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的社会危机在江南禅宗中也有相应的表现：“至正间，四方多事，士大夫逃禅海滨者众矣。”①这一现象引起了元朝廷的注意，于是进一步增强了对江南禅僧的羁縻，“元主崇尚我宗，凡林下染衣之叟，多受隆誉”②。在“元文、顺二帝时，楚山南北，浙水东西，其有道尊宿，无不经锡徽号”。他们的徒众多，在下层民众中影响也大，后来就构成了明初禅宗界的中坚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后，诏见的僧人大多是这类禅师。
朱元璋制定的佛教政策着重打击的是禅宗，但他为贯彻这一政策而起用的力量，大部分是禅宗宗师。这些禅师大都乐于讲经、注经或主持法会，与禅宗的传统当然是大相径庭的。
明初的著名禅师多出自江南临济宗，北方曹洞宗人极少。洪武年间，元叟行端和笑隐大?两系影响较大，特别是前者，与明廷关系尤为密切。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僧人赴金陵天界寺，“其赴诏尊宿三十余员，出元叟之门者，三居一焉”③。即使如此，他们的法系也没有维持多久，即告衰落。
一、元叟行端系禅师
元叟行端门下弟子众多，以无梦昙噩、愚庵智及和楚石梵琦在元明之际最有影响。
昙噩(1285—1373)，字无梦，号酉庵，早年学习儒学，出家后广泛阅读佛教典籍，“性相之学，无不该练”。后从行端习禅，在江南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早在元延祐(1314—1320)初年，奉诏主持“金山水陆佛事”，元帝师赐以衣号。昙噩本人虽然饱读经书，但并不鼓励弟子们学习。他曾规定：“僧堂内外，有阅经书者，罚油若干。”这反而激发了僧众的读书兴趣：“一僧每逢朔望，纳油库司，读《梵网经》；一僧纳油，读《传灯录》；一僧纳油，读《易》。”④元末明初的上层禅师，一般都有良好的佛学修养，所以能够胜任应请讲经做法事。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江南知名僧人，昙噩也在应选之列，后“怜其年耄，放令还山”。他撰有《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三十卷。
智及(1311—1378)，字以中，号愚庵，江苏吴县人，俗姓顾。早年出家，“释书与儒典并进”，受学于笑隐大?和元叟行端。元至正二年(1342)，江南行宣政院荐举他住持庆元路隆教禅寺，再迁普慈寺、报恩禅寺，后转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诏有道浮屠十余人集京师大天界寺”，智及“居其首”。宋濂认为，“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倡达摩正传，追配先哲者，惟明辩正宗广慧禅师(指智及)一人而已”⑤。
智及能够得到元、明两朝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在大法会上“据令提纲”演说的能力。此举二例：
……今辰结集胜会，同音佥诵《法华》妙典，说戒放生，熏修忏法，悉使见闻，莫不回三毒为三聚净戒，转六识为六波罗蜜，回烦恼为菩提，转无明为大智，以之保国安民，则国泰民安；以之禳灾弭道，则盗息灾消；以之忏罪，则罪垢蠲除；以之荐亡，则亡没解脱；以之普度水陆会内幽显圣凡，则同驾愿轮，俱登觉岸。⑥
这是用法华忏法统帅和替代一切佛法的演说，从中很难见到星点禅师的面貌。以此“保国安民”成为一种定式，既可以为元祈福，也可以为明服务了。所以，他对宗泐在明太祖举办的法会上宣讲的“法”十分赞赏：“说法不应机；总是非时语……今观全室禅师，钟山法会，奉旨普说，穷理尽性，彻果该因，显密浅深，无机不被，真得先佛之意，深与契经相合。”⑦禅宗经过宋、元的政治陶冶，至明而完全驯顺了，对国家的依附日益明显。
智及的著名弟子是斯道道衍，即姚广孝(1335—1418)，曾随智及在“径山习禅学”，后来宗泐看到他的“赋诗怀古”，明白这些不是“释子语”，很明智地将他推荐给朱棣。后来道衍扶助朱棣起兵打败明惠帝，夺得皇位。因此，明成祖朱棣对佛教比较偏爱。道衍本人终生为僧，被列入禅宗系谱；同时，他也是世俗官僚。
梵琦(1296—1370)，字楚石，浙江宁波象山人，俗姓朱。九岁进寺院，十六岁在杭州昭庆寺受具足戒，后来从学于元叟行端，为嗣法弟子。元英宗诏令写金字大藏经，他因善书法而应选入京。元泰定帝时，曾奉宣政院命令而开堂说法。在近五十年间，于江浙一带住持过六处寺院。元至正七年(1347)，帝师赐号“佛日普照慧辩禅师”。明洪武元年和二年，奉诏参加蒋山法会，朱元璋听了他的“提倡语，大悦”。梵琦著有《北游集》、《凤山集》、《西斋集》等，其弟子编有《楚石禅师语录》二十卷。
梵琦似乎保留了禅家的放旷风气。他曾说：“如来涅槃心，祖师正法眼，衲僧奇特事，知识解脱门，总是十字街头破草鞋，抛向钱塘江里着。”⑧这很像是倡导自证自悟、呵佛骂祖的样子，但他仅仅用于对付禅门，反衬出他对佛教其他法门的特殊重视。
根据记载，梵琦临终前对昙噩说：“师兄，我去也。”昙噩问：“何处去?”答：“西方去。”昙噩再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他“乃震威一喝而逝”⑨。梵琦坚信西方净土，就没有把这种信仰当破草鞋抛向江里，而是至死不渝。著有净土诗若干首。明末祩宏指出：“本朝第一流宗师，无尚于楚石矣。筑石室，扁曰‘西斋’，有《西斋净土诗》一卷。今止录十首，以见大意。彼自号禅人而浅视净者，可以深长思矣。”⑩明末另一位名僧智旭更说：“禅宗自楚石琦大师后，未闻其人也。”(11)以后的佛教史书多根据此类评语给梵琦加上“第一流”、“第一等”等赞词。其实这些都是指他以禅师身份扬净抑禅的突出作用的。
梵琦和智及一样，在法会上宣讲禅宗教义，重点也在超脱轮回众生和一切鬼神：“臣僧梵琦，举唱宗乘，所集功勋，并用超度四生六道，无辜冤枉悉脱幽冥，终生佛土，成就菩提。”(12)这话几乎成了梵琦历次法会的开场白。
二、觉原慧昙与季潭宗泐
元末，笑隐大?传法于金陵，所以此系禅师和朱元璋接触较早，主要代表有觉原慧昙和季潭宗泐。
慧昙(1304—1371)，字觉原，天台人，俗姓杨。十六岁出家，曾习律学、天台宗教义。后来到杭州中竺求学于大?，并随其迁住金陵大龙翔集庆寺。住持过牛头山，并得到元文宗的召见。元帝师授他“清觉妙辩”之号。
朱元璋占领金陵，慧昙到军营中谒见，受命住持蒋山太平兴国寺，一年后迁住大天界寺。天界寺是明初最重要的寺院，交由慧昙住持，表明他在佛教界的特殊地位。每当朱元璋举办法会，慧昙总是登台说法。洪武元年(1368)，善事院成立，他受命“统诸山释教事”。洪武三年，奉命出使西域诸国，是明代首批出使僧团。洪武四年，卒于今斯里兰卡。以后宗泐出使西域，把他的遗衣带回金陵，葬于雨花台。
宗泐(1318—1391)，字季潭，号全室，台州临海人，俗姓周。八岁随大?出家，十四剃度，二十受具足戒。先随大?住大龙翔寺，后南下杭州，求学于元叟行端，在浙江一带住持过多处寺院。洪武五年(1372)，奉诏参与金陵法会并住持天界寺，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曾作《赞佛乐章》八曲，并同如玘等人笺注《心经》、《金刚》和《楞伽》三经，颁行全国。他也以擅长诗文著名于当时，有《全室外集》九卷。
洪武十年(1377)，宗泐继慧昙之后奉诏出使西域，“往返十有四万余程”，洪武十五年归国，带回了《庄严宝王》、《义殊》、《真空名义》等经。回国后仍住天界寺，并“常入大内，开襟论道”，与明太祖的关系十分密切。在朱元璋的赐诗中，有“泐翁此去问谁禅，朝夕常思在月前”之句。不久，宗泐鉴于“朝臣党立，问有嫉之”，离开天界寺，隐居槎峰。洪武十九年(1386)，又诏住天界寺，当时人们赞扬他“与内圣外王之略，无不毕备”(13)。宗泐参与朝政较多，因善于处理与明廷的关系，因此在与朱元璋的长期交往中没有遭到见心来复(14)那样的命运。
笑隐大?一系的这两位著名禅师都积极为新王朝服务，是当时佛教界的头面人物，但其禅学思想并没有值得提及之处。
三、恕中无愠与呆庵普庄
恕中无愠和呆庵普庄，是出自竺元妙道一系的临济禅师，在明初也有一定影响。
无愠(1309—1386)，字恕中，号空室，台州人，俗姓陈。早年随元叟行端出家，后在江浙一带参禅，阅读佛教经典“凡经十载，以博达著名”。他在竺元妙道的指导下，由参“狗子无佛性”话头得悟。曾先后住持象山灵岩广福禅寺和台州瑞岩净土禅寺。
无愠不愿长久住持寺院，“虽两住名山，皆甫及三载而退”(15)。他既不愿与元王朝来往，也不愿接受明王朝的差遣。住瑞岩时，虽然“道价日高，湖江英俊趋台者不绝”，但他始终保持“住山本色之操”。(16)由于他在明初禅宗界的声望很高，日本请明廷遣他赴日传教，无愠没有接受明太祖的委派，愿终老林泉。后曾住天界寺，与宋濂有一些交往。
无愠重视以固定的问话启悟学者，也重视参究话头，这是他的两大特点。他在住瑞岩时，“乃设三句勘禅流，不合即逐出，当时谓之‘瑞岩三关’”(17)。所谓“瑞岩三关”，不过是“黄龙三关”之类的翻版，但是在元末明初禅学毫无起色的情况下，也能激起参禅者的兴趣。
无愠自以为博通佛经，却没有得悟，引为教训，而力主参究话头：
参禅乎，参禅乎，参禅须是大丈夫，当信参禅最省事，单单提个赵州无。行亦提，坐亦提，行住坐卧常提撕，蓦然打破黑漆桶，便与诸圣肩相齐……近代参禅全不是，尽去相师学言语。(18)
这只是重申看话禅的老话，没有什么新意，但相比之下，在他身上依然保持宋代禅宗的遗风，也属难得。
无愠和当时绝大多数禅师一样，也重视净土信仰，作有净土诗若干首，所著《山庵杂录》两卷也颇流行。
普庄(1347—1403)，字敬中，号呆庵，台之仙居人，俗姓袁，十三岁出家，曾求学于竺元妙道的弟子了堂惟一。洪武十年(1377)，受请到镇江金山讲朝廷规定的《心经》等，次年奉诏入天界寺。洪武十二年(1379)，移住抚州北禅寺，不久即率徒到云居山，重建废弃的寺院，力图复兴江西禅宗。洪武二十六年(1393)，应诏到金陵见明太祖；当年秋受命至庐山祭祀立碑；冬奉诏住持浙江径山寺院。径山是当时海山禅宗首刹，由他做住持，说明了朝廷对他的重视。关于他的言行，有《呆庵普庄禅师语录》八卷。
普庄曾指点僧人说：“我等沙门释子，不知岁之余闰，不问月之大小，唤作无事人则可，唤作了事人则不可。八万四千法门，一千七百公案，须是一一参究，一一透脱始得。”(19)可以作“无事人”，不可以作“了事人”，是他的唯一新说。什么是须了的事?那就是对八万四千法门、一千七百公案，一一参究，也就是完全彻底地钻入禅宗的经学中去。很清楚，这是号召丛林把禅宗转变为教宗的措施，与王朝的要求全然一致。
普庄在《呆庵歌并序》中说：“我此呆庵呆道人，不识世间秋与春，兀兀痴痴只么过，无荣无辱无疏亲。”(20)这一自述大约是他的“无事人”的写照，但事实上他是言行不一的。他对明廷的礼待是如此地感到荣耀，至死不能忘怀：“老来无复事朝参，彩笔曾经对御拈。叨沐君王赐方服，中官送出午门前。”(21)
①《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一○。
②《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一二。
③④上引均见《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一○。
⑤《愚庵智及禅师语录》后附《塔铭》。
⑥《愚庵智及禅师语录》卷三。
⑦《愚庵智及禅师语录》卷一○。
⑧《楚石禅师语录》卷四。
⑨《楚石和尚行状》。
⑩《云栖法会·皇明名栖辑略·楚石梵琦禅师》。
(11)《灵峰宗论》卷五。
(12)《楚石禅师语录》卷二○。
(13)(15)《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14)见心来复(1319—1391)是元末明初有影响的禅师，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记载，他“通儒书，工诗文，一时名士皆与之交，与文僧宗泐齐名。上闻召见之，后以赋诗忤上意，被刑”。也有记载，他的被杀与胡惟庸案有牵连。他有《四会语录》和《蒲庵集外集》六卷。
(16)见《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一二。
(17)《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一二。
(18)《恕中无愠禅师语录》卷五。
(19)《呆庵普庄禅师语录》卷三。
(20)《呆庵普庄禅师语录》卷六。
(21)《呆庵普庄禅师语录》卷七。
