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是西北地区佛教文化十分丰厚的历史遗存。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中国有四大石窟，西北地区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就占其一半。从创建时代看，早在东汉末年，西北地区就有石窟开凿。此后，历经十六国北朝如火如荼地在西北地区开窟造像，乃至隋、唐、五代久盛不衰，直到宋、西夏、金、元、明各朝，连绵续建。西北地区开窟造像时间之早、经历朝代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世所罕见。
考古学界一般将中国石窟寺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三大区①。西北地区的石窟寺数量众多，分布地域极为广泛，从现有遗存来看，笔者以为西北地区石窟寺按自然地域可细分为西域、河西、陇中、陇南、陇东、宁南和渭北七大区。
(一)西域
印度佛教主要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西域是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主要通衢，随之在此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石窟群。西域石窟主要以龟兹(今新疆库车)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分布在天山南麓(地图Ⅰ)。佛教在西域的传播，南道以于阗为中心，北道以龟兹为中心。于阗流行大乘佛教，加之缺乏可供开窟造像的理想山体，因而多建寺、塔。龟兹流行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注重修行禅定，盛行“观像”、“坐禅”，故而多凿石窟。龟兹石窟占西域石窟的3/5左右，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石窟主要有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台台儿石窟、库车库木吐拉石窟、新和托乎拉克埃肯石窟。从地理条件看，龟兹北依天山，陡峭的砂岩崖壁使凿建石窟具有良好的地质基础，龟兹石窟大都开凿于天山的支脉确尔达格山上。龟兹境内又有发源于天山的木札提河、塔里木河等河流，现存龟兹石窟正是沿河岸崖壁而凿。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域石窟主要有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雅尔湖石窟和吐峪沟石窟。高昌北依天山东部主峰博格达峰，南临库鲁克山，中间是绵延200多公里的火焰山。柏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都开凿在火焰山的崖壁上。介于龟兹和高昌之间的焉耆(今新疆焉耆县)，是西域石窟分布的次一级中心。焉耆四周为天山所环绕，发源于天山的开都河横贯全境，“丝绸之路”的天山南路北道从此通过，这里很早就成为佛教胜地。历史上，焉耆是西域石窟分布较多的地区，惜乎现存的只有七格星石窟。以焉耆为中心的西域石窟虽崩毁殆尽，但它们不啻西域石窟的一个中心，焉耆石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龟兹石窟发展为高昌石窟的演变过程。
西域石窟在地理分布上的突出特点是：石窟大都位于当时比较重要的交通道路沿线，尤其是和“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因为这样更便利于佛教徒的佛事活动。当然，无须赘言，西域石窟的凿建与西域长期流行佛教的人文环境也密切相关。
(二)河西
河西石窟的创建晚于西域石窟，但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等几个政权，凉州(今甘肃武威)长期成为河西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地佛法源远流长。凉州在晋末为禅法最盛之地②，开窟造像在河西地区因之如火如荼。唐人释道宣称凉州石窟“连崖绵亘，东西不测”③。河西石窟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河西石窟西起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向东依次主要有五个庙石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天梯山石窟(地图Ⅱ)。就其分布情况看，大多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附近。敦煌地近玉门重关，位当“丝路”总绾，莫高窟就在敦煌东南，敦煌西南则有西千佛洞。安西与敦煌毗邻，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兴建有榆林窟和东千佛洞。酒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大漠，自古是戎羌通驿之途，文殊山石窟就建在酒泉城南。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是“丝绸之路”东段重要的都会，在其南面有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千佛洞石窟，上、中、下观音洞石窟等。武威，史称“姑臧”、“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襟带西蕃，商旅往来，无有停绝，也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都会，天梯山石窟就坐落在武威东南。
(三)陇中
陇中指黄河上游沿岸及其周围一带，即今甘肃省中部地区。陇中石窟主要有景泰五佛寺石窟、靖远法泉寺石窟和寺儿沟石窟以及永靖炳灵寺石窟(地图Ⅲ)，其中炳灵寺石窟的规模最大。景泰、靖远、永靖都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隘。“丝绸之路”陇西段有一条路线是由长安沿渭河西行过陇关，经天水、临洮、临夏、永靖，到临津关渡黄河，再经青海西宁的西北方向翻越祁连山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④，炳灵寺正处在这条交通要道上。
(四)陇南
渭河上游沿岸的今甘肃省天水、甘谷、武山等陇南地区古属秦州，其地东接关中，南邻巴蜀，西控甘南，北扼陇坻，向为关陇之会的锁钥之地，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在这里也形成了一个石窟区域。陇南石窟主要有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山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和木梯寺石窟以及甘谷大像山石窟(地图Ⅳ)，其中麦积山石窟开创历史最久、窟龛数目最多。天水自古以来就是陇东南人文荟萃之地。“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麦积之状，故有此称。”⑤麦积山地势险峻，风光秀丽，成为历代佛教徒修炼习禅的理想胜地，因而于其峭壁之间开窟造像，镌石成佛。
(五)陇东
陇山以东的今甘肃省庆阳和平凉两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宁夏、内蒙以及河西的关隘。这一带是“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北往陇东高原，越过陇山，经宁夏固原、海原等地，到达甘肃靖远、景泰，渡过黄河，抵达武威而进入河西的重要通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陇东地区成为佛教石窟寺的繁盛之地。据不完全统计，陇东地区大、小石窟有20余处，规模较大的著名石窟寺有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泾川罗汉洞石窟和丈八寺石窟，镇原县石空寺石窟，华亭县石拱寺石窟，合水县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和莲花寺石窟等(地图Ⅴ)，大多创建于北魏到唐代，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中。泾州是屏藩西北的重镇，“丝绸之路”北线由长安出发，沿泾河西行，必须经过泾州。泾河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两岸的红砂岩层则适宜雕刻，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奇特的“百里石窟长廊”。考古工作者又发现，在泾河两岸泾川段山壁上分布着512个石窟和5眼窟中石井，石窟依山脉走势错落分布，连绵百余里。这512个石窟中，既无塑像亦无壁画的禅窟、僧房窟有400多个，比敦煌北区同类窟多近一倍，其中的支提窟(塔庙)属印度佛教初创时期才有的窟，当时有像有画的窟还未出现⑥。
(六)宁南
陇山北部以固原为中心形成了宁南石窟区。宁南石窟主要有须弥山石窟、石空寺石窟、天都山石窟、无量山石窟、禅佛寺石窟等(地图Ⅵ)，皆属固原地区。固原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北魏时为高平郡治，北周时为原州治所，“当关陇之要”⑦。汉唐“丝绸之路”北道经过固原，固原因而有“关中咽喉”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固原为中心的宁南石窟群。宁南石窟以须弥山石窟规模最大。须弥山是陇山的支脉，海拔1800米，峰峦叠嶂，怪石嶙峋，又有石门水(寺口子河)从山前徐徐流过，曲径通幽。须弥山石窟就开凿在风景优美、环境幽静的须弥山东麓。
(七)渭北
渭北石窟即散布在渭北高原上的前述陕西石窟。渭北石窟是西北地区较小的一个石窟群，开凿较晚，规模不大。
渭北石窟大体形成了两条分布带。一条分布带是长安(西安)至延州(延安)古道。这条古道上的渭北石窟主要有耀县药王洞石窟，宜君县福地石窟，黄陵县万佛寺石窟和麦洛安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阁子头寺石窟、段家庄石窟、窑子沟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等。另一条分布带是凉州(今甘肃武威)至代京(今山西大同)古道的渭北段。这条古道上主要有吴旗石空寺石窟，志丹县城台石窟，安塞招安石宫寺石窟、石寺河石窟、云嵓寺石窟、界华寺石窟等。
地处关中西北山区的彬县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必经的重镇。彬县大佛寺为唐代京右之大刹，造像时代延续较长，从北周到晚唐，造像将近1500尊，成为陕西境内规模最大的石刻造像群。地处关中西部的麟游县位于“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南、北两道必经重镇——彬县与凤翔之间，又是皇家别苑隋代仁寿宫、唐代九成宫所在地，石窟摩崖龛像也十分丰富，主要有慈善寺石窟、石鼓峡石窟、东川寺摩崖、白家河摩崖、麟溪桥摩崖、喇嘛帽山摩崖等。
历史时期关中地区佛教虽然长期兴隆，但关中平原缺乏开窟造像的地理基础和地质条件。关中地区经济富庶，多造佛殿，建立寺院。陕西石窟集中分布在渭北高原，渭北高原石窟集中分布在今陕北延安周围(地图Ⅶ)。陕北石窟又以宋代凿建的最多，这与宋、夏之间的战事有关。唐末，党项族占领了银州(治今米脂县西)、静州(治今米脂县西北)、夏州(治今横山县北)、绥州(治今绥德县)、宥州(治今靖边县西北)五州。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党项族首领元昊向宋朝提出称帝要求，从此引发了北宋和西夏之间的百年战争。宋朝抵抗西夏的前线，东起麟(神木)、府(府谷)，西尽秦、陇，延州(今陕北地区)成为宋朝抵抗西夏的军事重镇。铠甲和袈裟齐头并进，利剑与锡杖交替使用。抗击西夏的宋朝前线将士在陕北营造了大批石窟，陕北石窟造像题刻充分证实了这一点⑧。
佛教徒之所以要开凿石窟塑佛画像，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对于佛教传布者来说，通过佛像或佛画，能够形象地宣传佛教教义，可以使“观者听，听者悟”，“进可以击心，退可以招劝”，比之艰涩难懂的佛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对于佛教信仰者来说，大花钱财开凿洞窟塑佛画像，他们希望得到百倍千倍的报答，不仅幻想使自己升入无量的佛国，而且还企盼惠及子孙后代。第三，对于佛教修炼者来说，根据佛经中修行法的规定，修行不仅要观佛，还要礼佛或对佛作供养，这样的修行是离不开石窟的，特别是早期佛教更是如此⑨。在印度，最早的佛教石窟是开凿于公元前3世纪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是佛教石窟开山之作，其后，印度佛教徒相继开凿石窟百余处。印度佛教主要通过西北陆路传入中国内地，随之最先在中国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石窟群，进而东渐，在西北地区形成了河西、陇中、陇南、陇东、宁南、渭北六个石窟分布区。这些不同区域的石窟寺在地理分布上的一个共同点是：大都位于交通要道附近，尤其是与“丝绸之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个中缘由，自不待言。另外一个共同点是，远离闹市，但不会过远，一般不会远出五六十公里，而且依山傍水。西北地区石窟寺在地理环境上的这些共性，与北方佛教重修禅的特点有关。
中国佛教“南重义学，北重实行”，“北土佛徒，特重禅定”⑩。历史上，曾经驻锡西北地区的大德高僧鸠摩罗什、玄高、昙无谶、法护、智严、道进、智猛、昙摩蜜多、惠览、昙曜等人都是著名的禅师。夫坐禅者，宜山栖穴处，则凿窟以禅居，亦意中事(11)。禅经中说，修禅须先观像，《坐禅三昧经》卷上云：“若初习行人，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五门禅经要用法》云：“若行人有善心已来，未念佛三昧者，教令一心观佛。”因为观像就如同见佛。《思维略要法·观佛三昧法》云：“人之自信无过于眼，当观好像便为真佛。”释迦牟尼即曾跏坐观像，因而得道成佛。《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引《迦叶经》云：“有一菩萨，名大精进。……有一比丘于白毡上画佛形像，持与精进，精进见像，心大欢喜。……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为坐，在画像前，结跏趺坐，一心谛观此画像，不异如来。……佛造迦叶，昔大精进，今我身是，由此观像，今得成佛。若有人能学此观，未来必当成无上道。”可见，观像是修禅的一个必经步骤(12)。
禅经说，观像的场所是石窟，因为习禅所见的多种化佛形象，多在石窟中。《观佛三昧海经》卷3《观相品》云：“是时世尊欲令大众见佛色身，……佛即化精舍如白玉山，高妙大山犹如须弥。百千龛窟，于诸龛窟影现诸像与佛无异。”同书卷7《观四威仪品之余》云：“尔时如来敕诸比丘皆在窟外，唯佛独入自敷坐具。敷坐具时，令此石山誓为七宝。”又云：“观佛影者，先观佛像，作丈六想，结跏趺坐，敷草为坐，请像令坐。见坐了了，复当作想作一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清白石想。此想成已，见坐佛像住虚空中，足下雨花。复见行像入石窟中。入已，复令石窟作七宝山想。”禅经还说，禅僧应在石窟中坐禅。《付法藏因缘传》卷2云：“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
禅经不仅说修禅的场所是石窟，还明确指出修禅宜山栖穴处，习禅要有安静的环境。《坐禅三昧经》卷上云：“闲静修寂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卷中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练若处。”同书卷下云：“佛告阿难，佛灭度后，佛四部众弟子，若修禅定，求解脱者……当于静处，若冢间，若林树下，若阿练若处，修行甚深，诸圣贤道。”《观佛三昧海经》和《付法藏因缘传》对在山间修禅的环境描述得更为具体。《观佛三昧海经》卷7《观四威仪品之余》云：“摩诃迦叶，徒众五百，化作琉璃山。山上有流泉浴池，七室行树。树下皆有金床银光，光化为窟。摩诃迦叶，坐此窟中，常坐不卧，教诸弟子，行十二头陀。”《付法藏因缘传》卷1云：“于是迦叶即辞如来，往耆阇崛山宾钵罗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树林蓊郁，百兽游集，吉鸟翔鸣，金银琉璃罗布其地。迦叶在斯，经行禅思，宣畅妙法，度诸众生。”
西北地区现存石窟寺在地理环境方面与上述情况并无二致。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云：“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尊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尊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13)乐尊、法良开凿的洞窟很难寻踪，但是莫高窟为禅僧始凿，了无疑义。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处，在中西交通重镇敦煌，又远离闹市敦煌城，开凿于鸣沙山麓，古宕泉(今名大泉)的泉水从山前蜿蜒流过，形成一块小小的绿洲。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14)的茫茫戈壁沙漠中，这里别有天地，自是凿窟禅居的好去处。《高僧传·玄高传》云：“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从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玄高(402—444年)是西北地区禅法宗师，可见天水麦积山石窟与禅僧有关。麦积山乃陇右名山，“为秦地林泉之冠”(15)。永靖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雄伟壮丽的小积石山中。小积石山千峰竞秀，万壑争奇。炳灵寺石窟前临大寺沟，这里有一条溪水从大寺沟流出，石窟就开凿在大寺沟右侧的悬崖上面。拜城克孜尔石窟位于渭干河河谷的北岸。库车库木吐拉石窟的绝大多数石窟，集中在确尔达格山山口以内西北方向渭干河下游河谷的东岸。敦煌西千佛洞和肃北五个庙石窟前临党河。安西榆林窟前临踏实河。张掖马蹄寺石窟位于马蹄河西岸，金塔寺石窟前有大都麻河流过。庆阳北石窟寺旁有蒲河，泾川南石窟寺前临泾水。西北地区石窟寺远离闹市，居于山区，加之旁有山泉或河流，使石窟寺更添了几分幽静和秀丽。
① 李力：《中国石窟寺研究四十年》，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8页。
③ 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大正藏》卷52。
④ 鲜肖威：《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⑤ 《太平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
⑥ 《甘肃泾河两岸惊现百里石窟长廊》，《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
⑦ 《周书》卷25《李贤传》。
⑧ 韩伟：《磨砚书稿》，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页。
⑨ 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8页。
⑩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552页。
(1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12) 本节关于石窟与禅的论述，参见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13) 碑出莫高窟第332窟，转引自《〈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见《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9页。
(14) (东晋)法显：《法显传》，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5) 《方舆胜览》卷69《利州西路·天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