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法东被，涉历魏晋，经论渐多。“教本通扬，宗归义举。”①晋宋之际，则兴起了研究佛教经论的义学。刘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东安寺即以义学擅美殊方，《宋书·夷蛮传》谓：“斗(道)场禅师窟，东安谈义林。”义林或称义苑②，是探研佛学义理的园地。在中国，晋宋之际佛教义学兴起，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义学殊为繁荣。北朝隋唐时期，西北地区盛开释府，大张学观，广召义僧，穷究佛旨，躬传法理。释门义僧围绕“涅槃佛性”、“三论”、《摄大乘论》、《唯识论》、《十地经论》、《法华经》等经论探讨佛学义理，讲解传授，义声高邈，充分反映了中古西北地区佛教义学的时代风尚。

    (一)《涅槃》义林

    《涅槃》，全称《涅槃经》、《大般涅槃经》或《大本涅槃经》，是大乘佛教关于涅槃佛性学说的基本经典之一。南北朝时期，《涅槃经》十分盛行，南北两地，朝野僧俗，研习、信奉涅槃学说的人很多，佛教学者通过注疏、讲解等方式提出自己关于涅槃佛性的见解③。

    东晋末年，北凉昙无谶在凉州译出《大般涅槃经》。北朝后期，涅槃佛性学说在西北地区渐始流行。“《涅槃经》阐佛性说，开中国佛理之派，至为重要，凉土译有《涅槃》，此乃义学之渊府。”④是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适值昙无谶译出《涅槃经》，深相推重。慧嵩教授《涅槃》，辩论幽旨，著有《涅槃义记》⑤。道朗曾撰《涅槃义疏》，“释佛性义，正以中道为佛性”⑥，并著有《涅槃经序》⑦。

    《涅槃经》在西北地区传至隋唐而极盛。敦煌人慧远，祖习《涅槃》。隋代开皇年间(581—600年)，慧远居于长安净影寺，“长在讲肆，伏听千余，意存弘奖，随讲出疏”，著有《涅槃疏》10卷⑧。时有康居王胤释智嶷敬重佛宗，依承慧远，后入关中住长安静法寺，敷导《涅槃》⑨。冯翊(治今陕西大荔)人释行等“登听净影远公《涅槃》，伏读文义，时以荣之，相从讲说百一十遍”⑩。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人释道颜初从远公修习《涅槃》，“领牒枢纽，最所殷瞻”，后入京辇，住净影寺，崇树斋讲，“当远盛世，居宗绍业”(11)。开皇七年(587年)，兖州(治今山东兖州)人释宝安慕义入关，住净影寺，“当远盛日，法轮之下，听众将千，讲会制约，一付安掌”(12)。同年，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县)人辩相亦入京，辩相“学于《十地》，大小三藏，遍窥其隩隅，而于《涅槃》一部，详该(赅)有闻”，他居于净影寺，对讲弘通《涅槃》，唐初在弘义宫、胜光寺仍旧讲说(13)。瀛州人释善胄亦住净影寺，朝廷敕令他为“《涅槃》众主”，屡开法席，“听众千数，并锋锐一期，而胄覆述竖义，神采秀发，偏师论难，妙通解悟”，“(慧)远制《涅槃》文疏，而胄意所未弘，乃命笔改章，剖成卷轴。凿深义窟，利宝无遗”(14)。善胄弟子慧威住长安大总持寺，“讲寻宗迹，著名京室”(15)。又有瀛州河间人释道嵩亦从业慧远，后住长安总化寺，“餐味《涅槃》，依行忏悔”(16)。北朝末年，最以《涅槃》知名者为释昙延。隋开皇年间，昙延先后策锡长安延兴寺和光明寺，结众成业，讲宣《涅槃》，“名为世重，道为帝师”，“凡前后别请度者，应有四千余僧”。昙延著有《涅槃义疏》15卷，“所著文疏详之于世，时诸英达佥议，用比远公(笔者按：远公即慧远)所制。远乃文句惬当，世实罕加，而标举宏纲，通镜长鹜，则延过之久矣”(17)。河东人道洪，师事昙延法师，“精通内外，驰誉门序。虽广流众部，偏以《涅槃》为业教之极也”。隋末唐初，道洪先后在长安禅定寺、律藏寺、大总持寺和宝昌寺“相从传授，迄于暮齿，凡讲《涅槃》八十七遍，传承宗旨，罕坠彝伦”(18)。昙延的弟子还有意真、洪义、通幽、觉朗、道逊、玄琬、法常、慧诞等人，绍绪厥风。童真通明大小，尤善《涅槃》，他恒居延兴寺，敷化不绝，“听徒千数，各标令望”。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别诏以童真为“《涅槃》众主”，敕召为长安大禅定道场主，“又以《涅槃》本务，常事弘奖，言令之设，多附斯文”(19)。

    隋唐京邑诸僧，受诵《涅槃》，其例非少。释玄会专志《涅槃》，人称“《涅槃》后胤”，隋末住长安海觉寺，唐初为长安慈悲寺寺主，讲扬《涅槃经》将近40遍，“时同侣同业，相推元席”。玄会撰著《涅槃义章》4卷，“自延、远辍斤之后，作者祖述前言，惟会一人独称孤拔”(20)。释法总从小以诵《涅槃》为业，开皇中，隋文帝敕召其为“《涅槃》众主”，居于长安海觉寺，“聚结四方，常敷至理，无舍炎燠”(21)。释三慧崇履《涅槃》，以为正业。唐代武德九年(626年)，三慧远朝京阙，工部尚书段纶为其造灵化寺，“时复阐弘，重移荣采，颇传笔记，后学称寻”(22)。释印宗自幼从师诵通经典，最精讲者为《涅槃经》。咸亨元年(670年)，印宗在京都长安，盛扬道化(23)。又有沙门洪远在长安会昌寺、沙门僧恩在长安弘福寺和禅定寺，“并诵《涅槃》，皂素回向”(24)。

    长安城郊《涅槃》义林以蓝田化感寺最为著名。隋末唐初，《涅槃》大师释灵润隐潜于蓝田化感寺首尾15载，足不垂世，离经专业，众请便讲，以示未闻，“四方义慕，归者云屯”(25)。蓝田法池寺亦以弘扬《涅槃》闻名遐迩，灵润高足释智衍在此弘讲《涅槃》，“亟动时誉”(26)。

    (二)“三论”义林

    “三论”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总称，是印度龙树、提婆倡导的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经典。后秦姚兴时，“译经巨子”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出“三论”，长安乃中华“三论”学之渊府。鸠摩罗什门下僧睿弘赞经法，学与时竞，他在长安著成《大智论》、《十二门论》诸序，皆传于世(27)。鸠摩罗什高足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僧肇，乃中华“三论”之祖，他在长安撰著《波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等书，并传于世。僧肇“才思幽玄，又善谈说，承机挫锐，曾不流滞”(28)，名振关辅。肇公而后，关中叠经变乱，兵祸频繁，名僧四散，义学南渡(29)。

    周隋唐初，“三论”之学复在关中极一时之盛。北齐武平(570—575年)末年，徐州人辩寂南适江阴(今江苏江阴)，师学“三论”。开皇更始，辩寂西入京室，“复寻昔论，龙树之风，复由光远”(30)。仁寿三年(603年)，释慧因知事长安禅定寺上座，“频讲三论，并制文疏。要约标控，学者高奉”(31)。中国“三论”学元匠是嘉祥大师吉藏。吉藏14岁即习《百论》。隋定江南后，吉藏东至会稽(今浙江绍兴)，止于嘉祥寺，如常敷引，长达15年，故世称“嘉祥大师”。隋末唐初，吉藏先后驻锡长安日严寺、实际寺、定水寺、延兴寺，弘讲“三论”100余遍，并著玄疏，盛行于世(32)。

    “三论”加上《大智度论》，称作“四论”。北周武帝灭佛，释道判与释静蔼西奔于太白山，同侣26人，逃难岩居，不忘讲授，“《中》《百》‘四论’，日夜研寻，恂恂奉诲”(33)。释道庄从兴皇朗法师听酌“四论”，隋初住长安日严寺，“频蒙谒见，酬抗新叙。引处宫闱，令其讲授，言语清华，玄儒总萃”(34)。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释智炬讲“四论”、《大品》，“洞开幽府，镜识宗归”。隋文帝“欲使道张帝里，学润秦川”，于开皇十九年(599年)，敕令其更移关壤，住长安日严寺。智矩“每讲谈叙，清攉宗致”，“京华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35)。长安日严寺是关中佛教“三论”、“四论”之名苑。

    《大智度论》简称《智度论》、《智论》、《大论》、《释论》。周隋唐初，更有许多义门高僧专弘《大智度论》，长安崇华寺、真寂寺、通法寺、禅定寺等皆为关中佛教《大论》义林。北周长安崇华寺释慧善讲习《大智度论》，“每引小乘，相证成义”(36)。释法彦虽三藏并通，偏以《大论》驰美。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下敕以法彦为“《大论》众主”，“彦传业真寂[寺]，道俗承音”(37)。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人释昙良以《大论》传名，后乃入京，亦住长安真寂寺(38)。时有冀州(治今河北冀县)人释宝积在长安胜光寺也以讲扬《智论》著名(39)。恒州(治今河北正定)人释僧朗，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从听众，寻绎《大论》，谈唱相接，归学同市，后乃入关住长安空观寺，复扬讲席，又住禅定寺，讲习为务(40)。雍州(治今陕西西安)三藏僧林法师之弗子释宝袭以诵经为业，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开皇十六年(596年)，隋王朝敕补宝袭为“《大论》众主”，住长安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41)，其弟子昙恭、明洪，皆善《大论》。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人释明舜学周经籍，偏以《智论》著名，隋初住长安日严寺，“时叙玄义，顿倾品藻”(42)。冯翊(治今陕西大荔)人释神迥虽广融经论，而以《大论》著名。大业十年(614年)，隋廷召令神迥入住长安禅定寺，不久他又应诏请入鸿胪，“为敷《大论》，训导三韩诸方士也”(43)。冯翊人道宗住隋同州(属今陕西渭南)大兴国寺“敦务释门，专志《大论》，讲散文旨”(44)，门徒、弟子多达500余人。隋渤海沙门志念精通《大论》，既达京师，在禅林寺开讲，“王自为檀越，经营法祀。念登座震吼，四答水消，清论徐转，群疑潜遣。由是门人慕义，千计盈堂，遂使义窟经笥，九衢同轨”(45)。华州(今陕西华县)人释智藏，13岁出家，受业静蔼法师。隋末唐初，智藏驻锡终南山丰德寺，“每至三长之月，藏盛开道化，以《智论》为言先。凡所登践者，皆理事齐禀。京邑士女，传响相趋，云结山阿，就闻法要”(46)。贞观初年，释宝袭之弟子释昙恭先受敕征为长安济法寺上座，后被召入弘福寺，复又令知普光寺任。昙恭亦善《大论》，“屡讲经论，京室称善”(47)。

    唐贞观以后，“三论”义林，名不见僧传。永徽六年(655年)，天竺那提三藏携大小乘经、律、论500余类总计1500余部，远道而至京师长安。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无有克彰”，“般若是难”，那提因所学为龙树般若而不受蒙引，“所著大乘集议论可有四十余卷，将事译之，被遣遂阙”(48)。“三论”之衰微，由此亦可想见。

    (三)《摄论》义林

    《摄论》全称《摄大乘论》，是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摄大乘论》在中国有北魏佛陀扇多、南朝陈代真谛、唐代玄奘三种译本，其中以真谛译本传习最早、最广(49)。

    天嘉五年(564年)，真谛在广州翻译并讲习《摄大乘论》等经论，历涉2年。由此以后，南方研习《摄论》者日多，北方《摄论》不兴。据说，真谛将卒，以手指西北方向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50)隋历告兴，释昙迁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始弘《摄论》，“《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51)。

    开皇七年(587年)，释昙迁应诏率其门人谒见隋文帝，特蒙礼接，被安置于长安大兴善寺。“于斯时也，宇内大通，京室学僧多传荒远。众以《摄论》初辟，投诚请祈，即为敷弘，受业千数。”(52)隋王朝又敕请昙迁徒众60余人移住长安胜光寺，时王公宰辅于朝务之暇，执卷承旨，屈膝餐奉。长安因此成为弘扬《摄论》的中心。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县)人释明驭初学《涅槃》，后习《摄论》，于开皇八年(588年)，来仪帝里，更就昙迁寻求《摄论》，住长安无漏寺，以讲诵为业(53)。蒲州(属今山西运城)人释道英先在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观，后入京师住长安胜光寺师从昙迁听采《摄论》，讲悟既新，众盈五百，“多采名教，妙能如理，而[道]英简明问义，惟陈止观，无相思尘，诸要盘节，深会大旨”(54)。释道哲师礼昙迁，从受《摄论》，“研味至理，晓悟其文，标拟有方”，他潜居终南骆谷，“山俗道侣相从屯赴，教以正法，训以律仪”(55)。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释静琳在华原石门山神德寺居静课业，行解之盛，名布京师。大业三年(607年)，有沙门还原等人延请静琳至帝城，静琳在长安明轮寺和妙象寺“讲扬《摄论》，识者归焉”(56)。义宁二年(618年)，静琳再次被召入京城，住长安大总持寺，“如常弘演，光阴既积，学者成林”(57)。雍州人释慧诞学究《涅槃》，及通《摄论》，“每登讲席，有名京室”(58)。雍州人释昙遂初学《大论》，后习《唯识》，研精《摄论》，住长安真寂寺，“掩关励业”(59)。隋代在长安弘扬《摄论》的名僧还有智光、道尼和智凝等人。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人释智光少听《摄论》，大成其器。开皇十年(590年)，智光入京住大兴善寺，“以法自娱”，“频开《摄论》，有名秦壤”(60)。释道尼本住九江“寻宗谛旨，兴讲《摄论》”，开皇十年(590年)，“既达雍辇，开悟弘多”(61)。释智凝先在长安辩才寺，领徒引众，常讲《摄论》；后住长安禅定寺，“犹宗旧习”(62)。雍州长安人释智则即在长安辩才寺“听凝法师《摄论》四十余遍”(63)。

    唐代初年，法侃、法常和灵范等人在长安弘扬《摄论》。释法侃学专《摄论》，“披析幽旨，涣然标诣，解义释名，见称清澈”，他在兴善寺“讲导无替”(64)。时有道抚法师俊颖标首，京城所贵，他住长安总持寺，“宗师异解，用通《摄论》”(65)。贞观年间，释法常先居普光寺，后任空观寺上座，“初常涉诣义门，妙崇行解，故众所推美归于《摄论》”，著《摄论义疏》8卷，广行于世(66)。释灵范居长安弘福寺，“时扬《摄论》”，“名振京邑”(67)。长安大庄严寺的释慧铨“广听众部，而以《摄论》为心”(68)。京兆人释神楷洎乎年满受具，而于经论义理，大小赅通，遂讲《摄大乘》、《俱舍》等经论，“颖悟辈流，罕有齐驾”(69)。于时又有释慧景和释宝暹“并明《摄论》，誉腾京国”(70)。

    (四)《地论》义林

    《十地经论》简称《地论》或《十地论》，是印度世亲对《十地经》的解释，属瑜伽行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北魏永平元年(508年)，三藏法师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在洛阳译出《十地经论》。北魏帝室重义学，《地论》因之得到广泛传播。至于被北齐和北周重用的僧侣也多是《地论》的弘扬者。历经魏、齐、周而至隋、唐，研习《十地经论》成为风气(71)。

    京兆泾阳(今陕西泾阳)人释僧猛在北周长安天宫寺永弘《十地》，他还受敕于宫廷紫极殿和文昌殿更互说法。大象二年(580年)，北周静帝敕令僧猛住长安陟岵寺(隋唐改名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声望尤著，殊阅天心”(72)。汴州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释僧粲靡不通经，游学为务，涉历陈、齐、周三国，自号“三国论师”。开皇年间，隋文帝敕补僧粲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敕住长安兴善寺和总化寺。僧粲著《十种大乘论》，以摄学众；又著《十地论》两卷，“穷讨幽致，散决积疑”(73)。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人释道颜初学远公《涅槃》、《十地》，“领牒枢纽，最为殷瞻”，他于隋末唐初在长安净影寺“居宗绍业”，“崇树斋讲”(74)。慧远又一门人释灵璨深明《十地》、《涅槃》，备经讲授，随远入关，住长安大兴善寺。开皇十七年(597年)，灵璨被隋文帝“下敕补为‘众主’，于净影寺传扬故业，积经年稔”(75)。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释昙藏，“《地持》、《十地》，名称普闻”，他于隋末在长安光明寺“诠发新异，擅声日下”(76)。释静藏由泽州(治今山西晋城)西入长安，“乃遍诸法席，听采经论，《摄论》、《十地》是所偏求，还住净影，弘扬所习”(77)。静藏的弟子道删“祖习风范，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他于唐初在终南山至相寺，弘化为务，有名于世(78)。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县)人释慧迁好学专问，爱玩《地论》，以为心赏至极。隋初，慧迁在大兴善寺以弘敷《地论》为任。开皇十七年(597年)，隋王朝敕立五众，以慧迁为“《十地》众主”。他住在长安宝光寺，“相续讲说，声类攸陈”，频讲《十地》，“京邑乃多无与比肩者”(79)。武德末年，慧迁卒于长安大禅定寺，“自迁之殁后，《十地》一部，绝闻关壤”(80)。

    魏晋以来，中国佛教“犹崇理观，译经贵意，传教宗心”(81)。爰及隋唐，有经皆讲，无疏不成。是时，高僧大德翕然盛集关中，归心释典，大畅佛乘，披文究义，研精教理，兴扬法席，宣扬妙典。除了上述四类佛书的流行，《唯识论》、《俱舍论》、《华严经》、《法华经》等经论在中古关中地区也十分流行。长安慈恩寺即最大的《唯识论》义林。慈恩寺“[玄]奘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窥]基乃守文述作之宗”(82)。玄奘法师为窥基讲授新翻《唯识论》，有释圆测赂通守门者窥听，归则缉缀义章。玄奘将欲罢讲，释圆测于西明寺鸣钟召众，宣讲《唯识论》，他所著《唯识疏钞》，详解经论，天下风行(83)。玄奘的弟子成千上万，自不必说，窥基亦“门生填委，声振天下”(84)。慈恩寺释义忠“同就[窥]基之讲肆”，“由兹开奖，弟子繁多，讲树别茂于枝条，义门旁开于关窍”(85)。慈恩寺释嘉尚稽考《瑜伽师地》、《佛地论旨》、《成唯识论》，深得义趣，“著述疏钞出杂集，义门夥多”(86)。隋末唐初，“京师欣尚妙重《法华》”(87)，诵读、弘讲《法华经》的人很多。释善因在长安讲《法华经》，“冥神福慧，著闻京邑”(88)。释慧頵先后在长安的日严寺和崇义寺“所诵《法华》，通持犹昔，并讲文义，以为来习”(89)。隋内史侍郎、唐初宰相萧瑀为《法华经》撰疏，总集十有余家，采掇精华，糅以胸意，常自敷弘。萧瑀之兄嗜好读诵《法华经》，自生至终，诵盈万遍，雇人抄写，总有4部，每日朝参，必使傧者执经在前，至于公事微隙，便就转读，“朝伍仰属，以为绝伦，自释化东传，流味弥远，承受读诵，世罕伊人”(90)。萧瑀的内侄慧铨和智证出家同任，以家世信奉，偏弘《法华经》，“同族尊卑，咸所成诵，故萧氏《法华》，皂素称富”(91)。释僧凤曾为长安崇敬寺寺主、普集寺任、定水寺上座，他讲《法华经》百有余遍，“制疏命的，亦是一家”(92)。此外，还有道岳、普光、神楷等人在长安诸寺扬导《俱舍论》，灵干、灵辩、智正等人在长安诸寺扬导《华严经》。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以《涅槃》、《摄论》最为繁富(93)。

    当时的义学名僧虽研精一部，而横洞诸家，并兼讲授。释僧辩在长安弘福寺“约时讲说，不替寒温，异学名宾，皆欣预席”，其于《摄论》、《中边》、《唯识》、《思尘》、《佛性》、《无论》，具出章疏，在世流布(94)。释慧藏未登冠具，屡讲《涅槃》，又以《华严经》为本宗，“后以《般若》、《释论》群唱者，多至于契赏，皆无与尚”。开皇七年(587年)，慧藏杖锡京辇，居于长安空观寺，开讲《金刚》、《般若》，“气截云霞，智隆时烈”(95)。释净愿在长安宝昌寺正时《摄论》，晚夜《杂心》，或疏解《涅槃》，或判销《四分》，“回序恒接，无择余暇”，“凡所开言，并乘旧解”，“其洽闻不忘，世罕加焉”(96)。释吉藏在长安日严寺、实际寺、定水寺和延兴寺讲“三论”百余遍，又讲《法华》300余遍，讲《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97)。释灵涧在长安兴善寺、弘福寺和化感寺先后讲《涅槃》70余遍、《摄大乘论》30余遍，并各撰义疏13卷、玄章3卷，自余《维摩》、《胜鬘》、《起信论》等，随缘便讲，各有疏解(98)。释慧赜在长安兴善寺和胜光寺讲《华严》、《大品》、《涅槃》、《大智度》、《摄大乘》及《中》、《百》诸论，“皆签释章部，决滞有闻”(99)。释智正先后在长安胜光寺和终南至相寺凡讲《华严》、《摄论》、《楞伽》、《胜鬘》、《唯识》等，不计其遍(100)。莱州即墨(今山东即墨)人释道宗少从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师受业《智论》、《十地》、《地持》、《成实》、《毗昙》，大小赅博。道宗来到关中后，先住长安胜光寺，后被延入弘义宫，通宵法集，“群从百辟，威从伏听。披阐新异，振发时心。自尔周轮，随讲无替”(101)。长安胜光寺释慧乘所讲《涅槃》、《般若》、《维摩》、《地持》、《成实》等，各数十遍(102)。长安大总持寺释智实自《涅槃》、《摄论》至《俱舍》、《毗昙》，“皆镜其深义，开其关钥”(103)。长安兴善寺释潜真学通内外，性相融明，涉游论海，显密二教，皆闻博瞻，巡讲关内、河东，阐扬妙旨，弟子繁多(104)。长安安国寺释端甫受具于西明寺照律师，学《毗尼》于崇福寺升律师，传《唯识》于安国寺素法师，通《涅槃经》于福林寺崟法师，自是经、律、论无敌于当时，讲《涅槃》、《唯识》经论，“处当仁传授宗主，以开诱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运三密于瑜伽，契无生于悉地，日持诸部十余万遍，指净土为息肩之地，严金经为报法之恩”，“贵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侠工贾莫不瞻向，荐金宝以致诚，仰端严而礼足，日有千数，不可殚书”(105)。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释*(左青右彡)渊，自《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皆一闻无坠，历耳便讲，“后整操关壤，屏迹终南，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106)。长安高陵(今陕西高陵)人释道氤内外偕通，“辩给难酬，善于立破”，“四海向风，学徒鳞萃，于青龙寺执新《疏》，听者数盈千计。至于西明、崇福二寺，讲堂悉用筑自水际至于土面，庄严之盛，京中甲焉”(107)。长安兴善寺释复礼妙通五竺，融贯三乘，“古今所推，世罕伦匹”，“礼之义学，时少比俦”(108)。唐末长安安国寺释僧彻内外兼学，辞笔特高，为《如来藏经疏》著《法鉴》4卷，为《大无量寿经疏》著《法灯》2卷，为《胜曼狮子吼经疏》著《法苑》10卷，“而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可谓折冲异论者，当时号为‘法将’”(109)。

    中古时期，众多王朝定都长安，长安成为西北地区的佛教义学重镇。早在前秦时，释道安即在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苻]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110)。长安释道立事道安为师，善《放光经》，亦随安公入关，后来召集众僧，弘讲《大品》(111)。于时又有京兆人竺僧朗“少而游方问道，长还关中，专当讲说”(112)。后秦姚兴时，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翻译《中论》始得两卷，释道融随即讲解，剖析文言，预贯始终。鸠摩罗什又令道融讲《新法华》，听之叹曰：“佛法之兴，融其人也。”(113)蓝田人释道恒笃好经典，学兼宵夜，游刃佛理，多所兼通，学赅内外，才思清敏。鸠摩罗什入关后，释道恒又往修造，著《释驳论》及《百行箴》，并行于世(114)。京兆人释僧肇学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鸠摩罗什至长安后，僧肇随之谘禀，所悟更多，乃著《波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等书，并行于世(115)。京兆人释僧导10岁出家，从师受业，迄受具戒，识洽愈深，禅律经论，达自心抱。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经论，僧导参议详定。适值佛法盛集关中地区，僧导“于是谋猷众典，博采真俗”，乃著《成实》、《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书(116)。吴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人释僧翼早年出家在庐山寺依慧远大师修学，晚适关中，复师鸠摩罗什，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经》一部(117)。晋长安人释昙影安贫志学，能讲《正法华经》，“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118)。晋长安大寺释僧*(上左丰上右刀下石)“讲说经律，勖众无倦”(119)。南朝刘宋时，长安人释超进笃志精勤，幼而敦学，大小诸经，并加综采，故年在未立，而振誉关中(120)。萧梁时，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释慧弥16岁出家，及具戒之后，乃入长安终南山。慧弥少诵《大品》，又精修《三昧》(121)。北周时，长安又有沙门亡名以学闻世，著《至道论》、《淳德论》、《遣执论》、《去是非论》、《影喻论》、《修空论》、《不杀论》等书，“并文多清素，语恒劝善。存质去华，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于世”(122)。武威人释静端长住雍州，经魏、周、隋，“崇挹佛化，阐弘不绝”(123)。北周长安崇华寺释慧善“义学之美，为周冢宰见知，别修供养，敷导终老”(124)。北周冯翊(今陕西大荔)胡城人释道安识悟玄理，早附法门，后隐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拥志经论。道安进具以后，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他住在长安大陟岵寺，常以弘法为任，“京师士子咸附清尘”，“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125)。隋唐时期，义僧大德普会京辇，结众法筵，拥经讲肆，长安义苑鳞次栉比，义学腾誉一时。综前所述，《涅槃》义林有净影寺、延兴寺、慈悲寺、海觉寺、灵化寺、化感寺等，《摄论》义林有兴善寺、胜光寺、辩才寺、禅定寺、空观寺等，“三论”义林有日严寺、安国寺、真寂寺、普光寺等，《地论》义林有总化寺、至相寺等，林林总总，洋洋大观。

    中古西北地区，关中聚集一时名宿，佛教义学高于风云，河西地区稍逊一筹，其他地区则义理不彰。东晋时，竺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126)。当时，又有敦煌人于道邃学业高明，内外赅览，“善方药，美书札，洞暗殊俗，尤巧谈论”(127)。罽宾人昙摩蜜多(法秀)在敦煌建立精舍，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事，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128)。凉州译有《涅槃》、《婆沙》，均义学之渊府，而慧嵩、道朗亦义学僧人。道朗之后，天水人释靖玄澄练一心，专宗经部，频登法匠，华夷钦仰，缁素瞩目，化靡陇西，河凉义侣，“尔其接轸，代不可削”(129)。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途经凉州，“停月余日，道俗请开《涅槃》、《摄论》及《般若经》，法师皆为开发”，于时开讲日盛，“华夷士庶盛集归崇，商客通传，预闻蕃域”(130)。天宝末年，关中板荡，释乘恩“乐人为学，不忘讲导”，避乱姑臧(凉州)，“旅泊之间，嗟彼密迩羌虏之封，极尚经论之学。恩化其内众，勉其成功，深染华风，悉登义府”，自是重撰《百法论疏并钞》，行于西土(131)。河西尚有敦煌和凉州之义学为世所共知，至于西域及其他地区佛教之义学则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

    总而言之，以译场、律肆、义林对佛教经、律、论的传译和讲习来衡量，佛学在中古西北地区以关中最为发达，河西和西域次之，其他地区则大为逊色。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贵族知识阶层的瓦解与充满了实用精神和进取精神的士人阶层的崛起，整个社会不再有脱离实用的纯学术兴趣。人们倾向于真正的佛教信仰并不是在对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中，而应该是在习禅与持律中得来。加之安史战乱，那种聚集理论探索者的大型佛教寺院的衰败，使得需要互相砥砺、论辩才能、厘清思路的理论分析，需要从容地埋头运算才能进行叙述的纯粹理论，都成了不合时宜的奢侈，也成了脱离信仰的屠龙之技。因而，8世纪中叶以后，人们对依靠译经、讲经、论辩、造疏维持的佛教理论兴趣渐渐衰退，南北朝初唐以来崇尚义学的风气随之渐渐消解(132)。

    ①  《续高僧传》卷15《义解篇总论》。

    ②  《续高僧传》卷15《义解篇总论》曰：“若夫立文本宗，诚游义苑，指月之况不爽先模，随文五失又开弘诫……”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6页。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⑥  吉藏《大乘玄论》卷3，《大正藏》卷45。

    ⑦  见《出三藏记集》卷8。

    ⑧  《续高僧传》卷8《慧远传》。

    ⑨  《续高僧传》卷26《智嶷传》。

    ⑩  《续高僧传》卷15《行等传》。

    (11)  《续高僧传》卷26《道颜传》。

    (12)  《续高僧传》卷26《宝安传》。

    (13)  《续高僧传》卷12《辩相传》。

    (14)  《续高僧传》卷12《善胄传》。

    (15)  《续高僧传》卷12《善胄传》。

    (16)  《续高僧传》卷26《道嵩传》。

    (17)  《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

    (18)  《续高僧传》卷15《道洪传》

    (19)  《续高僧传》卷12《童真传》。

    (20)  《续高僧传》卷15《玄会传》。

    (21)  《续高僧传》卷10《法总传》。

    (22)  《续高僧传》卷14《三慧传》。

    (23)  《宋高僧传》卷4《印宗传》。

    (24)  《续高僧传》卷28《道积传》。

    (25)  《续高僧传》卷15《灵润传》。

    (26)  《续高僧传》卷15《灵润传》。

    (27)  《高僧传》卷6《僧睿传》。

    (28)  《高僧传》卷6《僧肇传》。

    (2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30)  《续高僧传》卷26《辩寂传》。

    (31)  《续高僧传》卷13《慧因传》。

    (32)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

    (33)  《续高僧传》卷12《道判传》。

    (34)  《续高僧传》卷9《道庄传》。

    (35)  《续高僧传》卷11《智矩传》。

    (36)  《续高僧传》卷8《慧善传》。

    (37)  《续高僧传》卷10《法彦传》。

    (38)  《续高僧传》卷26《昙良传》。

    (39)  《续高僧传》卷26《宝积传》。

    (40)  《续高僧传》卷10《僧朗传》。

    (41)  《续高僧传》卷12《宝袭传》。

    (42)  《续高僧传》卷11《明舜传》。

    (43)  《续高僧传》卷13《神迥传》。

    (44)  《续高僧传》卷14《道宗传》。

    (45)  《续高僧传》卷11《志念传》。

    (46)  《续高僧传》卷19《智藏传》。

    (47)  《续高僧传》卷12《宝袭传》。

    (48)  《续高僧传》卷4《那提传》。

    (49)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

    (50)  《续高僧传》卷1《拘那罗陀传》。

    (51)  《续高僧传》卷18《昙迁传》。

    (52)  《续高僧传》卷18《昙迁传》。

    (53)  《续高僧传》卷26《明驭传》。

    (54)  《续高僧传》卷25《道英传》。

    (55)  《续高僧传》卷20《道哲传》。

    (56)  《续高僧传》卷20《静琳传》。

    (57)  《续高僧传》卷20《静琳传》。

    (58)  《续高僧传》卷26《慧诞传》。

    (59)  《续高僧俺》卷26《昙遂传》。

    (60)  《续高僧传》卷26《智光传》。

    (61)  《续高僧传》卷13《道岳传》。

    (62)  《续高僧传》卷10《智凝传》。

    (63)  《续高僧传》卷25《智则传》。

    (64)  《续高僧传》卷11《法侃传》。

    (65)  《续高僧传》卷11《法侃传》。

    (66)  《续高僧传》卷15《法常传》。

    (67)  《续高僧传》卷15《慧休传》。

    (68)  《续高僧传》卷28《慧铨传》。

    (69)  《宋高僧传》卷4《神楷传》。

    (70)  《续高僧传》卷14《道基传》。

    (71)  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451页。

    (72)  《续高僧传》卷23《僧猛传》。

    (73)  《续高僧传》卷9《僧粲传》。

    (74)  《续高僧传》卷26《道颜传》。

    (75)  《续高僧传》卷10《灵璨传》。

    (76)  《续高僧传》卷13《昙藏传》。

    (77)  《续高僧传》卷13《静藏传》。

    (78)  《续高僧传》卷13《静藏传》。

    (79)  《续高僧传》卷12《慧迁传》。

    (80)  《续高僧传》卷12《慧迁传》。

    (81)  《圆觉经大疏》卷上。

    (82)  《宋高僧传》卷4《窥基传》。

    (83)  《宋高僧传》卷4《圆测传》。

    (84)  《宋高僧传》卷4《义忠传》。

    (85)  《宋高僧传》卷4《义忠传》。

    (86)  《宋高僧传》卷4《嘉尚传》。

    (87)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

    (88)  《续高僧传》卷29《智兴传》。

    (89)  《续高僧传》卷14《慧頵传》。

    (90)  《续高僧传》卷28《慧铨传》。

    (91)  《续高僧传》卷28《慧铨传》。

    (92)  《续高僧传》卷13《僧凤传》。

    (93)  《续高僧传》卷15《义解篇总论》。

    (94)  《续高僧传》卷15《僧辩传》。

    (95)  《续高僧传》卷9《慧藏传》。

    (96)  《续高僧传》卷10《净愿传》。

    (97)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

    (98)  《续高僧传》卷15《灵润传》。

    (99)  《续高僧传》卷3《慧赜传》。

    (100)  《续高僧传》卷14《智正传》。

    (101)  《续高僧传》卷11《道宗传》。

    (102)  《续高僧传》卷24《慧乘传》。

    (103)  《续高僧传》卷24《智实传》。

    (104)  《宋高僧传》卷5《潜真传》。

    (105)  《宋高僧传》卷6《端甫传》。

    (106)  《续高僧传》卷11《*(左青右彡)渊传》。

    (107)  《宋高僧传》卷5《道氤传》。

    (108)  《宋高僧传》卷17《复礼传》。

    (109)  《宋高僧传》卷6《僧彻传》。

    (110)  《高僧传》卷5《道安传》。

    (111)  《高僧传》卷5《道立传》。

    (112)  《高僧传》卷5《竺僧朗传》。

    (113)  《高僧传》卷6《道融传》。

    (114)  《高僧传》卷6《道恒传》。

    (115)  《高僧传》卷6《僧肇传》。

    (116)  《高僧传》卷7《僧导传》。

    (117)  《高僧传》卷13《僧翼传》。

    (118)  《高僧传》卷6《昙影传》。

    (119)  《高僧传》卷6《僧*(上左丰上右刀下石)传》。

    (120)  《高僧传》卷7《超进传》。

    (121)  《高僧传》卷12《慧弥传》。

    (122)  《续高僧传》卷7《亡名传》。

    (123)  《续高僧传》卷18《静藏传》。

    (124)  《续高僧传》卷8《慧善传》。

    (125)  《续高僧传》卷23《道安传》。

    (126)  《高僧传》卷4《竺法乘传》。

    (127)  《高僧传》卷4《于道邃传》。

    (128)  《高僧传》卷3《昙摩蜜多传》。

    (129)  《续高僧传》卷10《靖玄传》。

    (130)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131)  《宋高僧传》卷6《乘恩传》。

    (132)  葛兆光：《理论兴趣的衰退——八至十世纪中国佛教的转型之一》，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