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960—1127)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的社会动乱和地区分治的局面，全国再次出现了统一。与汉、唐等大一统的帝国相比，北宋王朝有许多新的特点制约着禅宗演变的方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北宋采取君主专制主义，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唐以来，藩镇猖狂，最后造成封建割据，对整个统治阶级不利，所以必须结束。自五代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崛起，从东方和西方两个方面内入，为了抗御“外患”，需要军政财力的高度集中。在经济上，南方的农业开发和工商业的繁荣，客观上要求消除地方势力，使个体业者(主要是农民)得到保护，并保证市场的统一。因此，君主专制制度的推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在这种特殊的内外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专制制度，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变化尤为剧烈。国家至上，君主至上，化作“忠君报国”，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思想纲领和道德标准。这种倾向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愈益强烈，直到北宋南渡和南宋灭亡。这也成为影响禅宗变化中最持久的一个因素。
影响两宋禅宗发展的另一个社会因素，是士大夫普遍喜禅。士大夫喜禅自唐初开始，至中唐转盛，他们的思想情绪始终是影响禅宗发展的一大动力。但相对而言，农民，特别是其中的流民，对禅宗的推动力更强。至于宋代，农民的影响力明显减弱，禅宗与士大夫的联系则全面加强。在特定意义上说，宋代的禅宗主要是为适应士大夫口味的禅。
士大夫增强与禅宗的联系，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禅宗吸取佛教的哲学世界观、修心养性的路线和通俗语录的表达方法，为新儒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第二，将禅宗作为平衡心理的手段，把丛林当作避世、逃世的退路，政治失意者尤其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人生出路。两宋文人之所以特别需要禅的慰藉，也与时代有关。君主专制主义强化了士人对国家的依赖性，增强了国家观念和民族责任感，充分表现了中国士人的爱国主义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与此同时，也滋长了独裁者的昏聩无能和苟且无耻，致使最有才能、最有抱负的士人，也不能不产生无可奈何的沮丧和无所作为的失望。
宋王朝为防止官吏擅权而进行的行政改革，并没能解决小人擅权的问题，反而给大量干才以种种牵制，所以往往是“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①。出于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考虑，机构设置往往臃肿膨胀，人浮于事，加上任用和罢黜随意，提拔的多，需要安置的更多，从而造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而官场变换，宦海沉浮，都促使士大夫从禅中寻找精神寄托。
大致说来，士大夫经世都要作两手准备，这几乎成了两宋文武官僚的共性。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
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荆公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山谷(黄庭坚)云：“佩玉而心如枯木，立朝而意在东山。”
包括像岳飞那样气吞山河的将领，也不时流露出退隐之志。在当时，精神上退隐的最好去处，莫过于禅了。参政钱端礼临终遗言谓：
浮世虚幻，本无去来。四大五蕴，必归终尽，虽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大丈夫磊磊落落，当用把定，立处即真。顺风使帆，上下水皆可；因斋庆赞，去留自在。此是上来诸圣，开大解脱，一路涅槃门，本来清净空寂境界，无为之大道也。②
此中“上下水皆可”，“去留自在”，就是用禅语言表达的罗大经思想；而“浮世虚幻”、“必归终尽”的佛教禅理，则是失意后不可或缺的安慰。
据志磐的《佛祖统纪》记：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王安石和张商英都是做过宰相的文人，他们肯定张方平关于孟子以后无醇儒之谈，本自韩愈的道统说。说儒门皆归释氏，而释氏唯以禅宗为代表，大致反映了晚唐五代的思想状况。王、张都是政坛上的失败者，又都是喜禅的著名人物。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云云，就大有呵佛骂祖、目视霄汉的禅风。他们将禅宗抬举得比时儒还高，当然含有强烈的政治成分，最后归心禅宗，正反映了时代的悲哀。此外，禅宗所崇经典、传灯和语录的风骨，对文人也有吸引力。早在唐代，皎然作《诗式》，以为诗境要高，需得益于释氏。至宋，类似的观点得到更普遍的承认。
《云卧纪谭》卷上载：
待制韩公子苍与大慧老师(宗杲)厚善……因公话次，谓：少从苏黄门问作文之法，黄门告以熟读《楞严》、《圆觉》等经，则自然词诣而理达。东坡家兄谪居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着涯。
《罗湖野录》卷上记张商英的话：“比看《传灯录》，一千七百尊宿机缘，唯疑德山托钵话。”可见他对《景德传灯录》的熟悉。朱熹喜读大慧宗杲的语录，从中受到启发。他甚至说：“今之不为禅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深处，定走入禅去也。”③士大夫在与禅僧的日常交往中，也喜欢运用《灯录》和《语录》中那种机语问答、诗歌、酬唱的形式。相见时节斗机锋、逞辩才，被视为“禅悦之乐”。苏轼兄弟在这方面留下不少佳话。至于文人直接审订《灯录》、《语录》，制作颂古，插手禅宗的宗派聚讼，也多属名家。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景德传灯录》的问世。
景德元年(1004)，法眼宗僧人道原编就《景德传灯录》送呈朝廷，宋真宗命翰林学士杨亿等人裁定。杨亿(974—1020)等用了一年多时间修订成书三十卷，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官修禅书，入藏流通。
灯录的形式起于初唐，中唐始有卷帙浩大的《宝林传》、《续宝林传》等产生。及至五代十国，《祖堂集》综合当时各家禅师传闻、语录，已具《景德传灯录》的规模。据杨亿自序，他的修订着重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修饰文字，使其文意畅达，具有可读性：“或辞条之纠纷，或言筌之猥俗，并从刊削，俾之纶贯”。第二，对史实作必要的订正，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使其具有可信性：“至有儒臣居士之问答，爵位姓氏之著名，校岁历以愆殊，约史籍而差谬，咸用删去，以资传信”。第三，确定《灯录》的体裁，以记载历代禅师启悟学人的机语为主，而有别于僧传：“自非启投针之玄趣，驰激电之迅机，开示妙明之真心，祖述苦空之深理，即何以契传灯之喻，施刮膜之功?若乃但述感应之征符，专叙参游之辙迹，此已标于僧史，亦奚取于禅诠?聊存世系之名，庶纪师承之自。”
总观杨亿的编改，删去了禅僧史传的大部，变成了主要是禅师的语录集锦，从而失去了历史感；压缩了禅僧的信仰和神异，着重于机锋禅理，失去了禅宗的宗教性；文字润色不少，显得文字飞扬，失去了它们在下层流传中的粗俗淳朴。杨亿的眼光在于有利于王朝的安定，着重适应士大夫的口味。所以，此灯录最受士大夫的欢迎。它的功能有些像《世说新语》之于南北朝的谈玄者，成为两宋参禅者效法和模仿的教本。一般认为，两宋士人多受理学熏陶，这里要补充的是，他们还受禅学熏陶，理学性格加禅学性格，才是宋士人的全面性格。在形成其中的禅性格上，《景德传灯录》起了重要作用。
《景德传灯录》的问世及其广泛流传，在佛教界引起巨大反响，推动了佛教禅化向深层发展，效颦之作不断出现。今天尚能见到的有四部，它们是临济宗李遵勗所撰《天圣广灯录》、临济宗悟明所撰《联灯会要》、云门宗正受所撰《嘉泰普灯录》、云门宗惟白所撰《建中靖国续灯录》，与《景德传灯录》合称为《五灯》。至普济将五灯合一，编成《五灯会元》，才告一段落。《五灯会元》的影响也不小，它将中唐以后的禅宗整理为青原与南岳两大系统，分为五家七宗，使师资传承的眉目十分清晰，同时精简了繁缛的禅语和复杂的义理，显得言简意赅，给检索查阅提供了方便。但这种简化过于俯就现实的需要，加上僧侣的固有限制，使得扭曲历史、背离事实更加严重。
《语录》只记禅师个人及其与师友、弟子的言论，大同于《论语》之记孔子语的体裁。编集者多属禅师的后学。此风也始于初唐，在中晚唐转盛，到了宋代简直是泛滥成灾。一些禅僧不但编集前代禅师语录，也编集当代僧人的语录；不但编有名震一方的禅师语录，而且无所影响的禅师也有语录流传。士大夫欣赏它们，纷纷为之写序，犹如唐代文人乐为禅师高僧撰写碑铭一样。《丛林盛事》卷下称：
本朝士大夫为当代尊宿撰语录序，语句斩绝者，无出山谷(黄庭坚)、无为(杨杰)、无尽(张商英)三大老。
两宋的社会条件，促使禅宗的地位、性格和作风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五代十国开始，禅众由山林陋居，逐渐向城市、都邑、大中寺院分流，佛教社会主义的传统受到破坏，地主式庄院经济日渐成长。禅僧内部两极分化，部分禅师取代了过去法师和律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迅速贵族化，并且成为可以影响佛教发展方向的力量。慧洪在《冷斋夜话》中说：“予南还海岱，逢佛印禅师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来观，喧吠鸡犬。”这个场面可以作为上层禅师生活的一个缩影，比之窥基以三车出游要威风阔气多了。禅师中的新贵巨富，对其他禅僧有强烈的诱惑力。于是他们纷纷结交士大夫，争取士大夫们的敬仰，以积累财富，这成了禅宗的又一动向。流弊所及，也出现了奔走权门、奉迎官僚的现象。慧洪嘲讽说：“法道陵迟，沙门交士大夫，未尝得预下之礼，津津喜见眉目。”④道融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大加斥责：“破法比丘，魔气所钟，狂诞自若，诈现知识身相，指禅林大老为之师承，媚当路权贵为之宗属；申不敬之请，启坏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曲违圣制，大辱宗风。吾道之衰落极至于此。呜呼，天诛鬼录，万死奚赎，其佞者欤!”⑤但其结果却产生了积极的一面，即禅风受士风的影响，刚猷的士气曲折地渗透进禅的精神。在佛教史上，宋代是涌现有持操的僧侣最多的时期之一，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关头，守士抗战者有之，逃遁不合作者有之，宁死不屈者有之。中国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尽管可以追溯得很远，但它的真正形成，始于宋代的禅宗。⑥
①王夫之：《宋论》卷二。
②《五灯会元》卷二○。
③《朱子语类》卷六。
④《禅林僧宝传》卷二六《圆通居讷禅师》。
⑤《丛林盛事》卷下。
⑥茅盾写于1963年的《海南杂记》，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士大夫的心情，摘录如下，可作参考。“苏东坡到海南‘天涯海角’，为乱世题诗：‘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茅盾据《道光琼州府志》统计，流落于此的“谪宦”在唐宋两代各有十人；流寓者唐宋各有十二人，隋代一人。贬于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和胡铨”。他们在宋南渡之际，无缘“补天”，而被放逐于此，做了“道旁石”。作为一个时代的宋禅，其禅风禅语就反映有这类“补天石”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