造丈八无量寿像，以申厥志。”

    僧祜所造三尊大像，无量寿佛二，弥勒佛一，正反映了南朝弥陀信仰与弥勒信仰流行的情况，而以弥陀信仰较为盛行。尽管如此，从全国总的看来，弥勒信仰声势更大一些。

    文献中造弥勒铜像的最早记载，见于萧梁宝唱所撰《比丘尼传》卷二所载：刘宋元嘉八年(431)，比丘尼道琼于瓦官寺造弥勒行像二躯。

    北魏太和二年(478)，河间乐成张卖造弥勒像，佛装，结跏趺坐式，为日本东京田泽坦氏所藏。

    北魏正光五年(524)新市县(北魏属定州)午猷为亡儿造弥勒像，通高88厘米，是一组包括一立佛、二立菩萨、二思维菩萨、四供养菩萨、二力士、十一飞天、二博山炉、二狮子的大型铜佛造像。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北魏金铜佛像的题材主要有释迦、观世音和弥勒，还出现了以观世音或弥勒立像为主尊，夹侍二菩萨的三尊像的组合。佛装观世音立像也出现了。

    东魏天平三年(536)定州中山上曲阳县乐家兄弟造弥勒立像，现藏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

    博兴出土北齐河清三年(564)孔昭悌造弥勒像，是一组包括主像菩萨装弥勒、二化佛、十飞天的大型作品。传世武平二年(571)造观音佛像、夹侍二立菩萨。

    传世南朝金铜佛造像发现较少。除光宅寺无量寿金像外，无可记述。

    日本学者佐藤智永在《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云岗、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像的类别数字，按总数计，释迦一百七十八尊，弥勒一百五十尊，观世音一百七十一尊，阿弥陀(无量寿)三十三尊。从这个统计数字看，弥勒信仰远比弥陀信仰盛行。弥勒的造像形态，有交脚菩萨像，也有释迦牟尼佛样式的弥勒佛像，反映弥勒上生信仰和弥勒下生成佛信仰都已流传。

    观世音菩萨的像为数不少，引人注目。按说，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胁侍，弥陀净土中第二号人物，观世音菩萨像之多，应该反映弥陀净土的影响大。其实不然。

    南北朝时，观世音菩萨已经在民间成为慈悲的象征。刘宋时著名僧人宗炳在他的《明佛论》中说：“有危迫者，一心称观世音，略无不蒙济。”这一说法是有充分根据的。当时这类记载不胜枚举，如：

    晋张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旨。晋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有千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戍所拘，谓为游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崇与同等五人，手脚其械衔身，掘坑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以为娱乐。崇虑望穷，唯洁心专念观世音。夜中械或自破，上得离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法苑珠林·救厄篇》，注引《冥祥记》)

    僧苞道人说：昔尝出行，见官司送六劫囚。囚见道人告曰：我必无活理，道人事何神，能见救不?……语之曰：有观世音菩萨能救众生，汝至心念之，便可脱。囚大欢喜，于是同共存念。(《系观世音应验记》)

    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位观世音菩萨不是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而受崇敬，而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慈大悲菩萨；人们不是指望死后随他往生弥陀净土，而是指望现实中蒙他救苦救难。东魏初年出现的“伪经”《高王观世音经》中，甚至宣称观世音先于释迦成佛，释迦原是其弟子。北魏末年及北齐已经出现了观世音的佛装像，称为观音佛，《高王观世音经》中则称为“正法明如来”。所以，观世音菩萨造像数量多，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急剧增加，并不能说明信仰弥陀的人多。作为弥陀净土正主的阿弥陀佛，其造像少于弥勒菩萨造像，倒是反映出南北朝时期弥陀信仰不及弥勒信仰的影响大。当时弥勒信仰是净土信仰的主流，弥陀信仰并未受到特别的尊崇，但到南北朝晚期，尤其是在南朝，弥陀信仰的影响迅速扩大。

    3．弥勒信仰兴盛的原因

    弥勒信仰一时盛于弥陀信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信仰角度看，中国民众的宗教心理是凡神都信。佛教盛行了，民众信佛，也是凡佛、菩萨都信，他们只求能得到保佑，获得心灵的安慰，而不大理会佛经上所说的两种净土的区别。什么弥勒、弥陀，他们并不关心，以至弥陀净土的殊胜，淹没在净土信仰之海中，显不出来。

    其次，即使某些人懂得弥陀净土优于弥勒净土。总以为弥勒净土就在世俗世界内，在欲界的第四天兜率天，为菩萨住所；而弥陀净土则是最高的佛国，远在三界之上，求往生于弥勒净土已极为不易，何敢求生弥陀净土成佛?东晋名僧支遁在他的《阿弥陀佛赞》的序中就说：“驰心神国，非敢所望。”

    再次，中国传统的思维特点是重实际而轻理性，以慧远为代表的弥陀信仰者主要运用的是净土三经所说的禅定观想之法，需要理性的思悟，只能在少数“上根”者中引起共鸣，很难带动广大的群众。而弥勒信仰不论上生或下生，都没有多少理性思维因素，主要凭造像、建塔、立寺以至礼拜、念诵之类较为简易实际的方法传播，包括名僧道安等人，也不过就是在弥勒像前立誓愿生，不大强调观想念佛，以至昙戒临终就是口诵弥勒名号而已。这就比较容易为信众接受。

    还有，作为三世佛之一，弥勒早已受人信仰。西域小乘弥勒信仰的涌入，使北朝的弥勒信仰迅猛增强。西域本盛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奉未来佛弥勒，又以为弥勒可为观佛者不能入“定”时决疑，所以一直有弥勒信仰的传统。后来受大乘佛教净土思想的影响，弥勒信仰中加进了弥勒净土的内容，仍然是弥勒信仰。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这种弥勒信仰也就流行于北方。道安接受的就是这种信仰。北凉是盛行小乘佛教弥勒信仰的中心，439年北魏灭北凉，徙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户(或作十万户，见《通鉴考异》)于平城。《续高僧传·僧朗传》说北魏军东归，掳掠僧人三千与之俱还。开凿云岗石窟的昙曜来自凉州，掳来的三千僧人也必有参与云岗开凿的。这么多北凉僧俗到达平城，然后又散处四方，他们当然带来了弥勒信仰。可见，北朝盛行弥勒信仰，是有基础有传统的。

    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道安传》)这是佛教的一条重要经验。弥勒信仰的盛行，与统治阶级的支持大有关系。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极信佛法，主持开凿凉州南山石窟。其从弟沮渠京声，即《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译者。前秦国主苻坚，当道安在襄阳时送去结珠弥勒像，他当然是提倡弥勒信仰的。《法苑珠林》卷十六载，戴逵造成丈六弥勒像后，“宋文帝(刘义隆)迎像供养，恒在后堂。齐高帝(萧道成)起正觉寺，欲以胜妙灵像镇抚法殿，乃奉移此像，旧在正觉寺”。“宋临川康王(刘义庆)撰《宣验记》，亦载其(弥勒)显瑞”。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便形成了弥勒信仰的一时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