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学。卷帙浩瀚、内容繁富的《大藏经》就是中国佛教学术文化的结集和代表。中国佛教学术文化之结集《大藏经》的主要内容，乃由经(佛陀的言说、教义)、律(僧侣的戒条、规范)、论(对佛教教义的疏解和研究)三部分(称为“三藏”①)构成。中国佛学学说的来源，基本上是依靠传译和讲习。一方面，时代和社会条件影响传译和讲习的风尚；另一方面，非但学派不同，引起内容的差异，即使同一学派，由于传播地区不同，也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②。本章即以译场、律肆、义林对经、律、论的传译和讲习，来探讨中古西北地区佛教学术文化的区域发展状况。由于唐末、五代以后，中国佛教日渐衰落，佛学亦无甚创建③，因此，本章研究时段以中国佛教学术发展和繁荣的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为限。

    一、译场与佛经翻译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滋生和发展依赖于印度佛教经典。梵夹翻华，佛典之翻译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成为中国佛学的重中之重。“良由译经是佛法之本，本立则道生。”④因此，历代《高僧传》皆以“译经”为首篇。中国佛教史上，明文记载的佛经翻译家有200多人，翻译佛教典籍2100余种、6000余卷。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译之功尚矣”⑤。汉魏迄止中唐，佛典之翻译赓续盛弘。中唐以后，“朝廷罢译事，自唐宪宗元和五年至于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余岁，此道寂然”⑥。“宋元以降，则补苴而已。”⑦汉译佛典的绝大部分完成于中古时期。中古时期的西北地区，西自于阗，东至长安，许多佛寺和宫苑被辟为译场，形成了三大译经文化区。

    (一)西域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译佛经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⑧，而是间接由西域传来。印度梵文佛经通过西域文的翻译而成为“胡本”，中国初期传译的佛经，大都是用这种“胡本”翻译的⑨。因此，可以说西域是中国佛教最早的翻经地区。

    在西域，佛教最早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随着佛教在于阗的传播，梵文佛经渐被译为于阗语(图31)。新疆出土的许多于阗语佛教文献如《金光明经》、《僧迦*(左阝右乇)经》、《佛本生赞》、《普贤行愿经》、《金刚经》、《无量寿经》、《般若经》、《妙门经》、《法华经》、《观自在菩萨赞》等，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⑩。于阗文《维摩诘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佛说阿弥陀经》等大乘佛教经典都有发现，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语文书总数在120份以上，大部分为佛教文献，现存的于阗语文献也以佛教文献居多(11)。号称“小西天”的佛国于阗，蔚为西域佛教译经重镇。

    于阗多“胡本”(于阗语)佛经，是西域的译经中心之一，因而内地翻译佛经所据的原本往往取自于阗。曹魏朱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译理不尽，深觉文章隐质，“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胡本凡九十章”(12)。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云：

    谶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

    《出三藏记集》卷7《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谓：

    《放光》、《光赞》，同本异译耳。其本俱出于阗国持来，其年相去无几。《光赞》，于阗沙门祇多罗以泰康七年赍来，护公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之。《放光分》，如檀以泰康三年于阗为师送至洛阳，到元康元年五月乃得出耳。

    《出三藏记集》卷9《华严经记》载，《华严经》胡本有几十万偈，道人与支法领从于阗得36000偈，于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年)至元熙二年(420年)译出。又据《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南齐武帝时，高僧献正游西域，在于阗国得《观世音忏悔咒》胡本，回到京都，请瓦官禅房三藏法师法意译出。是时，“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13)。有学者统计，西晋至唐代，从于阗传入内地译出的佛典多达52种，共计269卷(14)。

    《出三藏记集》卷11《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共卷前中后三记》卷初记云：“太岁己卯，鹑尾之岁，十一月十一日，在长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讫。僧纯于龟兹佛陀舌弥许得戒本，昙摩侍传，佛念执胡，慧常笔受。”卷后又记云：“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岁在鹑尾，比丘僧纯、昙充从丘慈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授大比丘尼戒仪》及《二岁戒仪》。从《受坐》至《嘱授》诸杂事，令昙摩侍出，佛图卑为译，慧常笔受。”中古时期内地翻译佛经所据原本不唯取自于阗，亦常得自龟兹(今新疆库车)，乃因龟兹也是西域的佛经传译中心。佛教在龟兹广泛传播，梵文佛经遂被译为用婆罗谜字母书写的龟兹文(图32)。考古发现的龟兹文佛教文献很多，有《Dharamapāda》(《法句经》)、《Mahāparinivāna》(《大般涅槃经》)、《Nagaropama》(《古城比喻经》)、《Karunāpundarika》(《悲华经》)、《Var nanarhavayauana》(《佛德赞叹偈》)、《Pratimoksa》(《十诵律比丘戒本》)、《Pratityasa mutpada-sastra》(《第十二因缘论》)等龟兹文佛经，还有《Maitreyasamitinataka》(关于弥勒的剧本)、《Nandacaritanataka》(关于难陀的剧本)等许多龟兹文佛教本生譬喻故事(15)。

    龟兹是西域佛教译经重镇，史籍可考的龟兹译场有唐代莲华寺。史载，唐代京兆云阳(今陕西淳化)人释悟空西行求法，“回及龟兹，居莲华寺，遇三藏法师勿提提羼鱼，善于传译，空因将《十力经》夹请翻之”(16)。莲华寺位于龟兹城西门外，此详《宋高僧传》卷3《莲华精进传》：

    释勿提提羼鱼，华言莲华精进，本屈支城人也，即龟兹，亦云丘兹，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居此中，号三藏苾*(上艹下刍)。奉朝至诚祈请，开译梵夹，传归东夏。进允之，遂译出《十力经》，可用东纸三幅成一卷，是佛在舍卫国说。

    除了于阗和龟兹，作为西域佛教三大中心之一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也是西域译经重镇。《出三藏记集》卷9《贤愚经记》曰：

    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般遮于瑟者，汉言五年一切大众集也。三藏诸学，各弘法宝，说经讲律，依业而教。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析以汉义，精思通译，备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

    据《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释昙学、威德等人所译《贤愚经》，凡13卷，是在宋文帝时于高昌郡译出。南北朝时期，高昌译出的佛典还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观世音观经》等(17)。

    唐代前期，以高昌其地为西州，高昌以东置伊州(治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以北置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州、伊州、庭州统辖于北庭都护府(治庭州)。见于僧传的北庭译场有唐代龙兴寺，《宋高僧传》卷3《戒法传》曰：

    唐贞元中，悟空回至北庭，其本道节度使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法为译主，翻《十地经》。法躬读梵文译语，沙门大震笔受，法超润文，善信证义，悟空证梵文。又译《回向轮经》，翻传才毕，缮写欲终，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事讫回，与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锷等相随入朝，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其梵夹留北庭龙兴寺藏。赍所译唐本至京，即贞元五载也。

    此事又略见于《宋高僧传》卷3《悟空传》。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人西迁至北庭，在866年又进据高昌，史称高昌回鹘。西迁回鹘人在高昌当地居民的影响下，很快全面接受了佛教文化，高昌译经从此掀起了高潮。高昌回鹘人用回鹘文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图33)，目前已知回鹘文佛经主要有《金光明胜王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金刚经》、《七星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大云请雨经》、《方广大庄严经》、《般若波罗蜜多经》、《十方平安经》、《慈悲道场忏法》、《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俱舍论》、《瑜珈师地论》、《弥勒会见经》等。高昌回鹘译经规模很大，可以这样说，纵然不是全部《大藏经》，至少是《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已先后被译成了回鹘语(18)。

    (二)河西

    佛教经由西域向内地传播，河西走廊首当其冲。中古时期，东来西往的高僧大德停留驻足河西敦煌、酒泉、凉州等地，形成了河西译经文化区。

    河西敦煌以藏经闻名于世，现今存世的敦煌遗书总数大约是5万至6万卷，其中佛教文书占90%以上，仅汉文佛经就多达32000卷左右(19)。敦煌不仅以藏经著称，而且是较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地区。《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载，《决定毗尼经》一名《破坏一切心识》，凡1卷，“众录并云于凉州敦煌出，未审译经人名”。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罽宾(今克什米尔)文士竺侯征若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敦煌菩萨竺法护谙究天竺语，又悉晋言，于此翻译，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氏人法宝，正书写者荣携业、侯无英，贤者李应荣、承索乌子、剡迟时、通武、支晋、支晋宝等三十余人，咸共相助。太康五年(284年)十月，竺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闻知”(20)。当然，敦煌译经远远不止见于史传记载的这几部。

    在河西地区，与敦煌毗邻的酒泉也有译经活动。《出三藏记集》卷7《圣法印经记》云：“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萨沙门法护于酒泉演出此经，弟子竺法首笔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住。”

    《魏书》卷114《释老志》载：

    有罽宾沙门昙摩忏，习诸经论。于姑臧，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

    姑臧即河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昙摩忏即昙无谶(385—433年)，智嵩即慧嵩，皆为十六国时期的高僧大德。此事于《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记载尤详：

    昙无谶，或云昙摩忏，或云昙无忏，盖取梵音不同也。……河西王沮渠蒙逊潜据凉土，自称为王，闻谶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请出经本，谶以来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笔者按：《初分》即《大般涅槃经》前分)十卷。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经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谶临机释滞，清辩若流。兼富于文藻，辞制华密，嵩、朗等更请广出诸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优婆塞戒》、《金光明》、《海龙王》、《菩萨戒本》等，六十余万言。谶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以伪玄始三年初就翻译，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

    昙无谶在凉州译经十余年。据《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大般涅槃经》36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云经》4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优婆塞戒》7卷、《菩萨戒经》8卷、《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1卷，凡11部117卷，《开元释教录》刊定为19部131卷。昙无谶的译籍中以《大般涅槃经》影响最大，独步河西的高僧道朗评价说：“《大般涅槃》者，盖是法身之玄堂，正觉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虑；教弥天下，情不在己。厕流尘蚁而弗下，弥盖圣群而不高，功济万化而不恃，明逾万日而不居。”(21)

    昙无谶译经成就的取得，源于沮渠蒙逊的倡导和支持。北凉王沮渠蒙逊素奉佛法，志在弘通，大兴译事。蒙逊有从弟沮渠安阳侯，“少时，求法度流沙，至于阗，于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驮斯那，谘问道义……安阳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因其梵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向邑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晋文”(22)。时有雍州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人智猛于弘始六年(404年)招结同志沙门15人，亦西行求法，“以甲子岁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23)。晋安帝时，又有沙门释道龚在凉州译出《宝梁经》2卷(24)。

    凉州译经，屡见僧传。仅北凉译人就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人，凉土僧人于晋末前往西域者有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等人，即至宋初，尚有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八僧西至于阗(25)。河西凉州佛经传译之盛况，由此亦见一斑。

    凉州译场，规模很大。北凉玄始十五年(426年)，昙无谶在凉州城内翻译《优婆塞戒经》，有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咸同斯译(26)。于史可考的凉州译场有前凉凉州内正听堂湛露轩，《出三藏记集》卷7《首楞严经后记》曰：

    咸安三年，岁在癸酉，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交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经》、《须赖》、《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时在凉州，州内正听堂湛露轩下集。

    凉州著名译场尚有北凉凉州城内苑闲豫宫寺。闲豫宫寺见于《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又详于《出三藏记集》卷10《毗婆沙经序》：

    毗婆沙者，盖是三藏之指归，九部之司南。……有沙门道泰，才敏自天，冲气疏朗，博关奇趣，远参异言。往以汉土方等既备，幽宗粗畅，其所未练，唯三藏九部。故杖策冒险，爰至葱西。综揽梵文，义承高旨。并获其梵本十万余偈。既达凉境，王即欲令宣译。然惧寰中之固，将或未尽，所以侧席虚襟，企瞩明胜。时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周流敷化，会至凉境。其人开悟渊博，神怀深邃，研味钻仰，逾不可测。遂以乙丑之岁四月中旬，于凉州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义，务存本旨，除烦即实，质而不野。王亲屡回御驾，陶其幽趣，使文当理诣，片言有寄。至丁卯岁七月上旬都讫，通一百卷。

    《毗婆沙经》为凉土高僧道泰在“葱西”所得，北凉王沮渠茂虔时由天竺沙门浮陀跋摩在闲豫宫寺译出。北凉“王亲屡回御驾”，译场规格很高。译者有“理味沙门智嵩、道泰等三百余人”，可见闲豫宫寺译场规模很大。

    晚唐时，吐蕃佛教在河西地区开始流传。河西地区一些高僧将藏文佛经译为汉文，或将汉文佛经译为藏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活动在河西地区沙州、瓜州和甘州的吐蕃名僧管·法成(Vgos chos grub)。敦煌遗经中，有许多汉文题名署为“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或“沙门法成”。法成精通藏、梵、汉三种文字，他在沙州(治今甘肃敦煌)永康寺和甘州(治今甘肃张掖)修多寺将藏文佛经译为汉文，也将汉文佛经译为藏文，还著有关于佛教的集录或讲述的经籍，总计多达23部(27)。

    (三)关中

    中古时期，关中长安几度曾是佛学中心，佛经译场，鳞次栉比。考诸史传，名噪一时的译场主要有：

    (1)白马寺。晋代译经巨匠竺法护(昙摩罗刹)志弘大道，“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28)。法护在西晋长安的译场有白马寺，《出三藏记集》卷7《须真天子经记》云：

    《须真天子经》，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于长安青门内白马寺中，天竺菩萨昙摩罗察口授出之。时传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聂承远、张玄伯、孙休达。十二月三十日未时讫。

    又《出三藏记集》卷7《文殊师利净律经记》曰：

    经后记云：沙门竺法护于京师遇西国寂志诵出此经。经后尚有数品，其人忘失，辄宣现者，转之为晋。更得其本，补令具足。太康十年四月八日，白马寺中，聂道真对笔受，劝助刘元谋、傅公信、候彦长等。

    (2)西寺。法护在西晋长安的译场还有西寺，《出三藏记集》卷9《渐备经十住梵名并书叙》云：“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门法护在长安市西寺中出《渐备经》，手执梵本，译为晋言。”

    (3)石羊寺。《高僧传》卷1《僧伽跋澄传》曰：

    僧伽跋澄，此云众现，罽宾人。……苻坚建元十七年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苻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

    据《出三藏记集》卷10《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上述《毗婆沙》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十一月至建元二十一年(385年)二月在长安石羊寺译出。又晋安帝时，外国沙门毗婆沙为后秦国主姚兴在长安石羊寺译出《舍利弗阿毗昙》(29)。毗婆沙即罽宾(今克什米尔)人昙摩耶舍，耶舍善诵《毗婆沙律》，时人号为大毗婆沙。昙摩耶舍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来入长安。后秦弘始九年(407年)至弘始十六年(414年)，昙摩耶舍与天竺沙门昙摩掘多在长安译出《舍利弗阿毗昙》，凡22卷，后秦太子姚泓亲管理味，沙门道标为之作序(30)。

    僧伽跋澄不仅在长安翻译了《阿毗昙毗婆沙》，他还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沙门竺佛念宣译，慧嵩笔受，道安、法和对共校定，在长安翻译了《婆须蜜》(31)。兜佉勒(吐火罗)人昙摩难提，研讽经典，博识洽闻，靡所不综，于前秦建元中(365—384年)来到长安。昙摩难提不仅与僧伽跋澄等人在长安翻译了《阿毗昙毗婆沙》和《婆须蜜》，还在长安译出《中阿含》和《增一阿含》，慧嵩笔受，竺佛念传译(32)。“二《含》之显，念宣译之功也。”(33)凉州人竺佛念家世河西，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著，“自[安]世高、支谦以后，莫逾于念，在苻姚二代为译人之宗”(34)。竺佛念不仅参与了僧伽跋澄和昙摩难提的译经工作，而且其后他在长安陆续自译《菩萨璎珞》、《十住断结》及《出曜》、《胎经》、《中经》等(35)。

    (4)逍遥园。后秦时，龟兹沙门鸠摩罗什(343—413年)“道流西域，名被东川”，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后秦国主姚兴迎请鸠摩罗什入关，到达长安。“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36)。“[姚]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辫夏言，寻觅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37)

    为了检校《大品》文义，鸠摩罗什又在逍遥园译出《大智度论》，《出三藏记集》卷10《大智释论序》：

    ……乃集京师义业沙门，命公卿赏契之士五百余人，集于渭滨逍遥园堂，鸾舆伫驾于洪浚，禁御息警于林间。躬览玄章，考正名于胡本；咨通津要，坦夷路于来践。经本既定，乃出此《释论》。《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归途直达，无复惑趣之疑；以文求之，无间然矣。

    逍遥园是后秦国主姚兴支持下的国立译场。姚兴遣使招迎罽宾沙门佛陀耶舍到长安后，亦“别立新省于逍遥园中，四事供养”(38)。

    鸠摩罗什在逍遥园翻译《大智度论》时，“义业沙门”和“公卿赏契之士”多达“五百余人”，翻译《大品般若经》时，义学沙门多达“八百余人”，可见逍遥园译场规模之大。《大品般若经》和《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般若学理论依据的主要经典，它们都在长安逍遥园译出，从而决定了逍遥园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5)大寺。《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曰：

    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小品》、《金刚波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行》、《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论》、《成实》、《十住》、《中》、《百》、《十二门论》，凡三百余卷，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于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盛业久大，于今咸仰。

    中国佛教成实学派依据的主要经典《成实论》，三论学派(三论宗)的《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天台宗的《法华经》，净土宗的《阿弥陀经》，禅宗的《金刚般若经》等都在后秦长安大寺译出。鸠摩罗什于弘始三年(401年)至长安，弘始十五年(413年)薨于大寺。弘始八年(406年)前，鸠摩罗什多在逍遥园译经；弘始八年后，他则在大寺译经。逍遥园译场规模很大，大寺译场的规模也不小。鸠摩罗什在大寺译《维摩诘经》时，“义学沙门千二百人”(39)；译《法华经》时，“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40)；译《思益经》时，“于时谘悟之僧二千余人，大齐法集之众，欣豫难避之庆。近是讲肄之来，未有其比!”(41)

    (6)中寺。《高僧传》卷2《弗若多罗传》曰：

    弗若多罗，此云功德华，罽宾人也。……以伪秦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上姚兴待以上宾之礼。罗什亦挹其戒范，厚相宗敬。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闻多罗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义学僧数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

    《出三藏记集》卷3《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引僧肇《长阿含序》云：

    秦弘始十二年，岁上章掩茂，右将军司隶校尉姚爽于长安中寺集名德沙门五百人，请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卷，十四年讫。十五年，岁昭阳奋若，出《长阿含》，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

    后秦长安中寺与逍遥园、大寺译场同时并立，以翻译律藏为特色，译于中寺的《十诵律》和《四分律》即佛教律藏中最重要的两部经典。

    (7)四天王寺。四天王寺是北周长安的著名译场。犍陀罗国名僧阇那崛多于北周明帝武成年间(559—560年)来到长安，明帝诏入后园共论佛法，殊礼别供于禁中，诏令为其造四天王寺，听由居住。自兹以后，阇那崛多翻译新经《十一面观音》、《金仙问经》等(42)。

    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摩伽陀国三藏禅师阇那耶舍与耶舍崛多、阇那崛多等人为大冢宰晋荡公宇文护在长安四天王寺译出《佛顶咒经》1卷，学士鲍永笔受(43)。

    (8)大兴善寺。大兴善寺是隋唐长安的国立译场。隋代开皇二年(582年)，北天竺乌场(苌)国人那连提黎耶舍，由弟子道密等人侍送入京，住大兴善寺，其年冬季草创翻译。隋文帝敕诏玄统沙门昙延等30余人令对翻译，“主上礼问殷繁，供奉降渥”，凡前后所译经论15部80余卷(44)。是时，又有同国沙门毗尼多流支，于大兴善寺译出《象头精舍大乘总持经》2卷(45)。

    开皇五年(585年)，大兴善寺沙门昙延等30余人，“以躬当翻译，音义乖越”，奏请自突厥召回阇那崛多。隋文帝下敕“诸有翻译必以崛多为主”，于大兴善寺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并敕令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人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人监掌翻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崛多共译佛典37部176卷(46)。

    开皇十年(590年)，南贤豆罗啰国(其他在印度西部)人达摩笈多“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又奉别敕令就翻经，移住兴善，执本对译，允正实繁，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47)。同年，洺州(今河北邯郸)人释僧昙以“梵言音字并通诂训”，敕召翻译，住大兴善寺，“昙以传译之美，继业终寺”(48)。

    开皇十二年(592年)，隋王朝敕召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释彦琮入京，复掌翻译，住大兴善寺(49)；同年，敕召释童真于大兴善寺对翻梵本(50)。

    唐代武德九年(626年)，中天竺人波颇至京师，敕住必善寺，“自古教传词旨有所未逾者，皆委其宗绪，括其同异。内计外执，指掌释然，征问相雠，披解无滞”。唐太宗乃于贞观三年(629年)下诏所司搜扬硕德备经三教者19人于大兴善寺创开传译，沙门慧乘等人证义，沙门玄谟等人译语，沙门慧赜、慧净、慧明、法琳等人缀文，又敕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和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勘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译出《宝星陀罗尼经》(51)。

    自天宝(742—755年)迄于大历六年(771年)，密宗二祖北天竺人不空(705—774年)译经凡77部，共120余卷，不空亦尝驻锡大兴善寺(52)。

    (9)胜光寺。波颇先在大兴善寺译经，后来移住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又译《般若灯》、《大庄严论》(53)，胜光寺是波颇的后期译场。


    (10)弘福寺。贞观十九年(635年)，玄奘法师(600—664年)西行求法归来后，唐太宗以长安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令玄奘即居弘福寺，并下令“所须人物吏力，并与[房]玄龄商量，务令优给”(54)。玄奘遂召沙门慧明、灵润等人以为证义，沙门行友、玄赜等人以为缀缉，沙门智证、辩机等人以为录文，沙门玄谟以证梵语，沙门玄应以定字伪，“法师方操贝叶，开演梵文”(55)，翻译《大菩萨藏经》、《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瑜伽师地论》等共十余部新经(56)，又出《大唐西域记》12卷。

    (11)慈恩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皇太子李治营建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沓，金环华铺，并加殊丽，令[玄奘]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法师还慈恩寺，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日有事不究，必兼夜以续之”(57)。玄奘在大慈恩寺翻经院译出了《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诸佛心陀罗尼经》、《持世陀罗尼经》、《瑜伽师地论释》、《摄大乘论本》、《摄大乘论世亲释》、《因明正理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本事经》、《阿毗达磨俱舍论》、《阿毗达磨显宗论》、《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等共40多部新经(58)。

    永徽六年(655年)，中印度人那提携大小乘经律论500余夹合1500余部来到京师长安，“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59)。龙朔三年(663年)，那提在慈恩寺译出《师子庄严王菩萨请问经》、《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和《阿叱那智经》(60)。

    贞元十六年(800年)，北印度人释牟尼室利(华言寂默)至长安兴善寺，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徙居崇福寺、醴泉寺，“复于慈恩寺请行翻译事，及将[玄]奘师梵本，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进《六尘兽图》。帝悦，檀施极多”(61)。

    (12)荐福寺。《宋高僧传》卷1《义净传》载：

    [神龙]二年，[义]净随驾归雍京，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居之。……睿宗唐隆元年庚戌，于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柰耶杂事二众戒经》、《唯识宝生》、《所缘释》等二十部，吐火罗沙门达磨未磨、中印度沙门拔弩证梵义，罽宾沙门达磨难陀证梵文，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证梵本，沙门慧积、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读梵本，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证义，玄伞、智积笔受，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证译，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乂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环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辛亥，复于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太常卿薛崇嗣监护。

    开元十八年(730年)，金刚智(669—741年)于荐福寺译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1卷，沙门智藏译语，一行笔受，删缀成文(62)。

    (13)西明寺。唐高僧义净(635—713年)最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翻译《华严经》，久视年间(700年)之后，乃自专译。义净于庚子年(700年)至长安，癸卯年(702年)于福先寺及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柰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摩摄》等经，《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诫颂》等经，凡20部(63)。

    开元四年(716年)，中印度人善无畏(673—735年)赍携梵夹来到长安，唐玄宗敕令于兴福寺南院安置，后又敕住西明寺，问劳重叠，锡赐异常。开元五年(717年)，善无畏奉诏于西明寺菩提院译经，他奏请名僧同参华梵，开题先译《虚空藏求闻持法》1卷，沙门悉达译语，无著笔受、缀文，缮写进内。唐玄宗深加赏叹，下敕善无畏所携梵本并令进上(64)。

    贞元二年(786年)，北天竺迦毕试国(其地今属阿富汗)人释智慧(梵名般剌若)泛海至于长安，巧遇时任神策军正将的表兄罗好心(智慧舅氏之子)。贞元八年(792年)，罗好心上表举荐智慧译经，有敕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同译，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言度语，西明寺沙门圆照笔受，资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庄严寺应真，醴泉寺超悟、道岸、*(上功下言)空并充证义，敕右街功德使王希迁与右神策军大将军王孟涉、骠骑大将军马有邻等人送经出内，“缁伍威仪，乐部相间，士女观望，车骑交骈，迎入西明寺翻译”(65)。是年，智慧开释梵本，在西明寺先译出《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10卷，又译出《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和《般若心经》各1卷。

    (14)资圣寺。开元十一年(723年)，密藏祖师金刚智奉敕于长安资圣寺译经，译出《瑜伽念诵法》、《七俱胝陀罗尼》各2卷，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66)。

    (15)慧日寺。《宋高僧传》卷2《无极高传》载：“释无极高，中印度人……永徽三年壬子岁正月，自西印度赍梵夹来届长安，敕令慈门寺安置。……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于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而译集成一部，名《陀罗尼集经》一十二卷，玄楷笔受。”

    (16)经行寺。无极高在长安慧日寺“撮要而译”，集成《陀罗尼集经》，于时又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难律木叉师、迦叶师等人，于经行寺译《功德天法》，编在《集经》第十卷内(67)。

    (17)清禅寺。武则天时期，实叉难陀于京师清禅寺及东都佛授记寺译《文殊授记》等经，前后总出19部，沙门波仑、玄轨等人笔受，沙门复礼等人缀文，沙门法宝、恒景等人证义，太子中舍贾赝福监护(68)。

    (18)广福寺。中印度人释地婆诃罗(华言日照)于唐高宗时来到中国。仪凤四年(679年)五月，日照表请翻度所赍经夹，朝廷仍准玄奘例，于一大寺别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译。至武周垂拱(685—688年)末年，日照于两京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18部经论，沙门战陀般若提婆译语，沙门慧智证梵语，沙门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证义，沙门思玄、复礼缀文笔受，“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69)。

    (19)总持寺。永徽四年(653年)，陕州(治今河南陕县)安邑人释智通于长安总持寺翻译出《千啭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观自在菩萨随心咒》、《清静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共4部5卷，“通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伏”(70)。

    (20)奉恩寺。神龙二年(706年)五月，于阗国质子、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尉迟乐奏乞以所居宅为寺，朝廷敕允题榜曰奉恩寺。尉迟乐又屡乞舍官入道，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墨制听许。景龙元年(707年)十一月五日，唐中宗诞节，尉迟乐剃染，法号智严，遂奉敕于奉恩寺翻译，多证梵文，“诸经成部，严有力焉”(71)，并重译出《生无边法门陀罗尼经》。

    (21)崇福寺。神龙二年(706年)，南天竺国人释菩提流志住长安崇福寺，译《大宝积经》(72)。菩提流志在崇福寺翻译《大宝积经》，释慧沼充证义，新罗胜庄法师执笔，沙门大愿、尘外皆一时英秀，当代象龙。于时武平一充使，卢藏用、陆景初总预译场。中书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经院，叹曰：“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73)


    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中印度人莲华受诏于崇福寺翻译《华严经》，罽宾沙门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宫寺广济译语，西明寺圆照笔受，智柔、智通缀文，成都府正觉寺道恒、鉴虚润文，千福寺大通证义，澄观、灵邃详定，神策军护军中尉霍仙鸣、右街功德使窦文玚写进(74)。大中年间(847—859年)，法宝大师玄畅奏请入藏(75)。

    (22)醴泉寺。元和五年(810年)，唐宪宗诏令工部侍郎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人就醴泉寺译出佛经8卷，号《本生心地观》，此经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所进。译完写毕进上，唐宪宗作序，冠于经首。三藏赐帛，证义诸沙门锡赍有差(76)。

    (23)大明宫内道场。永泰元年(765年)，释飞锡奉诏于唐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16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77)。

    (24)北苑白莲池和甘露亭。唐长安北苑白莲池和甘露亭亦曾设有译场，《宋高僧传》卷3《菩提流志传》载：

    属孝和厌代，睿宗登极，敕于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续其译亭，翻度云毕，御序冠诸。其经旧新凡四十九会，总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日进内。此译场中沙门思忠、天竺大首领伊舍罗等译梵文，天竺沙门波若屈多、沙门达摩证梵义，沙门履方、宗一、慧觉笔受，沙门深亮、胜庄、尘外、无著、怀迪证义，沙门承礼、云观、神暕、道本次文。次有润文官卢粲、学士徐坚、中书舍人苏瑨、给事中崔璩、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尚书郭元振、中书令张说、侍中魏知古，儒释二家，构成全美。

    关中译场除了上述诸多长安寺院，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玉华宫。玉华宫是唐代皇家避暑行宫，位于今陕西宜君县。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玄奘因在京师烦扰太多，乃于显庆四年(659年)十月前往玉华宫译经，翻经大德及门徒一同前往，朝廷敕令翻经供给一准京寺。玄奘栖心幽谷，从显庆五年(660年)正月一日到龙朔三年(663年)十月二十三日，祁寒盛暑，不废晨暮，孜孜为道，考覆幽玄，在玉华宫译出长达600卷的《大般若经》。玄奘在玉华宫还翻译了《唯识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品类足论》等佛经，直到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圆寂玉华宫(78)。释嘉尚随三藏法师玄奘在玉华宫翻译《大般若经》，充任证义、缀文，多能杰出。及玄奘有疾，嘉尚具录所翻经论75部，总计1335卷(79)。

    历史上，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在西北地区持续了将近1000年。大教东传，梵书西至。初期的佛经翻译多为数人讲译同施，一般由梵僧或胡僧“口诵”经文，汉僧听言揣意“笔受”(笔头记录)，转梵为胡，转胡为汉。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翻译佛经渐成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十六国时期，西北各地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译场，当时的国立译场以长安逍遥园和凉州闲豫宫寺最为著名，声闻远近，望重一期。这一时期的译场，以梵胡客僧为主译，有传语、笔受、对勘等数人，译场助手数以百计。隋唐时期，政府特设翻经院和弘法院，皇家寺院亦常常被辟为译经场所，译事极盛。隋唐译场设官分职，有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勘、监护，分别由具有一定条件的人充当，各自分工甚为细密，译场组织臻乎完备。译主统摄始终，由“赍叶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笔受又谓之“缀文”，由“言通华梵，学综有空者”充当，执翰记录。度语正式称作“译语”，亦名“传语”，由熟识梵言者充当，“传度转令生解”，负责口译。证梵负责考证梵本佛经文义，“令华语下不失梵义”，由“要识梵言，乃闲正译”者充当。润文负责刊定、润色文字，“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校勘“雠对已译之文”。监护即监护大使，多由钦命大臣充任，监阅总校，进奏译本(80)。

    中古西北地区佛教译经场点大都位于交通要道附近或者就在都城。于阗、龟兹、高昌、敦煌正是处在“丝绸之路”上而发展成为佛经传译中心。“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81)“译经虽位在僧，光价终凭朝贵。”(82)长安和凉州成为西北地区译经中心，则不仅因为位于“丝绸之路”上，又因为是数代王朝的都城所在。中古西北地区大大小小的佛经译场在此形成了三大译经文化区：西域、河西、关中。佛教较早传入西域，佛教经典也较早在西域流通。西域各国有各自的语言、文字，习惯上通称“胡”语。西域的佛经翻译即译“梵”为“胡”，印度梵本佛经通过西域文的翻译而成“胡”本，成为中国早期佛经翻译依据的原本，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译主们则每每“手执胡本”。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传译，称盛一时，凉州译业尤为突出，仅凉土异经就有59部(83)。隋唐时期，关中译经，远胜河西，后来居上。长安译事，屡见僧传和经录，美不胜收。长安逍遥园、兴善寺、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等众多寺院被辟为译场，传译经典，声甚著闻。“渭滨流祇洹之化，西明启如来之心，逍遥集德义之僧，京城溢道咏之音。”(84)法护、道安、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不空等译经大师荟萃长安，孜孜为道，结众译经，美声遐布。法护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85)。道安志在宣法，笃好经典，译出众经14部182卷，他“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所出众经，于是获正”(86)。鸠摩罗什精诚从道，译经为务，他在长安共译佛经35部294卷，“词润珠玉”，“义皆圆通”(87)，“故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88)。鸠摩罗什之后，玄奘、义净、不空等人接踵而至长安，专当法匠，相续传译，成绩斐然，功德森茂。长安译经，郁为称首，是隋唐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译经中心。玄奘一生译出瑜伽、般若、大小毗昙等各种佛典共约76部1347卷(89)，义净一生译出佛教经典共约61部239卷(90)，不空译出佛教经典共约111部143卷(91)，这三位法师的译著主要完成在长安。其中，尤以学通内外、性相圆明的玄奘法师功绩卓著，唐人道宣称赞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则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译，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92)玄奘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译风，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译，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93)。

    ①  《宋高僧传》卷2《善无畏传》：“夫三藏之义者，则内为戒、定、慧，外为经、律、论，以陀罗尼总摄之也。”

    ②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页。

    ③  梁启超、汤用彤、吕澂等人对此都曾有过论述。即以宋代而言，吕澂先生就曾指出，宋代译经的质量不能和前代相比，特别是有关义理的论书，常因笔受者理解不透,写成艰涩难懂的译文，还时有文段错落的情况。参看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6页。

    ④  《宋高僧传》卷3《译经篇总论》。

    ⑤  《高僧传》卷3《译经篇总论》。

    ⑥  《宋高僧传》卷3《译经篇总论》。

    ⑦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⑧  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6页。

    ⑨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页。

    ⑩  耿世民：《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3—81页。

    (11)  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12)  《高僧传》卷4《朱士行传》。

    (13)  《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

    (14)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9—171页。

    (15)  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16)  《宋高僧传》卷3《悟空传》。

    (17)  《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

    (18)  耿世民：《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3—81页。

    (19)  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20)  《出三藏记集》卷7《阿维越致遮经记》。

    (21)  《出三藏记集》卷8《大涅槃经序》。

    (22)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附安阳侯传》。

    (23)  《高僧传》卷3《智猛传》。

    (24)  《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

    (25)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26)  《出三藏记集》卷9《优婆塞戒经记》。

    (27)  王尧：《藏族翻译家管·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载《文物》1980年第7期。

    (28)  《高僧传》卷1《法护传》。

    (29)  《出三藏记集》卷2《新集撰出经律论录》。

    (30)  《高僧传》卷1《昙摩耶舍传》。

    (31)  《高僧传》卷1《僧伽跋澄传》。

    (32)  《高僧传》卷1《昙摩难提传》。

    (33)  《高僧传》卷1《竺佛念传》。

    (34)  《高僧传》卷1《竺佛念传》。

    (35)  《商僧传》卷1《竺佛念传》。

    (36)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37)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

    (38)  《高僧传》卷2《佛陀耶舍传》。

    (39)  《出三藏记集》卷8《维摩诘经序》。

    (40)  《出三藏记集》卷8《法华经后序》。

    (41)  《出三藏记集》卷8《思益经序》。

    (42)  《续高僧传》卷2《阇那崛多传》。

    (43)  《历代三宝记》卷11。

    (44)  《续高僧传》卷2《那连提黎耶舍传》。

    (45)  《续高僧传》卷2《那连提黎耶舍传》。

    (46)  《续高僧传》卷2《阇那崛多传》。

    (47)  《续高僧传》卷2《达摩笈多传》；

    (48)  《续高僧传》卷10《僧昙传》。

    (49)  《续高僧传》卷2《彦琮传》。

    (50)  《续高僧传》卷12《童真传》。

    (51)  《续高僧传》卷3《波颇传》。

    (52)  《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

    (53)  《续高僧传》卷3《波颇传》。

    (54)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5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56)  《开元释教录》卷8。

    (57)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

    (58)  《开元释教录》卷8。

    (59)  《续高僧传》卷4《那提传》。

    (60)  《开元释教录》卷9。

    (61)  《宋高僧传》卷3《寂默传》。

    (62)  《宋高僧传》卷1《金刚智传》。

    (63)  《宋高僧传》卷1《义净传》。

    (64)  《宋高僧传》卷2《善无畏传》。

    (65)  《宋高僧传》卷2《智慧传》。

    (66)  《宋高僧传》卷1《金刚智传》。

    (67)  《宋高僧传》卷2《无极高传》。

    (68)  《宋高僧传》卷2《实叉难陀传》。

    (69)  《宋高僧传》卷2《日照传》。

    (70)  《宋高僧传》卷3《智通传》。

    (71)  《宋高僧传》卷3《智严传》。

    (72)  《宋高僧传》卷3《菩提流志传》。

    (73)  《宋高僧传》卷4《慧沼传》。

    (74)  《宋高僧传》卷3《莲华传》。

    (75)  《宋高僧传》卷3《般若传》。

    (76)  《宋高僧传》卷3《般若传》。

    (77)  《宋高僧传》卷3《飞锡传》。

    (78)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

    (79)  《宋高僧传》卷4《嘉尚传》。

    (80)  《宋高僧传》卷3《译经篇总论》。

    (81)  《高僧传》卷5《道安传》。

    (82)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83)  《出三藏记集》卷3《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

    (84)  《出三藏记集》卷8《大品经序》。

    (85)  《高僧传》卷1《昙摩罗刹传》。

    (86)  《高僧传》卷5《道安传》。

    (87)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88)  《出三藏记集》卷1《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

    (89)  《开元释教录》卷8。

    (90)  《开元释教录》卷9。

    (91)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5。

    (92)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93)  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