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结社念佛成风

    以天台宗、禅宗为主体的各宗汇归净土，净土普及于佛门，并由此而在士大夫及民众中造成结社念佛之风。

    最早结众念佛的是东晋慧远。唐代也有集众念佛的，如承远、法照、少康等，不过，他们并没有打慧远的旗号，规模较小，也没有固定的结社形式。宋代，打出仿慧远结白莲社念佛的旗号，结社成风，一个社人数动辄成千上万以至上十万，有虽则松散但是固定的组织形式，有定期的活动，得到士大夫以至朝廷的支持。有的不仅是念佛组织，而且是慈善机构，是互助的形式，发展而为民间秘密宗教团体。这种念佛组织或由僧人建立，或在僧人指导下由俗家弟子建立。它的主要成员是俗家弟子，僧人则是教师或顾问，所以，它相当于寺院的外围组织。但它是专门的念佛组织，自然便是净土宗的组织形式，成为净土宗教团的雏形。而其包罗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则是大乘佛教各宗望尘莫及的。由此，形成了净土宗取代大乘佛教的态势，佛教信徒的信仰重心已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而是阿弥陀佛了。

    一、普通的结社

    宗晓《乐邦文类》卷三指出：“近世宗师，公心无党者，率用此法(净土法门)诲诱其徒。由是，在处立殿造像，结社建会，无豪贱，无少长，莫不归诚净土。”前面说过，宋真宗时，省常立净行社，宰相王旦为社首，参加者一千余人。有宗颐、知礼、遵式、空印等的结社。此外，可举如下为例。

    1．文彦博的净土会

    文彦博(1006—1097)，字质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仁宗时进士，庆历年(1041—1048)为宰相，嘉祐三年(1058)罢，封潞国公。英宗时为侍中、枢密使。神宗时为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后拜司空，又加司徒，拜太尉，以太师致仕。哲宗时请他平章军国重事，九十二岁卒。《居士分灯录》卷下载其行迹谓：“专念阿弥陀佛，晨香夜坐，未尝少懈。每发愿曰：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乃与净严法师集十万人为净土会。如如居士有颂赞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临终安然念佛化。”

    2．周敦颐及其《爱莲说》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今湖南道县)人。谥元，称元公，世称濂溪先生。历任县主簿、县令、州判官、州通判、知州军。为理学的开山祖师，主要著作有《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他四十五岁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通判，路过江州(今江西南昌市)，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便在山麓建书堂，名濂溪书堂。晚年定居在这里，年五十七病逝。

    周敦颐吸收佛道二家入儒，与僧人佛印了元(1032—1098)交厚，仿慧远白莲社的传说，结青松社念佛，让佛印为社主。仁宗嘉祐年(1056—1063)中，周敦颐被诬告，使者赵抃对他很不客气，他处之超然。

    青松社自成立以来存在很多年，周敦颐作为发起人，是社中的骨干或领袖，虽则作官离开了，但有约再回来，实际上他在晚年确实回来了，直至病终。

    周敦颐与净土念佛的这种深厚渊源，可以从他的名篇《爱莲说》中窥见一斑。其文曰：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元公集》)

    这里不谈这篇文章的文学价值，只说这篇文章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历来珍视莲花，以莲花为清净佛性的象征。《妙法莲华经》以莲花为佛所说深法的象征，故经名即冠以“莲花”二字；《华严经》、《梵网经》等说“莲华藏世界”，佛及菩萨大多数以莲花为座；《观无量寿经》载，阿弥陀佛及观音、大势至二菩萨都是坐于宝莲花上，众生临终时，佛与大众持莲花来迎往生之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佛教珍视莲花的缘由，可从世亲《摄大乘论释》中得窥旨趣。该书卷十五谓：

    莲花虽在泥水之中，不为泥水所污，譬法界真如，虽在世间，不为世间法所污；又，莲花性自开发，譬法界真如为众生若证，皆得觉悟；又，莲花为群蜂所采，譬法界真如为众圣所用；又，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譬法界真如总有四德，谓常乐我净。

    这里对莲花的描绘，便是对清净佛性的描绘。《爱莲说》里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与世亲对莲花的描绘何其相似!《爱莲说》是通过对莲花的歌颂表现对人性的歌颂，赞赏“出淤泥而不染”的自性清净，其基本立场是儒家的，但显然接受了佛教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以《爱莲说》所歌颂的是自性清净的佛性，是净土中的正报，也未尝不可。

    周敦颐的时代，慧远立白莲社念佛的传说已经形成。佛印的偈句中有“况是天池莲社约”之句，可见“莲社”这个名词已在使用。周敦颐写《爱莲说》的地点正在庐山，他慕慧远立莲社而与佛印立青松社念佛，在这种情况下歌颂莲花之自性清净，恐怕不是偶然的，说与净土信仰有关联，不为过分。

    3．苏轼皈信净土

    苏轼(1036—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县)人。二十二岁中进士，宦途坎坷。诗、词、文都有很高造诣。

    苏轼对佛教非常热心，也是一位净土信仰者。临济宗的名僧东林常聪(1025—1091)，在庐山东林寺驻锡说法。苏轼从黄州谪居汝州，因游庐山，与常聪相交。他们在东林寺集僧俗千余人共建“禅社”，进行禅净双修活动。后苏轼为杭州通判时，命工画阿弥陀佛像为母追荐冥福，作《画阿弥陀佛像偈(并序)》。元祐八年(1093)又为亡妻王氏画阿弥陀佛像，并作《画阿弥陀像赞》。至晚年，则致力于净土回归实践，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建“眉山水陆会”。

    4．冯楫

    冯楫，字济川，蜀之遂宁(今四川遂宁县)人，入临济宗佛眼清远之门。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为给事中，出师泸州(今四川泸州市)。兼修净业，率道俗为系念会，以西方为归。时兵乱之后，各刹藏经多残毁，便捐俸钱造《大藏经》四十八藏，小藏成四大部者也造四十八藏，分施各山。晚年昼夜不寐，专意净业，作《西方礼》三卷、《弥陀忏》一卷，在乡郡建净土会。一日有感而作《和陶渊明归去来兮》，劝众念佛，其中说：

    人生如梦，能得几时，胡为名利之萦留?此一报看尽兮，将焉之?浮世皆幻境，乐土真佳期。布莲种于池内，长念佛以培耔。冀临终时而佛迎，垂叙别而留诗。从此地地增进，决证菩提何用疑。(《乐邦文类》卷五)

    5．张抡与莲社

    张抡，官居均州(今湖北均县)防御使、充两浙西路副都总管秀州(今浙江嘉兴市)驻扎，在《高宗皇帝御书莲社记》中自叙道：

    乃辟弊庐，庐东偏凿池种莲，仿慧远结社之遗意，日率妻子课诵万过，而又岁以春秋之季月涓良日，即乌戌普静之精舍，与信道者共之。于是见闻随喜，云集川至，倡佛之声，如潮汐之腾江也。(《乐邦文类》卷三)

    宋高宗亲书“莲社”二大字。孝宗乾道二年(1166)，张抡把高宗亲书刻于金石，并写成此记。宋仁宗(1023—1064年在位)曾亲自赐本如所创白莲社“白莲”匾额，高宗又赐张抡“莲社”题匾，表明宋代皇帝对结社念佛的支持。

    6．郑子隆与弥陀会

    临济宗僧人法忠(1084—1149)曾作《南岳山弥陀塔记》，详细记述了郑子隆结会念佛建塔的原因及过程。其文谓：

    生灵之苦，莫苦于杀戮也。爰自数年以来，寇盗四起，兵火交作，其遭非理殒亡，横尸堕首，填于沟壑者，盖不可胜数也。加复疫气流作，民亦苦之。有信士郑子隆者，夙怀善种，悲念特发，观斯罹乱之苦，知怨业之有对也，以怨报怨，安能已矣哉?断惟佛力可以拯济也，乃运精诚结同志者，万人共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尊号，八万四千藏。愿既圆满，复化檀越，同出净财，僦工砻石，建窣堵波一所，凡七级，高三丈有二，立于南岳罗汉洞妙高台之右，藏念佛人名于其中。萃兹胜利，愿国泰民安，品物咸宜，凡阵亡疫死者，并脱幽沦之苦，趣生净方。(同上)

    时为高宗绍兴三年(1133)，即南宋建立的第七年。兵乱之中，金宋双方死者不少，宋方死者更众，加以寇盗四起，疫病流行，因而净土信仰迅速传播。法忠所描写的郑子隆集众念佛，反映了此时民众的心理。

    7．王衷结社

    王衷，嘉禾(浙江嘉兴市之别称)人，在钱塘(今浙江杭州市)居住。宋徽宗政和(1111—1117)中，被推举为隐逸，朝廷以处士的名分表彰他，封为左朝散大夫。他结白莲社念佛，作文劝请入社，其中说道：“自利者必利人，今衷谨于居处结白莲社，募人同修。有欲预者，不限尊卑、贵贱、士庶、僧尼，但发心愿西归者，普请入社也。”(《乐邦遗稿》卷下)由此可见，当时入社没有任何限制，一切人都可以参加，普及到了各个阶层。

    当时的念佛社团，大小不等，遍于各地。其活动内容，也由单纯的集体念佛逐渐发展为吃斋、诵经、忏悔、祝延帝寿、设僧田功德、印刷经文、宣讲教义，以至立寺、建塔、广行善事等等。行善各随其分，各尽其力。王日休曾把所有职业和人物分为三十六种类型，分别说明各自如何行善。这些类型为：士人、有官君子、在公门者、医者、僧人、参禅者、富者、贪吝者、孝子、骨肉恩爱者、妇人、仆妾、农者、养蚕者、商贾、工匠、多屯蹇者、骨肉怨憎者、渔者、网飞禽者、为厨子者、作福者、诵经者、贵人、大聪明者、卖酒者、开食店者、屠者、在风尘者、罪恶人、病苦者、疾恶为神者、军中人、恶口者、童男、室女。这三十六类人，王日休分别劝他们依其处境而为普度众生出力，勤修净业，所谓“宜随其所以为善，以资修进之功”(《龙舒净土文》卷六)。而行善的对象，当然包括同社中诸人，而且主要是同社中互结善缘。实际上某些社团由此形成为互助组织，培养了一种牢固的感情。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白莲宗这类教派。

    二、教派性结社

    在前面谈到弥勒信仰史时已对白莲教作了简单的介绍。这里则从弥陀信仰史的角度再加分析。前面说过，宋代已形成净土教取代大乘佛教的态势，而其萌芽则是白莲宗。

    宋代，民间结社已经颇为兴旺。城市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临安市上的商行就多达四百四十行。辽、金、西夏与宋之间的战争造成了许多流亡人口，建炎元年(1127)寿春以北陷落，成千上万的农民背井离乡，迁居城镇，另谋职业，当佣人、搬运工、艺人、商贩、店员、手工业者以至医、卜、星相等等。他们被迫脱离了原有的封建宗法大家族制度，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孤立无援，精神上惶恐不安，渴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联系。于是，各种民间的结社应运而生。有的宣扬为大众解救苦难，有的实行生活互助互济，有的则组织群众暴动。原有的社会秩序既然有所破坏，互相渗透自然在所难免，有的平民做了和尚或道士，而有的和尚则成为典当主或店主，他们打着佛教的旗号，建立起“不僧不俗”的教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借结社念佛之风而出现了白莲宗。

    从各种史料来分析，白莲宗的创始人茅子元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净土僧人。普度为其所作传记曰：

    师讳子元，号万事休。平江昆山(今江苏松江)茅氏子。母柴氏夜梦佛一尊入门，次日遂生，因名佛来。父母早亡，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习诵《法华经》。十九岁落发，习止观禅法。一日，正定中，闻鸦声悟道，乃有颂曰：“二十余年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于是，利他心切，发广度愿，乃慕庐山远公莲社遗风，劝人归依三宝，受持五戒，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五不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普结净缘，欲令世人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也。乃撮集《大藏》要言，编成《莲宗晨朝忏仪》，代为法界众生礼佛忏悔，祈生安养。后往淀山湖，创立白莲忏堂，同修净业，述《圆融四十三观选佛图》，开示莲宗眼目。四十六岁，障临江州，逆顺境中未尝动念，随方劝化，即成颂文，目曰《西行集》。乾道二年(1166)寿圣高宗诏至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特赐劝修净业、白莲导师、慈照宗主。就钱塘西湖昭庆寺，祝圣谢恩。佛事毕，回平江。尝发誓言：愿大地人普觉妙道，每以四字为定名之宗，示导教人专念弥陀，同生净土。从此宗风大振。师集《弥陀集要》、《法华百心》、《证道歌》、《风月集》行于世。三月二十三日于铎城倪普建宅，告诸徒曰：吾化缘已毕，时当行矣。言毕合掌辞众，奄然示寂。(《莲宗宝鉴》卷四)

    从这段描述中，人们见到的茅子元是一位净土大师。他全心全意弘扬净土，“逆顺境中未尝动念，随方劝化”，具有坚韧不拔的宗教领袖的人格力量。他威望极高，有众多的信徒追随，而且御赐封号为“劝修净业、白莲导师、慈照宗主”，不但同时的僧人没有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就连慧远、昙鸾、善导也没有这种殊荣。

    茅子元的佛学造诣也很高，其核心是在天台宗的基础上融合华严、法相、禅、律而归于净土。他在《圆融四土选佛图序·禅教相成》中说：

    天台贤首慈恩教，达磨南山意不殊。

    法门头数无穷尽，不离毫端绝妙相。

    (《莲宗宝鉴》卷二)

    再如《心佛无殊》说：

    此心即是弥陀佛，弥陀即是自心源。

    皆道蟾光有亏减，谁信从来日日圆。

    (同上)

    这说明他是主张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相一致的。在《凡圣同居土》中，茅子元力劝众生念佛，认为：“但有信愿念佛，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临命终时弥陀接引，皆得往生净土。”“横出三界少人知，易修易往勿狐疑。尘垢未除求解脱，一心信愿念弥陀。临终正念分明去，三朝七日预知时。既生净土常闻法，何愁不得悟心机。”

    在茅子元的教义中，本没有造反的内容，完全是正统的净土宗教义。所以，他在世时得到了很高的荣誉，被认为是正统的净土宗宗师。他的著作被同时代的《龙舒净土文》、元代的《莲宗宝鉴》一再引用，直到明代还是如此。附带说说，元代和明初关于白莲教的记载都没有提到茅子元，实际上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创始者，这在白莲教中是罕见的，因为明代以后的白莲教连分支教派都纪念以至神化创始者，岂有不重视祖师之事?其实道理也简单，就因为茅子元并非白莲教真正的祖师。

    当然，就净土思想来说，茅子元是有创新的，这反映在一百三十年后志磐的《佛祖统纪》卷四十八。志磐视茅子元为异端，他抨击说：

    吴郡(今江苏吴县)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学于梵法主，依仿台宗，出《圆融四土图》、《晨朝礼忏文》，偈歌四句，佛念五声，劝诸男女，同修净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有论于有司者，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号白莲，妄托于祖；称导师，僭同于佛。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何能具道。嗟乎!

    志磐说得气势汹汹，其实攻击的只有两条：一是僭同佛与祖，二是“通淫”，即娶妻生子。第一条算不得罪名，姑且不论，至于娶妻生子，则正是茅子元的首创。他公开宣称只要信愿念佛，可以“不断烦恼，不舍家缘，不修禅定”。在宋代理学兴起，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大讲“男女之防”的思想影响下，白莲宗的娶妻生子自然激起志磐等人的强烈反对。但茅子元的做法，其价值也正在这里，他打开了净土宗真正走向民间的大门，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如果茅子元的白莲宗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是有可能开创出另一番新的局面来的。

    茅子元简化了修行方法。净土宗一直强调“十念”，他简化为念佛五声，即志磐所说的“偈歌四句，佛念五声”。至于持戒，提倡“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其实只保留了佛教五戒中“不杀”这一戒。示寂于开禧二年(1206)的宗鉴，在其《释门正统》卷四中说：“后有小茅阇梨复收余党，但其见解不及子元。白衣展转传授，不无讹谬，唯谨护生一戒耳。”

    宋徽宗时，王日休和真歇清了就倡戒杀念佛，主张只持“不杀”一戒，便可往生净土，而且不在下品。可见白莲宗并不是很特殊的，但这样一来，修行确实简化了。

    茅子元的继承者是小茅阇梨。按照茅子元可以娶妻生子的教义，推断小茅阇梨为茅子元的儿子，有其合理性。但史料缺乏，不能妄断。可以肯定的是小茅阇梨为这个团体的领导者，维持了这个团体的存在，代代相传。其信徒按照茅子元命名的“普、觉、妙、道”取法名，就像世俗宗族按辈分取同一字一样。到一百三十年后的志磐之时，关于白莲宗他提到“然其余党，效习至今为盛”(《佛祖统纪》卷四十七)，说明白莲宗至少到宋末还存在，并且很兴盛。显然，白莲宗必定建立了法嗣制度，才能维持下来。而净土宗所缺乏的正是法嗣制度，由此才缺乏组织，常被人视为一个学派。白莲宗有了法嗣制度，有了比较固定的也许是牢固的组织，也必定有其活动方式及行仪，这是净土宗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即由结社念佛发展而为独立的教派。尽管只是个萌芽，但由此逐渐强大以至取代大乘佛教的趋势产生了。

    宋代，白莲宗大体上合法存在。元代，白莲宗已经融合了弥勒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信仰，并采取了“左道旁门”之术，以至演变为打出弥勒劫变观念造反的白莲教。白莲教已经不是茅子元的白莲宗，仅保留了“白莲”之名。作为净土教派萌芽的白莲宗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