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弥勒信仰之衰落
弥勒信仰中，以念佛禅定为主，而不单只崇拜弥勒菩萨的，从东晋道安之后，少有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弥勒信仰主要是礼佛建功德，如造像建塔，为父母等发愿往生净土等，属于佛菩萨的崇拜。
弥勒经典中，有上生和下生两类。弥勒信仰也就分为上生和下生两派。信仰现今在兜率天说法的弥勒菩萨，愿求往生兜率天净土的，为上生信仰；相信弥勒将来下生此世界时，于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以救度众生，而自己也能生此世界，在龙华树下听受说法成佛的，为下生信仰。前面介绍的南北朝弥勒信仰盛况，大体上是上生信仰。但苦难的民众对弥勒下生救度众生更感兴趣，下生信仰在民间颇为流行，声势颇大，并被改造为民间的秘密宗教，策动造反。
一、北朝弥勒信徒的暴动
北魏孝文帝改革排除了保守派的阻挠，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孝文帝死后，北魏政治日益腐败，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勒索暴敛，贪残暴虐。官僚和地主骄奢淫逸，互相夸耀。高阳王元雍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经常丝管迭奏，通宵达旦。元雍一顿饭费用数万钱，豪奢惊人。
北魏的寺院等级森严，近二百万僧尼中只有极少数居于特权地位。文成帝时昙曜奏请以平齐户和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的农户作为僧祇户，实际上等于寺院的依附农民；又请以罪犯和官奴作为佛图户，专供寺院洒扫，并为寺院种田输粟，实际上等于寺院的奴隶。僧衹户和佛图户所受的剥削非常残酷。宣武帝时，凉州军户赵荀子等二百家被迫成为僧衹户，因经不起压榨而自杀的就有五十多人。寺院里的下层僧众也同样受着深重的压榨。
因此，农民起义不断。太和十三年(489)，兖州爆发王伯恭起义。太和十七年(493)，支酉在长安城北起义，秦、雍间七州人民起而响应，人数达到十万。太和二十三年(499)，幽州王惠定起义。宣武帝景明元年(500)，齐州柳世明起义。其后，秦州、泾州、汾州、河州等地都陆续有农民造反。
在北魏末年的民众造反中，僧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还在孝文帝时代，已经有人上书说，僧众诽谤朝廷，应及早禁绝，以免发展成“赤眉黄巾之祸”。孝文帝延兴三年(473)，沙门慧隐谋反。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谋反。太和十四年(490)五月，平原郡(今山东聊城县东北)沙门司马惠御率众造反。永平二年(509)，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僧人刘慧汪造反。延昌三年，幽州(今北京)僧人刘僧绍造反。而规模最大的则是延昌四年(515)冀州(今河北冀县)僧人法庆造反。
法庆自称“大乘”，提出“新佛出世”的口号。《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载：“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倍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惟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麟击之，伯麟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这次造反参加者达五万余人，给北魏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北魏王朝出动十万大军才把这次造反镇压下去。
当时，“弥勒下生”说已经开始演化，宣说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世界陷入苦境，一切罪恶，次第显现，至弥勒佛自兜率天宫降世，在龙华树下绍继佛位后，世界将变为天堂，广博严净，丰乐安稳，只有享乐，没有痛苦。这一新教义一出现，便在民间流布。法庆的“新佛出世，除去众魔”，新佛指的是弥勒佛。凡是弥勒佛出世，新旧佛祖更替，就是改天换地的时代。法庆从这里找到了造反的理论依据，所以，提出了“新佛出世”的口号发动民众。
法庆自号“大乘”，但不知何意。一般说来，大乘认为小乘佛教只知自利自度自我解脱，而大乘佛教则主张自利利他，普度众生。法庆称大乘，很可能是以普度众生自命的意思。从弥勒信仰来说，小乘以弥勒为未来佛加以崇拜，自接受大乘净土思想后，又以弥勒为兜率净土的教主及未来人间净土教主加以崇拜，这种崇拜已属大乘的弥勒信仰。弥勒信仰已没有大乘小乘之分，奉大乘的也以弥勒为未来佛，奉小乘的也信兜率净土。所以，从弥勒信仰来说，法庆标榜“大乘”，不好理解。也可能当时还有人只奉弥勒为未来佛，属于小乘，法庆深受其害，因而提出“大乘”与之对抗。史料缺乏，不便妄断。
北魏十万大军镇压了法庆造反，穷追猛打，一路扫荡，受害者绝不止这五万多教徒，许多弥勒信仰者以至无辜民众都遭到打击。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大乘”余党复相聚集，攻入瀛州(今河北河间县)，后被刺史宇文福镇压。
不久，正光五年(524)，汾州山胡起义。《魏书·裴良传》载：“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效抗拒王师。”
崇尚白色，服白色衣冠，持白色伞幡，是信奉弥勒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的标识，故有“素冠练衣”之说。由此可以判断这是弥勒教徒的起义，其他则无从知道了。
由于一再发生弥勒教徒的造反事件，统治阶级对弥勒信仰的支持开始变化，变得不很热心了。与此不同，弥陀信仰宣扬的是死后往生弥陀净土，而不是在人间改天换地。这里面没有造反的因素，不存在改变现实的问题，可以使统治者放心。统治者在两种净土中，抉择弥陀净土。北朝末年弥勒信仰减少，弥陀信仰上升，统治者的抉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周武帝的灭佛对弥勒信仰的衰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在位)，重儒术，信谶纬。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请省寺减僧，武帝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有是非。更令群臣详论道、佛二教的先后、浅深、同异，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但司隶大夫甄鸾、沙门道安、僧勔著文反对，废佛之议暂止。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群臣，命道士张宾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也不能屈智炫，于是下令一并废除佛、道二教，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二百余万人，使北周获得了成百万的劳动力，扩大了征收赋役的对象，充实了府兵的来源。建德六年(577)灭齐，下令毁灭齐境的佛教，所有八州的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将近三百万人全令还俗，焚毁经像，财物由官厅没收。周武帝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中的第二个“武”，这次灭佛比第一个“武”的北魏太武帝灭佛深入得多。但第二年(578)武帝去世，宣帝宇文赞(578——579在位)嗣位，即恢复佛教。次年静帝宇文阐(579—581在位)嗣位。左丞相杨坚辅政，他生于尼寺，由尼智仙抚养到十三岁才回家，受佛教影响很深，一生致力于佛教的传播。581年建立隋朝，一开头就以佛教作为巩固其统治权的方针之一，佛教由此迅速恢复。
周武帝灭佛是在北齐特别是在原北周境内，这正是弥勒信仰最盛的地方，弥勒信仰之势力由此而大减。
二、隋代弥勒教谋反
隋代弥勒教是傅大士创立的。
傅大士，本名傅翕(497—569)，南朝梁僧，禅宗的先驱之一。东阳乌伤(浙江义乌)人，字玄风，号善慧。又称付大士、善慧大士、鱼行大土、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伤居士。与宝志共称为梁代二大士。年二十四，入乌伤松山双梼树下结庵，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出家不久，自称由兜率天宫来说法。日常营作，夜归行道。他利用演化了新的弥勒信仰教义创立弥勒教，收罗教徒。大同六年(540)，营造松山双梼树间之佛殿、九重砖塔，并在该地写经律千余卷，这便是双林寺。大同七年，他自宣为贤劫千佛之一佛，即弥勒佛。大同十年，舍屋宇田地，设大施会。太清二年(549)，欲焚身供养佛、法、僧三宝，弟子坚留，代师烧身的有十九人，才停止烧身。他家居徒众甚多，讲说不辍，曾率徒众焚指燃臂以供佛；曾营斋转《法华经》二十一遍；多次设无遮会(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参加之会)。并在会稽(今浙江绍兴)铸宝王(佛之尊称)像十尊。为便于读《大藏经》，建有轮藏，令众人转动，可得大利益，所以后世所作轮藏都安置他及其二子三人之像。陈太建元年(569)去世，寿七十三。教徒把他葬在双林山顶，号弥勒下生。
隋开皇九年(589)，陈亡。隋朝初年，山西太原一带就有“白衣天子出东海”之谣。大业六年(610)元旦，弥勒教徒企图入宫夺取政权。《隋书·炀帝纪》载：“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端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杖，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当时隋炀帝横征暴敛，荒淫无道，以致民不聊生，人心思变。弥勒教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几十个人自称弥勒佛，进入皇宫想杀炀帝，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遇到齐王杨暕，被其卫队消灭。事变很小，但震动很大。一方面弥勒教徒被连坐者千余家，一方面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震恐。
大业九年(613)，弥勒教徒宋子贤自称弥勒佛出世，预谋杀炀帝，事泄被杀。接着，弥勒教徒向海明也自称弥勒佛出世，举兵反，被官军消灭。接二连三遭到残酷镇压，弥勒教元气大伤。而统治者接二连三遇到弥勒教徒的谋反，则在两种净土信仰之中更加转向弥陀信仰。如法琳《辩正论》卷三载：炀帝“于并州造弘善寺。傍龙山作弥陀坐像，高一百三十尺”。而他造弥勒像之事则不闻，这就是态度。此后，弥勒信仰衰落了。
弥陀信仰迅速流行。隋代的著名佛教学者灵裕、净影慧远、智*(左岂右页)、吉藏等，都有关于净土法门的撰述，弘扬弥陀信仰。在家的佛教信徒中，从北魏初年便盛行一种称为“义邑”和“法社”的信仰团体。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和它相类似的法社，是达官贵族、在家士人和若干僧尼的团体，除“俗讲”等外，没有邑师。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凌驾前代，所以，义邑之类组织相当发达。关于实际修行，义邑和法社重视戒律，法社并重视修禅。到隋代，二者都愿求往生弥陀净土。
当然，普遍性的弥勒信仰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它还有相当的势力和影响。
三、玄奘坚持弥勒信仰
玄奘(600—664)，唐代杰出的佛学家、逻辑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陈，名炜，十岁入佛寺。为了光大佛法，他舍身西行求法，行程五万里，历时十七年。他崇信弥勒。据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玄奘出国去，到达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知道西行过玉门关须过五烽，每烽相距百里，中无水草。他买得一匹马，“但苦无人相引，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在中印度羯多鞠阇国的曲女城东南顺恒河东下，在树林茂密处遭到印度教徒的劫持。每年中秋，他们都要寻找一个形体健美的人杀死，用血肉祭神以祈求幸福。他们把玄奘牵上祭坛，准备杀玄奘。《传》卷三记道：
法师乃专心睹史多宫(兜率天宫)念慈氏菩萨(弥勒)，愿得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地论》，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胜行，舍诸恶业及广宣诸法，利安一切。于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无复异缘。于心想中，若似登苏迷卢山(须弥山)，越一二三天，见睹史多宫慈氏菩萨处妙宝台，天众围绕。此时身心欢喜，亦不知在坛，不忆有贼。
后来劫持者知道玄奘是中国僧人，才放了他。从记载看，他的弥勒信仰主要是上生信仰，采取的是观想念佛之法。
在伊烂拏钵伐多国的孤山，精舍中供有檀木雕刻的观自在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像)，最有威神，祈请之人很多。玄奘在像前发三愿：“一者，于此学已还归本国，得平安无难者，愿华(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愿生睹史多宫事慈氏菩萨，若如意者，愿华贯挂尊两臂；三者，圣教称众生界中有一分无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愿华贯挂尊颈项。”
玄奘这三愿中，第二愿便是往生兜率天弥勒净土。
临终前，玄奘造素像十俱胝、弥勒像一千幅，并与徒众等辞别说：“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玄奘是忠实的弥勒信仰者。他回国前，善导在长安弘扬弥陀信仰，大有成效，满长安都受其影响。但玄奘回长安二十多年未为所动，不过译有《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阿弥陀经》之异译)。
玄奘的弟子窥基(632—682)，俗姓尉迟，字道洪(也作道弘)，京兆长安人。一生致力于著述，造疏号称百部，被称为“百疏论主”，为法相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创于玄奘的法相宗由他而继承。因长住大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他著《西方要决释疑通规》等弘扬弥陀信仰，说明他是赞成并向往于弥陀净土的。但他和玄奘一样，忠实于师门，是一位弥勒信仰者。他造弥勒像，每天在像面前诵《菩萨戒》一遍，发愿往生兜率天宫。
由于法相宗的两位祖师玄奘和窥基都信仰弥勒，法相宗形成了兜率上生信仰的传统。尽管如此，法相宗并不兴旺，也改变不了弥勒信仰的颓势。
四、武则天自称弥勒下生
武周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684—704)，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女皇帝。
武则天要当女皇，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空前绝后的大事，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她需要制造舆论，也需要精神支持。她登基后，便有《大云经》及《大雨经》的佛意给她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旧唐书》载：“载初元年(689)……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武则天很高兴，立即“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同上)。
后人考证，《大云经》并非伪撰。佛教各种《经录》著录的《大云经》，除别出、散译的多种译本不计外，比较完整的有两种译本：《大方等无相经》，前秦竺佛念译，一名《大云经》，五卷(或四卷)。《方等大云经》，北凉昙无谶译，又名《大方等无想经》、《大云无相经》、《大云密藏经》，六卷(或五卷)。经中确有女王的记载：
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言：天女……(汝)以是因缘，今得天身。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汝于尔时，实是菩萨，现受女身，(《大方等无想经·大云初分如来涅槃健度》)
这位天女，不但为女菩萨，而且为女国王，是佛所授记的。有的僧人作疏附会此女菩萨即弥勒，即武则天。武则天毕竟由佛经中找到了当皇帝的根据，于是自称弥勒下生，证圣元年(695)一月，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宣称这是佛早已“预记”的。
弥勒出世，改天换地，这是当时的共识。因此，不但民间造反要声称弥勒出世，武则天“革命”也声称是弥勒下生。不过，武则天当女皇是靠权势和她的非凡才干，无关弥勒佛，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尽管她宣称是弥勒下生，影响不大。
五、唐玄宗禁断弥勒教与武宗废佛
与武则天自称弥勒下生相呼应，民间的弥勒教也很活跃，引来了唐玄宗采取禁断弥勒教的措施。开元三年(715)，玄宗颁发《禁断妖诈等敕》，其中说道：
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释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畜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三)
现在已不清楚当时弥勒教活动的规模、组织等具体情况，由这个敕令，只知道当时弥勒教仍然盛行，影响颇大，已危及唐王朝的统治，所以特敕禁断。
禁断弥勒教并不禁断弥勒信仰。开元元年(713)，玄宗敕令，用他的寝殿材料修建安国寺的弥勒佛殿。同年，海通在四川乐山凿弥勒大佛，剑南川西节度使韦皋于贞元十九年(803)完成，工程前后进行了九十年。大佛头与山齐，通高71米，为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大约在贞元、元和年间(785—820)，五台山天台宗法兴于佛光寺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尽管如此，禁断弥勒教后，弥勒教不再公开传教，而弥勒信仰也不能不进一步衰落。
著名诗人自居易(772—846)信仰弥勒。他有《画弥勒上生帧记》说：
南赡部洲大唐国东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乐天，年老病风，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恶趣众生，愿同我身离苦得乐。由是命绘事，按经文，仰兜率天宫，想弥勒内众，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养之。一礼一赞，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愿焉。本愿云何?先是，乐天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者有年岁矣。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证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也。慈氏在上，实闻斯言。言讫作礼，自为此记。时开成五年(840)二月日记。(《白居易集》卷七十一)
白居易与窥基类似，弥勒、弥陀都信。不过，窥基主要信仰弥勒，对弥陀只是向往而已，白居易主要信仰弥陀，只是兼信弥勒。白居易的弥陀信仰，后面再作介绍。在这里要说的是，从白居易这里说明人们出于多神教心理而兼信弥勒，弥勒信仰已降为一般的佛菩萨信仰水平了。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废佛，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废佛中的第三个“武”。史称“会昌法难”。
武宗即位时，对佛教是扶持的。会昌二年(842)态度突然转变，勒令一部分僧尼还俗，会昌三年又来了一次。实际上毁佛已经开始。会昌三年九月到会昌四年九月毁佛升级，为了捉拿一个逃犯(路府留后院的押衙盖孙，据说此人剃头隐僧中)，于是公案中无名的僧人尽令还俗归本籍；光京兆府打杀僧人三百余；不许僧尼街里行，犯钟声；不许别寺宿等等。会昌五年(845)四月，统计全国佛寺、僧尼数字，有大、中寺院四千六百所，小的寺庙(招提、兰若)四万座，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同年七月，敕令并省天下佛寺，所有非保留寺院，一律限期拆除；财货田产没收；铜像、磬、钟统统收缴盐铁使销毁铸钱；铁像交本州，铸做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财政部)。居士家所有金银铜铁等像，限一月内一律缴官。并派遣御史分道监督。毁佛雷厉风行，相当彻底。据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说，御史出关，看到天下寺院连屋基都挖了耕种农作物了。八月宣布废佛结果：凡废毁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座，小的庙宇四万多处，还俗僧尼、充两税户的二十六万五百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毁佛后一年武宗去世(846)，宣宗李忱(847—859在位)即位，恢复佛教。
武宗废佛的原因是佛教的势力已损害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受道教影响则是一个助因，还有一个背景是皇权斗争。武宗即位前，他的叔父李忱(唐宪宗之子)对他来说，是潜在的皇权争夺者，叔侄关系紧张。武宗即位后，加害李忱，李忱受宦官救护，逃出王宫，在香严智闲禅师门下学法修禅，剃发作小沙弥。武宗发动废佛，秘密搜捕不获。武宗去世，李忱即回京登基，是为宣宗，立即杖杀道土赵归真等十二人，恢复佛教。但佛教元气大伤，包括弥勒信仰在内的整个佛教，再也未能恢复到武宗前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