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1861—1940)，近代僧人。俗姓赵，名绍伊，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以行号，陕西合阳人。少习儒业，曾著有《声痒序》，盛弘儒教，力排佛道。19岁时，因事偶至终南山南五台，听一僧开示，顿有所悟，遂植佛根。
清光绪七年(1881)，21岁的印光法师至终南山莲花洞寺从道纯和尚出家，后住南五台无门洞(俗称湘子洞)参究佛典。翌年，赴安康双溪寺受具足戒。未几，复返无门洞博览经藏，专修净土。
26岁(1886)初具根底后，印光法师负笈远游，求师访友。始北上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学业大进。曾在北京、温州等处担任副讲席，弘扬净土，初露锋芒。1893年，浙江普陀山住持化闻法师入京，为该寺选拔检阅人选。印光法师以道才出众中选，遂结伴南行，被举为法雨寺上座。从此，法师即在该寺藏经楼遍参诸法，精研净土，为尔后发扬光大净土宗奠定了基础。
1897年夏，印光法师在该寺宣讲《弥陀疏钞》，微言大义，新入耳目，听众无不叹服。圆满后，法师居藏经楼闭关苦修，深究佛理，著书立说，足不出山垂20年。其时，江南各宗高僧，常与法师辩难释疑，法师旁征博引，口若悬河，熔八宗于一炉，而以净土为不二法界。辩诘者莫不心悦诚服，称其为“大无畏”。
此后，印光之名渐著，以至闻名天下。1924年12月，据印光法师致高鹤年居士书云：“光数十年来印光二字不敢露出，由阁下多事之故，欲令贱名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其因1912年春，浙江著名大居士高鹤年远游秦晋，专程赴终南山拜访印光法师，未遇。次年八月，高复往普陀山法雨寺拜访法师，一见如故，称其“言语快利，道气过人，今日稀有之僧宝也”。于是，高求得法师之稿数篇，刊于上海《佛学丛报》。自此，世人始知印光之名。随后，高又和有关人士多方搜寻法师文稿，得其文一百多篇，编为《印光法师文钞》，广为发行，法师名声由是大著。上至总统督军，下至平民百姓，莫不许法师为净土宗十三祖而争相推崇迎送，朝山问道。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颁施法师“悟做圆明”匾额一方，并发布指令褒扬。陕西督军陈树藩曾派定慧和尚专程赴浙，敦请法师返陕弘法。全国各省僧众，争相皈依座下。朝山问道之人，莫不以得法师只字片言为奇货可居。
印光法师修持以实学、实行、实证为主，常言“今人多尚空谈，不务实践，应真信切愿以修实行”。其虽身居南方而心系故乡，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法师即致信西安大兴善寺住持体安和尚，嘱其弘扬净土，福佑秦邦。1923年在南京与人合作创办放生念佛道场，开办佛教慈幼院。1930年2月移住苏州灵岩山报国寺，专心校印《净土经论》，修订普陀、清凉、峨眉、九华《四大名山志》。同年在灵岩山寺建立专修净土道场。在上海创办弘化社，流通佛教经典。次年仍迁苏州报国寺，以净土法门开示后进，弟子多达五十万人。以卫国、卫民、卫教为己任，并以之指导僧俗信众。不愧为一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高僧。
法师道貌严峻，每遇背道离经僧伽，辄加呵斥，其高足见之，肃然起敬，故人称其“道风峻肃，有泰山巍峨之感”。法师无傲气而有傲骨，平生与达宫贵人交往，从不出一阿谀奉承之语，不喜交结非类。名利之徒，望之却步。
法师德高识广，治学勤苦，诸宗兼通，尤精净土。其著作宏富，风行海内，主要有《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嘉言录》和《印光法师诗钞》等。
抗战爆发后，印光法师避居苏州灵岩寺，闭门不出，专事念佛。苏州失陷后，日军中的佛教徒多人闻名上山恳求开示，法师义正辞严地说：“少杀人，多念佛。”闻者当时虽不悦，然归来均相戒勿扰此山，故活人甚多。此后，法师遂谢绝应酬，不言世事，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0年冬，法师染疾，久治不愈，延及12月2日溘然西去，春秋七十有九。其临终前犹督众念佛，发愿俱生西方。言讫则安然圆寂。法师圆寂后，浙江、江苏、广东、广西和河北等省佛界纷纷开会追悼，并编印法师遗文多种行世。
噩耗传至西安，陕西佛界曾开展各种活动以志纪念。其高足康寄遥、俞嗣如等居士，事后主持西北印光法师永久纪念会，建立印光法师塔殿，刊行印光法师净土经书，借以寄托对法师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