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乘佛教于东汉时传入中国，经过魏晋时期的广泛传播，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研究大、小乘教某些经典为中心的佛教学派，主要有涅槃、成实、三论、毗昙、地论、摄论等南北诸家师说。隋唐时期，一些缁林硕德把南北诸家师说所尊奉的经典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总结，使各家佛教有所宗统，并采用世俗的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承袭的法统，各立门户，形成了在教义、戒规、法嗣系统等方面都相对独立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中国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隋唐王朝定都关中地区，异彩纷呈的宗派佛教以长安为中心在西北地区广泛传播。

    (一)天台宗

    天台宗是隋代高僧智顗(538—597年)以《法华经》为主要依据在浙江天台山创立的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也叫“法华宗”。天台宗宣扬“一切皆由心生”，以“一心三观”(诸法实相在同一时间于一心中观有空、假、中三种实相)、“三谛圆融”(空、假、中三谛原本一体圆融)为中心思想，提出了“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修习原则，标志着南、北方佛教学风的融合。

    智顗东西垂范，化通万里，名行绝伦，世称“智者”大师。这位天台“智者”曾与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释真观共游秦岭，“朝阳澄景，则高谈慧照；夕阴匿彩，则深安禅寂”①。智顗的传业学士共32人，有终南山龙田寺沙门法琳夙预宗门，观传戒法，“以德音遽远，拱术俄森，为之行传，广流于世”②。丹阳建康(今江苏南京)人释慧超自从出家后，即诵《法华经》。他得知光州(治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慧思禅师善明三观，乃与天台“智者”智顗等人笃志幽寻，积年请益。隋朝初年，慧超北上嵩山，后又西入京师，住在长安定水寺，高振德音，道俗归宗，仰其戒范。蓝田悟真寺净业法师钦慕慧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隐蓝谷8年，倍勤三慧。大业年中，长安禅定寺落成，隋炀帝爰发诏书，慧超受旨延入禅定寺行道③。隋炀帝曾从智顗受“菩萨戒”，智顗也说：“我与晋王，深有缘契!”④智顗传业灌顶，灌顶(561—632年)被天台宗尊为五祖，号“章安大师”。仁寿二年(602年)，隋炀帝敕令灌顶随使入京，灌顶持衣负锡来到长安，“三夏阐弘，副君颀戴，每至深契，无不伸请，并随问接对，周统玄籍”⑤。灌顶撰《国清百录》4卷，收录了智顗等人与陈、隋两朝往来的文书共104件，其中隋炀帝与智顗等人往来的书、敕多达65件⑥。隋炀帝与天台宗智顗等人过从甚密，则天台宗在隋末长安乃至关中地区有一定势力。

    唐代初年，雍州醴泉县(今陕西礼泉)美泉乡释遗俗唯以诵《法华经》为业，昼夜相继乃数千遍，一县士女，咸共仰戴⑦。于时又有京城西南丰谷乡福水南史村史呵担，少怀善念，“常诵《法华》，行安乐行。慈悲在意，不乘畜产。虚约为心，名沾令史。往还京省，以习诵相”⑧。雍州万年(治今陕西西安市东)人释法诚童小出家，初止蓝田王效寺师事沙门僧和，以勖讲《法华经》为恒任，又拜谒禅林寺相禅师询于定行，而德茂时宗，学优众仰。隋开皇中，法诚住在长安云华寺，纲理僧镇。唐代初年，法诚结心栖居蓝田悟真寺，“法华三昧，翘心奉行”，“略计十年之勤，万有余遍”⑨。时有山居沙门普济立操标勇，贞专自固，恒游名山，习诵经典偏所通利《大品》、《法华》。唐代武德末年，普济西入关壤，于贞观年间住长安光明寺，“众聚山结，乐闻经旨”⑩。贞观十三年(639年)，唐王朝还召集官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延请慧净大师开阐法华(11)。襄阳(今湖北襄樊)人释法喜虽学诸经部类，而偏以《法华》为宗。仁寿年间(601—604年)，隋文帝敕召法喜入京住长安禅定寺，供礼隆异。武德四年(621年)，右仆射萧瑀在蓝田建津梁寺，追召法喜居此，是时四方慕义，相次山门。法喜后来杖锡骊山南阜，“笃励子弟，诱导山民，福始罪终，十盈八九”(12)。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释善慧于大业末年负锡西入长安，适逢释吉藏正讲《法华》，善慧即依听受，后又师从法喜。武德初年，善慧随法喜住在蓝田津梁寺，自西至东100余里，名林胜地皆建禅坊，“俗本骊戎，互相梗戾。率奖陶化，十室而九”(13)。长安弘福寺沙门智晔深乐《法华》，恒常抄写，所得外利即用雇人，前后出本二千余部，他“身恒自励，日写五张，年事乃秋，斯业无怠”(14)。长安玄法寺有僧“以念《法华经》为业，积十余年”(15)。智顗的弟子释法盛于唐初入京师，“每说法，口出光明，四众戴仰，同于真佛。朝廷尊其道，赐号悟真禅师”(16)，在长安弘传天台宗。禅师僧珍师事智顗，行解深着，初住京师长安胜光寺，后又前往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和华州(治今陕西华县)(17)。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释玄奘精通大、小乘学，尤明《法华》正典，别是一家。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玄奘在京两载，弘扬法华(18)。荆州当阳(今湖北当阳)人释恒景初就文纲律师隶业毗尼，后入覆州山玉泉寺，追随智者禅师修习止观，“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诏入内供养为受戒师”(19)，并被奉为“国都教宗”(20)，“学其宗者，如渴之受浆”(21)。恒景之后，继而在关中地区大弘天台宗者有楚金、飞锡、大光、宪超。京兆周至(今陕西周至)人释楚金，7岁讽诵《法华》，18岁即讲说经义，他一生诵习《法华》6000余遍，名声远扬，“承明三入，弘道六宫，后妃长跪于御筵，天花分散而不着”(22)。唐明皇题额，唐肃宗赐幡，楚金曾于长安千福寺以及终南山翠微寺和悟真寺大弘天台宗(23)，荣冠一时。释飞锡初学律仪，复与沙门楚金栖心研习天台法门“一心三观”。天宝初年，飞锡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24)。释大光俗姓唐，从小念诵《法华》，登戒之岁，西游长安，朝见唐肃宗，肃宗赐名大光，并令中官将其送入千福寺法华道场，“其诵经作吴音，辽辽通于圣听”(25)，后居蓝田精舍，又奉诏住在长安资圣寺。京兆泾阳(今陕西泾阳)人释宪超精通《妙法莲华经》，他于大历八年(773年)试业得度，隶名住长安兴国寺，“持念无亏，经声不辍，优昙花之句偈，晓夕相仍；分陁利之开敷，香风不绝，向万余遍”(26)。楚金、飞锡等人“袭衡台之秘躅，传止观之精义”，他们在关中地区“共宏开示之宗，尽契圆常之理”(27)，使得天台宗在唐代关中地区传承不绝。湖州(今浙江湖州)人释真乘西上京师长安云华寺学《法华》及天台《疏义》，大着声望，章信寺众僧请其说法，“醉千日者一听而自醒，迷终身者暂闻而永悟”(28)。贞元十一年(795年)，真乘移隶安国寺，充任供奉大德，后又驻锡护国寺。真乘在忏法之余，撰着《法华经解疏记》10卷。他在长安弘扬天台宗，直到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示疾终于护国寺。元和中，长安又有释守素居于兴善寺，恒以诵持为务。守素在兴善寺誓不出院，诵习《法华经》3.7万部。长庆初年，有僧玄幽题此院云：“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29)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长安千福寺仍有天台宗僧人(30)。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天台宗才在关中地区渐渐湮没无传了。

    (二)三阶教

    三阶教又称三阶宗、普法宗，是隋代高僧信行(540—594年)创立的一个教派。“三阶”的划分是从佛教所谓“正法”、“像法”和“末法”的说法中演化而来。信行认为，其时社会正处“末法”期(佛灭后1500—1000年)，众生是一切佛、一切经皆悉不能救得的孽种，为救众生，应行普法，就是要归一切佛尽、归一切法尽、归一切僧尽，一切人皆有真如佛性，皆应当做佛来崇拜，末法浊世的人们只有在这种普敬普佛的宗教实践中才能获得解脱。为普法救世，三阶教还创办了“无尽藏”作为其传教手段。

    释信行早年驻锡相州(治今河南安阳)法藏寺。开皇九年(589年)，相州知事奏闻，信行被召入京，受仆射高颎(541—607年)的邀延，在长安真寂寺立院别处，乃撰《对根起行三阶集录》及山东(崤山以东)所制众事诸法，合40余卷，“援引文据，类叙显然，前后望风，翕成其聚”(31)。信行与其弟子在长安先后修建了真寂寺、光明寺、慈门寺、慧日寺、弘善寺5座三阶教寺院，“自尔，余寺赞承其度焉。莫不六时礼旋，乞食为业，虔慕洁诚，如不及也”(32)。开皇十四年(594年)，信行圆寂于真寂寺，弟子们依法林葬收骨起塔于长安城南25公里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楩梓谷因而成为三阶教的圣地。信行之后，其弟子僧邕、裴玄证、本济等人相继在关中地区弘传三阶教。信行的高徒释僧邕在长安化度寺弘传三阶教，“道俗莫非遵奉，及[信]行之殁世，纲总徒众，甚有住持之功”(33)。河东居士裴玄证出家住在长安化度寺，“信行至止，又师之，凡所著述，皆委证笔。末从俗服，尚绝骄豪。自结徒侣，更立科纲。返道之宾，同所击赞”(34)。信行的弟子释本济在长安慈门寺专弘三阶教，“响高别众”(35)。本济之弟善智、弟子道训和道树也在长安敷化三阶教。又有道善、静默、德美等人在关中地区亦以三阶教为业。释道善遵承信行普功德主，释静默从道善受业，“望重京都，偏归俗众”(36)。释德美依承静默十有余年，在长安会昌寺，三业随从，深相器待。静默弘奖福门，开悟士俗，广召大众，“盛列檀那，利养所归，京辇为最”(37)。有史可考的长安三阶教高僧还有真寂寺(化度寺)慧如、法藏和善才，光明寺慧了，赵景公寺道安，净域寺法藏，荐福寺大德明观等人(3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近年在关中地区淳化县金川湾发现了唐代三阶教刻经窟。金川湾石窟共刻经8部：《明诸经中对根浅深发菩提心法》(信行禅师撰，图38)、《明诸大乘修多罗内世间出世间两阶人发菩提心同异法》(信行禅师撰)、《大集月藏分经略抄出》(信行禅师撰)、《七阶佛名》、《大方广十轮经》、《添品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如来示教胜军王》。这8部刻经中，3部为三阶教教祖信行所撰，而《十轮》和《法华》也是三阶教的根本典籍。金川湾8部刻经中，三阶教专有者居半，竟具有三部署名为“信行禅师撰”(图39)，且为存世孤本(39)，非常罕见，极不寻常。这表明，三阶教在隋唐时期的关中地区十分盛行。

    对于三阶教，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就“敕断不听流行”(40)。然而，“其徒既众，蔓延弥广，同习相党，朋援繁多，隋文虽断流行，不能杜其根本”(41)。唐代京师长安的无尽藏院，“恒施为事”(42)。化度寺的无尽藏院，施舍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藏内所供，燕、凉、蜀、赵，咸来取给”(43)。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下敕：“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44)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复牧“诸寺三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所行《集录》(即信行的《三阶集录》)，悉禁断除毁。若纲维纵其行化诱人而不纠者，勒令还俗”(45)，并下诏分散长安化度寺的无尽藏(45)。长安三阶教无尽藏一再受到统治者的禁绝，这说明，三阶教在唐代关中地区长期以来十分流行，而且具有相当势力。据古写本《贞元释教录》卷28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城内55所寺院中设有三阶禅院，其住持相继长达200多年，僧、尼二众有千人以上，都奉三阶教。直到唐敬宗，仍赐长安三阶教化度寺经院金字额，“御跸数往观之”(47)。

    (三)三论宗

    三论宗是隋末高僧吉藏(549—623年)发扬光大印度中观系统龙树、提婆学说而创立的隋代佛教一大宗派。三论宗依据佛教经典《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以真、俗二谛为总纲，宣扬“一切皆空”，从真空的理体方面揭破一切五蕴诸法虚妄不实，彻底破除三毒(贪、嗔、痴)迷惑，企图建立一切无所得的中道正观。

    吉藏长期驻锡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传法，因而世称“嘉祥大师”。开皇末年，晋王杨广在京师长安建日严寺，延请吉藏入居，吉藏“既初登京辇，道俗云奔”(48)，三论宗由此在关中地区弘传开来。武德初年，唐高祖置十大德，吉藏为其中一员。是时，长安实际寺和定水寺两寺连请，吉藏遂受双愿，两以居之，后来齐王李元吉又奉之居于延兴寺(49)。三论宗由于其创立者“嘉祥大师”吉藏晚年在京师长安的弘播，蔚为隋末唐初关中地区佛教一大宗。丹阳智凯、襄阳智拔、荥阳智命等人纷纷来到关中地区，从吉藏听讲受业(50)。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释法澄初从兴皇朗公讲释“三论”，至于教旨乖竞者，法澄皆条理而通畅。仁寿三年(603年)，法澄奉令入关，居于长安日严寺，“广流视听，宪章新致”(51)。大业初年，又有道庄、智矩等人居于长安日严寺弘扬“三论”(52)。江表扬都(今江苏扬州)人释智凯及至学年，辞亲诣至吉藏从受“三论”，“偏工领叠，所以初章中假，复词遣滞，学人苦其烦拿，而凯统之冷然顿释”(53)。隋末唐初，智凯住在长安定水寺，朝廷每有殿会，无不仰推智凯。雍州新丰(今陕西临潼)人释空藏依随道判法师住在终南山龙池寺，钦重经论，日诵万言，前后总计300余卷，“三论”、《涅槃》，探穷岩穴。大业之始，隋炀帝下敕征延空藏入住长安禅定寺。唐运既兴，有敕于金城坊建会昌寺，以空藏行德夙彰，又请入住，供事弥隆。空藏翘勤专注，济度群有，不略寸阴，直到贞观十六年(642年)终于会昌寺(54)。贞观中，又有释元康游学京邑，性情酋勇，闻少解多，群辈推许，朝廷因而诏令其在安国寺讲扬“三论”。元康遂造疏解中观之理，别撰《玄枢》两卷，总明《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之宗旨(55)。贞观以后，三论宗在关中地区寂寥无闻，渐渐衰落了。

    (四)法相宗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是唐代创立的第一个佛教宗派。法相宗以《成唯识论》为主要经典，宣扬“万法(物)唯识”、“心外无法(物)”，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唯识所变”的，人们如果能通过修行停止自我感觉意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和思维)对“内识”(最高的精神本体)的熏染，保持“内识”的纯净，就可以成佛，进入极乐世界，永脱苦海。

    法相宗由玄奘(600—664年)及其弟子窥基(632—682年)创建于关中地区。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和慈恩寺、终南山翠微宫、宜君玉华宫译经说法，直到麟德元年(664年)圆寂于玉华宫(56)。除了应诏曾在东都洛阳短暂停留，玄奘晚年一直在关中地区弘传印度无著、世亲的学说，讲解大乘有宗的思想，创立法相宗。玄奘“门徒三千，达者七十，高徒四人”(57)，其中释窥基最为深得要领。“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58)法相宗创于玄奘，成于窥基。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释窥基是唐代开国元勋、鄂国公尉迟敬德的侄子，他出家躬事玄奘为师，创意留心，勤奋著述，造《疏》可计百本，被时人称为“百本疏主”(59)。玄奘主要从事译经，窥基主要致力于著述，法相宗的重要著述大都出自他的手笔。法相宗从玄奘开宗，窥基阐扬师说，发挥了唯识论的思想，成了法相宗的实际创宗者。窥基长住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法相宗因而又称“慈恩宗”。三藏奘师之神足尚有普光和法宝等人。“时[普]光、[法]宝二法师若[罗]什门之[僧]融、[僧]睿焉，后越精义学，令问孔胶”(60)，俱在慈恩寺，“左右三藏之美”(61)。西域人释利涉夙龄强志，机警溢伦，宗党之中，推其达法。利涉欲游震旦，结侣东征，至金梭岭(地属今陕西铜川)，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礼求玄奘得度，既而群经众论，凿窍通幽。“奘门贤哲辐凑，[利]涉季孟于[普]光、[法]宝之间。”(62)

    慈恩寺释彦悰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然其才不迨[普]光、[法]宝，偏长缀习学耳。于玄儒之业，颇见精微。辞笔之能，殊超流辈”(63)。慈恩寺释嘉尚栖心三藏法师之门，见宗庙之富，窥室家之好，他稽考《瑜伽师地》、《佛地论旨》、《成唯识论》，深得义趣，义门夥多(64)。玄奘为窥基讲新译《唯识论》，西明寺新罗人释圆测(613—696年)贿通守门者窥听，归则缉缀义章。玄奘将欲罢讲，圆测于西明寺鸣钟召众，称讲《唯识》。窥基慊其有夺人之心，遂让圆测讲训。玄奘讲《瑜伽》，圆测依然前往盗听。圆测所著《唯识疏钞》，详解经论，天下分行(65)。“慈恩大师”窥基，门生填委，声振天下，其弟子在关中地区弘传法相宗者尤以义忠最为著名。自玄奘三藏到京后，淄州(属今山东淄博)人释慧沼(650—714年)恒窥壶奥，后又受业窥基法师，因而更加精博(66)。释义忠初从慧沼大师，后乃师资相将，同就窥基之讲肆，居于慈恩寺，“由兹开奖，弟子繁多，讲树别茂于枝条，义门旁开于关窍”，“辈流首伏，声彩悠扬”，“四方美誉，千里归心者，不可胜算矣”(67)。

    唐太宗李世民对于佛教虽说“非意所遵”(68)，但是“护持情深”，他对三藏法师玄奘尤为高度推崇。唐太宗规定，玄奘译经说法，“所须人、物、吏力，并与房玄龄商量，务令优给”(69)。太宗还亲自为玄奘新译的佛经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70)。唐高宗李治则“以[玄奘]法师先朝所重，嗣位之后，礼敬逾隆，中使、朝臣问慰无绝”(71)。法相宗的兴起，实际上是借皇权之力而得以成，与当时整体创新的佛学背景不合，它那“宗论”的行为与中土“宗经”的传统相悖，加之人们对因明逻辑的陌生，导致唯识学说难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同时，唯识学偏于“见”(理论)而忽略“行”(实践)的致命弱点，使得法相宗既不能像禅宗那样为士大夫提供安身立命的支柱，又不能为善男信女给出简单易行的修持法门，从而有效解决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72)，因而难以持久繁荣。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的大力支持下，法相宗在唐代关中地区兴盛了三四十年，三传之后就逐渐衰落了。

    (五)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而得名，创立人释法藏(643—712年)被武则天赐号“贤首国师”，所以该宗又称贤首宗。华严宗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法界缘起说”，“法界缘起说”是关于事(万事万物)、理(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总根源)及理与事、事与事相互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理为事之理体，事为理之显现，所以理事无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是理的显现，所以事事无碍。华严宗要求人们认识到事事无碍，树立起万事万物都是“合理”的世界观，对一切都抱持超脱的态度，这便具有了最高的智慧，也就达到了最高境界。

    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释法顺(557—640年)是华严宗的开拓者，被奉为华严宗初祖。法顺18岁弃俗出家，依从长安因圣寄僧珍禅师，受持定业，后来长住于京城南郊义善寺。他依《华严经》修行，游化于关中三原、武功及骊山等地，“感通幽显，声闻朝野”，唐太宗“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内禁，隆礼崇敬。储宫王族，懿戚重臣，戒约是投，无爽归禁”(73)。早在周武之初，释普圆就游方三辅，诵习《华严经》，常以头陀为志，乐行慈救，利益为先，人有投者，辄便引度(74)。雍州北山人释普济出家依从圆禅师，仪轨行法，独处林野，不宿人世。他游浪物表，而手不释卷，尝读《华严经》，依而结业。北周武帝灭法后，普济便投太白诸山，但愿像教一兴，舍身供养，修普贤行，生贤首国(75)。京兆泾阳(今陕西泾阳)人释普安通明三藏，常业华严。周武灭法后，普安栖隐于终南山楩梓谷西坡。于时，京邑名德三十余僧避地终南，普安总召详集，幽密安处。普安性多诚信，乐读《华严》，一钵三衣，累纪弥励(76)。隋文创历，佛教大兴。开皇八年(588年)，普安入京住在长安静法寺，大阐华严法门。与此同时，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释智正(549—639年)于开皇十年(590年)入关，住在长安胜光寺，后从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左青右彡)渊法师同在终南山至相寺长达28年。智正平生凡讲《华严》、《摄论》、《楞伽》等不计其遍，尤重《华严》，著《华严疏》10卷，余并为《抄记》，具行于世(77)。智正有弟子释灵辨(586—663年)，金城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先在长安胜光寺，后到终南山至相寺，一生讲《华严经》48遍，扬导华严，擅名帝里，京城及诸州僧尼从受归戒者1000余人(78)。灵辨的叔父灵干18岁即可覆讲《华严》，开皇七年(587年)，灵干奉敕住在长安大兴善寺。大业三年(607年)，灵干被任命为长安大禅定寺“道场上座”，他志奉华严，曾依经本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弥勒天宫观》(79)。智正还有弟子泾州(今甘肃泾川县)人樊玄智，初从法顺以诵读《华严》为业，不久又服膺智正，入终南山至相寺，后来驻锡坊州(属今陕西铜川)赤沙乡一石窟，20余年间，“昼诵《华严》，夜修禅观”(80)。天水(郡治今甘肃天水)人释智俨(602—668年)12岁出家，入终南山至相寺，先后师从法顺、达法师、法常、灵辨，而得《华严》之要义于智正(81)。智俨寻常讲说，名贯至相，“而神用清越，振绩京阜”(82)，被奉为华严宗二祖，时人称之为“至相尊者”、“至相大师”，其弟子有法藏、怀齐、慧晓、道成、义湘等人。

    康居(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人释法藏(643—712年)于显庆四年(659年)入太白山求法，师从智俨，听授《华严》。法藏主要活动在长安太原寺(后改名西崇福寺、魏国西寺)、荐福寺、西明寺、云华寺，还曾去过关中岐州(陕西扶风)法门寺，他前后讲旧、新《华严经》30多遍(83)。华严宗由此在关中地区盛极一时，如至开元中，西域人释利涉在长安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84)。法藏著述极多，仅现存者就有23部(85)，其中大部分是从不同方面论述华严宗教义，至此建立了周备的华严宗体系。法藏是华严宗的创立者，被奉为华严宗三祖。法藏的弟子莫能悉数，其中京兆(今陕西西安)人释慧苑有勤无惰，内外流通，华严一宗，尤成精博，陶神练性，深达法义，禀从贤首之门，不负庭训之美，“号上首门人也”(86)。慧苑传法铣，法铣传澄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释澄观(736—839年)长住五台山清凉寺，号“清凉大师”，被奉为华严宗四祖。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年)，澄观奉诏来到京城，帝颇敦重，延入译场，先在长安崇福寺参加《华严》后分40卷的翻译，又在终南山草堂寺编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10卷，还曾于长安云花寺般若阁下画《华藏世界图相》，又著《随疏演义》40卷、《华严经纲要》1卷、《法界玄鉴》1卷、《三圣圆疏观》1卷、《华严》、《法华》、《楞伽》、《中观论》等，别行《小钞疏》共30卷，塑缋形像，缮写经典，不可殚述。澄观洎至长安，朝臣归向，频加礼接，相国齐抗和太常韦渠牟，与其结交很深。故相武元衡、郑絪、李吉甫、权德舆、李逢吉，中书舍人钱徽，兵部侍郎归登，襄阳节度使严绶，越州观察使孟简，洪州韦丹，“咸慕高风，或从戒训”(87)。华严宗因而在关中地区再度兴盛。澄观“弟子传法者一百许人，余堪讲者千数”(88)，其中宗密被奉为华严宗五祖。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人释宗密(780—841年)在数十年中，学无常师。元和初年，他来到京城长安，师从澄观，曾住在终南山智炬寺和长安城南诸寺，晚年常住终南山草堂寺圭峰兰若，故称“圭峰大师”。宗密著述凡200余卷，“持服执弟子礼四众数千百人矣”(89)。宗密被奉为华严宗五祖，但宗密的华严思想充斥着禅宗的成分，他本人也自称是禅宗南宗荷泽禅的传人。宗密统一禅教的结果，将华严宗的理论体系融进了荷泽禅系，使其失去了原有的个性。华严宗倡导的法界缘起，从此大失其固有的理论特色，华严宗的哲学发展遂告终止(90)，华严宗在关中地区的弘传从此也渐渐衰颓了。

    (六)禅宗

    “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91)的简称，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称为“坐禅”或“禅定”。禅宗认为，人人都有佛性，“自心是佛”，佛性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人人皆可成佛，只要人们做到了“无念”，使自己的佛性处于绝对虚静的状态，就能“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在一刹那间的领悟中顿时成佛，而不必去习诵烦琐的佛经，也不必长期坐禅。禅宗是隋唐佛教各宗中实现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一宗，因而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宗。

    南天竺人菩提达摩(?—530年)是中国禅宗公认的东土初祖。南朝刘宋时代，达摩来到中国传法，开示道育和慧可。慧可承袭达摩的《楞伽》法门，专附玄理，展开楞伽禅的化导。护持达摩深旨的慧可门下那禅师、璨禅师等人以《楞伽经》为心要，随说随行，并助以严格的、精苦的头陀行。到了唐代，上有王室的崇敬，下有民间的信仰，达摩禅在四祖道信(580—651年)和五祖弘忍(602—675年)时大放光芒(92)。公元620—675年，道信与弘忍相继驻锡蕲州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的双峰与东山，长达50多年。道信“营宇立像”，弘忍“念佛净心”，盛况空前，诚如《传法宝记》所言，弘忍“既受付嘱，今望所归，裾履凑门，日增其倍，[二]十余年间，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

    禅宗在唐代的畅行始于五祖弘忍。弘忍的弟子玄赜所撰《楞伽人法志》和玄赜的弟子净觉所撰《楞伽师资记》载，弘忍在圆寂之前曾说：“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华州惠藏、随州玄约，忆不见之。嵩山老安，深有道行。潞州法如、韶州惠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越州义方，仍便讲说。……”(93)这是初唐禅宗在全国流布的大体状况。据此可知，唐高宗时代就有弘忍的弟子惠藏在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弘传禅宗，禅宗在关中地区就有传布。除了惠藏，又有荆州支江(今湖北枝江)人释慧安。慧安于贞观中礼拜弘忍大师，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游终南山，石壁而止”(94)。而早在唐太宗时代，长安就有楞伽禅的传化。史载，兖州(治今山东曲阜)法集寺释法冲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近200遍。贞观中，宰相房玄龄致书将其召入京师，法冲“翻翔京邑，即弘大法，晟动英髦，冠盖云蒸”(95)。不过，禅宗在关中地区的广泛传播，则始自武则天时期北宗神秀弟子义福和普寂在长安的传法。

    神秀(606—706年)，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他13岁出家为僧，46岁前往蕲州师事弘忍大师。上元二年(675年)，弘忍圆寂，神秀前往荆州。仪凤中(676—678年)，神秀禅居当阳山玉泉寺，于时前来求法问道者，“云从龙，风从虎”，“岐阳之地，就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市”(96)。武则天闻其名，于久视元年(700年)，遣使礼迎神秀进京，肩舆上殿，武则天“亲加跪礼”，“时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闻风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日以万数”(97)。禅宗五祖弘忍门下，相对慧能禅系而言，神秀禅系被称为北宗。神龙二年(706年)，神秀入寂，弟子义福(658—736年)、普寂(651—739年)最为朝野所重。潞州铜鞮(今山西沁县西南)人释义福自嵩岳而至关中，初止终南山化感寺，处方丈之窒凡20余年，未尝出房宇之外，后隶京城慈恩寺，“道望高峙，倾动物心”(98)。神秀禅门之杰义福在终南山化感寺栖置法堂，士庶求法者“腾凑道场，延袤山谷”，“时有息心贞信之士，抗迹隐沦之辈，虽负才籍贵，鸿名硕德，皆割弃爱欲，洗心清净，斋庄肃敬，供施无方。或请发菩提，或参扣禅囗(要)。有好慕而求进修者，有厌苦而求利益者，莫不恳誓专一，披露尘恼。禅师由是开演先师之业，懋宣至圣之教”(99)。河东人释普寂率性轩昂，离俗升坛，循于经律；临文揣义，迥异恒流。他听闻神秀在荆州玉泉寺，乃往师事，历时六载，神秀尽以其道授之。普寂因而成为神秀的第一高足。神秀卒后，天下好释氏者率皆师事普寂，朝臣归崇，敕使监卫(100)。唐中宗闻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统其法众。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敕令普寂居于长安兴唐寺，“时王公士庶，竞来礼谒”(101)，“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载，人皆仰之”(102)。普寂嗣法弟子在关中地区聚徒开堂传法者有灵著、慧空和惟政等人。绵州巴西(今四川绵阳)人释灵著年殆志学，方遂出家，晚岁师从普寂，领悟宗风，守志弥笃。灵著后至京师，在长安“诞敷禅法，慕道求师者不灭千计，若鱼龙之会渊泽也”(103)，直到天宝五年(746年)圆寂于长安安国寺楞伽经院。又有江陵(今湖北江陵)人释慧空初投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回銮寺恒超门下，授受经业，后入嵩岳少室山，适遇普寂禅会，豁如开悟。唐代宗闻其有道，下诏俾居长安广福寺，“朝廷公卿罔不倾信”(104)。又有释惟政得法于普寂禅师，唐文宗时，惟政即在终南太一(乙)山，“学者盈室”(105)。

    禅宗北宗在关中地区盛行的同时，禅宗南宗在关中地区也有传播。史载，唐长安有卧伦禅师，虽云隐晦，实则阐扬六祖慧能印持，“化导之方，若尸鸠之七子均养也”(106)。越州诸暨(今浙江诸暨)人释慧忠少而好学，法受双峰，默默全真，心承一印。开元中，朝臣王琚和赵颐贞上奏唐玄宗，慧忠禅师应诏入居长安龙兴寺，由是罢相、节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顺风，从而问道。上元二年(761年)正月，唐肃宗迎请慧忠禅师居于长安千福寺，待以师礼。慧忠上奏理人治国之要，“帝闻竦然，膝之前席”，“相国崔涣从而问津，理契于心，谈之朝野。识真之士，往往造焉”(107)。代宗临御，敕令内侍袁守宏迎请慧忠禅师入住长安光宅寺十有六载，随机说法(108)。太原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释灵坦誓入空门，其父时任洛阳县令，灵坦随父入洛，后来嗣法荷泽寺神会禅师。灵坦以为非博通不足以圆证，故参了义于长安慧忠禅师，由是名声高远，天下瞻企。大历五年(770年)，唐代宗赐号“大悲”(109)。灵坦的弟子很多，“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证”(110)。禅宗六祖慧能(638—713年)之后，南宗禅法分为荷泽(河南洛阳)神会(688—762年)、南岳(湖南衡山)怀让(677—744年)、青原(江西吉安)行思(?—740年)三大支。灵坦师承神会，灵坦及其高足全证杖锡长安，这说明南宗荷泽禅在关中地区则有传布。

    有唐一代，不仅南宗荷泽禅在关中地区有流传，南宗牛头禅和洪州禅在关中地区也有流传。那时，在长江下游的润州牛头山(属今江苏江宁县)，以“东夏之达摩”的法融为初祖的禅学——牛头宗兴盛一时。传说中的牛头宗，六代相承，法融传慧方，慧方传法持，法持传智威，智威传惠(慧)忠和玄素(111)。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释法钦(713—792年)28岁受玄素躬为剃发，登坛纳戒，炼行安禅。法钦后来挂锡杭州径山，自兹盛化，参学者很多。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诏迎法钦入京，咨问法要，特为仰重，手诏赐号“国一”，京师名公巨卿皈依者很多(112)。南宗慧能的门人怀让有弟子道一(709—788年)，俗姓马，世称马祖，又因谥曰大寂，世称“大寂禅师”。道一长期驻锡洪州(今江西南昌)弘扬怀让禅法，世称洪州宗。豫章上高(今江西上高县)人释智藏(735—814年)之父为洪州掾，智藏随父至洪州，乐入佛门，“后修禅法，证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780年)，智藏乃入长安，唐德宗令其住华严寺，“辇毂之间，玄学者孔炽，就藏之门，若海水之归投琴之壑矣”(113)，直到太和九年(835年)，智藏圆寂于住寺。会稽诸暨(今浙江诸暨)人释好直在元和初年受具于杭州天竺寺，后“诣洪州禅门，洞达心要”(114)。大(太)和(827—835年)中，好直因游五台曾至京师。开成(836—840年)初年，好直再入长安，策杖大安国寺，“王畿龙象，莫不钦重”(115)。马祖道一的门人大义、怀晖、惟宽亦曾先后入关，在长安“扬其本宗，法门大启，传百千灯，京夏法宝鸿绪，于斯为盛”(116)。衢州须江(今浙江江山)人释大义，20岁受具戒，若律若禅，无不通贯，又前往拜谒道一于洪州，后来宴坐于郡西鹅湖山，学者如麻。唐德宗贞元年间，大义奉诏入京，居长安慈恩寺行禅，“两宫崇重，道俗宗仰”(117)。贞元初年，泉州(今福建泉州)人释怀晖，礼谒洪州道一禅师，顿明心要，后在中条山习禅，为法者蹑迹而往。元和三年(808年)，唐宪宗诏怀晖入长安章敬寺毗卢遮那院安置，“晖既居上院，为人说禅要，朝寮名士日来参问”(118)，复诏入麟德殿赐斋，推居上座。元和十三年(818年)，怀晖示灭，其弟子大多仍活动在关中一带，其中长安荐福寺释弘辩最为有名于当世，唐宣宗赐其紫方袍，号圆智禅师(119)。衢州信安(今浙江衢县)人释惟宽出家“成最上乘于大寂道一”，元和四年(809年)，唐宪宗诏其住长安安国寺，次年，问道麟德殿(120)。元和十二年(817年)，惟宽圆寂在长安兴善寺传法堂，归葬于灞陵西原，诏谥大彻禅师。惟宽一生行化30年，“度黑白众殆及百千万”，“门弟子殆千余”(121)，其弟子亦多在关中地区化禅。

    (七)律宗

    律宗以强调戒律而得名，是以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形成的佛教宗派。律宗主要依据《四分律》，宣扬人们只要长期坚持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来世就可以进入极乐世界。

    律学的传译和讲习始于曹魏，律宗形成于唐代。唐代律宗实乃一分为三，即南山、相部、东塔，非仅一宗也(122)。

    吴兴(属今浙江湖州市)人释道宣(596—667年)于隋大业中，即在关中地区跟以智首律师弘扬《四分律》。道宣久居终南山白泉寺、崇义精舍和丰德寺，后任长安西明寺上座。关于《四分律》，道宣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123)以及《〈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和《行事删补律仪》(124)。道宣号称中国律学第一名匠，他在关中地区标立戒坛，“其间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125)，形成了一大佛教宗派，因其所居久在终南山，故称南山律宗。道宣当途行律，京兆人释道世在长安西明寺与道宣“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126)，道望芬然，三辅钦归。道宣的弟子知名者多在关中地区弘阐南山律宗。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释文纲，年始20岁，辞亲出家，依从道宣律师受法。当时，长安恒济寺的道成律师“敷《四分》一宗，有同雾市”(127)。文纲又登道成之堂，秉承毗尼藏。文纲25岁讲律，30岁登坛，他在长安崇圣寺，“每勤修深思，凝视反听，净如止水，嶷若断山”，“由是八方来学，《四分》永流，请益者举袂云临，赞叹者发声雷骇”(128)。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文纲于内道场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复于宫中坐夏。先天年间(712—713年)，唐睿宗于别殿请文纲为菩萨戒师，妃主环阶，侍从罗拜。唐高宗乾封年间(666—668年)，长安崇圣寺的释灵萼于西明寺躬预道宣法席，然其不拘常所，或近文纲，或亲大慈。灵萼收采所闻作记，以解《〈四分律〉删补钞》，又别撰《轻重诀》，“若然者推究造义章之始，唯慈与萼也”(129)。文纲律师的高足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人释道岸坚修律仪，深入禅慧，道高寰宇，德重丘山，时号“大和尚”。唐中宗遣使征召，道岸入朝与大德数人同居内殿，中宗因请如来法味，“屈为菩萨戒，道岸亲率六宫，围绕供养”(130)。道岸在长安，杖锡中兴寺、庄严寺、荐福寺、罔极寺等寺院，他纲维总务，皆承敕命，深契物心，“律藏冀兮传芳，象教因乎光盛”(131)。西明寺释崇业初同道岸学毗尼于文纲法集，挺拔刚毅，美声洋洋，达于禁闼。唐睿宗操心履道，敕令以旧邸造安国寺，诏请崇业入承明别殿为他受菩萨戒(132)。越州诸暨(今浙江诸暨)人释玄俨迨于弱冠，乃从道岸律师谘受具戒。玄俨后来游诣京师，探赜律范，遇到满意律师等人，皆一方名匠、南山上足。玄俨由是道尊戒洁，名动京师，他在安国寺授记并充大德(133)。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人释神邕精通《四分律钞》，天宝中(742—755年)，他游学长安，居安国寺，“公卿藉其风宇，追慕者结辙而至”(134)。唐德宗时，京兆人释道澄受具之后，习听南山律于诸处。道澄生性率略，住寺不恒，先后居于长安奉恩寺、庄严寺、草堂寺、章信寺等寺院，以弘宣南山律为务(135)。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凡遇诞辰，长安福寿寺释玄畅即入内谈论，充内外临坛大德，他讲律60座，度法者数千人(136)。唐懿宗钦其宿德，蕃赐屡臻，乾符年间(874—879年)，懿宗特赐玄畅师号曰“法宝”。

    道宣于律宗为五世，四世是道云(137)。道云的弟子道洪再传道宣而有南山律宗。道云的弟子洪遵传洪渊，再传法砺而有相部宗。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人释法砺(569—635年)久居相州“化开律部”(138)，号称相部宗。法砺律师，一方名器，五律宗师，“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咸推其向导”，他著疏10卷，别是命家(139)。法砺之上首释满意，专于律学，明其授受，他在长安弘宣相部律，驻锡长安太原寺(140)，盛传法砺之律宗。太原寺或有西塔，为满意律师授律之所，满意号为西塔律师，相部宗遂号西塔宗。满意复授大亮，大亮传授昙一。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人释昙一，于开元五年(717年)西游长安，依观音寺大亮律师传毗尼藏，一传慧炬，远近瞻仰。昙一依照法砺律师《四分律疏》和道宣律师《四分律钞》，自着《发正义记》10卷，“明两宗之*(左马右春)驳，发五部之钤键”(141)。他在长安弘传西塔宗，直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杖锡东归。

    京兆人释怀素(625—698年)幼龄聪黠，器度宽然，受具以后，专攻律部，居于长安恒济寺。怀素后来从师法砺，研习三载，乃见诸瑕。咸亨元年(670年)，怀素发起勇心，决定别述《开〈四分律〉记》。上元三年(676年)，怀素奉诏住在长安太原寺，他旁听道成律师讲学，不辍缉缀。永淳元年(681年)，怀素撰成《开〈四分律〉记》，弹纠古疏，谓之新章，别立一家，所化翕然(142)。怀素还著有《新疏拾遗钞》20卷、《四分僧尼羯磨文》2卷、《四分僧尼戒本》各1卷等书，并讲大律注疏50余遍。怀素曾住在长安太原寺，太原寺有东塔(143)，或为怀素讲律之所，律宗怀素一系相对于西塔宗而言，在后世号称东塔宗。“自此以后，新章旧疏，互相长短。”(144)两疏传授，各擅专门，学者如林，执见殊异，数兴诤论。大历十三年(778年)，唐代宗敕令在长安安国寺设立佥定律疏院，召集慧彻、如净等14名律学大德，定夺新、旧两疏是非。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新佥定疏》完成，但仍许新、旧两疏并行，依从学者所好(145)。

    法砺乃崇《成实》、《有部》，怀素唯寻祖《萨婆》，西塔宗和东塔宗在长安各擅其美。道宣戒节孤峻，行满德高，“宣之持律，声振竺乾；宣之编修，美流天下”(146)。他以护持教法为己任，临坛度人，授心扬律，人咸景仰，宗匠当时。“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为司南矣”(147)，唐代律宗以南山宗的宗风最盛。

    (八)净土宗

    净土宗又称莲宗，是以《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和《阿弥陀经》为主要经典，以观佛和念佛专修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宗旨而形成的佛教宗派。净土宗宣称，人们只要坚持不懈地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或“南无阿弥陀佛”，身死之后就可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净土宗简便易行，因而成为唐代最为大众化的佛教宗派。

    净土宗形成于唐代贞观年间，创立者是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善导(613—681年)。善导初诵《法华》、《维摩》，不久又到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北山石壁玄中寺，师从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道绰(562—645年)学习净土要旨，笃勤精苦。善导后至京师，在长安光明寺说法。他写下《阿弥陀经》数万卷，广行此化，士女奉者，其数无量(148)。“以故京师至于左右列郡，念经佛者踵迹而是。”(149)善导卒后被葬在长安城南香积寺(在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图43)，香积寺成为唐代净土宗的发源地。长安温国寺寺内的净土院为京城之最妙。温国寺净土院，尹琳画三门，内有吴道子所画鬼神(150)。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释宝相19岁出家，住在京师罗汉寺。宝相六时礼悔，40余年间，每夜课诵《阿弥陀经》7遍，念佛名6万遍。他临终前再三嘱咐人们：“以念佛为先，西方相待，勿虚度世。”(151)长安弘善寺释法旷专修定念，无涉时方。《无量寿经》世称难诵，而法旷一日两卷，文言请了，“故其诵持，罕有加者”(152)。时有启芳法师、圆果法师在蓝田悟真寺三夏结契，专念阿弥陀佛，自云“且见极乐世界平坦如鉴，娑婆世界纯是山川”(153)。开元初年，有释慧日西行求法回到长安，唐玄宗赐号慈慜三藏。慧日在天竺遍问三藏学者，所说皆赞净土。他平生勤修净土之业，著有《往生净土集》行于世，“其道与善导、少康异时同化也”(154)，则其在长安所弘必是净土法门。唐德宗贞元初年，缙云仙都山(属今浙江缙云县)人释少康来到洛阳白马寺，见物放光，探得《善导行西方化导文》，“遂之长安善导影堂内乞愿见善导”(155)。少康号曰“后善导”，其驻足长安亦必说教净土宗。以上所述，仅是有史可考的在唐代长安弘播净土宗的几个传人。净土宗的教义简单明了，修习简便易行，因而在唐代民间广泛流传。同样，净土宗在唐代关中地区民间十分流行，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景象，这里也就难以一一道及了。

    (九)密宗

    密宗又称真言宗，亦称瑜伽密教，以佛法奥秘，不经灌顶(156)、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而得名，与信奉佛教经典的“显宗”相对而言。密宗宣传以“身密”(手结印契)、“语密”(口诵真言咒语)、“意密”(心作观想佛尊)三密与诸佛之身、口、意相应行，即可成佛。公元7世纪以后，印度佛教的显教渐衰，密教兴起，密宗是印度密教流行于中国的产物。

    密宗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于唐玄宗开元时期。“开元三大士”主要活动在长安。中印度人善无畏(673—735年)早年在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密教。开元四年(716年)，他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礼遇，先后在兴福寺、西明寺广敷密教，翻译密籍。善无畏被“尊为教主”，唐玄宗设内道场，“自宁、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宾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礼国师以广成之道，致人主于如来之乘，巍巍法门，于斯为盛”(157)。开元八年(720年)，南印度人金刚智(669—741年)来到长安，继踵弘化密教，他先后在资圣寺、荐福寺翻译密教经典，“智所译总持印契，凡至皆验，秘密流行，为其最也。两京禀学，济度殊多，在家出家，传之相继”(158)。

    密教在长安，爰自善无畏渐开昏昧，中经金刚智相续弘持，至于不空，宗风大盛。北印度人不空(705—774年)自幼来到唐朝，师从金刚智学习密教。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不空赴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寻求密藏梵本。天宝五年(746年)，不空携带大量密宗经典还京，在长安进行翻译，他一生翻译佛经111部143卷(159)，因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不空在长安一直致力于密宗经典的翻译，他栖心挂锡长安净影寺和兴善寺宣扬弘化密教，“居灌顶师位四十余年，入坛弟子，授法门人，三朝宰臣，五京大德，缁素士流，方牧岳主，农商庶类，盖亿万计，其登戒坛，二千弟子，一切有部，独为宗师”(160)。不空在宫廷内道场中先后为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灌顶授法，翼赞三朝，成为三代国师。

    密宗在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三朝最为兴盛，长安是唐代密教传播中心，兴善寺、兴唐寺、安国寺、青龙寺等寺院是唐代长安著名的密宗道场。兴善寺有文悟阇梨“解金刚界，城中好手”(161)，兴善寺有元政和尚“深解金刚界，事理相解”(162)。唐代宗于兴善寺设立道场，敕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并入灌顶(163)。夏州朔方(今陕西靖边)人释潜真秉承不空密教，入曼荼罗，登灌顶坛，受成佛印。唐德宗贞元年间，潜真在兴善寺惩劝僧尼(164)。直到唐文宗时，兴善寺翻经院仍为国开灌顶道场(165)。考古发现的法门寺瘗藏佛骨舍利的金银函上，都錾刻有“上都大兴善寺传最上乘佛祖大教灌顶阿阇黎三藏苾*(上艹下刍)智慧轮敬造”的铭文(166)。大慧禅师释一行于金刚三藏学《陀罗尼秘印》，复同无畏三藏翻译《毗卢遮那佛经》，“其传密藏，必抵渊府也”(167)。唐睿宗、唐玄宗都曾请一行入集贤院，又下诏住兴唐寺。唐文宗时，长安兴唐寺被奉为国开灌顶道场(168)。杭州人释崇惠虽勤禅观，但多以密教为恒务。大历初年，崇惠挂锡长安章信寺，唐代宗诏授鸿胪卿，号曰护国三藏，敕居安国寺，“自尔声彩发越，德望峻高”(169)。唐文宗时，长安大安国寺有元简阇梨，“解金刚界好手，兼解悉昙，解画，解书梵字”(170)。安国寺是唐代长安至为重要的密宗寺院。在安国寺遗址，考古发现了密教以大日如来为首的五佛之一——宝生佛石像(图44)、宝生佛的金刚身——金刚手石像(图45)、大日如来的教令轮身——降三世明王石像(图46)、马头明王石像(图47)、不动明王石像(图48、图49)，像高52—88厘米，造型生动，雕工精致。从遗存的宝生佛石像可以推知，当年安国寺不止单独供奉一尊宝生佛，依据密教教理，还应供奉有以大日如来为首的阿閦佛、不空成就佛、阿弥陀佛及其眷属诸尊。从遗存的不动明王、马头明王、降三世明王石像，可以推知当年安国寺应有以不动明王为首的八大明王，即不动、降三世、大威德、大笑、大轮、马头、无能胜、步掷(171)。坐骑为马的宝生佛在历代汉传佛像中所见不多，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十分高大的马座宝生佛，意义非同寻常。唐密不动明王尽管在密教典籍中记载颇多，但在安国寺不动明王像出土之前所见实物只有一尊唐雕石像(现藏美国菲利亚博物馆)。从安国寺遗址出土的珍贵而又丰富的密教石像，可知唐长安密教之盛。

    唐长安著名的密教活动中心还有青龙寺。青龙寺的润和尚“但解胎藏，深得一业，城中皆许好手”(172)，青龙寺的义真和尚兼通金刚、胎藏两部密法(173)。青龙寺在唐代长安以发扬密宗而著名，其影响还远播域外。当时的日本、新罗等国僧人多来青龙寺学习密教，特别是对日本佛教影响深远。当时日本入唐求法的“学问僧”和“请益僧”很多，其中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叡八人最为著名，在日本称之为“入唐八家”。“入唐八家”中，除了最澄和常晓，其它六人都曾在青龙寺受法。圆珍(814—891年)从青龙寺求得胎藏、金刚两部经法等115卷以及两部曼荼罗等其它法具(174)。空海(774—835年)回国后，在日本弘传密教，从而成为开创“东密”的大师。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惠果长住青龙寺。惠果从善无畏学胎藏界密法，从金刚智学金刚界密法，从不空受灌顶，他是继不空之后在长安大弘密宗的传人，亦为三代(代宗、德宗、顺宗)国师(175)。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惠果圆寂。惠果入灭后，密宗在关中地区随之渐衰，但仍有流传。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发现的晚唐皇室供奉的名贵佛教文物中，既多密教纹饰，又多密教尊像和法器(176)。在西安西郊的晚唐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铜臂钏，在臂钏的小铜盒内，盛着一幅约26.5厘米见方的绢画曼荼罗(图50)，中央绘三眼八臂大随求菩萨坐像，左四手分持轮索、三叉戟、宝幢、梵箧，右四手分持五钴杵、斧、拂子、宝剑，其四周是悉昙体梵文书写的咒语，夹以汉文供养者姓名“焦铁头”、“一切佛心咒”、“灌汤”、“吉界”等(177)。

    综上所述，隋唐宗派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弘传尤以关中最为兴隆。天台宗肇源于关河旧义，法相宗和东塔律宗开创于长安，华严宗和南山律宗形成于终南山，至如密宗和净土宗的形成亦与关中地区颇有干系，关中地区是隋唐佛教诸大宗派的发源地。因而，时至今日，西安兴善寺和青龙寺被中外佛教界视为密宗祖庭，西安慈恩寺和长安兴教寺是法相宗祖庭，终南山至相寺和户县草堂寺是华严宗祖庭，终南山丰德寺是律宗祖庭，终南山楩梓谷是三阶教的圣地。长安是隋唐宗派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中心，以关中为基点，隋唐宗派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弘传各有千秋。虽然我们不能大小不捐、全面论述隋唐宗派佛教在西北各地流传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说，隋唐各大宗派佛教在西北许多地区都有流播，在有些地区还非常兴盛，河西地区就是如此。考古工作者在河西敦煌发现了三阶教残卷，还发现了《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残卷(178)。长安西明寺唯识宗学问僧昙旷的著作《大乘百法明门论》和《大乘二十二问》在敦煌有长久的影响(179)。这些佛书在敦煌的流传，说明三阶教、净土宗和法相宗在敦煌都有传布。唐代禅宗正式形成于南宗禅慧能(638—713年)一世，南宗的地位在神会(670—762年)在世时得到高扬。在神会去世约30年后，即8世纪末，禅宗南、北宗著作已在敦煌流行，敦煌本《坛经》的年代约在公元790年前后。8世纪末至10世纪，敦煌僧俗中流传的禅宗在敦煌遗书中留下了约100种、约300件的文献(180)。8至10世纪，敦煌僧俗中禅宗的流传，已为许多文献所证实。据统计，敦煌遗书中题为“《四分戒本疏》，沙门慧述”的4卷本文书多达62件(181)，而此疏引用了法砺系统的作品(182)。由此可见，唐代律宗的西塔宗流布于敦煌。敦煌不仅有西塔宗的流布，而且有东塔宗的传播。敦煌遗书中得见怀素所集的僧羯磨就有S.1162、S.1922、S.2659、S.4427、S.4650号诸卷，怀素所集的尼羯磨有S.2974号(183)。敦煌本道宣集《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有20多件残卷(184)，“毗尼藏主”和“临坛大德”职衔在敦煌文书中频繁出现(185)，都反映了以弘扬《四分律》为宗旨的道宣南山律宗在敦煌亦颇为盛行。天宝十三年(754年)，密宗大师不空到武威，住在开元寺，“节度以下，至于一命，皆授灌顶。士庶之类，数千人众，咸登道场”(186)。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夏，不空才奉诏还京。迨至唐末五代，“陇坻道俗，皆禀承密藏”(187)。在敦煌，莫高窟现存较明确的最早密教形象是在武周时期窟室的前壁，如第321、331两窟窟门北侧和第334、340两窟窟门上方的十一面观音(图51、图52)，以及第341号窟门上方坐佛两侧的八臂观音。莫高窟自盛唐以后，密教形象无论在种类、数量乃至所在位置等方面，持续了较长时期的发展。莫高窟盛唐密像图画已不限于主室东壁(门壁)，几乎扩展到窟内所有各壁，甚至如第165、169两窟在甬道顶布置了孔雀明王。建成于大历十一年(776年)的第148窟，除了在主室东壁门上绘有千手千眼观音外，还在南壁设如意轮观音龛，在北壁设不空绢索龛，这两个龛是莫高窟出现最早的密教龛。与盛唐相比，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年)的莫高窟密教形象的数量和所占壁面的位置都大大增多，千手千眼观音和千手千钵文殊、文殊变和普贤变、双十一面观音、双地藏、双天王等两身尊形成组的情况十分盛行。约在这一时期的较晚阶段，文殊变出现了五台山背景，观音形象越来越繁多，天王也日益复杂，出现了毗沙门天王决海和东方提头赖叱天王。与此同时，主室顶心出现了羯摩杵(交杵)，围绕羯摩杵，有的还绘出一匝金刚杵(单杵)。晚唐张义潮时期，中唐时期流行在主室东壁窟门两侧绘画成组的两身密教尊形的做法仍在莫高窟流行，并显著地向主室南、北壁面扩展。此外，敦煌莫高窟的密教形象又有了新的组合，出现了密教经变——密严经变的新题材，其中以第156、14、161窟最具代表性(188)。自开元迄唐末是佛教密宗流行的盛期，就汉地唐密系统而言，现存最完整的遗迹，首推敦煌莫高窟。举凡玄宗以前的密教图像、密教与佛教其它派别图像长期并列的遗迹以及较为系统的密教窟室的情况，皆以莫高窟所保存者最为丰富、完备，而且还有藏经洞所出大量与密教有关的汉藏文献和各种绢、纸本图像(189)，都是密教在敦煌及河西地区盛行的历史见证。

    ①  《续高僧传》卷30《真观传》。

    ②  《续高僧传》卷17《智顗传》。

    ③  《续高僧传》卷28《慧超传》。

    ④  《佛祖统纪》卷6。

    ⑤  《续高僧传》卷19《灌顶传》。

    ⑥  《大正藏》卷46《国清百录》。

    ⑦  《续高僧传》卷28《遗俗传》。

    ⑧  《续高僧传》卷28《遗俗传》。

    ⑨  《续高僧传》卷28《法诚传》。

    ⑩  《续高僧传》卷27《普济传》。

    (11)  《续高僧传》卷3《慧净传》。

    (12)  《续高僧传》卷19《法喜传》。

    (13)  《续高僧传》卷28《善慧传》。

    (14)  《续高僧传》卷28《道积传》。

    (15)  《寺塔记》卷上。

    (16)  《佛祖统纪》卷9。

    (17)  《佛祖统纪》卷9。

    (18)  《宋高僧传》卷24《玄奘传》。

    (19)  《宋高僧传》卷5《恒景传》。

    (20)  《全唐文》卷319，李华《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

    (21)  《宋高僧传》卷5《恒景传》。

    (22)  《宋高僧传》卷24《楚金传》。

    (23)  《宋高僧传》卷24《楚金传》。

    (24)  《宋高僧传》卷3《飞锡传》。

    (25)  《宋高僧传》卷24《大光传》。

    (26)  《全唐文》卷919，元应《兴国寺故大德上座号宪超塔铭并序》。

    (27)  《全唐文》卷379，岑勋《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

    (28)  《宋高僧传》卷15《真乘传》。

    (29)  《宋高僧传》卷25《守素传》。

    (30)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曰：开成三年，“[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市头秤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更买白绢二匹，价二贯，令作七条、五条二袈裟。亦令僧贞顺勾当此事。斋后，禅门宗僧等十三人来相看——长安千福寺天台宗惠云，禅门宗学人僧弘鉴、法端、誓实、行全、常密、法寂、法真、惠深、全古、从实、仲诠、昙幽——等书云……”

    (31)  《续高僧传》卷16《信行传》。

    (32)  《续高僧传》卷16《信行传》。

    (33)  《续高僧传》卷19《僧邕传》。

    (34)  《续高僧传》卷16《信行传》。

    (35)  《续高僧传》卷18《本济传》。

    (36)  《续高僧传》卷29《德美传》。

    (37)  《续高僧传》卷29《德美传》。

    (38)  李健超：《长安三阶教寺院与终南山三阶教圣地》，(韩)《民族与文化》1994年第2辑。

    (39)  张总、王保平：《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载《文物》2003年第5期；张总：《陕西新发现的唐代三阶教刻经窟初识》，见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200页。

    (40)  《历代三宝记》卷12。

    (41)  《开元释教录》卷18。

    (42)  《续高僧传》卷24《道会传》。

    (43)  《两京新记》卷3。

    (44)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15。

    (45)  《开元释教录》卷18。

    (46)  《全唐文》卷28《分散化度寺无尽藏财物诏》曰：“化度寺无尽藏财物、田宅、六畜，并宜散施京城观、寺，先用修理破坏尊像、堂殿、桥梁；有余，入常住，不得分与私房。”

    (47)  《长安志》卷10。

    (48)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

    (49)  《续高僧传》卷11《吉藏传》。

    (50)  《续高僧传》卷14《智凯传》、《智拔传》，卷27《智命传》。

    (51)  《续高僧传》卷9《法澄传》。

    (52)  《续高僧传》卷9《道庄传》，卷11《智矩传》。

    (53)  《续高僧传》卷30《智凯传》。

    (54)  《续高僧传》卷28《空藏传》。

    (55)  《宋高僧传》卷4《元康传》。

    (56)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详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57)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58)  《宋高僧传》卷4《窥基传》。

    (59)  《宋高僧传》卷4《窥基传》。

    (60)  《宋高僧传》卷4《法宝传》。

    (61)  《宋高僧传》卷4《普光传》。

    (62)  《宋高僧传》卷17《利涉传》。

    (63)  《宋高僧传》卷4《彦悰传》。

    (64)  《宋高僧传》卷4《嘉尚传》。

    (65)  《宋高僧传》卷4《圆测传》。

    (66)  《宋高僧传》卷4《慧沼传》。

    (67)  《宋高僧传》卷4《义忠传》。

    (68)  《全唐文》卷8，唐太宗《贬萧瑀手诏》。

    (69)  《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70)  文见《全唐文》卷10。

    (7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

    (72)  夏金华：《唐代法相宗的衰落原因新论》，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4期。

    (73)  《续高僧传》卷25《法顺传》。

    (74)  《续高僧传》卷27《普圆传》。

    (75)  《续高僧传》卷27《普济传》。

    (76)  《续高僧传》卷27《普安传》。

    (77)  《续高僧传》卷14《智正传》。

    (78)  《华严经传记》卷2。

    (79)  《续高僧传》卷12《灵干传》。

    (80)  《华严经传记》卷4。

    (81)  《华严经传记》卷3。

    (82)  《续高僧传》卷25《法顺传》。

    (83)  《大正藏》卷50《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84)  《宋高僧传》卷17《利涉传》。

    (85)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8页。

    (86)  《宋高僧传》卷6《慧苑传》。

    (87)  《宋高僧传》卷5《澄观传》。

    (88)  《宋高僧传》卷5《澄观传》。

    (89)  《宋高僧传》卷6《宗密传》。

    (90)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91)  《宋高僧传》卷13《习禅篇总论》曰：“梵语禅那，华言念修也。以其触情念而无念，终日修而无修。又云正定也，正受也。正则廓然冥而定矣。正受简邪思惟，增遍计故。所以奢摩他以寂静故，三摩提以观如幻故，若禅那者，俱离静幻故，始云菩萨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众生令登彼岸也。”

    (92)  关于禅宗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的法统传承，详参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93)  《大正藏》卷85《楞伽师资记》。

    (94)  《宋高僧传》卷18《慧安传》。

    (95)  《续高僧传》卷25《法冲传》。

    (96)  《全唐文》卷231，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并序》。

    (97)  《旧唐书》卷191《神秀传》。

    (98)  《旧唐书》卷191《义福传》，《宋高僧传》卷9《义福传》。

    (99)  《全唐文》卷280，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并序》。

    (100)  《圆觉经大疏钞》卷3。

    (101)  《旧唐书》卷191《普寂传》，《宋高僧传》卷9《普寂传》。

    (102)  《宋高僧传》卷9《义福传》。

    (103)  《宋高僧传》卷9《灵著传》。

    (104)  《宋高僧传》卷9《慧空传》。

    (105)  《五灯会元》卷2《终南山惟政禅师》。

    (106)  《宋高僧传》卷27《海云传》。

    (107)  《宋高僧传》卷9《慧忠传》。

    (108)  《五灯会元》卷2《南阳慧忠国师》。

    (109)  《宋高僧传》卷10《灵坦传》。

    (110)  《全唐文》卷731，贾餗《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并序》。

    (111)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2页。

    (112)  《宋高僧传》卷9《法钦传》。

    (113)  《宋高僧传》卷11《智藏传》。

    (114)  《宋高僧传》卷30《好直传》。

    (115)  《宋高僧传》卷30《好直传》。

    (116)  《宋高僧传》卷9《怀让传》。

    (117)  《全唐文》卷715，韦处厚《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

    (118)  《宋高僧传》卷10《怀晖传》。

    (119)  《五灯会元》卷4《荐福弘辩禅师》。

    (120)  《宋高僧传》卷10《惟宽传》。

    (121)  《全唐文》卷678，白居易《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

    (12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5页。

    (123)  《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

    (124)  《大唐内典录》卷5。

    (125)  《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

    (126)  《宋高僧传》卷4《道世传》。

    (127)  《宋高僧传》卷14《道成传》。

    (128)  《宋高僧传》卷14《文纲传》。

    (129)  《宋高僧传》卷14《灵萼传》。

    (130)  《宋高僧传》卷14《道岸传》。

    (131)  《宋高僧传》卷14《道岸传》。

    (132)  《宋高僧传》卷14《崇业传》。

    (133)  《宋高僧传》卷14《玄俨传》。

    (134)  《宋高僧传》卷17《神邕传》。

    (135)  《宋高僧传》卷14《道澄传》。

    (136)  《宋高僧传》卷17《玄畅传》。

    (137)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0页。

    (138)  《续高僧传》卷22《法砺传》。

    (139)  《宋高僧传》卷14《怀素传》。

    (140)  《宋高僧传》卷14《满意传》。

    (141)  《宋高僧传》卷14《昙一传》。

    (142)  《宋高僧传》卷14《怀素传》。

    (143)  《宋高僧传》卷14《法慎传》：“释法慎，姓郭氏，江都人也。……从瑶台成律师受具戒，依太原寺东塔体解律文，绝其所疑，时贤推服。”

    (144)  《宋高僧传》卷15《如净传》。

    (145)  《宋高僧传》卷15《圆照传》。

    (146)  《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

    (147)  《宋高僧传》卷16《明律篇总论》。

    (148)  《续高僧传》卷27《会通传》。

    (149)  《净土往生传》卷中。

    (150)  《历代名画记》卷3。

    (151)  《续高僧传》卷28《宝相传》。

    (152)  《续高僧传》卷27《法旷传》。

    (153)  《宋高僧传》卷24《僧炫传》。

    (154)  《宋高僧传》卷29《慧日传》。

    (155)  《宋高僧传》卷25《少康传》。

    (156)  灌顶是一种印度习俗，父王为王子灌顶使其成为国王。早期大乘佛教将菩萨历程分成十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叫“灌顶地”，因为当一位菩萨达到这个阶段时，“如来身上发出光芒，使其成为无所不知的正等觉”。仪式结束时，新僧人要用四海之水沐浴，这种习俗显然是模仿国王灌顶的。参看周一良《唐代密教》附录十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157)  《宋高僧传》卷2《善无畏传》。

    (158)  《宋高僧传》卷1《金刚智传》。

    (159)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5。

    (160)  《大正藏》卷50《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161)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九月六日”条。

    (16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九月六日”条。

    (163)  《宋高僧传》卷1《不空传》。

    (164)  《宋高僧传》卷5《潜真传》。

    (165)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曰：开成六年四月一日，“大兴善寺翻经院为国开灌顶道场，直到二十三日罢”；“[四]月七日，[圆仁]往大兴善寺，入灌顶道场随喜及登大圣文殊阁”。

    (166)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10期。

    (167)  《宋高僧传》卷5《一行传》。

    (16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曰：开成六年二月十五日，“兴唐寺奉为国开灌顶道场——从十五日至四月八日——有缘赴来结缘灌顶”。

    (169)  《宋高僧传》卷17《崇惠传》。

    (17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九月六日”条。

    (171)  程学华：《唐贴金画彩石刻造像》，载《文物》1961年第7期；金申：《西安安国寺遗址的密教石像考》，载《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

    (17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九月六日”条。

    (173)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开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条，卷3“开成五年九月六日”条，卷3“会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条。

    (174)  《大正藏》卷55《青龙寺求法目录》。

    (175)  《大正藏》卷50《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

    (176)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10期。

    (177)  李域铮：《西安西郊出土唐代手写经咒绢画》，载《文物》1984年第7期。

    (178)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2页。

    (179)  (日)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研究》，第41—50页，京都1990年出版。

    (180)  姜伯勤：《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见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79页。

    (181)  (日)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研究》，第362页，京都1990年出版。

    (182)  (日)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研究》，第365页，京都1990年出版。

    (183)  (日)土桥秀高：《敦煌的律藏》，载《敦煌讲座》第7册，第247—248页，东京1984年出版。

    (184)  (日)土桥秀高：《敦煌的律藏》，载《敦煌讲座》第7册，第247页，东京1984年出版。

    (185)  姜伯勤：《敦煌毗尼藏主考》，见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39页；姜伯勤：《敦煌戒坛与大乘佛教》，见《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359页。

    (186)  《大正藏》卷50《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

    (187)  《宋高僧传》卷25《道贤传》。

    (188)  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上)》，载《文物》1989年第9期。

    (189)  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下)》，载《文物》198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