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说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诸宗竞起，各擅胜场。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是一个佛教的时代，连儒家也承认。据《辅教篇·广原教》载：“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竟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张方平所列举的一批胜过孟子的圣贤，都是禅门大师，如果把佛教其他宗派的大师都列举出来，唐代士林确实群星灿烂，比任何时代都要丰富。王安石、张商英都是当过宰相的儒生，连他们都赞赏张方平的评价，可见这个时期佛教成就之辉煌。而净土宗虽则不在儒家视线之内，但宗教领域中净土宗之成功，则是任何人无法抹煞的。

    中唐以后，历经宦官、藩镇之祸的唐朝在农民起义中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随即宋朝统一全国。宋朝吸取唐代及五代割据的教训，强化君主专制制度的中央集权。这种专制制度由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的内入而受到拥护。国家至上，君主至上，化作“忠君报国”，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南宋时宋金对立，形成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蒙古入主中原近百年。明代，北方的蒙古，东方的女真族，先后与明朝发生战争。民族矛盾造成人们对国家命运的普遍关心，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加强。

    儒、佛、道三教会通从唐代便已开始。在这个时期，儒家接受了道家思想尤其是佛学的影响，至宋终于形成了新的儒学——理学。理学开山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在庐山写的，与佛教莲花自性清净之说有关。集理学大成的朱熹，其理学思想明显地存在华严宗的痕迹。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性说，接受了禅宗的影响。理学中的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来自道教，也是很清楚的。理学是在三教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教也在吸收儒、佛中得到改造，王重阳(1112—1170)创立全真教，其教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早就在吸取道教特别是儒家的东西，例如昙鸾吸取道教思想，澄观、宗密站在佛教立场鼓吹三教合一。北宋的契嵩作《中庸解》、《孝论》等，要求把儒家伦理置于佛教戒律之上，承认儒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至高地位，适应了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成为佛教遵循的原则。

    与三教合一潮流同步进行的是佛教内部各宗派会通的潮流。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把禅的各宗及教的各派会通一致，“以教照心，以心解教”，从心性论的角度把禅与教两大体系统一起来。北宋的永明延寿以后都走的这条路，以致各宗派虽然法嗣代代相传，但各自在教义上的特色则逐渐淡薄了。

    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个时期的三教合一和佛教内部各宗会通的两大潮流，都与净土宗无关，至少是关系不大。因此，在思想史上，人们绝少见到净土宗的踪迹。但是，在中国佛教史上，这个时期却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各宗归汇于净土。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等都成为净土的弘传者，净土普及于佛门，又通过佛门普及于民间，成为中国民众宗教的砥柱，形成取代大乘佛教的态势。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值得探讨。下列几种因素可以考虑。

    1．净土宗缺乏哲理

    净土宗是有哲理的。昙鸾、道绰、善导都用中观学派的中道观论述了净土无生之生，论述了真俗二谛、无相有相、空与不空之理，与隋慧远、智*(左岂右页)、吉藏等展开了报土化土、凡夫可入不可入、别时意说的争论，迦才、怀感、窥基等用瑜伽行派的唯识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补充解释。以为净土宗只知念佛而无哲理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中道观及唯识学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都属于基础性的东西。相对于其他各宗派那种创造性的丰富多彩的教义来说，只不过是常识。虽然昙鸾等大师的思想是深邃的、博大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净土理论本身却只需要作出合理的论证以及如何引导民众求生净土。因此，昙鸾等探索出称名念佛之法是了不起的创造，他们没有必要去建立独特的哲学体系来，这就造成了净土宗哲学理论一般化的状况。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道教都没有注意净土宗，佛教内部一谈到哲理也从来不说净土宗，就是因净土宗缺乏哲理的缘故。

    2．佛教走下坡路

    北宋王朝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景德二年(1005)澶渊之盟议定，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二年(1042)又每年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每年付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这些不断加码的沉重负担，都落到了百姓头上，使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化，农民及士兵起义不断。同时，佛教发展失控，僧尼人数猛增，引起了排佛的浪潮，如范仲淹、富弼、文彦博、韩琦、欧阳修等，都主张抑佛，王安石变法内容之一就是抑佛排佛，李觏则主张尽可能取消佛道二教。仁宗下诏减度僧三分之一，毁天下无名额寺院，使僧尼人数由四十余万减至二十余万。

    在这种形势下，契嵩(1007—1072)起而护教，坚持三教融合。在契嵩之前，宗密、延寿主张融合，是把佛教作为主体，融儒入佛。契嵩则承认儒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要求把儒家的忠孝观念置于佛教戒律之上，对儒家屈服和妥协，佛教成为君主专制制度“治心”的辅助力量。契嵩这种思想是儒佛融合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被佛教界普遍接受。佛教由此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条件，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三武一宗”的废佛事件。

    佛教的衰落，除缘于经济政治原因或理学的崛起外，其本身的演变也必然由盛而衰，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唐代佛教鼎盛，一大批佛门龙象如玄奘、窥基、法藏、澄观、宗密、湛然、神秀、道宣、吉藏等，把义学推进到了最高水平，使儒道两家黯然失色，但同时潜伏了脱离群众的危机。当年印度大乘佛教就是因为中观学派及瑜伽行派的思辨性太强而逐渐失去了群众，不得不让位给具有群众性的密教。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唐代的中国佛教也走上了这条路。它们太精致了，不要说中下根的广大民众了，即使是上根者也难得有时间、有精力、有兴趣去悟解。正因为如此，直指人心的禅宗及称名念佛的净土宗才迅速传播。

    唐武宗灭佛，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尽管以后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扶植佛教，但盛况难再，整个中国佛教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再也未能恢复到唐代的盛况。思辨性强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再也没有产生一个佛门大师，密宗早已绝响，律宗以其戒行清苦从来没有发达过，禅宗虽受士大夫欢迎但狂禅泛滥，仅能勉强维持。整个佛教处于颓势，义学则从此寂寞。

    佛教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争取信众。靠义学很难，各宗佛学大师已有的思想都不易弘传，何谈创造?惟一的出路便是靠念佛修净土。因此，从永明延寿倡禅净合流以后，各宗对净土都提倡兼修，形成各宗汇归净土的潮流。

    3．因果报应思想的成熟

    中国原有简单的因果报应思想。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从印度传入后，慧远时开始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思想相结合，善导把地狱之说与净土对比，形成强烈的因果报应效果。五代起改造印度佛教的地狱之说形成中国的地狱之说，深入民心，家喻户晓。为善的入净土，为恶的下地狱，这种因果报应思想充分成熟，使净土宗更具传播的丰厚土壤。因此，一句“阿弥陀佛”，不仅普及于佛门，也普及于民间，形成“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的局面。

    以上几个因素，在这个时期造成了净土教取代大乘佛教各宗的态势。只不过这不在思想史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