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流派。一方面，不同时期盛行的佛教流派迥然有别；另一方面，同一时期佛教流派的区域传播亦非千篇一律①。佛教文化传播具有的这种区域差异，是西北佛教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这里仅就不同时期佛教主要流派在西北地区的传播状况试作钩稽考述，以见佛教文化在西北地区传播过程中的区域差异。
一、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大、小乘佛教的传播
释迦牟尼涅槃之后大约100年的时候，由于对佛教教理和戒律的意见分歧，印度佛教分裂为上座部(以佛教长老为中心的正统派)和大众部(非正统派)。在大众部和上座部形成之后的一二百余年间，这两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分裂为18部(一说20部)。随后，在公元1世纪中叶左右，又出现了佛教大乘教派。大乘佛教兴起以后，把其他部派佛教贬称为小乘教派。从此，佛教遂分成了长期对立的大乘和小乘两大派别。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不单表现在教义理论方面，还表现在修持实践方面。从理论方面看，小乘教一般主张“我空法有”，即否认有实有的我体，但不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大乘教则主张“我法二空”，即否认有一个实有的我体，也否认有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从实践方面看，大、小乘教的分歧首先表现在他们的佛陀观方面。在部派佛教的分化中，小乘教有些部派对佛陀已作了神话的解释，而另一些部派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对佛陀的历史性的看法，但在大乘佛教则把佛陀全部地看做崇拜的原则了。其次表现在修持的行径和结果方面，小乘佛教主张“渐悟”，注重自我解脱，以成阿罗汉果为究竟；大乘佛教主张“顿悟”，强调普度众生，以成菩萨和佛果为目的。由于目标不同，大、小乘佛教在修持内容和方法上的要求也不同，小乘佛教一般主张修“三学”，即戒、定、慧；大乘佛教兼修“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②。
汉魏以至于南北朝，在中国流行的佛教派别繁复杂多，但主要是学派之不同，尚无宗派之建立。大而言之，当时流行的佛教不外乎大、小乘教。从佛经目录看，首先传入中国并得到传播的经籍属于佛教小乘体系，因为早期的佛教经籍主要被保存在《四阿含》中，最早传入中国的佛经大半是从《四阿含》中摘抄出来的③。大乘经籍的系统传入中国，是从支娄迦谶开始的④。月氏人支娄迦谶于东汉桓帝末年游方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传译胡文，所译佛经始有大乘经⑤。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在西北地区皆曾流行，但其偏重程度在地域上却有不同。
以西域而言，于阗和高昌地区主要盛行大乘佛教，龟兹和疏勒地区则主要盛行小乘佛教。
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主要盛行大乘佛教。东晋《法显传》记载：“[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国主安堵法显等于僧伽蓝。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是时，从于阗到内地传教的高僧所带佛经及其所译佛经多是大乘佛教经典，而由内地西行求法的高僧在于阗所获佛经亦多为大乘佛教经典。晋沙门支法领在于阗求得《华严》前分3.6万偈(即《大方广佛华严经》)；义熙十四年(418年)至元熙二年(420年)，北印度沙门佛驮跋陀罗在京师道场寺将其译出⑥。北凉译经巨子“[昙无]谶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以玄始三年初就翻译，到玄始十年方竟”⑦。北凉王沮渠蒙逊之弟沮渠京声锐意内典，西行求法，在于阗瞿摩帝大寺遇见天竺法师佛驮斯那。斯那本学大乘，京声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⑧。公元5世纪前后，于阗拥有大乘经典，颇为宏备，成为中国大乘佛教的策源地。据统计，由于阗传入中国内地译出的大乘佛典属于华严部者11种134卷，属于方等部者20种34卷，属于般若部者5种52卷，属于法华部者1种1卷，属于涅槃部者2种29卷，属于大乘律部者3种3卷，属于大乘论部者2种2卷，总共多达44种⑨。直到唐代，于阗地区仍然盛行大乘佛教。《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云：“瞿萨旦那国(即于阗——笔者按)周四千余里，沙碛太半，壤土隘狭……语异诸国，崇尚佛法。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唐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于阗国》云：“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足寺足僧，行大乘法。”现存的于阗语文献以佛教文献居多，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经典最为丰富，如《僧伽吒经》、《维摩诘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佛说阿弥陀经》都有发现，这些文献本身就是法显、玄奘等人对于阗地区大乘佛教盛行情况记录的强有力的注脚⑩。关于于阗地区大乘、小乘二教的流行状况，《于阗教法史》记述说：“大乘、小乘二道所执见各异，比丘及比丘尼二部众中之大乘派承认唯识师和中观师之禅定。小乘人承认四谛。若衡量比丘及比丘尼两部众中与优婆塞、优婆夷众信仰大乘与信仰小乘各有多少，大乘人如马身之毛(一样多)，小乘人仅如马耳之毛而已，人数多少之量如此。”(11)这说明大乘佛教在于阗地区确占优势，也说明于阗地区并行小乘佛教。于阗最为有名的大乘教国，而由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最初传入于阗之佛教当为小乘教(12)，自古亦且流行小乘教。曹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朱士行尝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品》，于是发迹雍州，西渡流沙，在于阗果然获得正品梵书胡本90章、60余万言，遂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10人送经胡本还洛阳，未发之间，就有于阗小乘学众阻止(13)。晋代译经僧、于阗沙门祗多密罗带着多种梵本佛经来到内地，尝译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之大乘经典，亦译有阿含部之小乘经典(14)。
龟兹(今新疆库车)地区主要盛行小乘佛教。魏晋时期，龟兹高僧译出的佛经多为小乘教经典。西晋惠帝时期(290—306年)，龟兹人法炬与法立合译4部佛经，其中3部都是小乘教经典；法立殁后，法炬自译佛经40部50卷，其中36种46卷是小乘教经典(15)。龟兹地区夙行小乘佛教，考古发现亦有佐证。在今新疆库车、焉耆一带出土的龟兹—焉耆语佛教文献中，大多是小乘教经典(16)。库车石窟壁画内容也大多是反映佛本生和本行故事的小乘经变相(17)。直到唐代，龟兹地区依然盛行小乘佛教。《华严经感应传》谓：“龟兹国中唯习小乘，不知释迦分化百亿，现种种身，示新境界。不信华严大经。有梵僧从天竺将华严梵本至其国中，小乘师等皆无信受。梵僧遂留经而归。”《大唐西域记》卷1《屈支国》云：屈支(龟兹)“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往五天竺国传·龟兹国》亦云：“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龟兹之西邻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伽蓝数十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18)。龟兹之东邻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19)。龟兹地区以小乘佛教为主，同时流传大乘佛教。曹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龟兹高僧帛延所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即大乘经(20)。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竺法护从龟兹副使美(或作羌)子侯所得梵文本《阿惟越致遮经》亦属大乘经(21)。生于龟兹的鸠摩罗什原学小乘，后来遇到大乘名僧莎车王子须利耶跋摩和须利耶苏摩兄弟，经过反复辩难，鸠摩罗什遂弃小乘，专务大乘，“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22)。龟兹王躬迎鸠摩罗什归国，鸠摩罗什回到龟兹后，讲经说法，弘扬大乘教，“四远学宗，莫之能抗”，“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23)。开皇四年(584年)前后，南贤豆罗啰国人达摩笈多“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即《念破论》和《如实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24)。唐人慧超自疏勒还国，途经龟兹，目睹龟兹“汉僧行大乘法”(25)。
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主要盛行小乘佛教。东汉安帝元初中(114—120年)，疏勒王安国因舅父臣磐有罪将其徙于大月氏，为迦腻色迦王之质子(26)。臣磐在大月氏所住之伽蓝，玄奘其时尚有小乘教学僧300人，臣磐在冬季尝居北印度之至那仆底国，玄奘谓其国亦盛行小乘教之有部宗，故臣磐所习之佛教，或为小乘教。安国死后，臣磐返还疏勒，被立为王，其所提倡亦当是小乘数(27)。其后，又有鸠摩罗什曾居沙勒(疏勒)一年，其冬诵习《阿毗昙》、《六足》等小乘经。因沙门喜见之荐，疏勒王即设大会，延请鸠摩罗什升座为其讲说小乘经典《转法轮经》(28)。疏勒王崇敬小乘佛教，上行下效，疏勒地区流行小乘佛教。疏勒附近的竭叉国(29)即盛行小乘佛教。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0年)，法显经行竭叉国。《法显传》曰：竭叉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有千余僧，尽小乘学”。迨至唐代，疏勒地区仍以小乘佛教为主。据玄奘记述，佉沙国(疏勒)“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讽其文，故诵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30)；朅盘陁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31)。慧超也说，疏勒“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吃肉及葱韭等”(32)。疏勒地区主要盛行小乘佛教，但同时也有大乘佛教。鸠摩罗什就是在疏勒遇到莎车大乘僧人须利耶苏摩后而转学大乘教的(33)。疏勒国自鸠摩罗什至达摩笈多，曾行大乘教(34)。晚近俄国人彼得罗夫斯基还曾在喀什掘得古梵本《法华经》残卷(35)。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主要盛行大乘佛教。汉魏时期，高昌称作车师前部或车师前王庭。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车师前部王弥第朝谒苻坚时，其国师鸠摩罗跋提特献梵文大乘经典《大般若经》一部(36)。北凉沮渠京声在高昌所获《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观世音经》各1卷(37)，此乃大乘经典。是时，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8位高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在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学等八僧随缘分听，于是竞习胡音，析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还至高昌，乃集为一部”(38)，号曰《贤愚经》，亦属大乘经典。高昌沙门僧遵尝诵《法华》、《胜鬘》、《金刚波若》等大乘经(39)。高昌比丘尼冯尼三日诵读大乘教《大般涅槃经》一遍(40)。20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了大批文书，其中不少是佛教典籍。1975年和1985年，德国学者施密特和梯楼编辑出版了《汉文佛教文献残卷目录》第1卷和第2卷(以下简称“柏林目录”)，其中绝大部分为写本，不少残卷是在4—6世纪抄写的。据统计，“柏林目录”实际著录了吐鲁番出土的汉文佛典153种，约2300号；其中已被《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所收的118种2138号佛典中，大乘经典共有75种1875号，小乘经典仅有36种244号(41)。从多年出土的回鹘文佛经残卷来看，高昌地区流传最广的是属于大乘教典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经过鉴定的就有85种以上(42)。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中大、小乘经在数量上的显著差别，说明大乘佛教在古代高昌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固无俟言。直到隋唐，高昌王仍崇大乘佛教。隋大业年间，释慧乘“从驾张掖，蕃王毕至，奉敕为高昌王麹氏讲《金光明》，吐言清奇，闻者叹咽。麹布发于地，屈乘践焉”(43)。唐三藏法师玄奘西行途经高昌时，受高昌王麹文泰邀请，为其讲说大乘经典《仁王般若经》，“道俗系恋，并愿长留”(44)。高昌地区主要盛行大乘佛教，同时也存在小乘佛教。北魏末年，随使入朝的高昌沙门慧嵩所学即小乘教，深受高洋氏器重(45)。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雅尔湖等石窟中，也有反映小乘教内容的“尸毗王”等佛本生故事画(46)。
西域古国鄯善(即古楼兰国，其国都扜泥城故址在今新疆若羌县)主要盛行小乘佛教。东晋安帝元兴元年(400年)，法显经行鄯善，《法显传》云：“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法显谓鄯善“悉小乘学”，说明小乘佛教在鄯善地区居于优势。鄯善地区主要盛行小乘佛教，同时大乘佛教也有流传。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中，就有魏晋鄯善高级官吏信仰大乘佛教的记载(47)。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小乘佛教在西域之外西北各地的流行情况，史无明文记载。不过，我们可以从佛经翻译中窥见其大势。那时，敦煌、姑臧、长安是举世瞩目的译经重镇，在西北关陇地区译出的大、小乘佛经，不胜枚举。大、小乘经籍在关陇地区的大批量译出，表明大、小乘佛教信奉者众多，也就是说，大、小乘佛教在关陇地区率皆流行。关陇地区竞相译出的大、小乘佛典，数量和品种都十分可观，似无烦举论证之必要。这里要提及的是，时人号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之译经。所谓“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而法护“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48)，其译经活动正是在西北地区完成的。法护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他译出的佛经，据《祐录》有154部309卷，据《开元录》有175部354卷，现存84部188卷(49)。就内容而言，法护翻译的佛经除了少量《中阿含》、《杂阿含》的小乘小本单行经外，他翻译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经典，其译本有大乘佛经般若部类、宝积部类、大集部类、华严部类。晋武帝泰始中(265—274年)至晋怀帝永嘉二年(308年)，法护“自敦煌至长安”所译佛典主要是大乘佛经，说明当时大乘佛教在西北地区甚为流行。继西晋法护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后秦鸠摩罗什开辟了中国译经史的新纪元，他翻译的许多佛经成为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的基本理论依据。鸠摩罗什从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到弘始十一年(409年)，在关中地区共译经论35部294卷(50)。“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51)鸠摩罗什在关中地区翻译的经籍中，现存者多半属于大乘经论(21种)，最突出的是龙树的《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鸠摩罗什所传的龙树学就是“四论”之学，这四部经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各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鸠摩罗什的翻译和讲习都在关中地区，所以后来在谈到他的学说传承时，惯常称之为关河所传(52)。鸠摩罗什关河所传大乘龙树学，更加助长了大乘佛教在西北地区的盛行。公元401年，鸠摩罗什从凉州来到关中地区。同年，沮渠蒙逊据有张掖，412年占领姑臧(今甘肃武威)，420年灭了西凉(敦煌)，从而完全占据了凉州，史称北凉。沮渠蒙逊本人信佛，凉州遂为一大佛经传译中心。北凉著名译人有道袭、法众、昙无谶、道泰、浮陀跋摩等人，其中昙无谶在姑臧译经十余年(420—433年)，成就和影响最大。昙无谶所译佛籍，《祐录》著列11部104卷，《开元录》刊定为19部131卷，分为《涅槃》、《大集》、《菩萨戒》三大类，均属大乘经。又《广弘明集》载《净住子》第26章云：“敬礼沮渠国大乘十二部法藏。”而《历代三宝记》卷11谓：“于阗东南二千余里之遮拘迦国，素重大乘密藏，有十二部经。”据考证，遮拘迦即沮渠，据此则沮渠氏为魏所灭，移居于阗附近，郁为大乘有名国家(53)，河西地区则亦风行大乘佛教。准此可以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乘佛教在西域之外的西北地区颇为盛行。当然，小乘佛教也有不同程度的流播，甚至在某些时期的一些地方还非常活跃。北凉沮渠蒙逊时，河西地区风行大乘佛教，同时凉州有西域人浮陀跋摩翻译毗昙学巨著百卷《阿毗昙毗婆沙》，“[道]泰即笔受，沙门慧嵩、道朗与义学僧三百余人，考正文义”(54)。可见，小乘佛教在当时盛行大乘佛教的河西地区也有一定势力。
① 如在印度，如来藏法门弘通于东南印度，阿赖耶缘起说弘通于西北印度。又如在中国，东晋以后政治上的长期南北对立，使佛教也形成了南方、北方的种种差别。从南北朝到隋唐，中国佛教有了南统与北统，也就是南宗与北宗的差别。南土的为南宗，北土的为北宗，纯属中国的区域文化。参看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2页。
② 关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大乘思想的特质》，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附录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540页。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⑤ 《出三藏记集》卷13《支谶传》。
⑥ 《高僧传》卷2《佛驮跋陀罗传》，《开元释教录》卷3。
⑦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
⑧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
⑨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9—171页。
⑩ 张广达、荣新江：《和田、敦煌发现酌中古于阗史料概述》，载《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11) 王尧、陈践践：《〈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译解》，载《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12)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5页。
(13) 《出三藏记集》卷13《朱士行传》。
(14) 《开元释教录》卷3。
(15) 《开元释教录》卷2。
(16) 耿世民：《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3—81页。
(17) 阎文儒：《经变的起源种类和所反映佛教上宗派的关系》，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18) 《大唐西域记》卷1《跋禄迦国》。
(19) 《大唐西域记》卷1《阿耆尼国》。
(20) 《开元释教录》卷14。
(21) 《出三藏记集》卷7《阿惟越致遮经记》。
(22)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23)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24) 《续高僧传》卷2《达摩笈多传》。
(25) (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张毅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9页。
(26) 《后汉书》卷118《西域传》。
(27)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1页。
(28)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29) 学者往往以为竭叉即今新疆喀什，也有学者以为是莎车。按丁谦《佛国记地理考证》：“竭叉居葱岭中，以地望核之，即……《魏书》渴槃陁，《伽蓝记》作汉盘陀，今塔什库尔干城池。”章巽认为“丁氏此考，其地位与《法显传》所述最为符合”，竭叉国王城故址当在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参看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30) 《大唐西域记》卷12《佉沙国》。
(31) 《大唐西域记》卷12《朅盘陁国》。
(32) (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张毅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3页。
(33)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34)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6页。
(35) (日)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4页。
(36) 《出三藏记集》卷8《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
(37) 《高僧传》卷2《昙无谶传》。
(38) 《出三藏记集》卷9《贤愚经记》。
(39) 《高僧传》卷12《法进传》。
(40) 《比丘尼传》卷3《冯尼传》。
(41) 方广錩：《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述略》，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
(42) 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43) 《续高僧传》卷24《慧乘传》。
(44)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45) 《续高僧传》卷7《慧嵩传》。
(46)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47) 陈世良：《魏晋时代的鄯善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
(48) 《高僧传》卷1《昙摩罗刹传》。
(49)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50) 《出三藏记集》卷2。
(51) 《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
(52)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6、91、93页。
(5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54) 《高僧传》卷3《浮陀跋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